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音系列专栏里，我们收集各种各样有关精神疾病的声音。尽量去呈现更多的观点，打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集散地。本期带来的，是一篇关于日本反思轻度抑郁症的译文。”
杂音系列
第09篇
日本的轻度抑郁症文化
你一定听说过把抑郁症是心灵感冒的说法，这个说法最初在日本提出，多年过去了，日本社会面对抑郁症的态度方面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本文呈现的是日本社会对于抑郁症医学化的思考。
本文作者：KATHRYN SCHULZ原文名称：Did Antidepressants Depress Japan？发表于：The New York Time Magazine
如果你在日本生活5年以上，那么你一定知道一个词：kokoro，知道它有患上“感冒”的风险。它并非你呼吸系统的一部分，也不是你的家庭成员，它的治疗远远超出了一般耳鼻喉科医生的能力范围。Kokoro是你的灵魂。它会“感冒”的概念（kokoro no kaze）由制药业引入，目的是向这个几乎从未讨论过轻度抑郁症的国家解释抑郁症。注：kokoro no kaze，在日语中写作“心の風邪”，翻译成中文为“心灵感冒”，在日本文化中指代抑郁症。Photo by Aleksandar Pasaric from Pexels用日语谈论抑郁症和用英语谈论抑郁症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在英语中，“抑郁”这个词是可以广泛运用的。它可以描述景观、经济或情绪的低迷，它既可以指一种毁灭性的精神状况，也可以指你因为得知心爱的球队失去冠军后的短暂反应。“抑郁”可以被无限地细分：主要的、次要的、激动的、焦虑的、双相的、单极的、产后的、经前的。但在日语中，抑郁症（utsubyo）一词传统上仅指严重或躁狂性抑郁症，在精神病学界之外很少听到。谈到情绪，人们依赖于“ki”或“生命能量”这个词。日语中“悲伤”一词如果直译为英文的话，在西方人的语境里，这种“悲伤”就像厨房水槽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ki ga fusagu”表示因为你的“ki”被堵住了而“悲伤”；“ki ga omoi”表示因为你的“ki”流动缓慢而“悲伤”；“ki ga meiru”表示因为你的“ki”在漏水而“悲伤”。每一个新词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文化变迁史——就像曾经出现的乔布斯、都市美男、博客圈这些词汇一样。在日本，最近出现的新词代表了一种治疗方法：现代抗抑郁药物。10余年前，彼得克雷默(Peter Kramer)在《倾听百忧解》(Listen to Prozac)一书中记录了这些药物重塑文化的能力。目前，日本制药行业掀起了一场宣传轻度抑郁症——这场大多数日本人直到最近才意识到的疾病的运动。显然，日本已经成为西方精神药理学在全球扩张中获利和失败的试验场。当然，日本是精神健康改造的有力候选者。严重的精神疾病在日本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解决。日本自杀率是美国的两倍多；日本精神疾病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为390天，而美国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不到10天；甚至直到现在，抑郁症在日本还被认为与精神分裂症基本相同，而且几乎只有在医疗机构才能得到治疗；没有所谓的“轻度抑郁症”的概念；谈话疗法很少见；半官方政策阻碍公众讨论。曾在1971年帮助日本建立国家精神健康热线的斋藤由纪夫（Yukio Saito）说：“卫生部认为‘抑郁症’是一个不好的词。”数十年来，斋藤在公共场所张贴热线广告的要求一直遭到拒绝。2003年，日本卫生部成立了专门帮助公众了解抑郁症的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反映了1999年至2004年间日本文化潮流的转变。2000年，女演员Nana Kinomi公开了自己患上绝经后抑郁症的经历，其他名人也纷纷效仿；2004年，日本宫内厅（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承认皇太子妃雅子（Masako）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并做了抑郁症和“适应障碍”的咨询。根据日本书店协会（Japanese Bookstore Association）的数据，1999年至2004年，日本出版了177本关于抑郁症的书籍，而在1990年至1995年，这一数字仅为27本。2004年8月，日本最受欢迎的在线论坛——第二频道（Channel 2）发布了713条关于抑郁症的会话——超过了音乐主题（582条）和食物主题（691条），几乎和爱情主题（716条）平齐。
“抑郁症”已经从一个负面词汇变成了流行词。“媒体几乎每周都会提到抑郁症。”日本庆应义塾大学（Keio University）教授、日本领先的抑郁症专家小野裕男（Yutaka Ono）说：“人们甚至拿着报纸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他们是否患有抑郁症。”小野先生有25年诊断抑郁症的经验，在过去的4到5年里，向他咨询轻度抑郁症的病人数量激增。从1999年到2003年，与抑郁症相关的日本医生的被访问量增加了46%。更多的人患上这种疾病，或者诊断和报告技术有所改善，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完全解释日本轻度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原因。“在我看来，严重的临床抑郁症是一种真正的疾病，这是毫无疑问的。”精神病学教授、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权威著作《文化与抑郁症》（Culture and depression）的联合主编阿瑟克莱恩曼（Arthur Kleinman）说，“我可以带你去世界各地，你会毫不费力地认出在完全不同环境下患有严重抑郁症的人。但是轻度抑郁症完全是另一回事，它让我们可以把很多事情重新贴上抑郁症的标签。”Photo by Andrey Grushnikov from Pexels随着轻度抑郁症概念在日本的流行，有很多没有生病的人可能会简单地将自己的症状定义为一种疾病。轻度抑郁症不具有传染性，但从根本意义上说，它可以被认为是可传染的——在过去的5年中，制药业和媒体传达了一个一致的信息：你的痛苦可能是一种疾病，你损失的生命能量，就像你流鼻涕一样，可以通过药物进行治疗。现在回想起来，三宅直哉（Naoya Mitake）认为，他是在大学期间第一次经历抑郁症。“当时我即将毕业，我的朋友们都被日本公司录用了，”他回忆道，“我无法想象自己也这样做，可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毫无价值，无法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决定。他当时可能情绪很“抑郁”，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个词（抑郁）。”现年39岁的三宅直哉避开了日本企业界，转而成为小泽大学（Komazawa University）比较政治学副教授。2001年，他向医生咨询了自己长期以来的失眠和疲劳情况，医生为他开了抗抑郁药——一种治疗失眠的常用药物，但三宅直哉的睡眠并没有改善（服用抗抑郁药的人在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之前，经常要尝试不同的药物和剂量）。与此同时，三宅直哉变得越来越焦虑、害怕和沮丧。因此，他开始停止服用第一组抗抑郁药，但他的问题依然存在。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知道自己“非常抑郁”。三宅直哉英俊、热情、口齿伶俐，他用一种既好奇又平静的语气谈论着他的经历。在他情绪暴跌的三个月后，他再次求助于抗抑郁药物，药物让他的问题获得了改善，但并不完美。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他反复服用各种药物，抑郁的情绪时而高涨，时而减弱。直到2003年夏天，他偶然发现了一种非医学疗法，他的抑郁症才得到缓解。Photo by Evgeny Tchebotarev from Pexels在素以沉默寡言而闻名的日本，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况且谈论抑郁症其实是治疗抑郁症的一种有效方式。但心理咨询在日本仍然很少见。在书籍和演讲中，小野裕男曾试图鼓励抑郁症患者向专业人士求助，但他表示，心理咨询的流行速度远远慢于药物治疗。目前“心灵感冒”这个习语也有其局限性，比如，三宅直哉表示他从未使用过“心灵感冒（kokoro no kaze）”这个表达。“也许对有些人来说，抑郁就像感冒一样，”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感冒一定比我的严重得多，或者说我的抑郁症比他们的严重得多。”在1500年历史中，日本受到佛教影响，鼓励人们接受悲伤，不去追求幸福。然而这恰恰是西方和东方对待幸福的根本区别。日本佛教四大戒律中的第一条就是：痛苦是永远存在的。因为疾病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抵抗它们会只带来更多的痛苦。“大自然告诉我们生命是充满悲伤的，一切都会死亡或结束。”日本文化事务专员、临床心理学家河合隼雄（Hayao Kawai）说，“我们的神话也重复了这一点：没有任何人会过着幸福的生活。”在日本的艺术和文学中，幸福几乎总是稍纵即逝的。这种苦乐参半的美学，同时也是一种忧郁、敏感的标志。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能够解释为什么在日本轻度抑郁症从未被视为疾病。“抑郁症、敏感性、脆弱性——在日本的语境下，这些都不是消极的东西。”一位在日本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工作30年的精神病学家高桥彻（Tooru Takahashi）解释说，“我们从未想过将它们移除，也从未想过它们是坏人。”相比之下，抑郁症的医学解释将痛苦视为病态，并且规定了用药丸治疗这种痛苦。有患者提到，将抑郁症重新分类为一种疾病有助于减少个人耻辱感。最重要的是，制药行业通过营销手段将情绪重塑为医疗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Eli Lilly公司决定不在日本销售百忧解，因为市场研究显示抗抑郁药几乎没有需求。进入90年代，当百忧解和其他抗抑郁的药物，正在西方经历一条从化学药剂到成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奇怪之路，而在当时的日本药物和疾病都是不为人知的。到了1999年，日本企业Meiji Seika Kaisha开始销售SSRI类抗抑郁的药物。Meiji公司最早使用“心灵感冒”（kokoro no kaze）代指抑郁症。第二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抗抑郁药Paxil的制造商，跟随Meiji公司进入市场。葛兰素史克公司Paxil药品医疗代表中川弘治（Koji Nakagawa）解释说：“当其他制药公司放弃日本市场时，我们选择在日本继续开发抗抑郁药，原因很简单：美国和欧洲都有成功营销的先例。”在日本，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品广告是违法的，所以公司选择针对轻度抑郁症的教育活动进行宣传。正如Paxil药品医疗代表中川弘治所说：“人们不知道他们患有疾病。我们觉得把概念传递出去是很重要的。公司提出了3个关键点：抑郁症是一种任何人可能患上的疾病，它可以通过药物治愈，早期发现很重要。”葛兰素史克公司在过去四年中一直坚持不懈地做出努力，比如安排1350名Paxil药品医疗代表平均每周两次拜访固定的医生。一场关于抑郁症意识觉醒的运动正在面向全科医生和公众进行，希望通过此次运动让他们认识到抑郁症存在下列症状：头部感觉沉重，无法入睡，肩膀僵硬，腰酸，疲倦和懒惰，没有胃口，没有好奇心，感到沮丧。Photo by Satoshi Hirayama from Pexels精神病学家小野裕男鼓励提高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但他并不赞同葛兰素史克公司的市场营销方式。“他们开展了一场关于轻度抑郁症的宣传运动，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士笑容满面地说，‘我去看了医生，现在我很高兴。’ 但是你知道的，抑郁症并不容易治愈，如果非常容易的话，那可能不是抑郁症。”无论小野裕男和其他医生对轻度抑郁症的医疗化有什么质疑，轻度抑郁症的治疗带来了极高的经济收入。 一名精神科医生西北贤治（Kenji Kitanishi）讽刺说：“日本精神病学现在正处于泡沫经济中。”据IMS Health数据，1998年和2003年，日本抗抑郁药的销售额增长了五倍。仅仅葛兰素史克一家的Paxil的销售，从2001年的1.08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2.98亿美元。根据该公司数据，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广告宣传活动，在1.27亿人口中有11万人向他们的医生咨询有关抑郁症的信息。Photo by Janko Ferlic from Pexels2001年末，其中一个向医生咨询抑郁症的人就是三宅直哉。“从读过的东西中，我知道大脑中有这些化学物质，血清素等等，”三宅直哉说，“我想，ok，这是一种化学现象，所以它需要一种化学物质治疗。”事实上，没有人理解抑郁症的病因，而血清素的作用是模棱两可的。如果要求患有轻度抑郁症的人解释患病原因，大多数人解释会自己的经历，比如困难的家庭，解散的关系，要求苛刻的工作。日本心理健康专家一直认为，泡沫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结构的瓦解是国家抑郁症率飙升的主要原因。将抑郁症视为一种神经障碍，神经变异可导致抑郁，但抑郁症也可能对你的神经造成严重破坏。同样，研究表明大脑状态可以根据任何干预措施产生改变，例如药物治疗、谈话治疗、运动、祈祷。那么，问题不在于抑郁是否是一种神经变异现象。问题是，通过了解我们的大脑抵御疾病的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什么，我们失去了什么？三宅直哉服用的抗抑郁药其中一个副作用是体重增加，因此在2003年8月，他在山中斋戒。他原本以为斋戒期间他会做一些阅读，但在第四天之后，他回忆说：“你甚至无法思考。你只是躺在那里。”在斋戒快结束时，三宅直哉去泡了温泉。“我在那里，完全赤裸着，微风吹过，阳光明媚，而且突然间，我开始感觉好些了”，他认为斋戒结束了他的抑郁症。虽然根据医生的建议，他的抑郁症还没有完全恢复，并仍在继续服药。三宅直哉也提到：“我不敢告诉朋友我患了抑郁症。我告诉他们去找个好医生按规定服用药物。我真的相信斋戒能起效果是我的情况，但我永远不会推荐它作为正规的治疗方法。”《走出忧郁（The Noonday Demon）》一书的作者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支持服用抗抑郁药进行治疗，但他最终得出结论——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你所信仰的治疗方法。“如果你患有癌症并尝试外来治疗方法，认为你会变得更好，你可能错了；但如果你患有抑郁症，尝试一种另外的治疗方式，并认为自己更好，你可能就会变好。”然而，抑郁症的医学化使人们难以相信任何治疗方法，只相信药物。精神病药物学的全球化最终可能会传播关于健康和疾病关系的单一思想，而不是扩大治疗患者的选择范围。记录下其他国家对抑郁症理解的改变可能会使“痛苦文化”浪漫化。但是，没有记录的日本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沉默。日本心理健康热线的创始人之一齐藤指出，这种几乎无形的压力使人们很难自由提出问题。“我发现我自己都在怀疑抑郁症医疗化是否是一个好趋势。但是，由于我所处的位置，需要医疗系统的一些支持，我通常不会发表这样的评论。”Photo by Qihong from Pexels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曾经说过 ：“我们通过科学获得的，总是悲伤。”
他的意思是我们对自然的了解越多，看起来就越残酷，个人经验就越少。
自他写下这句话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令人惊叹的技术进步，但在如何将科学与理解人类相结合的方面，我们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未来的日子，我们甚至可能失去悲伤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