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防疫背景下,9位专家共谈责任规划师的职与能
自2019年北京市全面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后,规自委责任规划师工作专班委托市规划院与北京城市规划学会设立培训组,结合责师工作的需求开展系列培训,为街道社区、规自分局和责任规划师提供技术支持。
在全国上下积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之际,培训组以视频沙龙的方式,邀请了9位城市规划、社区治理专家共同探讨了城市医疗卫生体系、城市公共安全保障体系、社区安全防护与治理等话题,并就责任规划师在城市防疫工作中可发挥的作用提出了建议。
01
城市防疫,责任规划师的职与能
石晓冬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今天的主题是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在遇到疫情时的作为和思考。这件事实际上是长线工作过程中遇到应急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给我们从事长线工作的从业人员以及相应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一个思考的机会。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责任规划师不像医护一线人员那样冲锋陷阵,但是很多从业人员也都从各个角度或多或少地在思考、在工作,在坚守本职,来发挥我们的作用。今天的主题是责任规划师制度在社区规划中、在基层治理中怎么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这些年我们也把很多重点工作也投向了基层,投向了更多自下而上的动力汇集,让我们这个城市的治理体系更加完善。
包括北京在内,很多城市都把责任规划师作为基层空间治理的一个很重要的制度。疫情来袭,我们从街道和社区的角度有很多的思考和建议。但是对于应急带来的反思和质疑,其实不影响大局,该坚持的还是要继续坚持。比如说基层活动,征求民意,公众参与活动,动员群众热爱社区,改善环境,垃圾分类,包括这次疫情过去之后,大家对公共卫生的关注,开展各种更多的自我防护,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线的需要长时间推动的事情。今天疫情虽然是很重大的一个突发应急事件,但也会化危为机。虽然可能开始有一些匆忙,但是过程一定是逐步的向有序有效去推进。
今天我们再次反思,在平时的社区医疗、基层卫生设施布局和运行的过程中,以及遇到应急突发事件和重大公共安全事件之后,我们能够发挥的作用,甚至对于公共投资,以及以后的社区人员的培养方面,都会有所提升。
历史上看,社会的发展常常是在一次次的教训当中去总结和进步的,当然教训的代价可能会有点大,作为规划人,总是要有点理想和梦想,还是要在不平静的事件当中去思考未来,去为我们的子子孙孙去考虑,这样把理想和美好的未来再去带给大家。
在基层治理的过程中,逐步培养市民的城市意识、主人意识、社区意识以及我们共同守护家园的意识。现在党员领导干部起到模范作用,带头去社区值守,虽然可能开始有一些问题和混乱,但是过程一定是逐步向前去推进。这次疫情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对城市、对决策等很多方面有较大的影响,现在可能还无法估计。但是责任规划师制度,下基层的以及贴近居民的方式,经过此次洗礼之后,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02
规划人如何参与城市防疫
——从新技术视角说起
茅明睿
城市象限总经理
面对这次疫情,规划师能够做什么?我觉得有两个层面,一个是疫后城市发展的层面,一个是疫中应急支持层面。
先说疫后城市发展,这也是规划师群体相对擅长的。个人认为有四个方向值得关注:韧性城市、健康社区、未来城市和城市活力。
韧性城市和健康社区方面,最近有很多文章在讨论,今天在场的很多老师也提到了。未来城市方面,此次疫情对未来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也能启发我们对未来城市功能组织方式和空间形态的思考;而城市活力目前关注的人较少,疫后城市的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亟待恢复。经济活力方面,商业的衰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是可以预见的;而社会活力方面,此次疫情带来了直接的社会创伤,包括居民的生活自信、心理创伤、对社区信任的破坏、地域歧视等等。同时强化社会管控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自组织能力的瓦解,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剥夺,部分社区和农村的反法治精神,经济危机下的社会服务萎缩,反开放的社会隔离呼声等等。这些都值得规划师思考和通过一些手段来恢复和矫正。
此外,此次疫情中也有做的很好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群体为防疫救援、募集资源、信息服务、公共健康教育等方面做了很多贡献,社群力量如何参与防疫值得责任规划师群体学习。我们社区研究中心团队就收集了全国网络社群的不完全名录和他们的案例,研究他们的特点、运行机制和工具方法等。
再说疫中应急支持。规划师群体做了很多技术工作。比如前期,城市象限、中规院、量城科技等团队做了基于人流的疫情风险评估、预测;中期,量城科技、相数科技,城市象限、河南省规划院、宁波规划院、路见等团队开发了防疫大数据监测系统或提供了防疫地图公众服务等。在社区层面,我们城市象限团队正在为几个街道开发社区防疫管理数据系统,为信息采集登记、数据管理、空间分析等提供服务。我本人也作为志愿者在参与下沉社区支持防疫的同时收集基层防控需求,优化我们的系统工具。这些工作我们会陆续在城市象限和北京社区研究中心公众号上发布。
03
通过“社区治理”防控新型肺炎疫情
唐 燕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责任规划师作为基层治理当中的一员应该做的一些思考。城市规划专业不属于疫情过程当中的一线工作,但是责任规划师很特殊。责任规划师是社区治理体系中的一员,所以与别的规划师相比,我们站在防控疫情的更前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城市规划的很多事情进行思考和总结经验教训,再用到未来的空间建设当中。
我们要承诺,需要更加深入基层。作为责任规划师,我们现在做的更多是一些空间美化行为,或者一些示范性的社会参与活动,但这些参与并没有普及或者具有持续深入的性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深入基层做得还是不够。一旦深入基层社区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空间使用和社会治理问题,特别在是老旧小区和城郊的乡村。比如疫情期间,在人员和物资都特别紧缺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开展工作和分配这些力量?这需要了解基层才能提出有效解答。这里涉及到几个问题:
第一,要加速推动城市社区的企业化物业管理进程。这个过程会经历一些博弈和阵痛。但疫情期间,商品房的物业管理优势是失管、脱管的老旧小区所缺乏的。这些开放的老旧小区只能依靠社区来承担主要的管理职责。疫情期间的防控也揭示出我们以前对城市空间的理解、认识和应用还是不够的。例如,老旧小区的空间设计在疫情期间就暴露出一些过去我们所忽视的问题,例如有的老旧小区连一个门房都没有,社区工作者24小时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在什么样的位置做疫情期间的体温筛查呢?对于这些,我们未来在做社区空间改造设计时,可以有意识地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应对办法。
第二,应战人力和物资储备的硬伤。在有限的人力资源情况下,虽然我们尽可能地利用了社区党员双报到机制和楼门长机制等来充实服务队伍,但也依然难以满足实际的人员调度所需,这时就需要把主要人力更多地放在防控弱势突显的空间上。医疗物资也是一个很大的缺口,甚至全球都慢慢出现了口罩供应不足,因此需要优先对疫情期间关键的医护人员、社工人员、服务志愿者等做好充分的医疗防护物资保障,避免他们受到感染以及可能因此带来的大面积影响。物资的供应不足接下来还可能会扩展反映到生活必备品缺乏和物价局部上涨上,目前线上结合线下的生活品采购服务解决了很多家庭的出行困境,社区居民非常需要此类的信息来源,也致使许多相关的信息服务平台应运而生,但是由于缺乏整合性和权威性而影响了使用效果。关于城市的经济运作,规划师们通常习惯的是对产业门类和空间布局等的分析,关于产业链、物资流的来源或者上下传导关系的思考还有待深化。实际上,在疫情刚刚冒头的前期,城市就需要在经济发展和物资提供上做好长期的防御备战,对关键性的生产领域和物资保障领域在疫情到来之初就应该加强生产投入。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对影响疫情期间经济发展和物质保障的关键行业和关键领域等提前做到了心里有数。
第三,心理建设和弱势群体的照料不可忽视。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广为接受和显而易见的事实,特别是一些需要人员隔离的家庭可能存在老人和儿童等不得已的独居或者无处可去,城市和社区需要为他们预备好隔离的生活空间,以及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大众心理健康问题以及避免“有色眼镜”对归家医疗人员、重疫情地区人员的伤害等同样需要引起社会关注。关于防控空间的挖掘也值得进行规划反思,我们的城市规划在防灾专项中建构了生命线系统,注重交通、能源、集散空地等空间的提供和保障,却似乎没有针对高传染性疫情提出有效的隔离空间的提供和系统组织。例如,在一定城市的片区范围内,是否应提前规划和布局可满足临时需求的隔离病员安置处?武汉在疫情期间将体育场、党校、大学、酒店等场所临时使用为隔离、观察或者治疗的空间,这对我们的公共安全和防灾规划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维度。
由此来看,工作在基层的责任规划师,如果能够协助社区摸清本地区的空间存量家底及其潜在应用途径,对于特殊时期的空间响应和疫情应对等应该是有价值的。
04
城市面对重大突发疫情的诊疗体系
张晓莉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医疗专项负责人
我主要从医疗的诊疗体系来谈一谈。我把面对重大疫情,北京和武汉的诊疗方式做了梳理。北京的诊疗方式,是发热门诊筛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方式。
现在北京共有101所发炎发热门诊,这些发热门诊可以筛查以及确诊,确诊以后会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治疗。从现在的情况看,北京的101所发热门诊,都是二级或者是三级医院,都是市里相对比较优质的资源。从隶属关系上来看,大部分是政府办的医疗机构,市属和区属的医院,目前发热门诊里面没有部队医院,私立医院也相对较少。从布局来看,目前的发热门诊只与能依托的医疗机构的分布有关系,与服务的人口数量暂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从定点医院来看,北京目前是20家定点医院,市级的3所、区级的17所,市级的地坛、佑安医院都是传染病医院,还有解放军医学院第五医学中心,是依托原来的307和302医院,也是以传染病见长的。其他的17所是以各区的区医院为主的一些机构。
武汉的情况比较特殊,病患更多,压力也更大。武汉发布第7号通告后,发热市民分级分类就医全面实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可对有发热症状的居民进行检查、筛查、排查,社区可以治疗的直接治疗。另一些被推荐到发热门诊,发热门诊24小时接诊,发热门诊可以确定疑似,再进行下一步。
武汉进入医院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社区排队,病患要把CT血常规等相关的检查全都交给社区,再上报,然后根据轻重缓急,对接医院新开床位去排队,拿到住院单以后,这些病患才能住院。另一种方式就是做核酸的测试,一旦确诊,医院就必须收治。但是核算测试是一个悖论,开始的时候医生收住院之后才能去做测试,门诊发放的试剂盒很少。
从武汉的情况来看,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把防控的触角前移,这个肯定是对的。但是基层卫生机构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值得进一步去评估的。基层卫生机构在目前的医疗体系里,主要作用就是六位一体,强化健康服务体系,完善分级诊疗,承担分级诊疗中的“守门人”的角色,以基层为中心,建立高水平的家庭医生团队,做为基层服务的主体。但在重大疫情面前,基层卫生机构可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两级体系,基层卫生机构起辅助防控作用。做好初步筛查,是否有发热病人,是否有接触(先试体温,若发热建议其去发热门诊,并记录去哪个门诊,追踪后续诊断情况),面对重大疫情也要保有一些“放心”的医疗机构,保障医疗系统正常运转;此外基层卫生机构还要做好疾病知识宣传,进行居家隔离指导;做好心理疏导,使民众既重视又不过度紧张。
05
健康社区建设
——社区医疗设施和社区公共空间
袁 媛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我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下,一是社区的公共设施(主要是医疗设施),二是社区的公共空间。
第一点,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区医疗设施?在发生疫情之前,大部分人很少使用社区的医疗卫生设施,最多是带孩子去打个预防针。从这次疫情的诊疗体系来看,广州跟北京一样,有发热门诊和定点医院。大家会直接到三甲医院的发热门诊,不会首先去社区卫生医院,大家都认为社区医院的配置水平不足。如果我们想要社区医院在疫情期真正发挥作用,确实需要对它进行改进。
首先,现在社区医院大部分都位于高层建筑下面的裙房里,或者跟其他很多社区功能合用。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这个选址首先就不能保证病人不会交叉感染。未来社区医疗设施的选址是我们需要更加充分考虑,尽量能够独立设置。
其次,在疫情期,这一级的医疗设施在接诊病人、做分病情筛查的时候,如何快速做有效的分区、隔离,有哪些潜在的空间改造方式,也需要责任规划师来提出专业的建议。这样我们才能在紧急的时候作出更好的设施应对。
再次,我们现在虽然有分级诊疗体系的构想,但是大家不一定有这样的就医习惯。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发挥基层医疗设施将来在抵抗疫情方面的作用,责任规划师在宣传、协同动员方面也可以出一些力。在英国读过书或者工作过的人都会对GP(全科医生)制度很熟悉,社区有全科医生解决一些基本的病症,得了疑难杂症的患者会被送到大医院去。因为大家有这样的就医习惯,所以第一时间就会去社区的医疗机构。但在我们没有这个就医习惯的情况下,疫情期需要常驻社区的责任规划师去做一些动员或者协助的工作。
第二点,为了促进居民健康,社区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空间?
首先,我们团队这两年一直在研究:社区建成环境中到底什么要素能影响居民的身心健康?国内外有很多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有的关注交通要素,有的关注可促进体力活动的公共空间,有的关注提供新鲜健康食物的供给等等。我们团队主要关注蓝、绿空间如何影响居民的健康,在广州选了60个社区进行居民的问卷调查,对60个社区蓝绿空间特征做了系统分析,证明了它们有很多积极的作用。类似这样的研究成果,其实都在启发我们将来在社区空间公共空间改善时,应该更充分地去留足蓝绿空间。平时可以作为居民的锻炼的空间,万一疫情发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供释放压力的后花园。或者说在最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作为隔离防护的临时空间等等。
其次,如果想要促进居民健康,要给他们留下一定的活动路径,连通蓝绿空间、健身设施等。但是很多老旧社区微更新时,发现已经很难找到大面积的蓝绿空间和可以贯通的活动路径,需要多个社区之间联动。这个时候,责任规划师就有条件深入了解居民的实际情况,并联合多个社区的责任规划师共同工作。比如在广州我住的小区,我们就和周边的一些单位、医院、商业街连出了一条路径,真就成为了居民日常散步的好场所。责任规划师可以对社区这方面的潜力进行深入挖掘,了解居民活动的时空特征和需求,与空间匹配、与周边联系起来,做好公共空间和路径的设计。
健康社区需要大家共建共治共享,居民需求是本,责任规划师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06
防疫情景下城市社区
各级公共空间的利用
钱 睿
AECOM 城市设计专项经理
我的发言主要是围绕着公共空间来展开的,疫情发展到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很多市民,不管是武汉的市民,还是其他受影响的城市,开始不知道如何继续恰当地去使用自己的城市空间和场所。另外一个问题是,在这种非常的时刻,政府不知道如何去做出一个准确的反应,继续为市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值得去信任的公共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和公司的团队提出:应该把城市韧性规划再次拿出来,进行一个重新的审视和讨论。关于城市韧性,它的核心是如何迅速恰当的应对即兴的公共事件,评估它的资产损失,评估它对市民的生活生产带来的影响,再进一步的建立、应对这样的冲击的能力;韧性城市从来都不是一个静态目标,而是一套决策过程与行动。所以我们抓住了公共的概念,因为对政府而言最为有效,也最为便利的抓手,是在公共领域里来进行相关的工作。从公共领域点出发,我认为应该是扩展到公共空间、公共政策、公共参与三个层面。
在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里,无论设计方面做出怎样的策略,都需要有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及公共参与来进行保障。首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要分类型、分阶段。因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防御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武汉,现阶段的任务仍然是防、治、隔、验;而北京目前是要预防爆发,春节后的大量的复工人口为城市防疫带来了巨大挑战;各地政府还是要结合自身具体情况,形成有效的公共政策;切不可漫无目的的“全国上下一盘棋”。
我分享一些策略要点。第一,重新定义城市的公共空间。现在从土地利用层面去定义公共空间,忽视了很多实际公共性很高的场所。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规划法定的土地拥有编码,才能够配备一个恰当的职能部门进行配合维护。所以,首先要对公共空间进行梳理。在梳理之后的系统中,例如学校、医院、图书馆、重大的交通枢纽等重点设施,都应该被归类于公共空间的管理范畴。在此基础之上,再细化或者梳理它的使用规则,以及在防疫期间或者疫情稳定之后,它的使用规则会发生哪些变化。
这时进行公共空间的规划的重新编制是有一定困难的。作为北京的责任规划师,我们认为:社区是非常好的一个执行单元。以社区的公共空间作为抓手,无论是责任规划师、规划管理部门、业主、企业方等,都是较为容易去抓住的载体。
关于公众参与应该如何动员,我们认为在现阶段仅对此次疫情而言,不适宜做全面的社会动员。因为目前的社区工作者,是缺乏基本知识,也缺乏基本的防护用具的。从现在疫情的防护角度,是有一定风险的。分阶段去做公众参与的动员,然后根据背景知识的需要来做社会动员,是一个相对理性的过程。
07
从普通社区居民的视角来谈谈社区层面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点看法
谭纵波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怎么去理解社区自治?站在一个非专业人员,即一个社区居民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有以下几个层面——自律、自立和自治。这三个层面实际上是分别代表了个人、社区和整个城市这几个不同的层面。
首先,有两个讨论的前提。第一,城市、人和微生物,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后一定会长期共生共存下去,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第二,社区在我国目前的阶段,是发育不平衡和不完善的。
这次从规划角度来探讨空间的比较多,特别强调的一点,无论是历史上的巧合,还是其他的原因,现在以新建成的商品化住房为主的小区形态,是非常适合于“新冠”这种传染病的防治,因为它是孤岛化的管理。
但相较于物质层面的成功,我们在软性的社区组织是有极大欠缺的。而社区能够真正成为城市的一个细胞又取决于两点。第一点就是对外有话语权,第二点就是对内有号召力。只有对外有话语权的时候,对内才有号召力。但是目前这两点社区是缺乏的。
第二,自立。所谓的自立就是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我们经常批判我们的城市规划见物不见人,这种说法至少是不全面的。其实我们的规划是见物也见人,只是见物比见人做的更好。可能有些方面,无论新旧小区都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但是相对于社会组织的软性内容,作为硬件的物质规划设计和建设,是做得更加到位的。
第三,社区的医疗设施依然也可以借鉴人防的做法,“平非结合”。但社区做的再好,也只是应急。与市级的设施和国家级的网络衔接之前的这段时间点,最后的一公里是社区负责的,而绝不可能取代城市级的设施和国家级的网络设施。
此次疫情中反映出的状况表明,现在的医疗卫生设施的网络化没有发挥出来。病毒的传播借助了我们的社会网络,但是我们的社会服务反而没有借助网络。
时间原因直接跳到结论。1、只有现代人才有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复兴;2、只有高度自立的物质空间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组织,我们的小区才是自立的;3、只有社区(细胞)健康了,我们的城市(身体)才会健康。
08
社区公共空间与基层防疫机制
宋 煜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社区公共空间到底是什么?社区公共空间现在的利用状况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
社区公共空间是在街区范围内,向社会公众开放、供城市居民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使用的室内和室外场所。笼统地分为两类,一个是“有顶的”,一个是“没顶的”。没顶,是指外面的空间,也是现在大家大部分都在关注的。我更偏向“有顶的”,因为“有顶的”空间中公众参与性在北京而言仍然不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社区公共空间之中,承载了当前基层疫情防控的诸多工作,关键是人群的分析。我目前了解的现在的基层防疫机制是由这样几类人群所建立的。
第一类人群是社区工作者。我认为他们的工作任务应当更加清晰才好。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的社区工作者,包括居委会、服务站的工作人员,大部分工作是在组织楼门栋长和志愿者、电话排查统计上报、传达上级工作要求和接待各级领导视察等,一些地方还负责一些上门服务,比如对于一些居家隔离人员提供买菜、送餐、倒垃圾等服务。
第二类是社区卫生站。上海要比北京好一些,因为上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对来说分布的比较合理,这就跟规划有关。在我曾经长期跟踪考察过一家社区卫生站,了解一些情况。这家社区卫生站是北京较早建立的一批,但是卫生站一直没有合适的空间,房子也长期是临时建筑,在以往的规划中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卫生站的关注对象主要是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客观上来看,这些人群跟社区卫生工作者们的配合更为积极,但现在基本没有看到卫生站参与防疫的宣传,相信他们的物资也并不完备。
第三类是物业企业。他们现在在配合社区工作者们做工作。但是目前大多是由街道社区下发责任书的方式安排防疫管控任务,不但要配合社区安保、人员排查工作,也要负责社区内部环卫消毒等责任。当前,街道社区通过责任书,存在把主体责任转嫁给物业企业的情况,很容易产生矛盾。物业企业参与社区防控也意味着大量的人群需要防护物资,目前也是不足的。有关组织估算,北京大概6000多个小区,每个小区大概需要20人左右,不计替换,一天至少消耗12万口罩,消耗量非常大。
第四类是医护人员。作为一线的人员,部分面对被社区阻止不能回家的情况。现在大家把医生视为危险人群,认为不能让医生和病菌回到社区。
最后一类人群,是公职人员和志愿者们。在这次过程中,他们的心理压力援助的需求是非常强的。 随着长期隔离政策的延续,特别是公众对隔离持续时间的茫然,政府和街道社区要对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以及弱势群体要给予高度关注,避免底层群众在生活和心理上的问题出现。
09
自下而上的社区网络的重要性
武 欣
上海大鱼社区营造发展中心理事
17年的时候,因为参加了一个社区规划的竞赛,想要做公众参与,于是建立一个街坊群,至今已有500人。这些人都是居住在社区的街坊,也有很多是在附近开店的商家。今年疫情开始以后,发生了两个跟口罩相关的故事。
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社区友好的咖啡店,老板有天在群里面表示,在整理库存时发现有大量的一次性的医用口罩,本来是厨房用的,现在愿意无偿的提供给邻居们。由于不想让大家聚集,所以他们每天上午把口罩分装好,中午就放到店门口旁边一个半室外空间的冰柜里面,每天就有居民过去分时段自取。大概持续了三、四天,大约有上百个这个街坊都去领过口罩,然后在群里面发照片来感谢老板。
第二个小故事也是关于口罩,群里面一位志愿者联系到了国外口罩的货源,大部分送到了武汉或者医院。同时,他也帮助街坊群联系了一些口罩,大家在群里接龙报名。到货以后,口罩由于无法快递,群里街道办的工作人员便联系了一个还在开门的党建中心,群里面人自发去当志愿者,给大家分发口罩。
这两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开始做社区规划的时候,都是从空间开始的。我们去做调研,去做空间挖潜。当时的我们很难想象到,在疫情之下,社区的公共空间可能会是一个咖啡厅门口的半开放的冰柜。而且,这个冰柜在没有任何政府和街道自上而下的干预之下,变成了一个能够去链接到整个社区的重要的空间节点。在疫情之下,人们的生活圈被压缩的很小,社区就变成和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场所。这种自下而上的社区网络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很多工作压在了社区居委的头上,社区工作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我们的整个街道是网格化管理,居委应该很清楚自己属地居民的情况,但实际上很难,尤其是上海、北京这样有大部分外来人口租住的城市。所以很多居委采取的方式是天黑之后在楼下,看谁家灯亮了,就去敲门了解情况。同时,居民之间也充满了不信任,居委每天都在处理举报投诉,居民之间也有很多恶意的谩骂。
大鱼这两年在做的社区营造,是比社区规划更加软性,主要是重塑人和人之间的联系。疫情之前,我们主要是依托于空间的,比如城市更新里面的小空间。疫情之后,我们可能要换一个思路,我们想从更加社会设计的角度去探讨和行动,现在我们在做“让‘孤岛’重新连接的社会防疫互助网络”的搭建。因为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和家庭变成了一座座的孤岛,而社区其实是孤岛和目前这种特殊情况城市之间的中间尺度。人的流动性被限制以后,可能步行可达的一个生活圈,就是这个社区。而且作为社会治理体系最小单元,社区是形成分布式的互助支持体系的天然载体。我们希望通过建立这样自下而上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学习、互助共享的网络,可以面向未来,不仅是疫情时期,更是平安时期,让生活可以更好的继续。
内容来源:社造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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