architecture理念，运营着巴基斯坦遗产基金会，用竹子和泥土来帮助洪水后的灾民建造房屋。在纪录片中，这些房子只有基础的居住形状，没有“美学”和“形式”可言，使用当地人的材料，并由Lari

7年前，因为较低的生活成本和热爱爬山远足，Yoko和Tao于建筑系毕业后，从米兰搬到附近山区的一个小村子，开始了山民生活。每天他们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做饭，据说7年间他们一共做了7665餐，这也是他们特别引以为傲的事。除此之外，他们也时不时会通过一个名为“建筑大王”的微信公众号发表一些关于环境观察和设计的文章，以及作为群主活跃于一个名为“人类世动物爱好者互助群”。我们和Yoko、Tao素未谋面，平日时不时会彼此分享一些有趣的文章、视频。不久前我们分享了一个名为“自给自足乡间生活乐趣多”的日本综艺节目，里面探访了不少隐居在乡间，试图摆脱工业化系统和商业社会环境的人的生活状态，其中也有不少人或家庭用在地旧材料DIY盖房子。与此同时，作为建筑师的Yoko和Tao也承接了一个位于上海的12平方米的冰淇淋店项目，经过三个星期的设计和三个星期的施工，这个店已于近日开张。Yoko和Tao也将冰淇淋店从无到有，充满爱恨情仇的过程写成了名为“12平米冰淇淋店满地找牙乐趣多”的长篇图文连载故事，并不定期在公众号上发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公众号‘建筑大王’）。也因此，“乐趣多”成为触发本次线上聊天的起因。“乐趣”也未必意味着感官上的愉悦舒适，恰恰相反，冰淇淋的施工过程对于Yoko和Tao来说似乎挺痛苦不堪，也遇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状况。在早年的媒体工作中，我们所接触到的建筑或设计项目，无外乎是由设计方给出的一套自上而下的精英式设计叙事，或是委托方经过慎重考量权衡后给出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官方说辞，但我们很难看到具体参与项目的个体所做的具体事情，也看不到个体在项目中的关联，也无法了解关于项目多层次的面相。而这个12平米的冰淇淋店，因为体量、参与个体数量、时间、成本都非常有限，展现项目真实情景的难度就大幅度降低，在Yoko和Tao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大量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互动的内容，是这些内容勾勒出一个丰富立体的项目过程，并促成了最终的结果。冰淇淋店店门口所以我们和Yoko、Tao聊了聊“乐趣”，以及“乐趣”和设计求真的关系。但我们一直坚信的是，求真很难，甚至很痛苦，以及，它更容易体现在个体的选择上。我们节选整理了一些与Yoko和Tao的对谈，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收听这段极其随意的播客：DEMO：我还挺诧异你们敢接远程项目的。Yoko

2019年，我们在第二期《DEMO》杂志中和建筑师/摄影师孙海霆聊了聊他的两个类型学摄影项目——“城中村”和“空房间”。前者体现了北京城中村因为不断变化的租赁需求而触发的民间的极其个体性的对房屋架构与空间的改造；后者则呈现了各种室内空间在长时间使用后突然搬空内部一切物体后的状态。这种类似杜塞尔多夫学派般去理性收集、整理和呈现的摄影形式对于孙海霆来说比那些捕捉灵光一现的瞬间更有趣和有意义。（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翻阅《DEMO》第二期杂志）在聊天中孙海霆也和我们大致勾勒了他当时正在酝酿的新项目。如今这个名为“背景建筑”的项目已进入尾声。这一次孙海霆拍摄的对象，是那些坐落于北京临街位置的大板楼。这些板楼多诞生于80年代，长度可达到百米以上，它们大都形态板正普通，没有任何突兀的造型，以至于即使拥有巨大的体量，也并没有太强的存在感，它们安静地构成了一幕幕城市的背景，但在孙海霆看来，正是这种“弱存在感”和“极度普通性”，才真实反应了一个时代的风貌。不久前DEMO和孙海霆聊了聊这个即将结束的新项目，我们将聊天内容以摄影师自述的形式进行了呈现：我小时候喜欢收集邮票，其中有套叫“全国民居”系列，“北京”那张邮票上画着四合院，那时候我以为北京人都生活在胡同和四合院里，来了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反而是那些城市中的大板楼承担了大量的本地居民和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这些板楼是计划经济时代末期的产物，北京的板楼有三个发展阶段，更早期像50年代的福绥境大楼或安化楼，它们是人民公社城市化时代的产物，楼内会有食堂、幼儿园等公共设施。各家各户都由共同的走道相连。它常常有很长的通走廊，并在当时就安装了电梯，它其实更像是一个美好生活的范本，需要让全国的人看到；而当下新建的板楼是独门独户，把单元并在一起，但是我拍摄的这些巨大的板楼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它里面又不是像福绥境大楼那样完全公社化的状态，因此是一种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和当代住宅的过渡阶段。北京很少出现像上海那样棍状的塔楼，基本上都是比较胖比较敦实的板楼，喜欢拉长条，你看长安街旁边的建筑其实都很高，但是因为被拉得很长，反而不显高。这些楼可能在当时是某一个机关单位建造的，但这些机关单位可能并不像高校或部队大院那样有家属区的概念，它可能只有在街边有窄窄的一块土地可以盖楼，于是就最大化利用土地解决了所有人的居住需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会住房，也就是最早的商品房，因为当时没有住宅小区的概念，都是点状开发，所以最后就是孤零零盖一座楼，可以买也可以租。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三里屯通盈中心对面的那幢板楼，它也成为我拍摄的第一幢楼。一到晚上它就会被通盈中心的光照出一种非常诡异的粉紫色的外立面，非常魔幻，这成为项目的开始。拍摄这些板楼时我并没有试图展现出它们的全貌，我不希望让观者看到它们的边界，而是通过照片让他们从局部感知楼的高和宽的可延展性。而且我拍得很平，让它们和前景几乎粘在一起，它们虽然体量特别大，却没什么存在感，很难引起人的注意，这种状态特别吸引我。而且很有趣的是，可能这些楼的旁边常常就是非常繁华的商圈，这也是为什么北京的三里屯、团结湖这些地方很吸引人，这样的建筑提供了一种底色，然后再开始混入新的东西，这种反差反而很有趣，但它又不像北京的五道营或上海法租界这些地方，带着明显的历史街区的痕迹，它是非常孤立的建筑，是日常的且仍在使用的建筑。它们没有任何的表演欲望，也没有想要参与新一轮潮流生产中去，所以我当时给这个项目取名为“背景建筑”。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这些楼都出现在临街的位置，不会在小区的中间，因为它要符合住宅日照的规范，不能挡住它北边楼的底层，这种板楼因为很宽，所以常常会投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它必须要被安置在地块的最北边以及马路的南边才是合理的，因为它的阴影投在了马路上。它的长走廊一般安置在北立面，也就是阴面，把南边向阳面给到住户。我发现在全国其他城市很少发现这种尺度的板楼，因此在我看来它们更像是北京的一个特有类型的楼，我见过最长的板楼目测差不多有150-160米左右，最矮的板楼也几乎不低于11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真正的街道的界面，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常会觉得北京的城市面貌总带有一种70、80年代的氛围。在当时盖这样的楼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要在一个并不是很厚的地块起一座这么巨大的楼，可能只有北京在那个年代具有这样的资源优势和人口密度才能出现，其他地区可能还不需要用这么大的住宅体量解决居住问题。另外一个有趣的地方是这些楼都出现在临街的位置，不会在小区的中间，因为它要符合住宅日照的规范，不能挡住它北边楼的底层，这种板楼因为很宽，所以常常会投一个巨大的阴影，所以它必须要被安置在地块的最北边以及马路的南边才是合理的，因为它的阴影投在了马路上。它的长走廊一般安置在北立面，也就是阴面，把南边向阳面给到住户。我发现在全国其他城市很少发现这种尺度的板楼，因此在我看来它们更像是北京的一个特有类型的楼，我见过最长的板楼目测差不多有150-160米左右，最矮的板楼也几乎不低于11层。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真正的街道的界面，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常会觉得北京的城市面貌总带有一种70、80年代的氛围。在当时盖这样的楼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要在一个并不是很厚的地块起一座这么巨大的楼，可能只有北京在那个年代具有这样的资源优势和人口密度才能出现，其他地区可能还不需要用这么大的住宅体量解决居住问题。一般情况下我路过一处大板楼就会在地图上做一个标记，有时候我也会直接在地图上找，只要发现有特别长的屋顶，我就切换到街景模式进行确认，我目前发现北京有三四十个这样的楼。这个项目和之前的“城中村”项目不一样的是，城中村的每一张照片都具有个体性，每个楼都不一样，非常自下而上，具有各种不可控性。而板楼项目需要将它们阵列式地摆放在一起，才会产生效果，因为板楼的属性是非常相像的，虽然细节、材料、颜色都是不重样的，但原理是一样的，且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体决策的结果，这两个项目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方向的极致。这些楼并不像福绥境大楼之类的那么有名有很多文献可以参考，大多数都是非常普通的，但它们的一切都写在脸上，立面已经把所有的设计意图，户型情况，交通方式都交代得很清楚了。因为我用了4X5的彩色胶片拍摄，所以放大后会有很多小细节，甚至照片中会发现有住户站在楼道里抽着烟看我拍摄。这些楼既有社会学层面的意义，又是时代的印记，这些楼也许在未来某一段时间里会很快消失，因为它的使用寿命也到了，舒适度也不符合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但是这种庞然大物既然出现过并且对北京的沿街立面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它们就应该有条理地被记录下来。有时候越是这种不太被人们所关注的事物，越是能反应在某件事情在某种集体意志决定下导致的结果，板楼就是在一个没有个性化时代出现的东西，也因此很容易被人遗忘，所以我想要把它们记录下来。我特别喜欢去看同一类事物里的共性和细小的区别，并通过一系列照片让大家进行观察。只有将它们并置的时候才有机会看到它们异同，这也是类型学的重要意义所在。摄影_孙海霆设计研究・设计媒体・设计咨询・策展・品牌策划《DEMO》杂志第四期上市想了解第四期杂志的具体内容请点击链接：《DEMO》第四期上市：我们该在哪里着陆？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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