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 ——夏书章教授学术访谈

摘　要：夏书章教授的百年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他个人的治学史密不可分。他将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专业进行了中国化的定位，即行政之行，行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专业之专，专的是为人民服务，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是一门学习和研究如何做好社会公仆的专业。他指出，公共管理对于善政良治具有直接、密切而深刻的影响，70年的国家治理历程已经证明，高品质的公共管理知识供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公共管理知识分子要秉承治国理政的远大抱负，为民族复兴贡献理论智慧。关键词：公共管理；治国理政；学科发展

  “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学术志向

01  求学经历

朱正威：您曾用“上医医国”来表明您的人生志向，可否向我们回顾一下您的求学经历？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命运相联系，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夏书章：任何人的成长成才，首先是个志气的问题。中国人的文字很有意思，志，就是士的内心，凡人都要有个志气，有个目标，不能稀里糊涂混饭吃，浪费生命。所以，看一个人要看两点：其一，有无志气？其二，有什么样的志气？正如我们现在倡导的一句话，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初心和使命，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最初所立的志向。人而无志，不知其可。三心二意、意乱神迷、见异思迁、胡思乱想等等，都不符合坚定志向的要求。我出生于旧社会的一个平常家庭，所处的时代环境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儿时对天下事、国家大事并无深刻认知。加之生活在江苏高邮县（现已改市）送驾桥（今送桥）镇，媒体和通讯都不发达，几乎未接触电视、报纸，对外部世界的信息知之甚少。但我却亲历了“过兵”事件，目睹了直系军阀孙传芳的败兵过境祸害乡里的恶行。后来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四分五裂的状态，外国侵略势力扶植不同的军阀，中国大地充满了战火硝烟。以致于这样的顺口溜得以流行：去年两个打一个，今年两个互相打，不打不得烂，打给外人看。国际上甚至已有“中国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地理名词”的说法。所以准确地讲，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国将不国，而是国已不国了。由于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特殊的时代背景，我的求学过程也遭遇了一些波折。初中学习两年后，家里再无力支持我求学，到南京之后我又遭遇了失业，进退两难之际考上了高中。期间，在师友帮助下，有幸被减免了学费，还获得了在民众夜校兼职的机会。后来，经历了第一次到上海考大学、到重庆读大学、到哈佛大学念公共管理、回国任教等等，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从江苏徐州转往广州的中山大学。这些经历拓展了我的眼界和思路，促使我对人生的道路做出选择。身处这样的历史环境，我从小十分欣赏“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观点。当时想的不是什么前途、工资、将来担任什么职务，想的是国家和社会怎么样变革、提升。我觉得国家“患了病”需要医治，最好的医生是要把国家“医治”好。民族要复兴，国家要兴旺，就需要医治国家的医生。所以，我们个人的前途，必须要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是我们作为个人的奋斗初心，也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志向。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有人会难以理解，我既不是无产阶级出身，受的又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教育，为什么会追寻中国共产党？常言道，“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我出生在五四前夕，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民生凋敝，被称为“东方的睡狮”“东亚病夫”。为了解决军阀割据，谋求全国统一，以国共合作为主的进步力量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可后来国民党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罪恶道路，加重了国难。9·18事变中，日本人莫名其妙就把东三省拿掉了，一个日本就打败了我们泱泱中华。因为一穷二白、积贫积弱，谁都欺负我们。1936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留。老百姓都很着急，为什么我们不能一致抗日。1937年后，国共联合抗战，但实际上国民党还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亲历这些历史事件促使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些现象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当时已经明确感知到国共两支军队确实存在差异，应有所取舍。民主人士一到延安，就作出了鲜明对比，新中国的建立，让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我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必定胜利的发展趋势和结果，这为我希望终身努力成为一名合格共产党员打下了思想感情的坚实基础。所以，我在1956年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夏书章教授手稿

朱正威：秉承这样的志向，您一直从事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学界将您评价为中国公共管理学活的教科书。而您在抗战期间的求学阶段就确立了政治学这个终身学习和研究的领域。从专业选择的角度，您其实面临非常丰富的选项，理工、经济等热门专业一直很受学生追捧，而您在青年时代就确立了矢志不渝的研究领域。可否和我们讲述一下当时做出这种选择的考虑？

夏书章：我为什么选择政治学？为什么要一直从事行政管理或者说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我中学时，各科成绩都不错，而当时，最时髦的是理工科，尤其是工科，人文社科里面是经济学最热门。我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我自作主张，选择了政治学。最简单也可以说是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强大，想通过对政治学相关专业的学习和研究，明白国家强大的机理，找到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现状的方案。政治的治，顾名思义，就是治理。行政学，就是现在的公共管理学，其根本的使命也是研究这个治理之道。公共（行政）管理这个学科是引进的，英文叫publica administration。一开始，日语和中文，都翻译成行政，是因为它是从政府开始的，后来有了公共管理的说法。广义的行政学，也包括非政府研究，公共管理的外延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涉及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而国家能否兴旺发达，最本质的就是要看治理水平！经济不解决问题，必须要通过政治来救国。当时就是怀着这种“天真”的心态，“自作主张”坚持读了政治学专业。同时我也深信，只有建立和健全文官制度，才可以解决吏治腐败问题，所以就选择了行政学的研究道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今天说的“中国梦”，其实也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追求。

02   困境中的求索

朱正威：我们知道，您的学术生命和近现代中国命运深刻联系在一起，您对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探索也遭遇了一些挫折，例如课程改革、院系调整、十年文革等时代背景，给您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造成了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如何在曲折中不忘初心，坚守学术理想的？

夏书章：广州解放之初，可能因为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和要改革的方面很多，对大学的重大改革一时还没有提上日程。但对课程的初步改革，则开始进行。对别人所讲授的课程我没有了解，我自己讲授的课程中，除了行政学、市政学和行政法学有些变动外，增加了教公共政治课如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等的教学任务。课程初改时，其实变动不大。但从1952年的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开始，整个教育界的变化相当大，且这种变化很急，没有什么酝酿、准备、学习和讨论的过程。我国各高校的政治学系就是在这次改革中被取消的，当时参照苏联的高校教育模式，将国家建设问题、宪法法律问题、西方的议会政府、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以及国际法等课程，全部集合在大学的法律系里进行讲授。尽管这些课程并没有取消，但政治学却不再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而存在了。中山大学的政治系在这种形势下也停办了，大部分教师调至其他大学，我被留在中山大学，开始改任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学工作。说到“文革”，高等院校首当其冲，那时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来势凶猛，矛头直指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等，那时候大多“学术权威”都是“反动”的。我曾遭到“革命造反派”的围攻，导致腰部受伤。幸好校医还敢为我拍照Ｘ光片，我得到了及时治疗，但后来遇到稍长的阴雨天气仍隐隐有痛感。极“左”的社会思潮使我们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对于国家建设、完善社会和培育民族理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经历了国家内乱后，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关乎着国家发展的方向。研究公共管理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难免遇到挫折，无求即无挫。这个过程中，有六条信念对我帮助颇大：有心、固本、守恒、循序、重养、求效。这些苦难，也带来了很多积极作用。例如，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方向的授课，其实并未真正脱离政治学和行政学，反而优化了知识结构，使得学术基础更加扎实。坚持做到心中有数，在困难中照样读书、观察、分析、思考，对个人成长和对公共管理的认知都大有裨益。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楼（东校园）

03   公共管理的学术精神

朱正威：您的求学和学术探索，不仅反映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自我成长历程，更反映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脉络。可以说，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与和您的学术史密不可分。结合您的学术经历，您认为作为公共管理知识分子，重要的学术精神有哪些？

夏书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重要影响。天下太平、世界大同，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们的终极追求。放到今天，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这个思想。国家能不能太平，关键是能不能治理好。不是简单地跟着所谓的自由民主跑，更不能掉入西方势力的陷阱，我们要坚守和发扬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在五四运动当年出生，历经了百年来中国的变化发展，深切体会到，公共管理的知识分子，必须要坚持“为国为民、为公立功”，对准目标，奋力张弓。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中，要有敬畏之心，恭恭敬敬，事必躬亲，努力攻坚克难。同人类公共管理文明相比，我们所有人都是年轻的，都要永远保持潜心探索、昂扬向上的奋斗状态。良善的国家治理，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学科，不能没有公共管理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所以公共管理知识分子肩上的责任很重，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知识生产。

  致力于“治国理政”的学问

01   推动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的重建

朱正威：我们知道，中国政治学、公共管理（行政）学科的发展曾经中断过，而您在学科恢复重建的治国理政之学，善政良治之用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82年的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您的文章《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同年3月15日，您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机构改革与行政法》。您接着在《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通讯》《政治与法律丛刊》等杂志上陆续讨论宪法修订、机构改革等议题，对行政学的恢复重建产生了重要影响。可否请您谈谈当时发表这些论著的背景和初衷？

夏书章：1980年5月12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国政治学会筹备会议期间，与其他到会老教师共十人一道，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建议在高等院校设置政治学系，并建议可先在六所综合性大学设立，其中包括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该所还出版《政治学研究》专业学术期刊。我的专业是行政学，即公共行政和后来所称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这里也谈及政治学，有一个历史背景问题，以前的大学分系不分专业，行政学是政治学系的一门基础课程，也作为发展方向之一。邓小平号召的“赶紧补课”中有政治学，1980年年底中国政治学会已经正式成立，复办政治学系正在积极筹备，其中包括将要开设的课程和对有关师资作准备。这里首要涉及的是政治学和行政学这两门课程，政治学自不待言，行政学则较感陌生，因而很有必要大声呼唤以引起注意。特别是我刚从美国任教回来，在这方面也了解了一些新的发展情况，所以强调了行政研究。行政管理学科因为时代的原因中断了，我们当时就认为，必须在行政管理领域进行拨乱反正。
《人民日报》发表夏书章文章《把行政学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

朱正威：您常说，公共管理是一门治国理政之学。这种定位具有鲜明的中国场景和时代特色，可否请您具体阐述一下您做如此定义的考虑？

夏书章：行政或公共管理这门学科，是一门治国理政的学问，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学科定位。经过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和平崛起，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是如何崛起发展的，西方众说纷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该书一出版发行，就迅速畅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起了全世界热议。中国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人民摸索前行，后来实行改革开放，取得瞩目成就。目前国外还兴起中共学，研究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如何发展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一定要看的，应该作为公共管理专业的必读书目。因为中国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有今天。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回答这个问题就离不开公共管理，现在叫作治理———治国理政。西方的公共管理其实比较狭窄，而我们的外延很宽。我们不是一般意义的立法司法行政的分工。从治国理政的角度来看，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公共管理的范畴。比如天气，不只是专业的气象问题，也是公共管理问题。公共管理的综合性很强，它不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广义的公共管理，包括了政府的管理，民族问题，文化问题等。有些看起来或许不是直接的行政问题，但它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这就是公共治理的范畴。例如我们经常讲的行政，就有一个所行何政的前提。西语把政治和行政作为两个词，而汉语之妙在于政治一词中已经包含了治。治其实就具备了行政的内涵。因此，西方所谓“文官中立”的主张，分明是有名无实之谈。在行政系统谁当行政首长，你能不听谁的吗？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特别是在教育界，首先有一个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没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共识，将是严重失责。对公共管理这门学科，尤其如此。研究治国理政，培养可靠的治国理政人才，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使命所在。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02   培育中国公共管理学的

教学队伍与学术共同体

朱正威：当前，国内公共管理学院的发展势头迅猛，教师队伍日益壮大，较好地满足了人才培养、学科发展和社会服务的需求。但在学科重建之初，国内公共管理学科面临专业师资不足的局面，您当时是如何组织学界同仁关注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知道，您曾积极呼吁并参与组建了中国政治学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行政法学会等众多学术团体。可否讲述一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筹建历程？

夏书章：改革开放后随着政治学系的恢复，许多高等院校都先后开始了行政学这门新课和其他有关课程。行政学一时成为热门，师资短缺和各高校师资条件分布失衡的问题相当突出。这一现象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因素的：学科引进初期的师资来源主要是为数不多的“海归”学者。而国内方面由于学科新设，需要一个考虑学习周期的问题。加上本科招生人数有限，政治学系内部一般又被分为三个组（即三个研究方向），行政学仅为其中之一。具有研究生资质的学科和院校更少，师资培训措施一时间很难提上日程，以至于出现了一些应急需转行的学者准备不足、匆匆“上阵”的情况，教学质量也由此参差不齐。为此，我们搞起了短期培训。1982年4月，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复旦大学举办具有“亮相、启蒙、播种”作用的全国政治学第一期短训班。随后，教育部委托华中师院举办（中南地区）高级干部进修班、卫生部（现卫计委）委托中山医学院主办全国医科院校校长研讨班、广东省高教局委托华南师大主办高校教学管理班，中南矿冶学院也主办干训班，中南（华中师院）、西南（西南师院）、西北（陕西师大）、华北（北京师大）、东北（东北师大）、华东（华东师大）、江西（江西师大）、浙江（杭州师大）等都办起了相关培训班，我都参与其中，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政治学、行政学的师资问题。短期培训可以解决急需，但长远之计还在于建立专业基地。我们建议在高校设置政治学系、行政学系，系统地培养专业人才，同时结合行政学院成立和相关刊物出版，这方面的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到今天，我们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教学队伍，不仅数量庞大，专业化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84年8月，在行政管理学研讨会上，我提出成立全国性的行政管理学会。这次研讨会在吉林市召开，由国务院办公厅、劳动人事部主办。会上确定了我作为学会筹备组的副组长。会后，我开始四处奔走，积极规划。1988年10月13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正式成立。作为一个亲身经历和直接参与其事的见证人，我认为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是一个真正实在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联系着学科，学科的存在和发展状况又反映于学会的活动之中。今天我们要继续通过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团结理论研究领域、实务领域和其他爱护支持治国理政事业的杰出人士，搞好群众路线，始终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做到理论和实践相互促进。
《夏书章与中国公共管理学》

03   创建中国MPA教育

朱正威：我们知道，您是中国第一个取得哈佛大学MPA学位的学子，也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引进MPA学位制的学者。在您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1999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设置方案》，决定设立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节目曾专题介绍您与中国MPA教育的发展情况，您也曾在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推广“关于加入WTO与引进MPA”专题知识。此后，我国MPA教育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的MPA教育已相当普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可否讲述一下中国MPA创办的背景和历史？

夏书章：关于引进和设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的建议始于1998年，至今已有20余年。英文是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中文亦曾译作公共行政。这里要先讲一下另一专业学位MBA，它是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英语简称，比MPA引进早约十年，原因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背景下，厂长、经理们亟待培训，以利于进行国际贸易。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是MPA引入的重要背景，因为加入WTO意味着我们需要全方位提升政府公务员的综合素质。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经历十五年之久才谈成，这就涉及怎样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问题。引入MPA有助于此，也就是时机已经成熟。回想在引进之前，我们很慎重行事。我的建议载于北京《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随后又有《要加强“政府与公共管理”研究》一文，这是1998年8月的事。接着由六所高校发起的“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论证会”先后在北京、上海、厦门和广州举行，我都参加了。最后认为可行，经上级批准，先从办几个试点开始。可是大家的积极性很高，闻风而动，都在大力争取。终于确定在研究生院的二十四所高校作为试点，一年后为四十七所。2002年1月，武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开始出版由我主编的《公共管理硕士（MPA）系列教材》首批教材。目前，已超过一百所高校有MPA，发展速度之快，可以想见。

  “善政天下、良治中国”的展望和寄托

01   “善政天下，良治中国”的寄望

朱正威：您曾用“善政天下，良治中国”八个字深切表达了对未来国家和学科发展的寄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如何定位这个学科的性质和使命，意义重大。您如何理解公共管理学科与治国理政、与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

夏书章：公共管理和善政、良治的关系，是直接、密切而深刻的。公共管理学科要秉承治国理政、民族复兴的远大抱负。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已有70年，70年的国家治理历程已经证明，高品质的公共管理知识供给，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计划、决策、组织、人事、执行、监督、后勤、规章制度等等，国家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加强学术研究，既让理论来源于实践，又让理论反哺实践，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以“良治中国”为导向的公共管理。而“善政天下”，所关怀的“天下”，就是整个国际社会，涵盖所有国家、地区和民族，是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向。现在讲全球治理，实际上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也密不可分，尤其是我们和平崛起的道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提供了中国方案。一个国家治理好了，对世界就是一大贡献。在全球治理层面，我们要彼此平等互助，而不是欺负压迫。特朗普就是挥大棒，我们不是。善、良就有这样的内涵。中国梦，就是世界梦。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完全有自己特点的。我们行的是什么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是勤政，廉政。专的是人民之业，敬业乐业，做好人民公仆，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中国的奇迹，这个奇，就是我们发展的道路和他们不一样，不是靠欺负别的国家实现的。“善政天下，良治中国”，就是让我们的公共管理，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天下大同。

02   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展望

夏书章教授在哈佛大学求学时期照片

朱正威：用您的话讲，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学。今天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也面临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我清楚地记得，您当年在指导我做博士论文时，谆谆教导我不能简单地将西方公共管理的理论作为学术依据，而要立足于中国的改革经验，借鉴和发展中国本土的理论成果。您是哈佛大学毕业，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在哈佛大学拿到MPA学位的人，但您在学科建设的问题上从来不以西方理论为教条。除了《行政管理学》，您连续推出了《行政学新论》《管理、伦理、法理》《管理、心理、医理》《人事管理》《香港行政管理》《新加坡行（市）政管理》《市政学》《市政学引论》《市政管理八议》《中国城市管理》《〈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三国”智谋与现代管理》《行政效率研究》《现代公共管理概论》《行政奇才———周恩来》等近四十种专著、教材，涉及政治学、行政学、市政学、管理学等诸多领域，很多都是具有开山意义的经典之作。您近年又陆续推出《论实干兴邦》《百年寻梦从头说》等著作，还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至今仍坚持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的“夏老漫谈”专栏每月发表千字学术评论。我们注意到，您的著作中，既有对西方经典和前沿理论、实践的研究，又有大量关于中国传统和现代公共管理问题的深入论述。您一直主张面对中国需求进行学科建设。据此，您对学科中国化怎么考虑？如何看待今天公共管理学科的国际化和本土化争论？

夏书章：我们这个学科是引进来的，基本理论是从国外来的。但其实，国外那套学说和理论也离不开他们的国情，英国有英国的国情，法国有法国的国情，它不是为中国编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懂得要发展自己的理论。中国的汉字，妙就妙在这里，在外国，讲政治是要分开的，politicalscience叫作政治学，public administration是公共行政；而在中国，政治是政离不开治、治离不开政。政治，要讲“治”，“政”如果不能带来“治”的话，这个“政”就是空的；“治”如果没有一定的“政”来指导，原则就没有办法来表现。行政是行的什么政？这一点在普通学科里是不怎么讲的，我们这里却非讲不可，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很具体，行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政，毫不含糊！专业专的是为人民服务，当社会公仆的专业。美国的说法主要根据美国的情况来，英国的说法是对于英国来讲。中国引进来只能是参考、借鉴，不能忘记我们的立足点、我们的国情在哪里，现在有些人可能还没有想明白这一点。中国现在发展起来了，国际地位提高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在诸多领域拿到了第一，这是怎么来的？如果国家的治理一塌糊涂，能有今天的辉煌成就吗？由此可见，我们这个专业的生命力很强。过去说中国崩溃论，大家找原因，怎么不仅没有崩溃，还越发强大？治国理政的治，非常重要。美国是霸权主义，中国是互利平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到我们这里来取经，能够说明其重要价值。讨论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同时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公共管理的学者要有历史视野，才可对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来龙去脉做到心中有数。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要借鉴，但我们更为根本的任务是要依据中国的改革发展经验来建设公共管理学。面对国际化和本土化的争论，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的公共管理已经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我们需要从中国经验的角度创造和发展公共管理理论，去总结、提炼并开展对话，为人类公共管理文明作出积极贡献。《百年寻梦从头说》

03  对新一代公共管理人的嘱托

朱正威：您一直关心和扶助年轻后学的成长和发展，国内不少有影响的学者都是在您的感召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以您的名字设立的“夏书章公共管理优秀博士论文奖”已经开始第二届的推荐和评选了。这个奖项的设立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的范式确立和青年学人的成长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对于后学，您有什么期待？

夏书章：第一，有心。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学术成长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最要紧的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做一流的公共管理学术，为治国理政培养一流的人才。第二，固本。德智体美劳，要兼备。要全面发展，打牢根基，德智体美劳一样都不能落下。第三，有恒。要坚持，要有恒心。中大的校训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学就无术，我们共产党就非常重视学习。要问，才能学有所获。思，就是动脑筋。辩，是要分清是非，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对于行，我们中国人很讲行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所以我们讲实干兴邦。行政管理，就是要行，但是也要有一定理论，真正的埋头苦干不是不看路。第四，创新。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老一套不行，要创新，青年学人要善于汲取新的理论、新的方法，为治国理政的新问题提出新思路。第五，自信。中央说我们要坚持四个自信。做公共管理研究，尤其是这样。创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很值得自信。我们已经形成了新的制度体系，很多事情都有制度可以遵循。对于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应该自信。要真正有信念，为国家建设做贡献。年轻学人，一定要树立起这个志向，做到身体力行。

我还要强调的是，年轻一代的公共管理学者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第一大党，我们是拥有九千万党员的执政党。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不会有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观察：一是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斐然，二是技术创新助力社会进步，三是中国发展仍将超出预期。我们公共管理学者，绝不可以对此视而不见。在知识积累和学术研究中，尤其要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公共管理学科的必读书。我们要做到从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创造性地发现和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于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总体影响，它推动和发展现代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机理是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和它对国家的领导方式，如何形成了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国家治理体系？这样的问题，都需要来自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回答。我们这个学科就是要在不断回答新时代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过程中获得进步与升华。抚今追昔，我坚信中华崛起、“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必将圆满实现。作为公共管理的学者，我们要正视这一伟大历史过程，研究其中的公共管理学原理。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走向强起来的这个过程中，党的建设、国家治理故事和经验等，都是我们从事公共管理研究的巨大宝藏。希望年轻学人好好挖掘，为人类公共管理智慧提炼出更多具有重大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中国公共管理知识体系。

撰文：夏书章，朱正威

微信编辑：宋宇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