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垚先生逝世
很多人不一定知道王晶垚先生，但也许会知道他的妻子。
王晶垚先生的妻子名叫卞仲耘。王晶垚先生与妻子都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参加革命的，曾一起参与《人民日报》的创办。
1966年8月5日，王晶垚先生的妻子、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副校长的卞仲耘老师，在一次批斗中被活活打死，终年50岁。
打人者中，有卞仲耘老师的学生。
王晶垚先生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用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昂贵的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
卞仲耘老师死后，她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垚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
1978年6月3日，北京市西城区委发出一纸近千字的《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由于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疯狂摧残党的老干部，卞仲耘同志横遭诬陷迫害、非刑毒打，不幸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壮烈牺牲。”
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卞仲耘老师举行了追悼会。卞仲耘老师的骨灰被安放在革命烈士纪念堂。
妻子平反昭雪后，王晶垚先生想要让害死妻子的凶手受到惩罚。
1979年4月，王晶垚先生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诉书，控告一个袁姓女人。
袁姓女人因私人恩怨诬告卞仲耘老师有男女问题，在“斗争”大会上煽动学生情绪。
然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袁某“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已构成诽谤罪。”但是，由于“追诉时效期限”已过，最终做出了不予起诉的决定。
王晶垚先生继续上告。
十年以后，1989年12月25日，最高检决定“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应予维持”。
文革结束后，不少受难者选择了遗忘。
但王晶垚先生始终忘不了妻子的遇难。有熟悉王晶垚先生的人说，“我感觉他（王晶垚）一直活在那一天（1966年8月5日）。”
2014年，南方周末的记者在采访王晶垚先生以后，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这种意志无疑来自未酬的欲望，一个老人复仇的欲望。”
王晶垚先生痛恨那些参与殴打卞仲耘老师的人，把他们称为“坏人”，但他没有要求追究那些揪斗、殴打、虐待卞仲耘，直接导致她死亡的女学生。
南方周末记者曾向王晶垚先生询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年你不要求追究那些殴打卞校长的女学生？”
王晶垚先生的回答是：“因为她们都是被利用、唆使的。”
2014年1月，一些卞仲耘老师的学生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致歉。
但王晶垚先生拒绝接受。有媒体发了学生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王晶垚先生在看到照片后，高声怒斥：“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
随后，王晶垚先生发声明痛斥这是一种虚伪的道歉，表示绝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那些作过恶的人，又岂是一个简单的道歉，能洗清身上的罪孽？
七年多前，南方周末记者在采访结束时，问王晶垚先生：“如果有一天，你又见到了卞校长，会对她说什么？”
时已九十三岁高龄的王晶垚先生一字一句的回答：“我，没有忘记历史。”
卞仲耘老师是“文革”初期的殉难者，但殉难者却不止卞仲耘老师一人。那段历史是中国当代史上的沉重一页。
我前后有写过十多篇关于“文革”的文章了。在前不久的一次小型聚会上，一个年轻人在看了我的文章后，说不相信这些是真的。他认为生活中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我在编故事。
另一个在场的老者告诉他，这不是在编故事，有些甚至要更残酷，更荒唐。
历史有时是残酷的，但我们需要有勇气直面它，坦然面对真相。一代人经受的惨痛教训，应该成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这样，年轻一代才不会重蹈上一代的覆辙。
我想，王晶垚先生说的“没有忘记历史”，其意义正在于此。
不忘记那段历史，是为了让下一代人知道，我们不能再犯“文革”那样的错误。
王晶垚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