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精粹丨孙志伟丨 西方式全球治理的逻辑陷阱与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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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式全球治理的
逻辑陷阱与中国应对
孙志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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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治理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历史上看,西方式全球治理以市场手段拓宽治理空间、以淡化主权搭建治理体系、以“普世价值”扩散治理理念等做法无益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战后欧美大国以西方式的贸易自由化、伪多边主义与“自由民主价值”为理论工具对西方式全球治理进行“话语包装”,进一步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观念冲突。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三大倡议既为当前治理困境现象的解决提供了中国方案,更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破解西方逻辑陷阱时的理论解释力度。
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性问题,但也存在先天缺陷。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而客观、理性地认识西方式全球治理的逻辑陷阱,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理论课题。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国际关系、全球体系的重要论断,特别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理念为重新认识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解构逻辑陷阱:西方式全球治理的发展演进
从世界整体发展趋势上看,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将进一步演变,与此同时,诸多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的话语权逐年增强,世界仍处在新旧体制交接的剧变时期。
(一)攫取全球剩余价值与西方拓宽治理空间的市场手段
全球治理与西方资本的海外扩张密切相关,是为了开拓市场空间来实现资本增殖的衍生品。历史上看,西方世界攫取全球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越发隐蔽。15、16世纪以来,殖民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掠夺原材料,因争夺所导致的市场分配不均等现象甚至诱发了世界大战。二战以来,西方国家为促使世界市场趋于稳定,构建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多边经济治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内在发展危机,却又导致了新的发展困境。
从表面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美国在战后的经济实力相对衰落相关,但就其本质而言,西方式全球治理竭力拓宽治理空间,却难以真正有效治理。具体表现在:首先,美国实施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其内在的资本扩张目的。与战前英法等国掠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相比,美国的掠夺方式更为隐蔽却更显危害。其次,欧美等西方国家在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占据最主要的份额,其通过立法与其他非强制性手段,给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融资设置了诸多障碍。再次,以资本为导向的既有全球治理模式极大阻碍了发展中国家捍卫合法利益的诉求,政策的不平等性日益突出。
(二)淡化主权与西方国家搭建治理体系的理论依据
全球治理是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民间机构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共同采取的治理行动。一般认为,西方式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出现于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各国交往不断增加,相互依存性不断增强,也产生了一系列需要各国协同合作、共同解决的问题。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间的张力愈发突出,淡化主权与主权让渡成为当时西方世界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的理论依据。
然而淡化主权并不意味着“主权消亡”,以主权让渡为方式的治理模式也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一方面,全球治理的西方逻辑主张淡化主权、弱化民族国家作用,却忽视了一些弱小国家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西方逻辑所提出的主权让渡,极易为西方干涉他国发展提供相应的逻辑借口。在现有国际秩序下,民族国家仍是全球治理中拥有最终决定权的主体,如若拱手让位于跨国公司和相关国际组织,也会对国家利益带来严重损害。
(三)“普世价值”与西方世界扩散治理理念的文化工具
当下的西方式全球治理脱胎于二战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推广西方式的全球治理理念,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建立制度“同质化”的世界,以“普世价值”为文化工具进一步将西方的标准作为统摄世界的价值诉求。受“普世价值”所主导的全球治理缺少包容、开放、平等的本质属性,在遇到全球性问题时自然难以应对,甚至造成了更多难以破解的现实问题。
全球治理西方逻辑中也隐藏着“普世价值”的影子。从宗教观、伦理观的角度来看,“普世”原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使用的一个观念,意指“普天下”。从政治话语出发,西方政治学者和政治人物赋予“普世价值”特定内涵和意识形态色彩。话语的背后是理论,理论的背后则包含着意识形态。从本质上说,全球治理领域中的西方话语逻辑强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全球治理需要服从国家利益安排,这必然无法带来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二、掩盖逻辑陷阱:西方式全球治理的“话语包装”
(一)以西方式的贸易自由化掩盖资本扩张本质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资本的力量逐渐超越了国界,开始将世界纳入自身的发展框架之中。贸易自由化的提出淡化了西方式全球治理中的资本逻辑,但从历史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并未践行真正意义上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西方各国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但当积累足够财富与经济竞争优势后,其经济政策态度则转向为倡导自由贸易。反之,在全球经济发展不景气的当下,一些大国又极易退回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态度之中。
同时,公平贸易作为公平竞争原则,也被部分国家赋予双重标准。如在中美贸易摩擦进程中,一些美国政客试图以“公平贸易”为理由,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破坏自由贸易行为。但美国所主张的“公平贸易”不是基于国际规则,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前提,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为目标,核心是所谓的“对等开放”。西方式的贸易自由化偏离了自由贸易、公平贸易的本质原则,既服务于资本扩张的价值渴求,更成为贸易大国借机侵占中小国家市场的工具。
(二)以伪多边主义遮蔽大国霸权现实
在国际政治进程中,多边主义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构建开放包容国际秩序的基本途径。然而,西方世界所践行的多边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内核,其实质是以伪多边主义遮蔽西方大国推行大国霸权的现实,并尝试以霸权稳定的理论逻辑自圆其说。回顾近现代国际关系史,霸权思维一直主导着国际秩序,从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都无法脱离这一逻辑桎梏。
伪多边主义的推行也催生了全球性问题的频发。部分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打着全球治理的旗号开展不平等外交、不公正交易,所实践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反而在真正涉及人类健康权等议题上,部分发达国家避重就轻、逃避责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认为,世界交往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这本身便是一个不平等的交往过程。优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凭借发达的生产技术肆意地对外倾销商品,将世界各地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流通的过程之中。
(三)以所谓“自由民主价值”来替代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
全球治理有赖于价值共识的形成,应当具有全球性、普遍性的特征。“普世价值”作为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受到了诸多的质疑与批判。近年来,西方国家为“普世价值”赋予更多的治理内涵,将“自由民主价值”等同于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并将其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进一步推广。“自由民主价值”隐含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色彩,西方价值也绝不是全球治理价值共识的应有之义。
全球治理的价值理念应对西方国家预设的“自由民主价值”进行重新解构。全球治理的价值观念应体现不同国家与地区民众的共同诉求,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说主张文化多样性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样态根源于其物质生产水平与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形成不同文化的经济基础,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始终存在,这形成了全球文明的多样性。同时,应扬弃传统的国家利益观,避免全球陷入价值理念与治理模式层面的对峙。
三、超越逻辑陷阱:西方式全球治理的现实危害与中国应对
现状促进研究的发展,全球化时代推动了全球治理研究的兴起,以西方为主导的治理困境也促使学界展开对全球治理西方逻辑的学术反思。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为审视与解构西方式全球治理,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之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方向。
(一)逆全球化现象与全球发展倡议的目标引领
面对逆全球化现象,西方国家对全球治理“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处理方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的迫切需求与攫取全球剩余价值的本质目的。但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内在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积极汲取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在改革社会生产的同时改革一切旧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方式,直到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可以得到切实保障。同样,在国际社会中,只有坚持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摆脱资本导向性,破解全球治理面临的诸多问题。
全球发展倡议是对以资本为导向的西方式全球治理逻辑的有效回应。2021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六次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倡导“六个坚持”。中国主张将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的框架之中,坚持发展优先、强调普惠包容与行动导向,以期于共同完善全球治理模式。它提倡各国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而并非如西方国家一样要求非西方世界也应遵循统一的意识形态模板和政治制度范本,与西方国家治理模式有着本质性区别。
(二)国家间合作困境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解决路径
如何处理好国家主权与国际合作的关系问题是国家间合作的关键。战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希望借助于集体安全与大国一致的原则来有效处理国家间分歧,但既有体系在当下面临不小的结构性困境。以全球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国际安全形势每况愈下,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各国对安全的担忧使其在全球治理层面逐渐回退到传统地缘政治的认知逻辑之下,伴随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持续加重,全球治理体系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安全领域的主权议题牵动各国发展,解决好安全问题也是对各国追求主权平等的回应。中国同样关注主权与安全议题,坚持国家主体性与联合国体系的合理性,强调以相互尊重回应全球治理西方逻辑中的主权思考。全球安全倡议主张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为指引,搭建国家间合作的共同体平台。同时,倡议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意愿与基本权利,主张各国应坚持国无大小、贫富、区域、高低之分,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基本准则,反对霸权主义和依附外交。
(三)中西方理念分歧与全球文明倡议的价值遵循
发展理念的分歧加深了全球治理的困境。二战后确立的西方式全球治理,事实上是发达国家所主导的资本的全球性扩展。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原有的治理格局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愈加显得捉襟见肘,改革创新治理的方式方法,推动治理格局的与时俱进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现实问题。
避免理念分歧应成为解决全球治理困境的重要路径。习近平主席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为解决中西方认知分歧提出了价值遵循。全球文明倡议对于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一,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不以某一种治理标准来衡量或强加于他者。其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全人类共同利益来界定全球治理的发展目标。其三,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寻求全球问题的最优解决途径。其四,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以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弥合分歧、缓解冲突,增进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一贯性。
四、结 语
西方逻辑陷阱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全球治理的理论依据。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西方世界所推广的全球治理理念在自身发展上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客观、理性地分析全球治理理念的发展演进、探析所蕴含的理论思潮是当下学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依托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主张破除资本为导向,专注人的全面发展,合理解决全球化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在把握时代发展脉搏基础上,以尊重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为世界发展贡献出的中国智慧。“三大倡议”动员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对重塑全球治理逻辑、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编 者 注
本文发表于《教学与研究》2024年第1期【当代中国与世界】栏目,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内容为全文节选,注释略,如需网络转载,请联系微信公众号后台申请授权。点击页面下方“阅读全文”,可免费下载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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