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元超 | 工作室模式是“大院”改革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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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当代建筑》对话栏目
CA：请您介绍一下工作室的概况。
赵元超：体制内的建筑师创办建筑创作工作室实属无奈之举，没有谁愿意把自己置于悬崖之上。然而，对建筑的热爱始终伴随着建筑师的梦想——拥有一个充分话语权的工作室。2009年，因为我负责的一项重要工程施工找不到配合的建筑师，这根快要熄灭的理想之火便在不经意间燃烧起来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地成立了工作室——都市与建筑设计研究中心（简称“都市中心”）。
起初是为了完成这个项目，希望把该项目善始善终，但在“大院”承包制的体制下，需要自负盈亏，只能调来两个参与这个项目的建筑师，其余人员都是新来的大学生，工作室在我院食堂上面匆忙地开张了。开始，我的想法是工作室的人员有一个足球队的规模，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已达到一副扑克牌的数量，工作室现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本土设计力量。
△ 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
CA：工作室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
赵元超：工作室成立之初没有成熟的建筑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有我一位注册建筑师，很多时候我都要亲力亲为，但大家齐心合力，也乐在其中。信心、创新、无畏是我们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支点，我们也共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工作室“童年”。另一个重要时刻就是工作室的“七年之痒”，大家面临疲惫、无奈，甚至无趣局面，产生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但随着项目的完整落地，我们看到了创作的价值所在。大家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之后，随着新生力量的不断加入，工作室走向一个常态化阶段。但我觉得在不确定的非常态环境下，每一年的发展都很重要，我常常感叹明年我们是否还能坚持下来，下一个倒下的是否是都市中心。
△ 西安南门广场综合提升改造项目鸟瞰
位于我国西部的工作室面临身份认同和能力认同问题，同样的事你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才能被认可。城市建筑发展日新月异，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是否具备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的能力。这么多年，我们一直有意识地挑战自我、超越自我，通过参加各种竞赛锻炼队伍，提高水平。
CA：您觉得“大院”的工作室有什么独特性？
赵元超：本质上，“大院”工作室脱胎于原有平台，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半独立的机构，受到原有企业文化的制约，有优势，也有难以克服的问题。外部面对激烈竞争的市场，内部也面临着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工作室必须在夹缝中生长。一方面，我们追求建筑师的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面临产值的压力。这并不是我们为了理想甘愿清贫就可以的，而是承担着时刻被解散、重组的压力，坐在这趟快车上我们必须跟上步伐，否则就会被淘汰。
△ 西安南门广场松园俯瞰
工作室是在“大院”背景下开辟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是一群不甘于平庸的设计师在浮华世界中追求的一片净土，他们希望有充分的话语权。即使许多项目赔钱，但为了长久的发展，大家也都在坚持、坚守，每时每刻都感觉很累，如履薄冰。
工作室在发展过程中，如同改革开放一般，努力杀出一条血路，并在过程中不断培养新的设计人才。
CA：请简要介绍一下在本专辑中您的作品。
赵元超：作品的完成离不开团队和组织的努力，我只是起了一个“船老大”的作用，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目标的制定者、方向的把控者、作品的坚守者和守望者。每一个人在项目的不同阶段都起了重要作用。工作室成立近十三年，我们完成的项目中有数个百万平方米的工程，也有几十平方米的项目，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的重点工程，也有不起眼的大门、厕所项目，对每一个项目，我们都力求发扬工匠精神，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 与历史文化遗产共生的西安火车站
工作室的重要作品有西安行政中心、延安大剧院、中央礼品文物管理中心、西安南门广场综合提升改造工程和“长安系列”工程等。在西安历史文化的轴线上，从陕西省自然博物馆到陕西省图书馆，从西安南门广场综合改扩建到西安行政中心，它们身上都留下了工作室多年探索的足迹和成果，特别是西安南门广场综合提升工程、西安火车站改扩建工程，凭借先进的理念和卓越的设计，成为历史遗产保护和城市发展相结合的典范。
△ 西安火车站北广场
延安北部新城中轴线上的延安大剧院和延安行政中心立足现存环境，为新城的发展奠定了基调。西安全运新城的规划和“长安系列”工程为新西安风貌的形成奉献了才智，在规划设计中融合了中国的规划思想和建筑美学，成为西安的新地标。
CA：请您谈一下工作室一直坚持的设计观念。
赵元超：工作室坚持的理念是对待每一项工程都力争做到最好、最得体、最恰当，不留遗憾，只留精品。当然，每一个工程都有太多的遗憾，这是我们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寻找符合场地的最适宜的表达方式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方向，在都市中心没有既定的风格方向，也没有类型的局限，适宜主义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理念。用城市设计的视野设计建筑也是我们的另一个重要理念。
坚持全过程的设计是我们创作的原则。我们努力坚持作品的完成度，见证项目从策划、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室内设计到景观设计的全过程，在过程中不断修改，不断完善。
△ 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起步区一期园区
CA：请您谈谈工作室的管理运营和发展的方法。
赵元超：我们遇到了建筑行业的黄金十年，是时代给予我们机会，让我们这些没有管理经验，没有人脉和手段的建筑师勇敢地“下海”。我常常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建筑工作室能坚持至今，是抱着为业主、社会创造超乎预想值的服务，是坚信我们的社会有一批人可以设计出好作品的理想。
多年来，我坚持建筑师的价值在于能够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让创作能够凝聚价值，以诚待人，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沟通，最终赢得客户。在工作室在管理上，放手让年轻建筑师冲到一线，给他们搭平台、压担子、赋能量。
△ 延安大剧院主立面
CA：您作为在“大院”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建筑师代表，对于设计“大院”的设计任务特点和发展机遇等有何看法？
赵元超：我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充满激情的一代人，加之建筑设计是一个理想的专业，理想、激情和情怀一直在我们心中燃烧。尽管现实一次又一次地欺骗了我们的情感，但我们依然像对待初恋一样，不忘初心。我们这一代建筑师见证了传统“大院”发展壮大的历程，有着非常深的“大院”情结。我们应客观评价“大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机制，以及行之有效的技术体系。创新精神、技术积累、品牌价值、人才储备和研究能力都是“大院”的优势，特别是长期积累的企业文化更是它的核心，但在整体发展中“大院”存在着过度行政化倾向、活力不足、对个体不够尊重等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改进，就存在着被淘汰的危险。落后就要挨打，这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建设已进入精细化发展的“下半场”，“大院”是否还能代表中国建筑市场的主流呢？顺应个性化、少量化、渐进性的发展潮流，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始终存在企业多元化和专业化的矛盾，个性自由与企业整体发展的矛盾，追求建筑永恒价值和短期的急功近利的矛盾。
△ 延安大剧院主入口景观
CA：“大院”的工作室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相对个人事务所，“大院”工作室在社会上能被听到的声音似乎不够响亮，请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赵元超：“大院”总建筑师是苏联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产物，当设计院的经济基础改为承包制的时候，总建筑师这个职位就特别尴尬。理论上，全院的所有建筑创作都由其管，全院的建筑师都由其调遣，但实际上他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每个建筑师都希望与志同道合的一群建筑师为共同的理想而工作、奋斗。中国建筑史大多是一个建筑风格史，很少有人从建筑的技术进步角度来书写建筑史，这是一种不全面的观点。在中国空前大规模的发展背景下，“大院”贡献了自己的担当和力量，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如大型复杂的医疗机构项目、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等。在对这些复杂项目进行关注和担当“大院”使命时，建筑师的理想自然难以实现，只能委曲求全，这也致使大部分项目失去了学术特色和价值，这是“大院”项目不太注重宣传的原因。当然“大院”更重视大规模、“大兵团”作战，更重视集体力量，这也是“大院”不被彰显的原因。
△ 延安大剧院入口大厅
建筑设计行业的高速发展掩盖了设计院固有的矛盾，随着我们进入高品质、高质量、精细化发展阶段，小型化、个性化、精细化的发展特色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一直认为设计的过程就像酿酒，是慢工，是博弈，是全社会合力，而不是一个建筑师的自我表达。
我曾分析纺织业和陶瓷业衰落的过程，原因在于它们没能适应中国消费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希望所有建筑设计“大院”引以为戒。
△ 长安云——西安城市展示中心
未来三十年的精细化发展对“大院”来说是一次考验。个性化、小型化、复杂化的发展特色对于“大院”的规模化、平均化、重复性设计是一个挑战。我认为，在一个平台下设立多个工作室，是“大院”改革的一种补充，一种方式，一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