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杂音系列专栏里，我们收集各种各样有关精神健康议题的声音。尽量去呈现更多的观点，打造一个多元化声音的集散地。”刺鸟推荐语：这文章很长，读起来也会有挑战，可以慢慢看。如果看不明白、读累了，也没关系。你所需要知道的是，有人和你一样在意。今天就是明天，她们便是我们。我们网址是thornbirds.org，请及时保存，莫失莫忘。
（本文系英国女性主义学者Lynne Segal的“The Belly of the Beast II: Explaining Male Violence,” Slow Motion: Changing Masculinities, Changing Men (New Brunswick, NY: Rutgers UP, 1990), chapter 9, 经原作者授权翻译。叶德宣译，何春蕤校订，刊登于《性／别研究》「性侵害、性骚扰之性骚扰」专号，第5、6期合刊，1999年6月，页62-103。当时译者对于加紧速度推动的性骚扰防治立法感到非常不安，也发现本地的学术论述十分单薄，因此拼命的找寻相关论述，努力的进行翻译，希望展现性骚扰议题的复杂性，呼吁多研究再采行政策。虽然这册专题最终的成果厚达五百多页，可惜效应不大，但愿积累的知识能有些用处。）1971年Susan Griffin在一篇刊载于加州基进杂志《防卫》( Ramparts )上的重要文章中如是宣称。她进一步补充：「我从不问男人为什么强暴；我仅仅把它看作是人性诸多不解之谜中的一桩。」[1]即使是将近二十年之后——在这二十年中，女性主义者一再地追问这个问题，以无数的书籍和文章篇幅来试图找寻答案——男性对女性的残酷对待仍然没有很好的解释，这个谜团也没有因此而减低其神秘。Griffin自己倒提出了一个答案，她认为在父权文化里，强暴的基本质素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异性恋关系中：「专门的强暴犯和一般主流的异性恋者之分，恐怕主要只是数量上的差异罢了。」[2]在我们的文化中，男性被教导、被鼓励以强暴女性作为男性力量的象征表达方式，强暴遂成为一种「恐怖统治」(a kind of terrorism)，使男性得以控制女性并使其依赖屈从。「强暴是人类文明最根本的作为。」[3]另外一些在早期妇女解放运动中发言的女性主义者——包括美国的Kate Millett和Shulamith Firestone——并没有像Griffin一样认为强暴和男性（性）暴力在建立并维系男性权力上扮演关键的角色；[4] Germaine Greer的通俗女性主义在敦促女人自强、自爽、自主的同时，毅然地否定男人对女人施加的暴力有任何特别的重要性；[5]英国早期的女性主义文本（例如Juliet Mitchell和Sheila Rowbotham的经典之作）在其对性的劳务分工以及相应的意识型态如何造就男性权力和女性屈从的分析上，也并未赋予男性（性）暴力多大的重要性。[6]直到1975年Susan Brownmiller畅销国际的《非吾辈所愿》（Against Our Will）出版，提供了对男性权力的新分析，将强暴与男性（性）暴力置于女性主义问题意识的中心位置，才在女性主义思潮中形成一个里程碑。[7]回首过往，我们非常惊讶地体认到：强暴以及男性对女性的暴力，是只有透过女性主义的关注才成为一个严肃的社会与政治议题的。所有四十岁以上的女人都还记得男人在玩笑话中总是轻描淡写的说女人其实在内心深处是渴望被强暴的。这个情况一直到仅仅二十多年前都还是如此──不论这些男性是谁，也不论报章标题上的性侵害是多么可怕与残暴。当时在我就读的雪梨大学心理系里，男性教职员们最津津乐道的笑话都环绕着一个在夜半深更爬进女生寝室奸杀女生、被称作「割喉之狼」(The Slasher)的强暴犯。直到后来媒体开始报导另一个所谓「截肢之魔」(The Mutilator)在深夜的雪梨公园中对「男性」的下体进行致命的攻击，原先的玩笑风气才告停止。今天，有许多男性在他们宣告法律判决、医治受伤女性、写作心理学论文、和同侪谈笑之际，仍然轻看女性在男性手中所承受的痛苦。他们的情绪中仍然充斥着同样的文化「恨女心理」(misogyny)，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和前人一般不经意的宣称自己对女性的处境一无所知，也不能再对男性向女性所表达的厌恶和鄙视继续进行「无邪的」共谋；如今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所做的恶行是枉顾——也许可说是有意干犯——无数女性在对抗男性诸多暴行时所采取的激烈抗议和有组织的抵抗。女性主义分析的首要工作，就是去揭橥环绕于强暴及男性（性）暴力之上的诸般迷思——而这份工作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强暴的迷思：性别歧视(sexist)与反性别歧视(anti-sexist)在女性主义论述中第一个被迅速揭露的强暴迷思就是认为强暴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常见，只是一些病态的性饥渴狂人的作为；可是事实上，强暴相当普遍而且往往是有预谋的，施暴者本人通常已有妻室或女友，攻击的对象常是原先就认识的女性。第二个强暴迷思则假设男性会有欲望保护女性免于暴力侵害，然而警察、医院、以及司法审判对待强暴受害者的方式却往往流露出对受害女性的敌意，而且比较倾向保护施暴者的权益（亦即保护他个人可以声称把女人的拒斥「误读」为同意），更甚于维护女人对性说「不」的权利——不论何时何地。在现今汗牛充栋的研究中我仅仅举出一本著作来讨论——Elizabeth Stanko出版于1985年的《亲密的侵犯》( Intimate Intrusions )；根据她对英美两地的研究，警察和法庭是第二（重）攻击者，因为他们实际上往往百般刁难，使得妇女难以对施暴者提出控告，也难以将他们定罪：「最严重的是，审讯的过程——从警察到检察官到法官——都对女人具有攻击性。」[8]女性主义者强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强暴之所以普遍存在，正是因为环绕于其上的迷思：这些迷思认为是女人「邀请」或挑起攻击的，它们相信男人只不过是其本身超强的性驱力的「受害者」。而女性主义者则主张，强暴并不是男性欲力的产物，而是出于一个鼓励男性用性活动来「征服」女人的文化，是出于一个允许男人在许多情况下毫不担心惩罚地尽情对女人施加性剥削与身体伤害的社会。[9]然而，还有其它强暴迷思是主流女性主义思潮的各派别尚未消灭的；事实上，她们甚至还一直为这些迷思背书。比如Griffin就坦率的（也可说是错误的）直言：「男人不会被强暴。」[10]虽然后来Brownmiller对Griffin之分析的进一步铺陈广受欢迎，但她却也是以某些起码赞同部分强暴信念及迷思的基本定义与前提为出发点的；她认为男性之所以会强暴，而女性不会，是因为一种「生物的意外」(accident of biology)：当男人发现他们有能力强暴别人，他们就直接这么做了……的确，男性结盟的最早形式之一必然是由一群男性掠夺者对一位女性进行轮暴。自此，强暴不但成为一种男性特权，而且是男性侵犯女性的根本武器，是他的意志和她的恐惧的操作中介。[11]
但是，除了意向不足或武器取得不易外，究竟还有什么因素使得女人（或是一群女性掠夺者）不会拿酒瓶、拳头或舌头去恐吓男性或者要求男性以口交达到高潮呢？毕竟，这些可说是男性侵害女性的最普遍形式，而且只要女性选择如此，这些也是在女性的能力范围之内的。（女性主义者在很久以前便拒绝将「强暴」仅仅定义为阴茎对阴道的强迫插入。）我可以肯定有些女人也确实选择这么做了，因为我隐约记得有一两个男人在美国法庭上曾做出如是宣称；而且，若真要对强暴加以调查起诉，任何女人也都可以基于自我辩护而说：难道男人不都幻想着被女性侵犯吗？我不同意Brownmiller的说法，因为在我看来，男性有「能力」强暴，显然和某些男性有「倾向」强暴或者另外一些男性有倾向宽恕施暴没有多大的关连；就像女性有能力烹饪，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有些妻子会在丈夫的晚餐里下毒而其她女性还在歌谣里称颂这样的行为。[12]所以，到底男性为什么会强暴女性呢？除了男性有生物条件可以强暴女性之外，Brownmiller还提出一个她自己深信不疑的信念：男人强暴女人，是一种有意识的、集体的、超越历史与文化界限的政治策略，用以确保女性的屈从。强暴者是父权的「突击部队」，是男性支配统御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3]或许有些男人从来不会去强暴别人，但那是因为他们已经透过替他们铺路的强暴者来确立了控制女性的权力：强暴「只不过是一个有意识的恫吓过程，透过它，『所有』男性都可以使得『所有』女性恒常处于恐惧的状态中」。[14]Brownmiller论点之力道来自她揭露了男人长期以来都是沉默以对女性的受暴，单单这一点已经足以厘清强暴史的许多面向。这个沉默固然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几乎无法证实强暴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要说──例如十九世纪末的维也纳──完全不知道有强暴其事，似乎也不大可能。尽管如此，佛洛伊德虽然为人类行为发展出至今最复杂精细的心理分析，也将其毕生之研究建立在人类性欲与侵略的理论上，但是他对强暴却几可谓只字未提——除去在阐释意识与无意识动机差异时在哲学思辨上提过一笔之外。[15]另一方面，金赛以及在金赛研究中心的诸多性（学）研究者，虽在1940-50年代之交访问过成千上万的男人和女人，却也同样蔑视女人生活中存在的强暴意义和恐怖感；他们在研究中暗示，多数所谓的「强暴」案例只不过是女性在企图掩饰其本身的性活动而已；他们并进一步宣称，（男性）对年轻女孩的性亲近只有一小部分牵涉到身体的侵犯，而即使真的发生侵犯行为，其所造成的心理伤害可能应该归咎于「文化的制约」，而非这个经验本身的特质[16]。Brownmiller和其著作出版前后为数众多的女性主义者一样，揭露了强暴惯常有着令人心寒的低报案率、高发生率，而且（多数为男性的）权威和专家常常倾向于怪罪被强暴的女人自己催化了受害——亦即肇始男人施暴于己。Brownmiller——和所有的女性主义者——如今都同意，强暴的成因不能诉诸于个别强暴者的个别行为；唯有在男性权力以及文化对女人普遍轻鄙的社会脉络之中，这个问题才能被严肃地看待和分析。然而，Brownmiller论证的弱点正在于其武断概括的普遍化论断方式，因为各方证据已然显示，强暴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普遍盛行既非自古如此，亦非举世皆然。Peggy Reeves Sanday广被引述的人类学著作中显示，强暴的普遍程度在不同社会里往往有着极大的差异，她比较了像西苏门答腊这种相对说来「无强暴」的社会，以及那些最「具强暴倾向」的社会，如美国。根据她的描述，在前者社会里，妇女是受到尊重而且在社群中具有影响力的成员，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而「两性之间的关系倾向于对等和平等」，[17]这些社会的整体暴力程度也非常的低。其他人类学研究也显示，前工业社会并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性暴力，Margaret Mead对阿拉帕许(Arapesh)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原住民的知名研究虽然现在为争议所困，但是也记载了一个温和、不具侵略性、免于性暴力的社会和文化。[18]我们手边关于非洲一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社会的描述，同样显示暴力发生率很低，更没有任何强暴和性暴力的具体证据。尽管这些研究都具有方法学上的问题，它们却隐然指出，施加于女人（或男人）身上的性暴力，和一个社会整体暴力的强度紧密地相关。[19]比较不具争议的是，对西方社会的历史研究也指出了强暴案例的差异性。Roy Porter曾仔细的筛检英国社会的历史文献，发现女性在日记及其它地方的书写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示前工业时期的英国女性对强暴的威胁感到恐惧——她们倒是表达了许多其他种的恐惧。[20]从Mary Astell到Mary Wollstonecraft，早期女性主义者都严厉谴责女人所受到的各种苦待，但是其中却没有提到强暴；十九世纪那些以书写和实际的运动来反对性侵害（例如童妓以及对娼妓的强制医检）的女性主义者，也同样不曾以任何方式表述对于强暴的焦虑不安。Porter据此推想，强暴以及女人对强暴的恐惧，在当时或许并没有像今日一样形成显要的地位；和Brownmiller所构想的强暴史相反的是，强暴在那个阶段似乎并不是男人征服女人的主要手段。这并不是质疑男性在英国社会中压迫和剥削女性的历史事实，但是Porter想指出的是，男性其实不太需要使用强暴的威胁恫吓手段来维系他们的宰制权：「男性并不需要强暴犯的威胁来敲边鼓，以维系他们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威，就像拥有资产者不需要藉由鼓励窃盗，以合理化法律和秩序的机制。」[21]Barbara Lindemann对十八世纪麻塞诸塞州的研究也做出了类似的结论[22]。在1729年之前，每十年只有一起强暴案件达到高等法院的层次，而有「案」可查的强暴记录在这一百年来都维持在很低的程度，差不多每两年平均有一宗；尽管战争带来高度集中、无聊且寂寞的英美军旅人口，尽管有经济危机和无根漂流的饥困，这些都不曾影响到有案可查的强暴率。Lindemann比Porter更完整地考虑到，这其中可能牵涉了强暴而未报案以及（更重要的）对强暴的定义过分狭窄——法律与习俗认定强暴仅仅指涉女人奋力抵抗一个对她没有性使用或占有权的男人。Lindemann因此认为当时强暴案例之所以少见，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因为上层或中产阶级男性对其女性仆役所施加的性侵犯不会被认定为强暴，连受害的女性本人也不会认为那是强暴。强暴是当时男性用性来宣示自己权威的一种方式，而不论做妻子的抑或做仆人的都没有任何法律的凭借可资自卫或自救。尽管考量了这些因素，Lindemann还是认为︰「在此有一个无可回避的结论︰十八世纪麻省起诉的强暴案件总数相较于今日来说非常的少，因为就人口比例而言，强暴的发生率很低。」[23]她把这个现象归因于当时的文化对进行婚外性行为的男性或女性都一样加以频繁的谴责和惩罚，而且当时也相信女性和男性一样对性深具兴趣：「当时正常的两性关系模式中，并没有建立典型强暴所包含的三部曲︰女性发动挑逗、欲拒还迎的抗拒、以及终究被男性征服。」[24]那是一个父权稳固但不鼓励强暴的文化，是一个很少提供机会使强暴得以轻易发生的社群。其它的研究则强调不同时代男性性暴力的展现也截然不同。Ellen Ross曾经研究1870到1940年间伦敦劳工阶级夫妻间发生暴力事件的高比率，那时许多妻子会「毫不犹豫地痛打她们的丈夫」（虽然在激烈的争执中妻子受到伤害的机率还是比较大），Ross认为这样的暴力浮现和当时由于男性失业以及家庭长期贫困所造成的家庭不和以及男性在家中的权力变动有关。[25]男女双方之间这种明显的身体敌意往往是因为金钱而起；男性未能或无能提供妻子儿女温饱，导致女性开始挑战男性在家中的权威地位。然而，尽管有这样的暴力存在，尽管丈夫相信自己拥有痛殴妻子的「权利」，Ross还是主张，伦敦的酒馆文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世代都不及它日后所演变得那么「恶毒地憎恨女人(poisonously misogynous)」。Ross说：「性(sexuality)在当时还没有像二十世纪中叶那样演化成为家庭和社会的战场，也还未成为强势肯定男性权力的场域。」[26]即使在当代的西方社会，强暴猖獗的程度以及它的威胁性也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比方说，美国的强暴报案率就比英国多不只两倍而是十七倍之多（1979年美国每十万人中就有34.5起强暴，相较之下，英国在1981年每十万人中只有两起强暴）。[27]这样看来，或许强暴并不是男性用以确立女性从属位置的必备武器，而是男性在性别关系的剧烈变动以及随之而来在美国已到达高峰的男性性别身份认同的矛盾与不安中，所采取的一种极端扭曲的行为？就像Porter曾经挖苦的说，如果现在还「假定全世界都曾和美国一样」，[28]那可是错置时空了(anachronism)；当然，全世界都变得跟美国一样也不失为一种可能，一种后果极为不堪设想的可能——而且不只对女人如此！就发展反强暴和反男性暴力的性政治来说，像Brownmiller以及后来众多西方女性主义者那样拒绝区分强暴的男人和不强暴的男人，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助益。她们这个做法固然有它自己的道理，但却是一种最深沉的悲观政治。Brownmiller以下的一番话具体呈现了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男性性侵害女性的证据日益昭然若揭时所感到与时俱增的绝望：「从来不会承认自身脆弱的我，如今发现自己被女性主义阵营里的姊妹们逼着去正视它。」[29]正是因为强暴的猖狂和恐惧有了新的可见度──特别是对那些致力于帮助强暴受害者处理创伤的女性主义者而言──才升高了女性主义的恐惧与愤怒。「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暴犯」成了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许多女性主义运动份子口中令人不安的口号。现在，强暴犯就是「邻家的男人」，不管他是谁；他可能是我们的枕边人，我们孩子的父亲，是那个负责「缴房租」的人。[30]如Ann Snitow所言，「这种情况几乎可以说，在我们为性犯罪命名时，在我们终结女人的（自我）否定时，却也同时比任何人都更吓到了自己。」[31]难道所有的男人真的都是潜在的强暴犯吗？我相信答案很简单：「不是」——如果「潜在」这个字眼具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所有女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吗？理论上是如此；但是实际上有些女人面对的凶险会比其她女人来得大。然而这两种陈述在女性主义论述中都不仅仅具有争议性，而且还具有爆炸性。它们需要最仔细的研究。这些说法之所以具有爆炸性，是因为女性主义分析至今还是不愿意探讨为何有些男人成为强暴犯，会对女人使用暴力，而另外有些男人却不会。女性主义者不愿做出如此区分的原因相当重要︰第一，这种区分被她们认为是在强暴问题的处理上回归到了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层次。（虽然在我看来，从癌症到强执性昏厥的精神分裂症(catatonic schizophrenia)，不论表面看来多么「个人」，没有任何人类问题可以脱离其社会脉络而被完整的认识和了解。）第二，一般认为这么区分男人会导致大家转而怪罪强暴的受害者——他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在男人中做区分，这也就意味着有些女人是自己找上了粗暴的男人——这种说法在男性（以及一些女性）专业者和社会科学家中似乎颇受欢迎。第三，女性主义者们认为做这种区分会替男人脱罪，因为所有的男性当然都是这憎恨女性的氛围和文化的一部分，也都多少默许并漠视施加于女性的暴力（虽然有少数男性，从John Stuart Mill到今日亲女性主义的男性们——目前人数还在增加中——也一直在反对这样的文化氛围）。为了支持「『所有』男人都是潜在的强暴犯」的主张，Brownmiller和许多其他女性主义者所仰赖的就是Menachim Amir在《强暴的模式》( Patterns of Forcible Rapes )中的研究。（虽然她们旋即拒斥了Amir在解释为数不少的强暴案例时所使用的「受害者乃咎由自取」的观念。）Amir研究1958到1960年间在费城曾因强暴而遭逮捕的1292名男性，最后的结论和在他之前的研究很相似︰强暴者一般看来「心理正常」，通常已经有女友（「即不乏性宣泄管道」），他们和一般男人的差异主要在于他们很贴近不法之次文化。[32]在他所选取的强暴者以及受害者的样本里，90%来自于「下层阶级或地位低下的群体」，而在比例上，黑人的强暴者和受害者皆是白人的四倍。这个监狱人口中的强暴犯年龄多半介于十五和十九岁间，并且来自于具有暴力特质的「母」次文化。[33]有趣的是，虽然Amir的著作长此以来被女性主义者引用，以提示所有男性都有强暴倾向，Amir自己却导引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不同于女性主义者们）的结论：「当然，犯下强暴的总是人，但强暴率却受到文化常模所致约，也受到强暴犯所从属的群体是组织健全或松散混乱而制约。」[34] Amir在描述典型强暴者时所强调的绝大多数是社会因素，而非个人的心理病态，不过另一方面，他也没有忘记在强暴者和非强暴者中做出区分。在他的研究里，男性并不特别都是潜在的强暴者，就像他们不会全都是潜在的盗贼、吸毒者等等。然而Amir的说法还是有它的问题存在。Amir以及其后的Brownmiller在强调强暴犯绝大多数皆为黑人及劳工阶级的时候都被指为有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其他女性主义者在指出极低的强暴报案率时就暗示，黑人及劳工阶级的男性只不过是属于较可能被逮捕及惩罚的极小一部份男人罢了。即使是官方的1979年北美国家犯罪调查，也估计只有50%的胁迫强暴曾经报警，而女性主义的调查则显示不报警的比例较官方说法更高。举例来说，Diana Russell曾在1978年对随机取样的930名旧金山妇女进行访谈，结果有41%表示曾历经过至少一次未遂强暴或实质强暴（这还不算另外有百分之三声称曾被婚姻配偶强暴），然而在这些事件中，每十件只有一件曾报警处理；[35]在英国，75%曾向「伦敦强暴危难中心」申诉性侵害事件的妇女事后并未进一步惊动警方。[36] 1982年Ruth Hall曾为「妇女反暴组织」(Women Against Rape)进行过一项调查，后来出版为《随便问哪个女人：伦敦强暴与性侵害调查》，这个研究显示，每六名妇女中就有一名表示曾被强暴（其中超过三分之一是被丈夫所强暴），而每五名妇女就有一位曾经被强暴未遂，然而只有8%的受暴妇女曾向警方报案。[37]Hall的调查被批评为具有高度的自我选择性，因为她散发的两千份问卷中只有1236份是完成的有效问卷，而且Hall却声称她的样本可以相当「忠实地」代表整体人口；事实则不然，填写问卷者显然比一般人口年轻得多，就地理分布来说亦集中于伦敦城区内，[38]再加上Hall样本中有五分之一表示在幼时曾经历过性侵犯，这些因素加起来，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她的发现和官方统计数字之间有差异。（1983年英国的犯罪调查在一万一千名男女取样中只发现了10个性侵害的案例，但这项研究的取样对象包含所有年龄的人，而且当时仅仅问及当事者在前一年之内的经历。[39]）然而，不论这些经验研究的困难度有多高，女性遭受性侵害的高比例以及低报警率都是不可讳言的事实，而那些不向警方报案的妇女所提出的理由是：她们相信警方不会对受害人寄予同情或伸出援手。[40]这个想法有充分的证据支撑，许多证据甚至来自那些已经「洗心革面」的警员本身。[41]性侵害的普遍（很大一部份没有报案），以及在刑法和司法体系中反映出来根深蒂固责难受害者的倾向，[42]都促使许多女性主义者认定，警方登记有案的强暴犯──亦即Brownmiller所描述的「邻家男孩」──可以延伸至所有阶级、种族、和年龄的男性。的确，一本最近出版、探讨性暴力运作机制的女性主义论文集的导论就做出如下陈述：在了解性暴力时，「阶级」这个概念实在不是足以指认受害者或加害者的重要因素。同样地，它也无法有力解释为何这样的暴力会发生。坦白说，男性暴力的事实和关于阶级的社会学式语言似乎毫不相干。[43]
然而这篇导论的作者们却否认这个宣称的建立需要任何证据——不提证据或许也对她们比较好，因为老实说，我们手边所有关于男性暴力现实的明确证据来源都暗示事实正好和她们的说法相反。女性主义在性侵害方面的思考还有第二个发展，促使我们把所有男人都当成性暴力犯，也把所有女人都当成受害者，这就是女性主义对于「男性暴力」定义的延伸。根据这个延伸的定义，男性暴力不但广泛普遍，而且分布成一个「性暴力的连续体」(“continuum of sexual violence”)，其中包含的男性暴力，从色情图像每天对女人的剥削侵犯，到出于性别歧视的笑话，到性骚扰，到女人在婚姻中虽然不愿但顺应伴侣而进行的婚内性，终至那些「非例行」的偶发强暴、乱伦、殴打、和性谋杀。例如Elizabeth Stanko就把男人加诸于女人身上的各式各样行为都归为胁迫性或暴力性行为，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提醒女人自身易受男人的伤害：「尽管女性尽力尝试，她们仍然无法预期一种威胁或恫吓性的男性行为会在何时升高成为暴力。」[44] Liz Kelly最近在对男性性暴力提出一个全面综览时亦采取了类似的立场，她提出了支撑其研究的三个关键要点：多数女人曾经历过性暴力；不同形式的暴力在侵害的连续体上彼此相连；性暴力的脉络就是男性的优势权力与女性的相应抵抗。[45]她认为强暴只是男性透过性暴力来维系其权力的方式之一，而正是男性这种「想当然尔」的侵略行为——例如在职场中的性骚扰——才使得男性的性别优势权力凌驾了其他（如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权力关系。[46] Kelly进一步补充，对于性暴力的那种狭隘定义方式，会使得男性可以同时在个人与集体的层次上，因着所谓「偏差的」少数男性和「正常的」多数男性之间的区分而受益。[47]女性主义这种对于性暴力概念的延伸有其实质上的益处。毫无疑问的，男人那种侵略式的凝视、碰触、性别歧视的笑话、乃至其他更糟的表达方式，不但使得女性感到极端不舒服，也同时巩固了性阶层，肯定了男性共同在内心自觉是有主见、主导、主动的性别角色。同样地，所谓「无害的」行为，诸如暴露下体、偷摸女性胸部、或猥亵电话，不但因为对女性最贴身的个人空间突然加以侵犯而令人感到惊惧，更可能导致女性形成长期的恐惧——使得公共场所也成了具有敌意的环境。此外，女性主义也正确地反思到，性侵害种种下流卑劣行为的共通点就是它们所衍生的性别歧视迷思，这些迷思不但企图让性侵害看起来无害，甚至在有人指出性侵害的严重性时，这些迷思立刻转而怪罪女性未能防患于未然。从强暴的低报案率来推想所有男性都有罪，固然有问题，然而将从男性（而非女性）所发动的异性恋性行为直到强暴和性谋杀都当成男性性暴力的连续体，这也有问题；至少，在我们尝试要了解并企图遏阻男性使用暴力时就会碰到问题。虽然在女性主义处理男性暴力的文献里不曾提及，证据却显示对女性施以性暴力的男性和其他男性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而且不同类型的粗暴男性——以及不同类型的暴力行为——以及这些暴力行为的意义，彼此之间都有极为重要的差异。在我看来，试着了解而不是忽略这些差异，对于处理暴力问题和找出一些不同但适当的解决方式来防止男性诉求暴力，毋宁是非常重要的。强暴犯当然不都是贫困、或都是非裔或都属于特定的少数族裔，然而如此出身的男性却最有可能触犯最常见的非婚强暴。他们是来自市中心贫民区的年轻男性，就像那些被Amir研究的人口群或者被每一个对北美地区已定罪强暴犯所做的研究对象一样，[48]他们是环绕着都市的失业与贫穷问题而形成之暴力次文化的一部份，在数量上不断激增，有白人也有黑人（不过在美国则泰半为黑人）。Robert Staples和其他研究者都指出，这些人在财富与地位方能带来的男性气概上最难得到肯定，而且也距离任何形式的「可敬」地位或身份最远。[49]英国警方记录中对强暴犯的典型描绘，和北美的强暴犯描绘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例如Richard Wright对1972到1976年间六个东南方县郡（不含伦敦）中292个强暴案例的研究显示，嫌疑犯多半是年轻人（在轮暴案例中几乎都没有超过二十岁），几乎全都是没有专业技术的劳工阶级，通常失业，70%已经有性犯罪之外的暴力前科。[50] Wright注意到一个他认为十分重要的现象，即嫌疑犯中很少不是白人——但是遗憾的是他并没有提出相关非白人的人口分布数据。当然，这些男性也是饱受警方监控与逮捕的一群。统计数据证明确实有较高比例的性侵犯和殴打是来自这种男性，对我来说，即使永无休止的提出有关犯罪数据本身偏见的辩论（虽然这样的辩论很重要），或者将矛头指向警察和司法制度里的种族歧视（虽然它们的确很恶质），这种比例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既然多数的强暴和家庭暴力都是发生在同阶级和种族之内，首当其冲成为这种男性暴力主要受害者的，无疑正是贫穷的黑人女性，而她们并不是警察和法庭最有心想要保护的女性；相反地，她们最不可能相信警察，因此也最不可能提出控诉。此外，我相信Staples以下的说法是相当正确的：「当男性气概的其他表现管道──例如有收入的工作和经济上的成功──受到阻碍时，这些男性就会透过伤害女性来表达其挫折感和男性气概。」[51]这种男人最有可能犯下轮暴，而当他们相互竞争彼此的地位时，其受害者便有可能遭受到最粗暴的肢体暴力形式。[52]另外必须补充的是，这群男人也最有可能把自身的挫折与男性气概发泄在对自己和对其他男性不利的暴力行为上，眼下日渐增加的嗑药、自杀、和凶杀比例就证实了这个趋势。Porter曾经暗示：「强暴者是……父权的废弃物，他们不是父权的突袭队，而是它任性的儿子；不是父权的命脉，而是它罹病的累赘。」[53]这种分析有助于解释后雷根时期美国日益增加的强暴比率，因为此刻都市中已逐渐形成一个没有任何具体希望可以脱离他们经济上的依赖位置而进入就业的「下层阶级」。指出这个阶级中有极高比例的黑人男性，意味着有很多诉诸暴力（包括性暴力）的男性会是黑人，但这并不是暗示这种暴力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他们是黑人；相反的，发生暴力的高机率在这个人口群中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这个由白人主导的种族歧视社会中有着特定的剥削和压迫结构，这也是我们在本书第七章曾经讨论过的。我们当然担心以上的说法有可能遭受种族偏见的错误诠释，不过，一昧逃避而不面对问题，似乎也同样地是一种种族偏见。以上我们讨论的这种强暴，牵涉到的是那些被剥夺了其他传统管道，而用强暴来建立男性权力和男性气概的男性，这样的观察也可以从有关狱中男性强暴的相关研究来得到支撑。根据Ken Plummer的说法，男性对男性的强暴，「即使有，也很少牵涉到我们现在所谓『同性恋』的男性。」[54] Donald West同样从犯罪数字推论，所谓同性恋「侵犯罪」(offences)「几乎一成不变地」（98%）是年过十六岁的男性，而且「几乎都是」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99%）。[55]然而，同性强暴几乎普遍存在于每一所北美的男性监狱及青少年管教机构中，而且往往是黑人男性强暴白人男性。[56]许多不同的研究皆显示这种强暴是一种展现权力和男性气概的方式；Scacco引述他研究的男性：「那些可以干男人的男人，是男人中的男人。」[57] Plummer因此结论，有关狱中强暴及女性强暴的研究都显示，许多男性感到自身的男性气概脆弱易伤，不过有些男性又比其他男性来得更为脆弱：「对劳动阶级和少数民族而言，这种危机感可能是最大的：由于位处社会的底层，他们的阳刚更显为绝对的关键。」[58] Plummer随即补充了应该算是相当明显但是被这个领域中写作的女性主义者们拒绝接受的一点，亦即：说男性缺乏安全感，完全不等于宽侑他们粗暴的行径，而是一种了解他们的尝试。想要尝试严肃处理由典型的强暴犯所犯下的强暴猖獗现象，就不能单单在意识型态上攻击现行的文化性别歧视以及对女人的憎恶，而必须牵涉到推行一些新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必须和雷根及柴契尔政权的传统背道而驰，因为正是他们的做法削减了社区支出、删减了社会福利、并且戏剧性地增加了和日益严重的街头犯罪、拉皮条、卖淫、暴力等息息相关的贫穷及混乱。另外一种通常不被报案的强暴则是由亲戚或熟识的人所犯，有些是暴力的，有些不是暴力的。Paul Wilson对澳洲未报案的强暴所进行的研究发现，它们往往都是由亲戚或熟识的人所犯，[59]他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典型中产阶级的施暴者——不常被逮到或惩罚——较可能涉及家庭强暴或情境式的强暴（亦即以权力或诡计来迫使女人就范），不过这种形式的强暴在劳工阶级中也见得到。[60]观察美国大学生约会经验的好几个研究都显示，至少有50%的女性表示男伴曾进行性侵略，而大约20%-25%的男人则承认曾经采取具有性侵犯意义的行径，这些事件几乎都不曾向警方报案。[61] Mary Koss对美国近两千名男性大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大约22%曾利用口头上的威迫来要女伴就范，而大约5%则诉诸某种形式的身体暴力。[62]不过根据Donald West的说法，这种形式的的性侵害即便使用了身体暴力，也不太会像陌生人强暴或轮暴那样的残暴和有杀伤力。[63]虽然坚决相信女人有绝对的「拒绝权」，West还是淡化了这种性侵犯的严重性，而把它们称为「男朋友所做的讨厌事情」。[64]事实上，West下面这段话似乎在呼应（而非谴责）性侵犯之下的那种「男性天然就拥有女性身体」的意识型态︰「这些侵犯情事反映了持续存在于男女之间的分歧态度，男人常常以为一个女人的诱惑言行、接受款待、并愿意陪伴她的男伴回房，就等于是性挑逗，而他们认为这种挑逗不但邀请并且也应该得到男人的积极回应。」[65] West因此将这种攻击简化为单纯的沟通问题，而不把它视为男人惯常使用暴力来抹杀女人的性自主。即便如此，我还是认为West将这种形式的强暴和其他更暴力的强暴类型区分开来是正确的做法，因为这种熟人侵犯并不是和女人每天对强暴的戒慎恐惧那么密切相关。但在我看来，West的做法之所以是正确的，主要是因为在伴侣们选择在一起（虽然并未同意做爱）的脉络里，防范强暴的策略（至少部分）应该不同于那些用以防范女人最为恐惧的、毫无预警的性侵犯的策略。和约会强暴或类似的情境强暴最直接相关的，就是主流的男性仪式、裸女月历、带有性别歧视的玩笑、性骚扰等等：也就是女人和男人在平常的、日常生活中的接触，而这些日常的情境都贬抑女性、公开的颂扬「男人味」、并预设了异性恋饬令和特权。要挑战男人在约会情境里的自信掌控，并肯定女人的性拒绝权，这方面的学习可以透过中学、大学、职场、工会以及所有社会、政治群体，来为各种年龄的男男女女提供密集的反性别歧视意识提升。另外的辅助行动就是只要有证据显示男性对女性施加性骚扰，便处以罚款、退学、或解雇（比方说在澳洲，雇主要是说出具有性别歧视意味的话就可能被科以极重的罚金[66]）。在英国，有些学校和许多工会都已经开始积极采取步骤，目标是消弭所有形式的男性性挟迫。[67]以上这些措施还应该佐以意识形态上的出击，以坚定的挑战那些支撑「男性是掠食者而女性是猎物」的信念，并需要无情的嘲弄并打击那种「男人就是忍不住」或「女人就是要承受」的说法。然而，除了在已定罪的案例上与咨商辅导合作之外，想要找到任何立即的结构来防范前面讨论过的那些比较随机、粗暴的强暴，恐怕非常艰难。因为，正是因为后面这群男人外在于那些可以赋予他们地位和报偿的正规建制，才在一开始就激发了他们侵害女人的动力。这并不是否认这些男人——不论社会情境的影响为何——应该为他们自己犯下的不道德行为负起责任，但是在这里，防范（而非谴责）也需要包含更广泛的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加以介入。在性罪犯中最不寻常也最不正常的——他们的罪行最接近女人对强暴最深刻的恐惧——构成了第三种也是最小的一群强暴者，West, Roy, Nicols以及Levine, Koenig等两组人都曾在加拿大进行对这些强暴犯的研究。[68]这些强暴犯就是那些会上头条新闻、单独行动、多年来犯案累累、并且使用极度的暴力及虐待的家伙，他们最后总会谋杀或尝试谋杀其受害者，而受害者则泰半是素不相识的人。在加拿大的研究里，这一类的男性被描述为多半来自有问题的家庭背景，有时是被暴力教养成人，对性抱持着极端的无知和罪恶感，对于女性则怀抱着愤恨，其中还夹带着个人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而上述两组研究都强调，这些男人对自身的男性气概抱持强烈疑虑、恐惧同性恋、并利用性来确立其男性气概：「不管他们本身对性是否真的感兴趣，他们都认为要做『真正的男人』就必须执行性行为，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提升他们在同侪间的地位并增强他们的自我形象。」[69]这两份研究描绘出因为缺乏男性气概而遭到揶揄的男人，他们感到脆弱、无能、依赖，而出自这些强暴犯之口的典型陈述，都提到长期以来受到其他男性的戏弄与欺负，（因而）产生罪恶感、愤怒、和无能感：「这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娘娘腔，或至少不太像男人」[70]；「我在想，『我是不是同性恋？』也许我喜欢的是男人……我试过，结果发现比起强暴一个女孩来，和男人亲热更为恶心」[71]；「我想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坏、很贱、很贼，而且我有好多好多自己的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72]这些加拿大的个案研究似乎也呼应了Robert Brittain在英国对这种典型的「虐待杀手」所做的二十年临床观察报告。他所描绘的男人很内向、不善交际、性喜妄想、温和、一般来说不粗暴、在性事上过于扭捏、而且可能在别人眼中显得女性化——这些男性和前面Amir所凸显的典型强暴犯有着显著的不同。[73] Brittain的描述也恰恰符合英国最近且引发惊骇历时最久的一位性杀人犯Peter Sutcliffe —— 他在英格兰北部追踪并骚扰女性达六年之久，杀害并肢解了其中的十三位，严重地伤害了另外七位。有关Sutcliffe的不同传记都把他描写成自小即纤弱、害羞、温和，有着一位粗暴如流氓的父亲John Sutcliffe以及一位非常不快乐的母亲。他在学校里被嘲弄迫害，不大愿意打架，和他周遭强悍、积极侵略的北方男性劳动阶级世界格格不入：「他对妈妈一向言听计从」，[74]他的父亲这么告诉研究者Gordon Burn。Peter自始至终都是个温柔的丈夫——至少他兄弟是这么描述他和妻子Sonya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对她说任何重话……我说︰『那就随你便，但是我会告诉她我的想法，你也应该有话直说。』……要是有任何事情需要做，他都会帮她做。」[75]看来Sutcliffe这个人根本不符合他的社会环境中那种具有侵略性的男性价值。（虽然在离开学校时，他的确为时已晚地试图透过孤独的追求健身以及对摩托车的沉迷来获得「真正的」男性气概——据说他将最心爱的机车引擎保藏在自己的床下。）[76]替他写传记的女性主义传记家Nicole Ward Jouve认为，Sutcliffe对女孩子兴味索然、自己的个性像女孩子、和其他比较温和的男孩之间有深厚的友谊，这些迹象都显示明确的、但是被压抑且鄙视的同性恋倾向。[77] Sutcliffe的父亲当然非常急切地想确立他的儿子「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扭抳作态之处」，这让Ward Jouve觉得这位父亲似乎宁愿自己儿子是个连续杀人犯也不要他是个同性恋。Jouve作出以下的评论：对于女性化倾向的禁忌是如此之大，而对于暴力的禁忌是如此之小，这个现象造就了一个可怕的价值评断标准……女性特质是最低下的，而且，不管在哪里被发现，女性特质永远都不得翻身。比起任何其他因素，这个价值观就是杀人倾向的主要源头。[78]就某个层次来说，Sutcliffe和他周遭的男性价值格格不入，但他自己同时也吸取了这些价值，它们帮助他摧残其女性受害者，也摧毁了他自己，并且将这样一个久久不灭的恐怖带进英国无数妇女的生活中。Sutcliffe是个天主教徒，也在弥撒里担任过数年的辅祭之童，这让他「相信」性和罪之间的关连，他「相信」是夏娃将罪恶带入这个世界，他相信女性情欲一方面充满魅惑，一方面又「令人憎厌」。根据Burn的观察，Sutcliffe定期造访莫康伯蜡像馆，对那些和真人一般大小的孕妇或病妇身体上被剖开的肚子、胎儿、疮疤及痛楚久久凝视。[79]性就是罪恶，罪恶总是丑怪的，这是蜡像馆中那些维多利亚古董所昭示的警语。另外，丢开他在审判中的伪装不谈，Sutcliffe也饱受精神病(psychosis)的折磨，他有幻觉与幻听，不过他的幻觉是由他周遭文化中最普遍的想像所构筑而成，那就是︰有些女人是好的（纯洁而无性），而有些女人是不好的（罪恶而有欲）。女性情欲在搅扰男性，也威胁着社会，它是使男性饱尝诱惑与痛苦的罪魁祸首，而上帝的声音不啻是Sutcliffe身边那些最有地位的男性声音的回响——这些声音来自媒体、警方、以及后来的检察官。这些声音全都如同Sutcliffe本人一样，很可以理解为什么男性会「想要」杀死妓女。那个叫Sutcliffe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杀死那些被叫做人渣、没办法向社会证明自己有存在价值的人」的上帝之声，也在Sir Michael Havers对被Sutcliffe杀害者的评断之声中小小地回响着：「有些受害者是妓女，但这个案例最悲哀的地方或许正是——有些受害者并不是妓女。」[80]约克夏郡警察局副局长曾经发言：「看来，在麦当诺小姐这个案子里……他〔Sutcliffe〕犯了一个错误……〔杀害了〕一个百分之百值得尊重的女孩。」在说这些话时，他、Sutcliffe、以及上帝都异口同声地传达了同样的讯息。[81]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女性主义者才深具洞见地大声疾呼，侵犯女性的暴力犯罪之起因，不能只是简单地被锁定在病态的个人、暴戾的家庭、或者许多强暴者、暴力伤害者、及杀人凶手在贫穷与种族歧视（还有其暴戾的次文化）中所经历的压力与屈辱。但是，和当下女性主义者所宣示的相反的是，这些因素也可以关键性地帮助我们了解「哪种」男人最有可能诉诸对女性或孩童的性暴力或暴力、他们最有可能展现的是「哪一类型」的暴力、以及哪种女性最有可能成为其标靶。男性暴力最深远的诱因必须被更广泛地放在社会环境中，因为是这种社会将男性气概建构为对异性恋权力的认定（以它和「女性特质」极端对立的差异形式展现），这种社会也持续的将性视为罪恶，将女性定义为性对象，将男性定义为性欲主体。但是，即使当Sutcliffe的那些年轻后进在李兹足球场(Leeds football grounds)大唱「你永远也逮不到开膛手」和「11-0」（指当时遭Sutcliffe杀害者的数目）以嘲弄警方为乐，这也不意味着任何男性都有可能变成Sutcliffe。[82]Peter Sutcliffe 被昵称为「Yorkshire开膛手」。Judith Walkowitz分析了自1898年发生开膛手杰克在伦敦谋杀并肢解五名妓女以来百年中与之相关的叙事报导和图像，她指出新闻报导在把开膛手杰克塑造成媒体英雄并扩大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威胁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对Walkowitz来说，开膛手杰克迷思已把城市建构成不利于女性的空间，默许了男性对女性毫不掩饰的敌意，并强化了男性对女性的威权操控。但Walkowitz也指出，女性主义者必须深入这样的迷思，并发掘被掩盖的事实真相：透过将历史压缩成迷思，开膛手的故事使所有男性都成了嫌疑犯，而大幅度增加女性的焦虑，因此模糊了产生性敌意和男性暴力的特殊物质条件。在「真实」世界里，男性暴力和女性受害都并非只有单一的原因或结果，只有我们文化的梦魇和媒体的幻想才会塑造出这样的生活。[83]
女性认为社会充斥着鄙视她们为第二性的文化表现是很有道理的，而这些鄙夷的表现并不局限于所谓色情产品中。就女人亲身的体验而言，男性暴力的连续体是真实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女人到处遭受着无聊的暴力行为或性侵犯的威胁。大体上，在公共场所里的女性受到男性的暴力威胁比其他男性少，但是女性却感到比较脆弱易伤。之所以如此，就像Elizabeth Stanko的研究以及无数女人在日常生活中深有所感的，乃是因为如果我们考量男人对女人所施展的各种恫吓形式，例如在女人面前用嘴唇做出亲吻的声音、口出淫秽之词、在街角等候伺机而动、以禄山之爪偷袭女性胸部等等，那么女人可以说是无时无刻不在承受恫吓。[84]突然出现在女人面前的暴露狂或是在我们窗边窥伺的偷窥狂，通常不会是强暴犯或杀人狂，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行为确实使得女性觉得这是个不安全的世界，尤其我们很可能在最近才读到过某个严重的性侵害案件──比起男性攻击男性的案件来，男性攻击女性的案件总是媒体大力渲染的。因此，就男性各种侵害行为的效果造成了女性的不安全感而言，男性暴力确实有其连续性；然而无法令人信服的是，有些女性主义者坚持个别男性对女性的威胁是大同小异的。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虽然女性主要害怕的是她们不认识的男性，但是那些在身体上受到攻击的女性大都是被认识的男性所侵犯的。身为女性主义者，我们认为如果把男性气概等同于在性或其他方面表现得肯定而主动，那么这个社会无疑是在鼓励和包庇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有权力的人通常被默许对那些较无权力的人发脾气或动粗而免受惩罚；事实上，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其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大家都假设男性有权管辖女性并要求她们提供服务，也正是这种社会假设才使得男性可以利用愤怒和肢体暴力来得到他们想要的，并且至少在家庭的范畴里逃过责难。这样说来，更加详细的审视家庭暴力的历史和政治，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是哪些属于不同层次的社会、文化和个人因素，造成了男性暴力以及某些女性暴力，这些因素并不背离阶级、文化、种族、年龄等等不平等关系，而是和它们错综交会。Irene Hanson Frieze在检视美国婚姻强暴的原因时发现，在几乎所有的案件里，婚姻强暴都和婚姻关系中其他形式的肢体暴力相关，丈夫在其他方面并不粗暴的个案非常罕见。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家庭暴力研究是在北美进行的，而从Frieze自己和他人的调查中，她估计有十分之一的已婚妇女有家庭暴力的经验。[85]在英国，Jan Pahl提到一个研究曾经比对过所有这方面的研究数据，结果发现5%的家庭有严重的婚姻暴力，而另外还有1%的家庭有轻微的婚姻暴力。[86]至于婚姻暴力的成因，各方的说法则不尽相同。一位权威的美国研究者Richard Gellas在他有关家庭暴力的书中点出童年受虐经验做为（不管男性或女性）成年暴力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一个受过父母虐待的小孩比非暴力家庭的小孩有1000倍的机会长大成人后会对其伴侣和孩子暴力相向。[87] Straus, Goode和其他学者也指出，妻子身份地位高于丈夫时，家庭暴力的风险比较高。[88]这些研究都强调，男性失业和贫穷等因素常造成不可收拾的家庭暴力，这是因为男性往往对失去掌控、社会地位、及特权做出强烈的反应。然而，Gelles的研究与Straus、Steinmetz等学者一样，都指出女性对儿童施暴的程度高过男性，而且女性也可能对其丈夫使用暴力，虽然后面这种暴力多半是出于自卫而且比较不像男性暴力那样导致严重的身体伤害。[89] Gelles和Straus以及这个领域中的相关研究都指出社会阶级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其形式则包括失业、屈就不理想的工作、子女人数、以及社会孤立──是导致夫妻间暴力相向、儿童受虐、女性施暴、以及男性暴力施虐造成肢体残害的主要原因。[90]这些研究的含意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它们并不是说中产男性不会对女性和儿童施虐，不过中产男性的社会地位会使他们比较免于被主管社会控制的机构监督；这些研究也并不是暗示中产男性没有透过他们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利用许多不同方式，自私的、无感的组织他们的家庭生活，把悲哀与绝望带入妻儿的生活。或许人们有其他更有效的、非暴力的方法来行使对他人的控制。例如，Jean Thompson在〈有色人种〉(“The People of Color”)一文中，描写一个女人在倾听隔壁公寓的家庭暴力过程中，开始质疑自己的非暴力婚姻的本质，最后发现这个婚姻之所以还好像「运作正常」，乃是因为她一直在满足丈夫对掌控局势和支撑自我的幼稚要求。[91]在一个围绕着主导力、社会权力、对他人的掌控力以建构男性特质，但是又拒绝让某些男性分享这种特权的文化里，被放在下层的男人自然很可能转而使用他们唯一还可以掌握的力量──暴力。当代的以及历史的文献都显示，家庭暴力受到物质匮乏的影响，混杂着女性的依赖及无力，和男人对自己有权控制女性的假设。例如Jan Pahl就认为在所有的阶级和群体中都可能发生家庭暴力，而且和它最有关连的就是男性自认在家中必须有主导权；但是Pahl也指出，女性在经济上的依赖、恶劣的居住环境、男性的失业都可能导致男人用暴力来对待女人，也使得殴妻的现象「在低社经阶层中较常发生」。[92]更重要的是，Pahl认为女性在经济上无法自立以及缺乏合适的临时居所，都使得她们无法离开暴力的婚姻。[93]她在调查Kent女性救援避难所(Women's Aid Refuge)的状况时发现，中产阶级女性比较不需要避难所的支援，而且即使她们需要，通常后来离开避难所之后也比较不会重回丈夫身边。[94] Pahl因此做出结论，要破除妻子受虐的结构性根源，就必须改变有关「传统家庭生活」的各种修辞论述和实践，并推动社会改革以减轻已婚妇女在财务和法律上的依赖，还要挑战婚姻是由男性主导、警察及公共服务机构不便介入家庭「私密」空间等等传统假设︰这种「私密」只是牺牲女人和小孩的权利以保障男人的权力。循着这样的思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者bell hooks曾经指出，女性主义对抗肢体暴力的策略应该聚焦于如何回应和防止个别偶发的身体凌虐事件，而不是只注意那些最极端的、男性对女性施展的长期暴力。[95] hooks指出，「在和许多女人谈论（不管是哪种性偏好）亲密关系中的身体暴力虐待时，我愈来愈发现我们大部分女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被狠狠揍过的经验。」[96]女性主义的论述必须处理这种偶发式的殴打，也应该去了解为什么女人常常觉得这种身体虐待是理所当然的。在这里，人们自己的幼年受虐经验（不管动手的是男人还是女人）就变得非常重要；hooks发现在许多案例中，女人若是幼时曾经被所爱的人加以身体惩罚，她们长大成人后也倾向接受自己爱人(有时是女性)的施虐行为，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97]Linda Gordon的研究是目前针对家庭暴力所做最完整的历史分析。她研究1880年到1960年波士顿社工机构的个案记录，发现贫穷是受虐者最为明显的共有特色。[98] Gordon当然意识到这些通常出身贫寒或教育不足、大部分是非白人移民的个案，也是最可能因为忽视或暴力而被送到社工机构来的；但是他们（大部分是女人，少部份是男人）也是比较能主动积极寻求协助和保护的个案。身为最被孤立和无助的一群人，这些女人也是最愤怒的一群。在研究这些个案之后Gordon指出，家庭暴力的背后恐怕比较不是男性展示「男性特质」的「心理需求」，而是家庭成员「争夺常常十分匮乏的物质利益」的权力斗争。在这时，女性的反抗和男性的主导习惯都是导火线。[99]例如，失业就常常强化暴力，而女性并非为了男性无法提供经济支援而生气，而是因为孩子得不到父亲的经济支援而生气。当男性无法提供经济保障，而女性因此拒绝表示尊敬或提供服务时，就常常会引发男性暴力：由于习惯独大，又被调教得期待接受女性的尊敬和服侍，并把这些期待融入自我，男人因此容易在遇到抗拒时失控或者缺乏协商让步的技巧。殴妻者并不都是疯子或暂时失控，但他们有可能比那些无暴力倾向的男性更容易采取伤害自我的行为。[100]Gordon的研究也显示，殴妻通常与乱伦、虐待儿童、以及弃养有关，然而，她也提到会性侵犯子女的男人，和那些有其他形式的家庭暴力以及弃养孩子的男人，彼此之间其实也可能各不相同︰殴妻和身体暴力比较和来自贫穷的压力及挫折相关，相较之下，性侵犯则比较不然；乱伦者通常比较不会表达羞耻感，他们通常会强调自己有权如此或者转而怪罪孩子。Gordon强烈的指出，虽然儿童性侵犯在1980年代突然在英国及美国变成首要的社会问题（例如1987年克里夫兰诊断出大量性侵害案件时也在英国引发大量公众讨论），然而儿童性侵犯并不是新事。她指出一个世纪以前，慈善义工和社工每天都在处理乱伦的个案，而当时社会大众也曾为这些「可怜无助的女性受害者」大发同情之心。[101]然而，在1920到1930年间，虽然乱伦事件仍很普遍，却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加害者被重新诠释为变态的陌生人而非父亲或尊长，受害者也不再如以往被描绘成清纯女孩，而是意图共犯的性问题人物；到了1950或1960年间，育儿专家已经把乱伦说成是不常发生、百万家庭才有一宗的案件，心理学家和其他专家也以怀疑和不可置信的眼光来看待儿童所提出的性虐待或性侵害控诉；[102]而自1970年代晚期以来对儿童性虐待的重新发现无疑的是女性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产物。就像强暴一样，儿童性侵害也一直引发很大的争议，但是今天已经很少有专家会怀疑儿童性侵害的普遍性。在美国，Diana Russell的研究样本中有4.5%曾经历乱伦侵犯，Finkelhor的样本中则有8.4%曾被家人性侵害。[103]英国有些社会服务机构所采用的数据显示，有20%女孩和10%男孩小时曾被虐待过。[104]在这些研究中，犯罪者几乎全是男性，大部分是父亲，更常见的是继父。然而，虽然专业文献现在强调儿童性侵害的广泛程度和问题的严重性，但是这些文献所采用的理论进路却不认为男人应该为此负责。[105]「家庭功能失调理论」(family dysfunction theory)──目前最权威的正统──认为所有家庭成员都是这种侵害案件的共谋，最终反而责怪母亲没有满足父亲的性欲和情绪需求。这个理论的两个权威人物Kempe和Kempe解释说︰「乱伦……不是由小孩挑起，而是成人男性发动的，而且有母亲的共谋……我们在这类案件中从没有遇到过无罪的母亲，但是最后母亲都逃过了父亲可能接受的惩罚。」[106]在研究儿童性侵害的文献里，男性一贯对女人和小孩的控制、经济上无法自立的女人所面对的两难──即使我们知道在某个层次上，有些母亲可能曾经怀疑但也可能尝试着要回避面对子女性侵害的事实──这些因素都被严重的忽视了。虽然男性的家庭暴力可能暂时为他们赢得想要的，但是Gordon, Pahl以及其他研究者都指出，这种情况只有在女人没有逃走的资源时才会成功。Gordon相信，施展在女人身上的非家庭暴力只会造成男性施暴者的「失调」，殴妻更是如此；相反的，「同舟共济、相互尊重、以及友情，才是对男人更为有利的。」[107] Gordon 并没对此多加解释，但其他人则有，我此时想到的例子是名导演马丁史柯西斯的电影《蛮牛》（Raging Bull）。这部片子描写了一个坚持侵略式男性气概的男人，即使这种坚持会毁了自己，他也在所不惜。这部电影是根据中量级拳击冠军Jack La Motta一生所改编，主角是一个动辄得咎、难以沟通、不服输、甚至对妻子有强烈占有欲的人，这些人格特质侵蚀了他的友情、工作和婚姻。在整部电影中，La Motta的暴力行为和他长久蓄积的挫折、无力表达自己的感觉、无力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都密切相关。[108]毫无疑问的，男人自认为需要女人服务，加上女人在现实中无法经济自立，又缺乏有力的方式阻止暴力男人，这些都是造成男性暴力的关键因素。但是Gordon在她的研究中也坚信，虽然很少有直接证据显示女性会性虐待丈夫和小孩，但是女性在婚姻冲突中常常和男性「同样具攻击性、不理性、而且充满毁灭性」。「许多受害者同时也是攻击者。」[109]然而女人通常也是暴力关系中输掉的一方。即便如此，Gordon仍然认为十九世纪末期美英两国女性暴力案件的下降并非女性及其家庭之福，[110]她认为当时逐渐形成的被动女性理想特质，以及对女性暴力的严重谴责，都使得被殴打的妻子感到羞耻而不敢发声。事实上，Gordon认为本世纪初女性主义协助建立了一个压迫被殴打女性的女性特质︰「当时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爱好和平是一个优越的特质，这反而使女人厌恶并压抑自身的攻击性和愤怒的情绪。」历史常常会重蹈覆辙的。[111]今日女性主义者如Sara Maguire就认为，把婚姻暴力归咎于「匮乏、贫穷、拥挤、失业的压力、甚至种族歧视」，就是和「殴妻男人」站在同一条阵线上，提供「借口」以替他们脱罪；然而对此，我感到忧心。[112]当女性主义者认定唯一可以被接受的有关婚姻暴力的「女性主义」解释就是所有的男性都有滥用权力的潜能时，我看到十九世纪的生物论包装成似是而非的社会学修辞，卷土重来了：以权力结构来分析女性受虐，说明了所有和女性有情感／性关系的男性都有可能以暴力来控制女人……有趣的是，当和那些没受到男伴暴力相向的女性讨论时，我常听到她们说……「我把我的男人管得好好的。」这些女人很清楚她们与异性伴侣的关系中有可能蒙上暴力的阴影，而她们的男人很可能会像邻居的男子一样对女人施暴。[113]
而女人的愤怒和暴力潜能呢？它又在历史中湮灭了。我们不能为了保卫女人在家庭中免受暴力的侵害而诉诸生理不平等的借口，这种借口事实上常常支持男性相信家庭暴力是必然会发生的。我们能做的，是为新的社会政策以及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革命而战，帮助女性脱离暴力的婚姻，并终止这样的婚姻，同时也去除过去许多男女所相信的婚姻「神圣性」。Linda Gordon在她的巨著结论中说︰「即使从来没有挨过揍的妇女也能从现在正在发生的婚姻『松动』中获益；婚姻正在从一种无法逃避而且是生存所必需的强迫机构，转变成一种我们可以自我选择的人际关系。」[114]过去女性与暴力的关系一直被忽略，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诸如「权力」、「力量」、「侵略」等等直接而明显的字词不太容易被定义。女性主义的发源就是因为觉醒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在所有已知的时空中，都很明显的、紧密的联系在性别与权力之上──虽然这个关连似乎有着不同形式而且也到达不同程度。过去女性主义在讨论男性与暴力时都倾向于将这样的权力关系看成是绝对单向、由上到下的过程，而这样的研究角度往往使大家看不见女性如何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参与继续维持或积极颠覆男性控制女人的能力。不过，比较传统的社会学文献或比较成熟的女性主义分析并非如此思考权力关系。权力关系意味着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权力的人能够为自己的目的而组织配置那些较无权力的人，然而，根据Anthony Giddens之类社会学家的说法，这个过程并不必然（也通常不会）以像威胁、强迫或暴力之类直接过程来出现；相反的，权力的行使总牵涉到对资源和技能的运用，在这方面某些人比较有机会取得，而暴力的使用反而是例外情况。[115]虽然在资源的取得上有此差异，Kathy Davis还是认为权力关系都是双向的，在其内的双方都有某些自主性和依赖性：权力从不是简单的「有」或「无」而已。这样的概念只会导致我们夸大强势者的权力，忽略了即使在很稳定、建制化的权力关系操作中，强势者的盔甲也有隙缝，而弱势者也会运用无数方式来掌握自己的生活。[116]诚如我们在讨论家庭暴力时看到的，在个人生活方面，正是因为女人一向在婚姻中就无法得到独立的经济来源，才使得家庭生活的正常运作安排都趋向满足男人的需要。这种机制如今已在改变，而今日被殴打的女人所共有的最大特色，并不是她们的性别，而是她们缺乏资源逃离暴力的婚姻。[117]如果我们审视那些会产生暴力的各种家庭形式，就可以看出家庭暴力并非男女关系的必然命运。在《为暴力命名：说出女同性恋暴力》一书中，许多女人道出了她们受到其他女人暴力相向的经验︰「我们一直很清楚暴力是异性恋关系的特色之一。」Barbara Hart气馁地说，因此很难接受「女性也会殴打并胁迫其他女性」[118]。这些女性提到，在美国的某些女同性恋酒吧里，暴力几乎是每天必定发生的仪式；更重要的是，就像异性恋的暴力案件一样，别的女同性恋会「规避受害者」，被殴打的女同性恋则倾向责怪自己。[119]除了心理和情绪上的虐待外，这些被虐的女同性恋还曾被刀枪以及其他武器伤害过、有被强暴的经验、被迫予取予求的提供性服务、被迫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以及被迫卖淫等──并因为伴侣控制其收入和资产而造成经济依赖。女同性恋暴力的许多动力面向都和异性恋暴力很类似──特别是被虐的女性都倾向留在这种虐待关系中，因为她们为施暴者感到难过。Donna Cecere谈到她的女同性恋暴力经验时说︰「我为她感到难过……在她的家庭背景中，她不是被忽视就是被殴打。」[120] Cedar Gentlewind也说︰「我再次回到她身边，因为……她说她已改过了……当她抱着我时，我又有被爱的感觉……在那些日子里，爱情是如此难得，而我实在没什么可爱的……」；[121] Breeze写到︰「潜意识里，我觉得挨打是我应得的……我们的社交圈只有同性恋酒吧，而肢体暴力在那里是常态。」[122]在这些叙述中的大部分女同性恋施暴者和受害者都来自劳工阶级，许多是有色人种，常常本身就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周遭暴力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女人就像男人一样会被她们环境中的暴力程度所影响，这可以从过去十五年来年轻女性的犯罪率节节升高看出来──相较之下，女性犯罪的增加率比男性还要高。Ann Campbell曾在批评女性主义论调时指出，几乎所有我们有关「女性特质」的观念都来自所谓中产阶级的「仕女」(lady) [123] ︰「要养成被骄纵、自我中心、消极被动、有爱心，这种调教都需要有某种程度的经济保障。」[124] Campbell针对伦敦、利物浦、牛津等地区劳工阶级住宅区里251个十六岁女学生样本的调查，发现有89%的女生至少曾经打过一次架，这些女孩大部分反对打架，但并不认为打架是「很不女人的」。在另一方面，被Campbell访谈的Borstal女孩们则大部分很肯定打架，觉得那是发泄愤怒和解决争端的好方法。[125]就像其他男性不良少年一样，这些女孩们大部分都很系统的被父母鼓励打架︰「在这些女孩身处的次文化中……人际的暴力被认为是憎恨与厌恶的恶意表达，而且也比较是为了建立和维持强硬的形象，而不只是为了解决争端。」[126] Campbell很不满有些女性主义只认为女人是男性迫害的牺牲者，而不把女人视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的受害者︰「如果没有在社会现状上做更彻底的改变，我们只会把女性解放到贫穷、异化、失望和犯罪的境地，而男性早已在那里了。」[127]David Robins在研究橄榄球场闹事现象时也有类似的看法。他问道：「当这些男孩在闹事时，女孩都在做什么？」结果他发现很多女孩子也和男孩一起在场，虽然男孩比女孩多，但女孩的确也参与闹事，甚至怂恿男孩出手。在女性帮派也存在的地方，她们不只模仿男性，也试着超越他们︰「我们会去打架，」Leeds的天使帮告诉研究者Robins，「在Norwich和Ipswich，有时女生的数量还比男生多……当Man. United队在Norwich比赛时……总共有四十个人被逮捕，其中肯定有三十个是女生。」[128]可惜很显然的，我们社会仍把肢体暴力和侵略视为男性特质，是男人做的事。Tolson和其他人曾经用身体的坚实来分析工人阶级的男性形象，发现这个形象总是联系到辛苦劳动和赚取薪资，[129]而这个象征也一直流传到今日。但是，此刻英国几乎有50%的年轻男子休学加入工作，他们对未来都没有什么希望或自信，Robins因此认为：「年轻工人阶级男性正在被迫进入一个狂妄和不负责任的位置。」[130]他也相信，年轻女性虽然缺乏男性说性别歧视笑话时的象征性权力，也很少享有和男性同样的行动自由和选择自由，但是她们却愈来愈体认到自己不但能受暴也能施暴。[131]然而，即使侵略性不专属于男性所有，媒体和公共大众却仍然只对男性暴力表示焦虑──这些暴力大部分是年轻劳动阶级男性所为，其中包括参与破坏、帮派械斗和足球场闹事。足球场闹事的现象如今已为社会所严重关切，这也使得右派的法律和秩序政治有了新的吸引力。有些研究者如Peter Marsh，Elizabeth Rosser和Rom Harre都强调，发生在足球场内外的严重暴力事件──其实不同于其他仪式性的暴力──其严重程度是被媒体极度的夸大了。[132]但年轻男性的暴力不只是媒体创造出来的，它与底层工人阶级男性的联想也不只是中产阶级的恐惧幻想，Dunning及其同僚对足球场暴力事件的社会学研究决断的显示，足球帮派中的男性绝大部分来自劳工阶级的最底层。[133]我们需要问︰为什么劳工阶层的某种粗暴男性特质会是社会环境中一个永久存在的特色，以致于它持续强化今日女性主义者将暴力和男性划上等号的幻想？Dunning的研究强调，那些只能在所有权威和地位阶层的最底层找到低薪、不稳定、单调的工作的男人，会发展出无可避免的共通性、非常局限的眼界、以及很狭窄的邻里忠诚观。更有什者，在被规划为男性的工作岗位上，以及在那些仍然由男性主导的家居生活里，低层劳工阶级比其他阶级更倾向于生产截然差异的性别角色分野（这个阶级的女性如果找到类似的工作，她们的薪水会更低，位阶更低，更不稳定）。就像黑人中有个低阶层，白人中也有其低阶层，这些男性是所有男性中最可能采取具有侵略性的男性行为风格和价值的一群，而那些在和「外人」冲突时表现忠诚及勇敢的男性才被赋予较高的地位：这些青少年和成年男性除了「街头求生智慧」和打架的能力及意愿之外，很少有其他权力资源。这种经验上的狭隘和相对较少的权力，使他们在面对不熟悉的空间和人的时候感到潜在的威胁。通常他们只有在熟人及与自己同类的人当中才感觉到稍高程度的社会肯定感……作为某个团体的一份子，增加了他们的权力感，同时提供他们机会反击既有秩序，也提供他们一个脉络，可以借着发泄来夺回属于自己的……在短暂虚幻的霎那间，被放逐的人成了主宰者，被践踏的人翻了身。[134]当然，底层男性劳工比较看重和使用的侵略式男性风格并不专属于他们；事实上，即使不是现实生活，它也是大多数男性幻想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男人为阳刚形象所迷，相信男性特质就是权力和暴力。（克林伊斯威特如果没了那把枪，会是怎样？）然而，就像我之前提过的，男性共享的集体幻想并不能简单和直接的化约成个人行动；许多社会中介者──学校、工作、朋友、家庭、宗教、和政治──都影响到这些幻想会或不会被导入任何积极的表达，也决定了这些幻想真的表达时，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么说来，正是底层男性劳工的现实生活与男性的权力形象之间尖锐、令人挫折的冲突对立，才使得某些男人采用并实践一种比较侵略式的男性气质。对我来说，女性主义曾有一度不会因为要指认男人普遍的兽性而忽略阶级压迫的重要性，但那是1970年代早期，是女性主义者比较积极参与一个对阶级异化和剥削比较敏锐感知的左派政治和文化的时刻。当然，女人可能──而有些女人的确是──在行为上和男人一样积极暴力。但是同样的，大部分女人从很小开始就警觉到表达自身的欲望会遭遇阻碍和限制──这些阻碍和限制有可能只是以周遭人群的期望来表现。更重要的是，她们敏锐的感受到社会对女性大叫、打架、骂脏话等侵略性行为有更大的谴责。相对而言，男性在运动场上或其他地方都有可能进行侵略展现的例行仪式，而社会对其各种侵略形式的忍受度也比较高。[135]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到，女性对自身侵略性的较高压抑并不尽然是健康的，女性压抑自己的挫折感和侵略性的努力最后几乎都一定会造成她们把侵略性转向自我或子女。这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比较容易陷入沮丧（比例几乎有男性的两倍高），或是比较容易借着在情绪上虐待小孩来表现自己的痛苦。[136] Janet Sayers, Jean Temperley以及其他医师曾指出，这种自我压抑也会导致女性把自己的侵略性和暴力投射到其他人或外在世界上，以致造成偏执妄想症或广场恐惧症。[137]本书第三章就提到，Jean Temperley从她处理女性病例的经验中建议，我们需要考虑女人对男性暴力的观察、执着关注、以及尝试挑衅，是否其中也包含了女人把自身的挫折和侵略性投射到男性身上，而借着这层掩护得以垄断道德自义和美德。[138]某些女性主义者以及Temperley之类的治疗师都在女性眼中似乎全面笼罩、全面威胁的男性情欲形象里看到女性自身侵略性与受挫力量的投射。举例来说，政治记者及女性主义者Sarah Benton就认为，由于女性具有侵略性或者拥有权力被视为是不合理的，而且女性也很少习惯挑起世界现况的责任，因此「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和侵略性都投射在男性身上。」[139]此外，Benton也在这种心理投射作用中发现了女性对性的否定，这种否定也直接联系到女性在性别歧视文化中接受和表达自身欲望时的困难──尤其困难的是承认女性情欲也可能是暴力的、残酷的、「变态的」，甚至是悦虐的、屈从的、柔顺的。Benton总结道：「阻碍女人接受及表达自我欲望的，最主要是因为女人很难在这个大环境中取得、操作、并接受权力，而不是什么特定的、来自于男性的性威胁。」[140]事实上，这个说法也似乎有不少事实来佐证其合理性︰真实犯罪案件杂志的读者大部分是女性，这些杂志所提供的猥亵报导总是有关那些最暴力、最扇腥的谋杀案例；[141]成群出现在性谋杀犯审判场景中的主要听众是女性，在那里她们才感到有正当性以言词或什至身体暴力来展现极端的惩罚式道德攻击。然而，某些男性施展在女性身上的暴力程度以及许多男性对女性的恶劣对待程度、那些握有权力的人要不是忽略暴力的发生就是责难女性为其罪魁祸首的倾向、还有在一般情况中男性对女性都握有较大的权力和控制──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比Temperley和其他心理分析评论家所做的还要更加小心，以免过分看重那些说女性本身在感觉受害中也参了一脚的论点。无疑，许多女性深陷在依赖与软弱中的事实，使得她们在咬牙切齿忍受男人暴力荼毒的同时，除了压下她们自己的愤怒及反击的冲动之外，难以憧憬任何其他积极的出路；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体认到，要了解女性暴力的必要性，我们需要扬弃主流保守势力以及近来通俗女性主义对于女性本性就不如男性粗暴的理想观点的热烈拥抱（前者认为两者的连结是生物上的，后者则比较认为是文化上的）。我们之所以认为男性气概和暴力间有社会文化的关联，有一部份是来自于以下事实：大多数被社会允许使用的武力和暴力都存在于男人的工作上──警察、军队、监狱人员、及其他「国防」和训导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中，通常是男性（而非女性）被训练使用暴力。但是如David Morgan所说，在这种脉络下，翻转那些先前被假定存在于「男性气概」和「暴力」间的因果关系是可能的。也许正是因为男人被社会决定的、有系统的引入各种暴力形式，才使得我们把男性气概建构为紧密的交缠在「暴力」之上。[142]可是有报导显示，当女性被放在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岗位时，她们也会使用武力或暴力，这证明真正的关键可能是国家的暴力在男性手中的操作──而非像许多女性主义者所相信的，是男性暴力被国家所操作。举例来说，十九世纪末期，女性狱吏在遇到女性犯人触犯任何法规时所执行的身体惩罚，比起别的女性狱吏对待男性犯人的惩罚都严厉许多；而且一直到今天，女犯人始终比男犯人更易被女狱吏惩罚并登录呈报。[143]其他有关女性在权位上的行为的报导也都出现类似的故事，显示许多女性热中使用暴力，包括传统被定义的暴力行为。我曾在别处提到过女性与战争及军需工业的重要关连，她们不但是战争的热情支持者也本身就积极的参与战争，而这些事实常常都被压抑或否认。[144]尽管如此，从许多女性被殴打的证据就可以显示，有些男性因为受过较多使用暴力的正式训练，常常比较会在他们和女性的私密关系里倾向诉诸暴力。这些正式的训练也提供男人在执行其公共「勤务」时对女性（及男性）益发凶狠。黑人女性主义者尤其清楚区别国家暴力和男性暴力的重要性。例如Kum-kum Bhavnani就拒斥暴力是「基本的男性特质」这种观念，[145]因为这样的信念否定了从过去到现在在黑人认知中，白人女性都直接或间接的以暴力对待黑人以支持并维持种族歧视；男性暴力本质论也否定了男男女女曾一齐激烈抗争国家暴力的事实，这些因国家暴力而生的抗争不只发生在南非的街上，而且也出现在英国的街头暴动里。Bhavnani驳斥「女性有着和平的过去」这种在白人女性主义中相当盛行的观念，她认为这是对黑人女性的一种侮辱。（她还指出这种说法也侮辱了曾经有时以十分激烈的方式来反抗阶级压迫的白人女性劳工，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为了反抗暴力与压迫的情境而战的女性，更遑论它将白人女性劳工自英国妇女投票权的抗争史中完全抹煞。）Bhavnani认为，「非暴力」与「和平」这两个字眼，「若不给予策略上的精确性及政治性的定义，最后终将成为毫无意义的辞汇。」[146] bell hooks也在其书写中谈到她从祖父一贯的反战立场学会了反战，也提到许多其他鄙视军国主义的南方黑人男性：「他们的态度向我们昭示，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认为战争是荣耀的，不是所有参战的男人都相信战争是正义的，男人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147] hooks又补充，性别角色分工并不必然意味着女性在战争与暴力的想法上与男性有所出入，也不意味着当女性被授权去参战时，其举止会不同于男性。显然，「暴力」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男性特质」；两者都不是单一的现象。[148]暴力有许多不同的种类，有些是正当合理的（从运动、打小孩，到警察的管制取缔行为与战争），有些则不是正当合理的（从公立学校中的体罚到强暴和谋杀）。将这些实践看成是彼此独立的运作，我们才可能比较容易了解甚至尝试去改变男性在这些实践中的涉入。不论在今天的美国和英国，妇女心中首要恐惧的就是害怕来自男性的暴力攻击，但是如果我们想深入处理这种恐惧的症结以及现代社会中日益增加的暴力事件比率，我们的分析不但必须包括也必须超越那种单单以性别为着眼点的分析。我们的社会中暴力的猖獗，和男性竭力确认其「男性气概」之间，存在着某些关连，而即使关于男性宰制女性的假设──即传统「男性气概」定义的一部分──已在持续崩解中，这些关连反而都有可能被再次强化。有些愈来愈不确定这种宰制的男性可能会益发诉诸暴力以尝试巩固其男性的认同，然而另外一些男性却不这么做，他们可能会转向新的做男人的方式，甚至会去支持为终结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相向而发起的抗争。我们应该记得，某些男性一直在那些致力推动「非暴力」的组织里工作──即使他们因此遭到最严苛的嘲弄和惩罚，甚至为此牺牲性命；同时，社会上普遍的暴力现象和一些非关性别的力量也的确有所关连，这些非关性别的力量对某些男性的强大影响不亚于其对女性的影响；对女性的性攻击和整体暴力犯罪率的节节高升之间有着密切而令人胆寒的关系，但后者的加害对象则主要还是男性居多。上述这些关连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许多西方社会中已经创造出一个永久的下层阶级──这个阶级的建构环绕着依赖、自我毁灭、侵犯财产以及侵犯人身的罪行。二十年前Martin Luther King, Jr.因憧憬着美国成为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而被射杀身亡，而今天美个社会较之于从前更为不平等︰黑人男性大学毕业的人数正在降低，黑人的平均寿命正在递减中，黑人与其他的少数民族被隔离到更差的学校、更烂的社区、更烂的住家（如果他们能幸运地拥有房子的话）。这些恶劣现象都在增加中。[149]全美各地都看到联邦经费自全国或地方层次的社会福利补助中撤退，再加上工会运动的粉碎以及劳动过程的重组毁掉了许多传统的劳工阶级工作及社区，这些现象所带来令人绝望和怨忿的遗产就是毒品、犯罪、及暴力。在社会福利几乎被削减殆尽之下，无家可归、失业、以及绝望都在美国快速升高。比较三十年前Martin Luther King, Jr. 所诉求的黑人和平抗争，和二十年前Malcolm X为激烈抗议所作的辩护，黑人电影制片者Spike Lee今日宣称：情况现在是比较倾向Malcom，而不是King。我想黑人们已经受够了老是在挨警察的长枪和警棍的位置上。[150]
究竟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可以被我们指认为「暴力」、「虐待」、「侵犯」在那个社会里的最佳代表呢？是那些在恐惧和剥削的底层社会中被残害的人吗？或者是那些可能不直接从事暴力行为或肢体暴力，但是却策动践踏和残害别人的人呢？世界首富之国深陷在贫困及不平等之中的现象，正好使得美国可以在「国防」上花费愈来愈大的金额，并且对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以及中东进行侵略式的介入。美国做了明确的示范，并且透过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以及其他类似机构去试图将美式作风强行加诸于全世界。如果女性主义者要认真对待性暴力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所要对抗的，比任何单个男人或男性群体的力量更严重、更具破坏力──甚至比Dworkin那充满神秘特质的「原子弹阳具」(atomic phallus)犹有过之。不管在这个「后政治」的年代里听起来可能多么的老掉牙，当当代资本主义继续沿着熟悉的阶级、种族、及性别沟槽来刻画出它的高低尊卑阶层时，我们此时此地所面对的暴力，是一种私密生活中的野蛮，映照着公共生活中日益激化的野蛮。[1] Susan Griffin, (1971), Reprint from 'Rape: The All-American Crime', Ramparts, September, pp. 26-35.[4] Shulamith Firestone, (1971), The Dialectic of Sex, London, Paladin; Kate Millet, (1972), Sexual Politics, London, Abacus.[5] Germaine Greer, (1970), The Female Eunuch, London, MacGibbon & Kee.[6] Sheila Rowbotham, (1973), Women's Consciousness, Man's World, Harmondsworth, Penguin; Juliet Mitchell, (1971), Woman's Estate, Harmondsworth, Penguin.[7] Susan Brownmiller, (1976),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Harmondsworth, Penguin.[8] Elizabeth Stanko, (1985), Intimate Intrusions: Women's Experience of Male Viol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9] For example, see Rape Crisis Centre, (1977), First Annual Report, London, Rape Counselling and Research Project.[10] Susan Griffin, op.cit., p. 22.[11] Brownmiller, op.cit., p. 14.[12] For example, as portrayed in the British film, Distant Voices, Still Lives, Terrence Davies, 1988.[13] Brownmiller, op.cit., p. 209.[15] See John Forrester, (1985), 'Rape, Seduction and Psychoanalysis' in Tomaselli and Porter (eds.), Rape, p.62, Oxford, Basil Blackwell.[16] See Alfred Kinsey et al., (1953), Sexual Behaviour in the Human Female, p.410, pp. 116-22, Philadelphia, WB Saunders.[17] Peggy Reeves Sanday, (1985), 'Rape and the Silencing of the Feminine' in Tomaselli and Porter, op.cit, p. 85.[18] Margaret Mead, (1935), 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 For these and other examples see Julia Schwendinger and Herman Schwendinger, (1983), Rape and Inequality, London, Sage.[20] Roy Porter, (1985), 'Rape–Does it Have a Historical Meaning?' in Tomaselli and Porter, op.cit.[22] Barbara Lindemann, (1984), '”To Ravish and Carnally Know”: Rape in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in Signs, Autumn, vol. 10, I.[25] Ellen Ross, (1982), 'Fierce Questions and Taunts”: Married Life in Working-class London, 1870-1914', in Feminist Studies, vol. 8, 3, Fall.[27] Figures quoted in Donald West, (1984), 'The Victim's Contribution to Sexual Offences' in June Hopkins (ed.), Perspectives on Rape and Sexual Assault, p. 2, London,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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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y and Florence Nichols, (1978), Understanding Sexual Attacks, London, Heinemann; Sylvia Levine and Joseph Koenig (eds.), Why Men Rape, (1983), London, Star.[69] Levine and Koenig, ibid, p. 3.[70] West et al., op.cit., p. 35.[71] Levine and Koenig, p. 41.[73] Reported in Deborah Cameron and Elizabeth Frazer, (1987), The Lust to Kill, p. 69, Cambridge, Polity Press.[74] Gordon Burn, (1984), Somebody's Husband, Somebody's Son: The Story of the Yorkshire Ripper, p. 99, London, Pan Books.[75] Nicole Ward Jouve, (1986), 'The Streetcleaner': The Yorkshire Ripper Case or Trial, p. 149, London, Marion Boyars.[79] Burn, op.cit., pp. 58-9.[80] Quoted in Wendy Hollway, (1981), 'I Just Wanted to Kill a Woman”. Why? The Ripper and Male Sexuality' in Feminist Review, no.9, Autumn, p. 39.[81] Quoted in Eileen Fairweather, (I982), 'Leeds: Curfew on Men' in Marsha Rowe (ed.), Spare Rib Reader, p. 441, Harmondsworth, Penguin.[82] Quoted in David Robins, (1984), We Hate Humans, p.l10, Hannondsworth, Penguin.[83] Judith Walkowitz, (1982), 'Jack the Ripper and the Myth of Male Violence' in Feminist Studies, vol. 8, 3, Fall, p. 570.[84] A recent survey by Granada Television found that nearly 70% of women said they either would not go out alone after dark or would go out only if absolutely necessary. 34% of these women had been sworn at in the street, 18% had experienced unwelcome physical contact and 17% had been flashed at. (World In Action, Granada TV 9.1.89.)[85] Irene Hanson Frieze, (1983), 'Investigating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Marital Rape' in Signs , vol. 8, 3.[86] Jan Pahl, (1985), Private Violence and Public Policy, p. 8,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87] Richard Gelles, (1979), Family Violence, London, Sage.[88] William Goode, (1971), 'Force and Violence in the Famiy' i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vol. 33, no. 4; Murray Straus, (1980),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Prevention of Wife-beating' in Murray Strauss and Gerald Hotaling (eds.), Social Causes of Husband-Wife Viol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apolis Press.[89] Gelles, op.cit., p. l39.[91] Linda Gordon, (1988), Heroes of Their Own Lives: The Politics and History of Family Violence , p. 29l, New York, Viking.[92] Pahl, op.cie., p. 47.[95] Bell Hooks, (1989), Talking Back; Thinking Feminist–Thinking Black, p. 89, London, Sheba.[98] Gordon, op.cit., p. 8.[101] Linda Gordon, (1988b), 'The Politics of Child Sexual Abuse: Notes from American History' in Feminist Review, no. 28, Spring, p. 57.[102] S. Weinberg, (1955), Incest Behaviour, New York, Citadel Press; Norman Bell and Ezra Vogel (eds.), (1963), A Modern Introduction to the Family, New York, Free Press; Paul Gebhardt et al., (1965), Sexual Offenders, New York, Harper & Row.[103] Figures reported in Kelly, op.cit., p. 89.[104] Figures adopted, for example, by Islington Council in London. See Margaret Boushel and Sara Noakes, (1988), 'Islington Social Services: Developing a Policy on Child Sexual Abuse', in Feminist Review, no. 28, Spring, p. 154[105] Ruth Kempe and C. Henry Kempe, (1978), Child Abuse, London, Fontana/ Open Books; Patricia Mrazek and C. Henry Kempe, (1978), Sexually Abused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Oxford, Pergamon Press.[106] Kempe and Kempe, ibid, p. 66.[107] Gordon, (1988a), p. 288.[108] See, for example, Judith Williamson, (1986), 'Prisoner of Love', in Consuming Passions, London, Marion Boyars.[109] Gordon, (1988a), op.cit., p. 290.[112] Sara Maguire, (1988), '”Sorry Love”–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the home and the state response' i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issue 23, Autumn, p. 36.[114] Gordon, (I988a), op.cit., p. 288.[115] Anthony Giddens,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 p. 175, Cambridge, Polity Press.[116] Kathy Davis, (1987), 'The Janus-Face of Power: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involved in the study of gender and power',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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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son Dobash, Sue Gutteridge, (I986), The Imprisonment of Women, p. 86, p. 147, Oxford, Blackwell.[144] Lynne Segal, (1987), Is the Future Female?, chapter 5, London, Virago.[145] Kum Kum Bhavnani, (1987), 'Turning the World Upside Down' in Charting the Journey, p. 264, London, Sheba.[147] Bell Hooks, (1989), 'Feminism and Militarism; A Comment' in Hooks, op.cit., p. 93.[149] Martin Walker, (1989), in The Guardian , January 16.[150] Spike Lee talks to Steve Goldman, (1989), 'Heat of the Moment' in The Weekend Guardian, June 24-5, p. 15.精神健康艺术团体。以超越学科的视角看待精神健康议题，身体力行促进知识和经验的生产， 秉持社会正义的理念， 探索多元介入的可能。开展同伴教育、 互助团体、 讲座沙龙等经典项目， 也通过影像研习、 影像制作、 戏剧演出、艺术展览等各种艺术创新方式进行精神健康大众传播。连续五年举办精神健康艺术展览。与多所高校合作， 组织教学和培训。曾获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BritishCouncil、 706空间青年基金、 银杏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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