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水迹 | 东便门外的养鸭户与千里之外的漕粮

北京在历史上是一个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的水乡城市，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承载着京城的漕运，滋润着皇家的园林，维系着百姓的生活，丰富着文人的诗歌……“水”为北京城市的发展提供水源、保障补给，同时也在“润物无声”的存在中塑造着北京城的灵魂，给北京城带来生命和活力。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北京城曾经水网纵横的景象已积淀成一种城市印迹，这些“水迹”承载着北京的水韵风情，见证着城市的沧海桑田。“京城水迹”栏目，以水寻史，于水观城，旨在向大家讲述京城河湖水系的历史风韵、发展变迁，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城的水文化。

引子：门前大桥下

北京烤鸭，英文叫Beijing roasted duck，是享誉海内外的老北京美食。烤鸭好吃，可您知道北京烤鸭用的鸭子从哪来吗？这个问题，要从“门前大桥下”说起。门是东便门，桥是大通桥。

东便门大通桥老照片，摄影：Firmin Laribe（1855-1942）

有这么句老话儿：大通桥的鸭子——各分各帮。早年间，北京城东便门外大通桥边，鸭子成群。关于它们，著名戏剧家齐如山专门写过一篇短文：

其所以皆在东便门外者，最大原因为通州到北京因地势关系，有闸数处，粮船不能直达，官米至此皆须倒船，则难免漏洒，贫民扫土米生活者为数颇多。所扫土米，好者洗净人吃，次者则归鱼鸭房喂鱼鸭用之，较任何粮食皆物好而价廉。

据齐先生说，粮船在过闸口时须倒船，漕粮在搬运过程中难免漏洒，洒出来的粮食就可以喂鸭子吃。渐渐地，漕粮养肥了鸭子，鸭子养活了养鸭户，东便门外就成了养鸭户的“大本营”。后来在“烤鸭界”流传这么一种说法：正宗的老北京“填鸭”，那是吃粮食长大的。令人疑惑的是：漕运是关乎国运的大事，从千里之外历经千辛万苦运到京城的漕粮，怎么会在途中漏洒，然后进到鸭子嘴里呢？这要从大运河说起。

   运河与漕运   

水运成本远远低于陆运，这是古人就掌握的常识。为了方便水运，仅靠自然河流是不够的，所以就要人工开凿运河。

中国人从很早就开始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河流，扩展水路交通的覆盖面积。大约战国时期，出现了一部名叫《禹贡》的书。这是一本关于“未来”的书，作者有这样的理想：有朝一日，各国不再纷争，四海之内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国家拥有遍及全国的水路交通网，各地的贡赋都可以用船运到国都来。

禹贡九州山川之图

如他所愿。从春秋到战国，各诸侯国不断开凿的运河，把此前不同水系的河道联系起来，畅通的水上交通促进了各地经济、文化交流，为秦帝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对于一个统一的大国来说，都城的稳定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历代王朝的都城，都聚集着大量人口——包括贵族百官以及城内城外的驻军，这些人要耗费大量粮食，但无法自给自足。为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国家必须有计划的把粮食主产区的粮食顺畅地运到都城。

简而言之，自秦统一全国以后，历朝历代不惜成本的修运河，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了往都城运粮食，而修运河从来都没那么容易。

   北水南调修河道   

元朝定都北京，当时粮食主产区是江南，朝廷用了近二十年的功夫，疏通内河、发展海运，建设“南粮北运”工程。

元代京杭大运河示意图

就在这个大工程的最后一段，通州到大都，难题出现了。通州作为各地漕粮运往大都的中转站，面临空前的运输压力，陆运已不堪重负。修一条“京通运河”，非常有必要。

“京通运河”不是新课题。元朝以前，金朝人曾为修这条运河付出了巨大努力，结果事倍功半，留下了一条深刻的教训：永定河水势凶、泥沙多，不能当水源；还有一条浅涩的河道——闸河，它的水源只有玉泉山、紫竹院一带的流泉。

运河要行船，就必须有充足、稳定的水源。永定河不能用，水从哪里来？这是难题一。

元朝水利专家郭守敬经过详细踏勘发现，北沙河、南沙河及清河上源，有多处泉水涌出，都在玉泉山西北几十里范围内地势较高的位置，若能导引这些泉水，水源问题就解决了。于是，郭守敬提议并主持开凿了一条引水河道——白浮瓮山河。

《元一统志》记载了这条河沿途导引的泉水和大致走向：上自昌平白浮村之神山泉，下流有王家山泉、昌平西虎眼泉、孟村一亩泉、西来马眼泉、侯家庄石河泉、灌石村南泉、榆河温汤龙泉、冷水泉、玉泉诸水毕合，遂建澄清闸于海子之东。

白浮瓮山河以地势相对较高的白浮村神山泉为起点，绕开地势较低的沙河、清河谷地，沿着西山山麓平缓的坡降画了一道弧，收集傍山流泉，最后与玉泉水汇流入瓮山泊，再沿长河引入海子（今什刹海），与“京通运河”相连。依靠这个宏大的“北水南调”工程，“南粮北运”最后一段的难题解决了一半。

白浮瓮山河示意

（图片来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一上一下过船闸   

水源问题解决了，还有难题二——大都与通州的高差。

大都的海拔高程比通州高约18米，水要往低处流，漕粮要往高处走。“京通运河”必须实现这样的功能：当运河水源不足时，能截住来水，保证船不搁浅；当水源充足时，能控制水势，保障逆水行舟。

金朝人尝试了建闸节水、减缓坡降的办法，在中都城至通州50里长的运河上，设置了多个闸门，这条河因此叫“闸河”。按当初的设想，漕船一天能过一道闸，大约五六天能从通州到都城。然而由于水源不足，两闸间距又太远，运河浅涩难行，漕船常常要停在河里等上游来水，运输的时间成本反而增加了。

在白浮瓮山河保障水源的情况下，郭守敬又以旧闸河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新的建闸方案：出南水门，合入旧运粮河，每十里置一闸，凡为闸七。距闸里许，上重置斗门，互为提阏，以过舟止水。

所谓“上重置斗门”，就是在置闸处上游附近另置一水闸。漕船过闸时，先提起下闸让船进入，然后关闭下闸闸板，待闸内水位和上游持平后，再打开上闸，漕船继续向上游行驶。如此操作，漕船便可由低到高，节节攀升。

郭守敬的方案在实施过程中略有调整。通惠河全线共有十一组，二十四道闸，积水潭以下共八组，十八道闸。漕船进入大都南水门后，通过澄清下、中、上三闸，可以直达积水潭码头。

通惠河二十四闸示意图

（图片来源：北京郭守敬纪念馆）

据《元史》记载，“京通运河”工程于公元1293年完工，那年秋天，元世祖忽必烈从上都回大都，路过积水潭时，“见舳舻蔽水，大悦”，赐河名为“通惠河”。大都海子上“舳舻蔽水”的景象，代表了北京地区漕运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

《元史》中描绘通惠河，与齐如山的说法大相径庭。齐先生在文中提到，通州到北京“有闸数处，粮船不能直达”，粮船过闸时，不但要“倒船”，还会“漏洒”。沈从文也曾写过一篇题为《游二闸》的文章，谈到这个现象：

关于这运河，那老者说，这对清室也还有一种用意。粮食何必得剥来剥去？从通州到此还得剥粮五次才入京，比陆路更费。然而为了这里的闲人着想，使之既不至因无工作而缺食，又不至徒邀恩而懒废，故这条河在京奉路通车以后还有物可运。宣统皇帝退了位，就没有人想到此事了。这老者对于满人政治手段当然是同意，可没有说到这一批船户一批靠运河吃饭的人改业以后怎么样，但从靠接送游人的船生意萧条上看，也就可想而知，随了地方的衰败以后凋落不少门户了。

修运河原本是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这位老者却说要“剥粮五次”，“比陆路更费”，还说清室坚持水运不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照顾一批“靠运河吃饭”的人。由元至清，通惠河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剥来剥去运漕粮   

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定都南京，元大都降为北平。公元1420年，朱棣迁都北京，此时的“白浮瓮山河”已湮塞殆尽。

事实上，这个“北水南调”工程自身就存在问题。白浮瓮山河河道长60多里，沿途与多处山体表面径流相交叉，雨季遇山洪暴发，河道很容易被冲毁。此外，河道沿途常有“私决堤隁，浇灌稻田、水碾、园圃”的现象，导致运河水量不足。元朝能解决这些问题，靠的是高强度、高效率、长时段的管理和维护。明初的北平失去了都城的地位，白浮瓮山河疏于管理，很快荒废了。

朱棣迁都北京后，重新修了皇城，原来从海子东岸引水，沿皇城东墙外南流的河道，被圈入新建的皇城内，漕船再无驶入海子的可能。通惠河也因常年无人治理，沙冲水击，几至湮没。

通惠河已废，但漕运不能停，永乐迁都后至嘉靖以前，通州向北京的粮食运输又回到了陆运时代。这段时间里，朝中关于漕运的争论不断，朝中大臣多次提议并尝试重修运河，但始终未获成功。成化七年（1471），宪宗命人实地考察了“白浮瓮山河”上游的多处流泉，最后的结论是“俱难导引”。理由除了上文提到的容易被山洪冲截，河道难以维护之外，还增加了一条：“白浮泉水往西逆流，经过祖宗山陵，恐于地理不宜”。

直到嘉靖六年（1527）十月，巡仓御史吴仲上奏提议重开通惠河，正准备大干一场的嘉靖皇帝力排众议，大力支持。次年春天，春风得意的吴仲奉旨主持通惠河修浚工程，历时三个月完工。吴仲编了一部《通惠河志》，书中记录了整个故事的始末：

<下滑查看>

通惠河，即元郭守敬所修故道也。入国朝百六十余年，沙冲水击，几至湮塞。但上有白浮诸泉，细流常涓涓焉。成化丙申，尝命平江伯陈锐疏通以便漕运。漕舟曾直达大通桥下，父老尚能言之。射利之徒，妄假黑眚之说，竟为阻坏。正德丁卯，又尝命工部郎中毕昭、户部郎中郝海、参将梁玺复疏通之。所费不赀，功卒不就。其势虽压于权豪，要之三人者亦不能无罪焉。嗣是屡有言者，多不得其要，空言无补。嘉靖丁亥，臣巡视通仓，往来相度，因见水势陡峻，直达艰难。踵御史向信之言，为搬剥之说。恭遇皇上神明，言入即悟，贤宰相实力赞之。随命臣暨工部郎中何栋、户部郎中尹嗣忠、参将陈璠同往修之。工兴于戊子二月，告成于本年五月。不肆月而粮运通行，上下快之。是年所费才七千两，运粮二百万石，所省脚价十二万两，备见诸奏。

重修运河，障碍重重，不仅有自然的，更有人为的。靠皇帝的支持，吴仲冲破了“陆运利益集团”的阻挠，但“白浮瓮山河”难以恢复，水源的问题依旧存在。明代重修的运河不再直通北京城中，漕船须在大通桥码头卸货装车，转运至京城的粮仓中。通惠河因此又被叫做大通河。

大通河仅用玉泉水作为唯一水源，河道水量严重不足。通过两个闸门调节水位，漕船直接过闸的方案已不可行。吴仲在重修运河的同时，必须改变漕粮的运输方式。由于运河水量不够，船只运载量也要相应减少，漕船在驶入大通河前，要早早换成吃水较浅的平底剥船。

为了维持水位，大通河闸门不开，剥船行至闸门处停下，由扛夫搬运漕粮，装载在上游河段等候的剥船中，继续驶向下一个闸门。这样的运输方式，就不能设置太多船闸了——大通河上仅有五个闸，漕粮要搬运五次。

这就是沈从文的文章中那位老者提到的“剥粮五次”，自吴仲重修通惠河后，剥运的方式一直维持，直到清末。从长时段的效果看，剥运的实际效率并不高，运行成本却不低，耗费人力也不少。除了日常管理外，大通河还要定期清淤，隔几年就要全线整修。即便如此，通州到北京的漕粮，仍有相当一部分依赖陆运。随着清代西北郊园林的开发，大通河水源日渐紧张。嘉庆以后国力衰微，剥运几乎无法维持。到了民国，大通河上漕运的历史就终结了。

   水上漂来的北京城   

北京是心脏，通惠河是离心脏最近的动脉。清末，北京城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昔日生机勃勃的通惠河已满是沉疴宿疾，沈从文遇到那位老者就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亲身经历了漕运的艰难，所以他说剥运“比陆路更费”——这句话不是在替政府算账，而是在漕运没落的时代，来自底层劳动者的感慨。如今，我们还可以在清代《通惠河漕运图卷》的画面中，看到当年运河上 “最美劳动者们”的身影。

《通惠河漕运图卷》（庆丰闸局部），作者：沈喻

《通惠河漕运图卷》（大通桥局部）作者：沈喻

还记得大通桥的鸭子么？它们吃到的漕粮，就是这些扛夫，在闸门附近一袋子一袋子搬粮途中漏洒的。除了扛夫，还有纤夫，老百姓管他们叫“十万八千嚎天鬼”、还有挑夫、艄公等等，他们都是靠运河吃饭的体力劳动者。

自元代开始直至清末，大运河源源不断的向北京城输送养分，当然不只有粮食，还有各种建筑材料、珍奇货物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北京城因此成为一座人类文明的殿堂。民间有个说法：北京城是从水上漂来的。2014年，大运河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向全世界亮出的文化名片。大运河是一项伟大工程，一个文化奇迹，它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绝不亚于长城；另一方面，大运河背后艰辛付出的底层劳动者，数量也绝不低于长城。没有他们，大通桥的鸭子吃不到漕粮，没有他们，大运河上也漂不来北京城。

如今，铁路代替了运河，成为粮食运输的主要方式，通州不再是漕粮的集散地，而是北京的“城市副中心”。“通惠河”的核心议题，已无关“漕运”，而是生态修复、遗产保护、环境整治、文化旅游、城市更新……

通惠河上虽然已无漕船，但依然有人划桨。

2022年6月30日傍晚时分，北京AquaX桨板运动学院组织了10余名水上运动爱好者，来通惠河上的捡垃圾，为北京水域生态保护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图片来源：北京日报）

通惠河从当年的运河，变成一条连接首都核心区和通州副中心的生态廊道，一条连接历史与未来的文化绸带，一道交织人文与自然之美的风景线。

新时代的通惠河图卷，正在缓缓向我们展开……

主要参考文献

1.吴仲, 玄览居士. 通惠河志, 二巻[M]. [玄览居士], [精华印刷公司] (印刷), 1941.

2.于敏中. 日下旧闻考[M].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1.

3.吴文涛. 北京水利史[M]. 人民出版社, 2013.

4.陈喜波, 漕运时代北运河治理和变迁[M]. 商务印书馆, 2018.

5.于德源. 北京漕运和仓场[M]. 同心出版社, 2004.

6.齐如山著, 鲍瞰埠. 故都三百六十行[M].  1993.

7.沈从文. 沈从文散文.第一集[M].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

8.史念海. 中国的运河[M]. 史学书局, 1944.

9.蔡蕃. 北京古运河与城市供水研究[M]. 北京出版社, 1987.

10.宋濂. 元史[M]. 中华书局, 1976.

11.孛兰盼. 元一统志 (上,下册)[M]. 中华书局, 1966.

12.侯仁之主编, 邓辉, 温宗勇，尹钧科. 北京历史地图集.文化生态卷[M]. 文津出版社, 2013.

13.侯仁之. 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55(01):142-168.

14.赵珍. 清代北运河漕运与张家湾改道[J]. 史学月刊, 2018(3):9.

15.胡吉勋. 通惠河的修浚及争议——兼论明代朝廷决策中的利益权衡[J]. 古代文明, 2015(2):7.

16.刘宗永. 从嘉靖《通惠河志》,《通州志略》看明朝的漕运及相关争议[C]// 北京学研究文集2009. 2009.

17.郭军连, 刘小萌. 清代北京"二闸"考记[J]. 北京社会科学.

18.高寿仙. 奸豪阻挠抑或技术障碍——明代修复通惠河的曲折过程[C]// 明代国家与社会——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一辑）——明代国家与社会研究专辑. 2013.

19.胡克诚. 庙堂与河工:嘉靖七年运河之议探微[J]. 运河学研究, 2018(2):13.

20.陈喜波. 元大都漕运问题新探[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22(7):37

参考网站

1.《通惠河漕运图卷》线上阅览网址：

https://pf.bigpixel.cn/panos/cytj/

2. 文中老照片来源：

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33018h/f90.item.r=firmin%20laribe#）

内容合作：清华同衡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

专栏作者：苍司宇

感谢北京联大文理学院陈喜波老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武弘麟老师对本文的指导

京

城

水

迹/

大家谈

陈喜波 

北京联大文理学院教授

当你在烤鸭店大快朵颐的时候，不要忘了你就是在享受北京的运河文化啊。北京运河史远的可追溯至秦汉时代，自金代北京建都以来，漕运大兴，元明清时期漕运促进了北京城的繁荣发展。运河不仅是漕运通道、还是商运、建材等物资通道，也是客运通道，从运河上漂来了粮食、木材、城砖，旅人，还有北京鸭，漂来的北京城，此言不虚。

京

城

水

迹-

冷知识

吴仲在《通惠河志》中提到的“黑眚”是什么？

黑眚是一种能带来在灾祸的水妖。明朝有关运河兴废的辩论场上，“黑眚”扮演过重要角色。

成化丙申，尝命平江伯陈锐疏通以便漕运。漕舟曾直达大通桥下，父老尚能言之。射利之徒，妄假黑眚之说，竟为阻坏。

这是《通惠河志》对成化年间疏通运河的叙述。

吴仲的支持者，内阁首辅杨一清，曾以亲历者身份向世宗详细介绍这件事的本末：

成化十二年，平江伯陈锐修浚已通，粮船俱至庆丰闸下。京城士女尝见船者，皆携持酒具，相约往视，道途络绎不绝。沿河两岸，都城内外人民，争先占地，搭盖铺面，以图贸易。臣时在朝为从臣，盖亲见之。今之论者，皆生于数十年之后，道听途说，以求立异于人，非真有所见也。使陈锐之策相继而行，则至今将为伟观矣。奈何张家湾、通州之人，恐失店房买卖之利，又以车脚为生者恐失驼载之利。彼皆多与势要相通，偶因时有黑眚之出，遂鼓其说以动摇国是，乃至中止，识者惜之。其后，任事之臣屡请修复，皆为异议所阻。

依照杨一清和吴仲的说法，成化年间出现的“黑眚”，是“陆运既得利益集团”有意散布的流言。这个所谓的“利益集团”，包括张家湾、通州地区靠陆路运输业吃饭的老百姓，以及一些染指其间的京师权贵。成化以后，“任事之臣屡请修复，皆为异议所阻”，而今通惠河要想成功开通，首先要解决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这些吃陆运饭的“势要奸徒”。

世宗认同了他们二人的观点，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通惠河成功开通了。然而，关于“黑眚”流言背后的真相，当代学者有另一种说法。明朝重开通惠河，实际上的确面临许多难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比如水量不足、泥沙淤积、河道坡降过大等。“黑眚”是否真的与所谓的“陆运既得利益集团”有关？很可能有，但它并不是导致运河失败的罪魁祸首。

嘉靖年间，恢复运河得到皇帝的支持，已成为舆论的主流。这种情况下，“黑眚”不但不能阻碍运河的开通，反而成了“水运派”抨击“陆运派”妖言惑众的关键论据。

“黑眚”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相关阅读

“

您与京城，一“码”之隔！

”

关注“北京印迹”平台

体验解锁京城新方式

“北京印迹”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的公众宣传平台，由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主办，市测绘院和清华同衡规划院提供技术和专业支持，光明网提供运营和推广支持，集合广泛的社会力量，打造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资源平台和专业全媒平台。

“北京印迹”是全面地向公众开放北京老城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尝试，系统梳理和采集了北京老城18大类、73小类历史文化资源3万余条。以北京印迹网站为基础，拓展建设北京印迹新媒体矩阵以及线下文化活动，覆盖线上线下多种传播渠道，将成为北京开展名城保护和公众了解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北京印迹”力争将历史文化深度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发展之中，让更多的人了解北京、热爱北京、保护北京、发展北京，一起擦亮古都北京的金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