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理论是传承与创新的共同体
传承是科学、文化乃至宇宙演进的过程和方式。中华文化传统的宇宙观是生成论，以“道在于一”“生生不息”为旨要，认为天地人是一体的，而且宇宙也是有生命的，如是而传薪递华，承其备物，终始不绝。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中医药学，以传承而发祥，以传承而演进，又以传承而发展。
中医药理论溯源及意义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学。中华先民把生存感知，做了浑束为一的归纳而萌发了初始概念，如阴阳、五行、气等等。
中华传统文化的框架就是中医药理论的框架。对于不同“时”（春夏秋冬、昼夜）“空”（东西南北、上下）的应象感知和有意识（如雌雄、得失等）而发为“阴阳”；对五星的观察和五数的崇拜蕴发了“五行”；对大气的感受和人之呼吸而发生了“气”的观念。阴阳、五行和气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是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和基建砖石。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深奥高明，“近取诸身”曾为其先源之一。在中医药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把许多人体知识的经验，援用了《易经》的观念、思想升华为理论，例如《黄帝内经》。中医药理论主要是从这些上古典籍的传承发展而来。
中医药传承方式和思维方法
理论是系统化的见解与主张，中医药形成了理论体系，乃是对卫生保健智慧的集中表现。传承是学术发展的灵魂，对于中医药理论体系尤为重要，因为理论除具有引领临床的现实性外，还体现了中国科技思想启发未来的独特性和某些化石性理论的历史陈列性。中医药素来重视理论的传承，传承方式主要有家学传承、师授传承、院校传承、自学熏习等四种。
中医药理论传承的思维方式有模式思维、重复性思维（包括记忆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其运用因传承方法而异。中医药理论的传承方法因传承方式之异而有别，有个体传授与群传群受（院校）的不同，主旨是治学、授业。受经学传授方法影响最大，如《素问·著至教论》，以“诵、解、别、明、彰”五字为医道传授方法，“可传后世，可以为宝”。
《墨子》讲“巧传则求其故”，传承中有很多技巧，深明理性，才能得真意、学到位。亲炙、点拨皆如此。利用歌诀，也是从古至今贯用的方法，如《医宗金鉴·正骨手法要旨》中说：“一旦临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讲述骨科操作，由机（理论）而巧。
理论传承的至高境界是传心。是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相证，靠心心感应而得法传授。其实，这在《灵枢·师传》中就有“闻而藏之，则而行之”的记述了。
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
中医药理论的传承是天授大业的神圣使命。创新是学术发展的枢机。中医药从源头走来，在发展逻辑的助推下，其传承永远离不开创新，创新更离不开传承。
传承与创新的主体都是人。对于授者“经师易遇，人师难遭”（《资治通鉴》）。其艺是得人乃传，甚至“智过于师，方堪传授”。《黄帝内经》多处讲“非其人勿传”“非其人勿教”。师与弟子，绍其法乳，聚于堂物，日就月将，薪火相传，久而弥新。
《素问·气穴论》说：“世言真数开人意”，传承或创新都要从“真数”着手把握。对于中医药，经典就是真数。所谓经典，就是那些在流传中能自我壮大并成为体系的源头著作，例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
经典具有筑基、构建和赋以特质的作用。学经典可以知本源、览全局、识特质。冯友兰先生提出了读书的“十二字诀”，即“精其选，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这可作为我们读经典的参考。
中医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清代王夫之先生在《周易外传》中说，中华文化传承是“学成于聚，新故相资而新其故。”中医药理论也是新启于旧，旧中有新。传承中不知不觉地蕴发了二次创新。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不离乎传承。
当然，传承中也曾有某些失传和断层，路径上也曾有过局部扭曲，很多是属于社会及生产力发展导致需求改变所致，正说明传承不是全盘依旧。当代中医药理论是要把穿越数千年的瑰宝用于现代，要让中医药站在世界医学的制高点上。（本文出自中国中医药报，作者系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孟庆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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