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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剑父画稿的魅力(附72幅写生稿)

陈继春 020艺术观察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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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得风气之先。域外文化给其以强烈刺激,外来文化与当地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现代绘画的领域中,跃出了以高剑父(1879-1951)、高奇峰(1889-1933)及陈树人(1883-1948)为代表的以“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为目标且色墨皆美的绘画,致力创造“新国画”,乃至“折衷派”,也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岭南画派”。该派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原籍番禺的高剑父是积极推动美术革命和“岭南画派”的奠基人之一!其1893年左右随擅花鸟的居廉(1828-1904)习画。正如传统中国画授徒方式一样,临摹是习画的“不二法门”,因为临摹对于继承发展中国画的形式体系起着重要作用,是对前人立意、选材、造型、笔墨、构图等各方面进行研究和学习的好办法,获得的技法技巧是承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手段,高剑父亦一样。



一般而言,以临摹作画学入门先摹后临,均以白描为之,再后是对临、背临或变临,高氏习画历程的最初从勾摹居氏作品开始,居廉笔下有蔷薇、芍药、荷花、合笑、水仙等花卉外,也有日常生活中的蔬菓如大白菜、芋头、竹笋、萝卜、大葱、冬菇,石榴等,至于鸟兽方面如鹦鹉、孔雀、鸬鹚和蝴蝶、蝉、螳螂、螃蟹及蝙蝠等,这些都成为高氏学习的范本。从高剑父早年的习作所见,其临摹方式主要是“对临”,它是学习书画技艺过程中最为通用的“临摹”手法中的一种,曾被古今行内人士认为最为行之有效的打基础阶段的学习方法。由线描、设色、题款位置、印章安排等逐一临摹;也就是对照着书画作品的母本原作原汁原味地写或画出来。高氏在“十香园”临摹之外,也曾前往东莞“可园”去临摹居巢和居廉,尤其是后者留存于张家的作品,历时4至5个月,得出”乃知吾师的画法,了无虚笔,一笔一点,都有用意的”认识。



高剑父在其文章中曾披露云:”十六岁又从伍乙庄(伍德彝、字乙庄)先生,更由先生介绍于吴荷屋、张野樵之家,得临摹唐、宋、元、明、清历代名画,如是者数年,其时已有些画名。”又指出”有两年,乙师于各大藏家借来历代名迹,嘱我代摹;虽用了两年多的苦功,得造成最坚固的古画基础。”由此可见,高氏的临摹对象不仅限于居廉的。在高剑父传世的早期作品之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他学习传统的轨迹。其成图于1899年的《仿罗两峰饲鸟图》《仿恽寿平水仙蟹石斗方》、1900年的《花卉草虫扇面》和1901年所作的《富贵图》就使人感到由聚焦于罗聘,到研习恽南田和居廉的”撞水与撞粉”技法,或临或仿,呈现出一位国画家娴熟的国画技巧和临摹的功力。



上述作品是高剑父在入门之后的向前人致敬之作。实际上,要追索大师的早期画学起点,还应从摹习居廉的作品开始。黎明、黄咏贤伉俪藏高剑父的临摹作品,主要来自高氏师从居廉时的习作。如高氏临摹其师的《芋头》或《石榴》等以花卉为主题的扇面,尽管祇是线描,但予人看到一位年青人以谦卑的心态,恭敬的心绪、静心学习的痕迹。而其署于”庚戌二月初四”的《桃花》团扇摹本,是向居巢学习的。要知道,早年的居廉,画学的营养来自从兄居巢,而在以“桃花”为内容的扇面临摹作品中,目前至少有两个不同版本流存,一是桃花折枝,一是在同一造型的基础上加入周围的花卉元素。由此可见,高剑父在学习老师的同时,也注意上溯师长的前辈,进而从”流”向”源”靠拢。中国美术史表明,这是有志学习中国绘画者迈向成功的方式之一,高剑父的选择,其聪敏可见!



值得指出的是,在高剑父临摹居廉兄弟的作品中,画面的开度不大,而且更多的是斗方或团扇,甚至是折扇。这表明居廉在授徒初始时因应初学者的能力和驾驭画幅的经验而采取的方式,然而。在黎明、黄咏贤伉俪藏品中,我们看到高氏的扇面《梧桐栖鸟》,这令人想起上世纪七十年代露面于香港的居廉的内容相同的长条作品;而扇面《水仙》,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美术》同样造型的横批也曾刊登。高剑父这一举动,不无予人看出他在早期的临摹过程中,已注意将老师绘画作品的呈现形式加以改动,甚至引入新的构图,彰显出自信与聪明。另一方面,我们注意到临摹稿中,高剑父多以文字去记录原作中的细节,尤其是颜色的问题。要知道,从步行十多里去上课,到留居于师父之家待侯,这在推行精英教育的清季,高剑父的起点甚低,颜色对他来说是甚为贵重的东西。如此记录,不无折射当时中国的教育轨迹。



在中国绘画的传授体系中,”临摹”是一个概念,”写生”又是一个概念。实际上,宋代《宣和画谱》已有”写生赵昌”的记述,有志的中国绘画大家都知道,绘画的”新”,来自于写生。



居廉以花卉鸣世,其画学知识来源除了要多观赏及临摹古今名画以外,还要对实际的花卉深入的观赏与写生,了解花的枯荣及霜晴雨露中的情态,以及花朵叶与枝干等各部位结构与生态。临摹、观察及写生,尤其是后两者,是积累创作素材的主要方式,这些为后来高剑父的艺术创作树立了一个重要的参照。

高剑父曾指出:”很多人以为国画多是临摹的闭门造车之作,其实历代名家不仅看重写生,所谓师法自然,累积经验、融汇而达写“意”之境界。所以写生是以实际结合理论。多细心观察自然,多加练习,对充实自已有莫大的帮助。”虽然我们未能确定高剑父这番话是甚么时候说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写生对于他来说,几乎从开始学画到生命的最后时光一直没有忘怀。



李健儿云:”剑父自识麦拉、山本,始知他国有画法,乃蓄意先游学日本……。”当然,这是一般的、概括性的说法。因为其师所居之河南”隔山”对岸就是明清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基地之一”十三行”,外国美术已风行。毫无疑问,高剑父1900年在澳门接触西画时已系统地接受新式的教育,他肯定清楚速写是绘画的一种方法,它是以对形象的敏锐观察和简洁、概括并迅速的表现为出特点,也是画家与自然交流的最直接的绘画形式。在某一程度下,速写可看作是以最简便的方法去捕捉物象的瞬间状态的形象的方式之一,高剑父当然知道速写对绘画的功用,而自他1906年至1907年左右在日本时,速写就成了他习画的主要内容,当中最为注目的是对昆虫,又或是东京不同地区的植物和风景的描写。



文献表明,高剑父去日本后中间曾回国,携高奇峰一同前往,归国,此前于日本的活动地区是在东京下谷及附近地方,根据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高氏写生稿,写生范围包括”上野”、”越谷”、”浅草”、”向岛”、”虎ノ门”、”帝国博物馆”、”帝室博物馆”及”帝国图书馆”等处。高剑父的日本写生,在某一程度重温其师描绘标本的方式,在概括的写意笔法中糅合了兼顾光影的立体概念。这一时期,明显地发展水彩画的技法。他养成一个艺术家观察大自然细致入微的习惯,随时随地用笔勾画各地的景物,更以文字进行详细的记录。



高氏早期绘画忠于对象的自然属性,早在澳门”格致书院”和居廉的”啸月琴馆”中所得到的启蒙在日本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而且被贯彻于高氏在昆虫研究所和野外的写生之中。



高氏从日本回国以后的第一个十年间,画稿显示出他对雀鸟曾作深刻的研究。黎明、黄咏贤伉俪藏品内,尤其是1913年10月的一系列雀鸟写生中,我们看到高氏对物象的观察已有长足的进步。鸟的停、止,飞、鸣、宿、食,甚至顾盼,均十分重视,而且种类繁多。同时已从早期的工笔双钩进入”半工意”的表现方式。这明显使人感到高氏自从学于居廉,到接触域外美术十多年间对造型的把握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进步。另一方面,高剑父的画稿中,风景,又或是中国绘画语境下的山水题材,已是翩然而至。目前可见其最早的、有明确纪年而且是粤垣以外的速写是1913年11月前往江西饶州途中的作品,而且画面较为完整。其中几帧写生中着力呈现的是植物的真实形态,在某一程度下延续在日本时学到的写生技法。不过,正因为地点是江西,他的写生在构图上自觉地远离日本那种被学者称之为”博物学”的图式,而与中国传统国画中的斗方布局相接。



因应政治的需要,高剑父于1918年服役于漳州陈炯明的军队之中,其速写本上所见的《漳州水关》就成图于1918年。福建漳州在人们心中最有名的是水仙,同样以有建造石桥的能工巧匠而称着。正因为近代栽种花卉业的发展,该地区河网纵横,《漳州水关》可以说是当地乡间较有典型意义的景物。此图可被誉为目前所见高氏画于中国的最精彩的水彩画之一,如果作者在用墨色勾勒砖块的夹纹时放松一点的话,几乎予人分辨不出作者原是以国画为入门的画家。另外的铅笔速写《漳州江东桥》,采用中国绘画长卷式的构图,在描绘方式上,画家以单线勾出桥的墩和桥面上的矮小石栏,再分别于桥墩的背光之处加上阴影。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作者在绘画阴影时并不是将光源是限于一点的,反而由左至右第一个桥墩的较淡,中间的最深,是最令人注目之处,即此墩的桥板底部是全幅作品最黑之处,到第三个桥墩时更浅,这种表现方式很特别,作者在此西洋式的表现手法中,渗进了中国画中光源或焦点的”移动性”特征,深浅交替,营造出一种朴素的韵律感,而且画面主次分明,极富欣赏价值。另一方面,作者在跋语中由其自然属性谈到人文价值,而更多的是关注此桥在往日与军事的关系,”睹此当伏桥头而拜之然后过,盖深服先贤之功业也。”作者发思古之幽情,隐约可见。



1920年,粤军重克广州,高剑父随军回广州后出任广东工艺局局长兼”甲工”校长。他面对棘手的学潮后,又主理了广东省第一次美术展览会。经历了陈炯明的叛变以后,高氏对政治已失去信心,1921年设”懐楼”与弟高奇峰对门而居,砥砺画学。高剑父在广州的速写中,中国传统绘画中所出现的题材不多,但当地的名胜,又或是曯目可见的身边事物,如古塔、河南康乐村、南村的泰山庙,以及小港南桂乡,甚至广州小北门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都在其笔下留痕。就表现方式来看,中国传统绘画以线为主的表现方式依然在其铅笔写生中保存,又见西方素描中最注重光和影的元素。



高氏注重足履之地的风貌,如果将其和当前的社会图像作比较,这些速写竟不自觉地成了形象的文献,是社会风俗变迁的征信。诚然,素描速写的价值和意义,并不只限于乡土变迁的记录,作为一个画种,一种艺术形式,无论着重体面还是关注线条,都属于速写和素描体系,具有艺术的独特风格。1926年,高氏的艺术历程表明斯时正是与广东国画研究会的”新旧之争”前后,此时粤西的鼎湖山在高氏的艺术历程中饰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高氏的年表表明,1928年上元节后三日(即1928年2月9日),高氏和张纯初、黎泽闿等游鼎湖;另一方面,高氏半年以后向北而行,7月又与张纯初、黄咏雩、黎庆恩和罗仲彭等游历丹霞山。韶关城外的《韶关南华寺》、《丹霞山》、《马坝》、《曲江鸡冠山》就是此行留痕。



诚然,20世纪30年代是高剑父艺术历程的高潮之一,而此高潮的出现似乎与1930年至1932年间的东南亚和南亚之行有关。其此时期的”壮游”中,毛笔、宣纸,铅笔和速写本刻不离身。



高剑父《七十自述》中云:”于十九年只身赴印,遍历印度、缅甸、锡兰、不丹、尼泊尔、波斯、埃及等地。凡美术院、博物院,梵宫古剎,莫不参观临摹;并于喜马拉雅山探求佛迹,及描写其冰山云海,与采取自然科以归;又临摹阿真达诸大山洞二千年前壁画。”



黎葛民和麦汉永称高氏前往印度是”应印度美术界的邀请,据闻旅费系由教育部及中央大学等单位补助。”可知由陈铭枢、陈济棠(1890-1954)共同管治的广东省政府拨款5000元的资助下,他分别足履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中印边境和锡兰(斯里兰卡),所见所闻,无疑开拓了画家的艺术视野,而笔下的速写,同样丰富了高氏的绘画题材。



众所周知,画家的成熟取决于对自然的敏锐观察及娴熟的造型技巧,这些能力的获得是靠大量的速写训练、长期的积累、完善素养和发现新的艺术灵感,从而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在此行中,高氏也画下不少植物,为了清楚其植物学内涵,更进行有系统地探集,在探访”康金琼加”峰时,他就于晚上对日间所采的动植物进行描画和记录,画完后将其放在案前榻畔,几乎与其同眠。高氏云有一次几乎窒息,而且转辗不能入睡,惟有坐下来等待黎明,后来他和大吉岭植物园长说起才知道他那是因为案上放着一种被称之为”毒蛇草”--喜马拉雅山十大毒草之一的缘故,高氏后来笑言”岂写生亦须防毒而具之设耶?



高氏在印度是文人心旷神怡的漫游,不停地去寻找不同的和新颖的视觉语言。高氏速写中占着主要地位的还是景物速写,其目光投向自然,从而去体现自然之美和所含蕴的人文因素。从后来于中国发表的高氏在加尔各答与友人、于大吉岭和泰戈尔的合影,甚至喜马拉雅山积雪的照片等来看,相信高氏是随身带着照相机的,因为《喜马拉雅山之积雪高峰》在《北洋画报》发表时就注明”高剑父摄”。若我们回想高氏早年和”中华写真队”的关系及1912年《真相画报》第二期的封面,此推断应可接受。正由于艺术来源于生活,自然孕育着无尽的美,它无疑成了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中国传统画学中的”外师造化”,就是鼓励画家从自然中学习和感悟,高氏的速写就恰恰说明了他对绘画的追求。



高剑父有关此旅程的速写,似可看成高氏以速写的方式所”写”的”游记”。其速写主要是以线条为之,如《喜马拉雅山索桥》,用黎葛民和麦汉永的说话来说:”完全用的是现代写实主义的手法,突破了国画家过去复古的、抽象的藩篱。”我们知道,线条是一种最直接、最单纯的绘画表现语言,而景物速写又是主要运用线条的,每一简单的线条都有一种意味,这一意味的产生又是来自对大自然的观察和体验。



高氏在印度时一直希望由此地进入欧洲,即高氏在锡兰(斯里兰卡),先买船票去意大利,准备由科伦坡乘启程赴欧洲,但由于”一.二八”松沪战役爆发,高氏于1932年2月7日返抵广州。常对自然写生,必然会离开过去一套的窠臼。在高氏喜马拉雅山的速写中,比初至印度时在线条的运用上更具自信,毫不迟疑,所采用的几乎是完全的西方绘画素描的写实手法,比在国内的更注意物体的体积、空间的逼真再现。高氏曾从事新闻工作和革命,因职业的习惯而锻炼出反应迅速和细心观察的本事,肯定对他于此行中进行速写产生有益的影响。



文献表明,高剑父1914年曾足履北京,画下《看尽世人梦未醒图》,讽刺国人未能为国尽力,仍然醉生梦死的情况,以带出其针砭时弊之效用。而且在故宫博物院中对其藏品研究了颇长的日子。就其1951年于澳门的展览场刊来看,他有《长城落日》的画作,而且标明其处所为”北平城外”。1935年冬曾在简又文的引介下留医于北京协和医院,也许因为治病的关系,致使我们未能见到高氏署于北京的速写。不过,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上述的《长城落日》当由写生稿演进而来。



高剑父从30年代中起有关长江流域的速写缘于1935年以后出任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教席。应该相信,高氏在江浙一带的足迹是可以追踪的,至少有《浙江绍兴鉴湖》、《浙江绍兴云泉仙馆》、《江苏姑苏》和《江苏苏州虎丘》。



景物速写除了具有锻炼绘画的造型能力的功用之外,也是一种艺术行为实践,是画家表达思想,探索绘画语言的重要方式。看似简单的画面,由于表现方式不同,却蕴含着不一般的意味。我们知道,高剑父于1937年至四川国立中央大学所走的是由香港乘起飞机至武汉,再由武汉乘船上溯的,故在其速写本内留下了长江中、上游的图像,《酆都县名山上的天子岩》、《万县》、《兵书宝剑峡》,还有《宜昌附近腰断河两岸诸峰》,以及江上轮船就是此程的留痕之一。不过,《巴东附近之群峰》署于”廿六、十一、廿二”、《巫山十二峰之一》署于”十一月廿三”,《黄鹤楼后之蛇山公园》署于”廿六、十一、廿九”,《湖北武汉黄鹤楼》也同样画于1937年,这会是高氏离川时顺流而下的写生痕迹。另外,高氏在洞庭湖上也有一定的速写留存,如树上挂着的草垛等。



众所周知,高剑父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开始移居澳门,在此之前为避日本侵略军曾往四会。在四会山城,高氏并没有放弃写生,画下了不少残荷等。在”金记园”,园中的南瓜触动他回忆早年临摹钱选的作品,1938年8月25日以铅笔写下的南瓜,着力描画的并不是瓜的主体,只用线条将其外轮廓勾出,细心描画的却是农民为支持硕大的南瓜而不致于挣脱瓜蒂的吊篮,瓜叶仅用单线写出,以深浅营造前后的分别。高氏在四会的速写中还有著名的《菠萝蜜》,此图先以铅笔起稿,再用墨线勾之。高剑父似乎在四会住了一个多月,因为我们还可见到另一张注上”廿七、九、廿五,四会”的以围墙为对象的速写。



高剑父这时期的速写,大都产生于”马背船唇”之间,比日本时期那种笔墨精细又或是利用细腻的铅笔笔触,接近一幅单幅创作的素描减少了,只在不完整中寻找一种相对的完整,以一瞬间去追求”长远”或是”永久”,画完后基本不再改动,从而保持固有的新鲜感和令人余味悠长的线条。高氏这样做,固然由于时间匆促而不暇细琢,但从另一角度来看也因此在速写上创出新路。



虽然高剑父于1900年已在澳门上学,后来从事革命工作时有多次来往省港澳的经历,1924年2月又在澳门参加”中国美术展览会”更获奖,同时在完成其东南亚、南亚之旅后的1932年时也应澳门文化界之请于当地出席文化活动,但留存至今的最早的关于澳门的速写署于1939年。



不难发现,此时高剑父的速写本明显地比广州或旅行东南亚、南亚时的开本要大,他似是对澳门植物特别喜爱,举凡是一朶花或一株树都绘画多次,认真观察和探究植物的姿态,带出大自然的活泼和生趣。如其写的”鹤顶兰”、”洋紫微”、”木瓜树”,还有映树的折技写生等。另外,作为在山水画上有过人造诣的画家,虽然澳门没有名山大川,但高氏仍对海岛风貌投下关注的目光,在他有关澳门的速写中,就有铅笔淡彩的《松山》。当然,笔下的《佳人争》・《仙掌初花》和《君子兰》等花卉,依然葆有写实主义的情怀。



在澳门,高剑父对画鱼甚有心得,”春睡画院”弟子在回忆时曾指出高氏教画鱼要学生注意咸水鱼、淡水鱼、半咸淡水和热带鱼的区别,鱼在水中的不同动作之外,也要考虑鱼在第几层,因为不同的水层是有不同的海藻类植物生长的,甚至鱼鳞有多少片也是观察的要点。在黎明、黄咏贤伉俪藏品中,高剑父笔下的”牙带”,又或是后来高剑父《弱肉强食》(鱼)中张閞口的鱼,均是高氏从事此题材创作的试验痕迹。他1944年于澳门所画的鲚鱼、鲟龙,设色清丽而且描画精致,同时又有立体感。正如黎明所言”师法自然,取精用宏,非偶然率意可得也。”抗战以后,高氏在广州创办”南中美术专科学校”时与学生谈及画鱼要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即有画人,亦不克速写。是以不画咸水鱼的。违难濠江,数年尽画(咸水鱼)有四五十科。”

如果说早期高剑父在日本是以很大的能耐去以昆虫和树木为对象去进行写生的话,那么后来在中国内地、东南亚和印度仍注重同样的题材,而且加上风景,而在澳门更把题材扩展到当地的植物、鱼类和巴洛克式建筑物。高氏的速写无疑是在民族风格的前题下形成并个人速写风格的,不过在风格上还是中西结合的,他踪然使用了硬质的画笔,但其线条含蓄和稳重,具有中国传统书法用笔用线的韵味,其画面所呈现出的东西,既有西方式的写实描绘,又不失对中国传统绘画中意到笔不到的气韵的把握。



如任何一种艺术一样,速写有其长处和短处。高剑父就扬其长,当画面不足以表达思想时,他就借助于文字。其有时以文来解释画面,有时记下植物的固有色泽与特征,更有时为了画面构图上的需要而进行某些记述。当然,如认为已足达其意的话,高氏不着一言,仅用私章而已。



艺术家对客观世界有了较深的认识,眼前的景致不仅仅是一个风景,而是从一个景去观照一个民族或是一个国度。当然,能够反映多少,取决于对本质和必然的把握到达何等程度,而这种把握又离不开艺术的规律性。



从黎明、黄咏贤伉俪所藏高剑父的画稿来看,艺术家借助速写收集生活的素材,并且通过加工、整理和提炼,为创作打下基础。高氏的绘画很多就是在速写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而产生的。其作品中的思想火花,无疑是感情的升华,没有猎奇的笔调,始终是形象思维结晶。(陈继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博士,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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