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琐记：我遇到的那些“京津夫妻”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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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京津夫妻，就是一方在北京工作、一方在天津工作的夫妻。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后，京津两地同城效应明显，京津夫妻日渐增多，仅我所在的法院，就有四、五对京津夫妻。

        法院的案件总是以滞后而又略显极端的方式反映社会现实，因此随着京津夫妻的增多，涉及京津夫妻的离婚案件也日渐增多。算了算，这几年我审理或是了解的该类案件大概有二十几件，这些案例写论文或是调研力有未逮，写篇随笔倒是可以的。

        据我观察，京津夫妻有很多显著的特点，比如说就经济收入而言，在北京工作的一方实际收入明显高于天津工作的一方，这也和两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再比如说我接触过的京津夫妻，大部分都是男方在北京工作，女方在天津工作，而且男方基本又都是理工科专业，女方则文理兼有，以文科专业居多，且多数从事较为稳定的工作。这似乎不仅与两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暗合我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习惯。当然也不绝对，我认识一位天津中院的法官，妻子在北京的一家检察院工作，他权衡再三，最终选择辞职去北京从事律师工作。

        应当讲，无论高铁带来的同城效应怎么显著，京津夫妻仍然属于两地分居。这不可避免的会给夫妻生活带来困扰。其中一起案件，女方起诉男方离婚，一个理由就是男方因为两地分居，与女方交流不够，男方反驳说他还是很顾家的，尽可能的返回天津居住，并当场拿出大量的火车票来证明这一点。我以前也有过每天三个小时在路上奔波的经历，看到这些车票确实感同身受。

        对于普通夫妻来说，怀孕及孩子出生的前三年都是矛盾高发期，这段时光对于京津夫妻显然是更大的考验。一起案件中，女方在天津生育及抚养子女，男方在北京读博，因为主客观原因男方对家庭生活贡献较少。女方对此怨念较深，庭审时指责男方对她关心不够，对女儿感情淡漠，坚决要求离婚。考虑到男方庭审时态度诚恳，鞠躬道歉请求女方再给一次机会，而且男方毕业后回到天津工作，因此庭审时我力劝女方慎重考虑，无论之前如何，毕竟双方目前已经摆脱分居状态，况且孩子还小，是否能够再给男方一次机会，反复劝说后女方依然坚持要求离婚，最后我还是判决驳回了女方的诉讼请求。发判决时女方并未表现出太大的不满，男方则是充满了感激。我对男方说，抓好这次机会，我可不希望半年之后再遇到你们了！

        就审理角度来讲，夫妻一方在外地，如果不配合法院工作，会给法院送达传票和查清案情带来很大的麻烦。曾经有一个案件，男方在北京工作，女方起诉离婚，但既不知道男方在北京的居住住址，也不知道工作单位，男方母亲倒是在天津居住，但是一口咬定不清楚男方的情况。既无法留置送达，也不便公告送达。最后无奈，我决定去北京社保部门查找男方的工作单位，但是又不清楚他在北京的哪个区县工作，经电话联系得知北京社保部门没有一个统一的查询窗口。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在北京南站下车后就近赶到丰台区社保机构查询，还好工作人员态度很好，联网查到了男方的工作单位，但是因为不是在该区工作，所以无法出具书面证明。就这样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抄写下来单位全称，上网查到联系电话，直接和他的单位电话联系，本打算直接赶去送达传票，介绍完基本情况后，对方表示确实有这名员工，但是现在外地出差，向我们提供了该公司的邮寄地址。我们只好返程，结果还没离开北京，同事的电话就打过来了，说男方的母亲来法院投诉，质问我为什么把案情捅到男方的工作单位。我听了勃然大怒，让同事转告她，再不配合法院工作，我把开庭传票邮到他的单位去。男方迫于压力终于出庭，开了第一庭后，双方自行去民政局协议离婚，女方来院撤诉。案件审理过程虽然曲折，但总还算有个圆满的结果。

        在中国，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普通人调动工作非常困难，两地分居是个并不罕见的现象。改革开放后，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对单位的依赖性日渐减弱，两地分居似乎已经走进了历史。京津夫妻是两地分居，但又不是传统上意义上的两地分居，是与现代交通的发展和地区发展差异密切相关，所有认真生活的人都值得我们祝福，也相信生活都会对他们报之以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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