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万方多难此登临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2期 编后记

本期刊文20篇，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宗教与文明研究》两个专栏专题。

古文字学长期以来被称为“冷门绝学”，这是就全国的整体学术格局而言的。但在中山大学，古文字学不仅代有传人，而且在中文学科的布局中，还带有显学的意味。始创其学的是容庚、商承祚二先生，他们在中山大学也被亲切地称为“容商二老”。容、商二老是民国“罗王学派”（罗振玉、王国维）的嫡系传人。“罗王学派”兼重新文献和新方法，不仅经常开疆拓宇，而且往往顿成峰峦，故其学术创获令世界瞩目。罗、王二人也因此被伯希和等誉为近代中国行走在世界学术高端和前沿的一流学者。稍追溯源流，中山大学古文字学就呈现出相当高清的学术气象。曾宪通先生是容商二老之后第二代传人的代表，他不仅亲承容庚、商承祚、饶宗颐等先生教诲，而且别出蹊径，从字形入手，兼及音义，致力于发掘古文字的文化内涵，大力推进了古文字研究的层阶和内涵。本次访谈由第三代学人陈伟武采写，第三代学人与第二代学人品茗话旧，清话学术源流，那情境想想都是令人神往的。

曾宪通先生

曩读王运熙师《说盛唐气象》一文，深感唐音之可贵，在情感之清美雅正与格局之自如妥帖。诗歌在唐朝不仅是文人借以抒情言志的文学载体，也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学一旦沉入到生活之中，就不是文学妆点生活的容颜，而是生活点燃文学的光华。唐诗有以孤篇雄于唐者如《春江花月夜》，也有以一句能令万口传者，如王湾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便属于以一句振绝古今者。唐诗的美学典范多承殷璠“声律风骨”兼备与“赞圣朝之美”之论，而对勘这一范式，王湾《次北固山下》的诗学史意义，就需要从历史、政治和美学的多维角度来重新估量。戴伟华之文，看似从小处落墨，其实揭示的是唐诗之大者。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曾经感叹，作为老大帝国的清王朝从道光末年开始，在外族的侵迫下，其社会制度和文化形态便发生着“剧疾之变迁”，而且这种变迁因为迥异于往日内部斗争、异族叛乱而令统治者张皇失措，从而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可救疗之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现象。陈寅恪推崇的社会制度与文化形态大体接近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中所表述的内容。但王国维分明说过，周王朝所建立的封建文化体制之所以能纲纪天下，在本质上是“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中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及文化形态的形成，正是周王朝废旧趋新的结果。陈寅恪认同周王朝以来的传统文化，这是从守护旧文化的角度而言的。但一种文化的发展与发达，从来就是激活旧质与增入新质相摩相荡的产物。如此，面对五四文化的应激反应以及从中体现的新思潮，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一路走过的轨迹来认知。如果不嫌遥远，我们“重回”鼎沸的周代初年，诸位也许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林岗一文的意味，我觉得正在于此。

中国的道教史自成一脉，其盛衰大体依政治变化而变化，而中古则是相对活跃的时期。作为道教教义思想的经典，古灵宝经的地位无可怀疑。但文本思想的开放性与文本形态的复杂性，往往是作为一种经典的基本特征。如此，走入经典的历程注定会有曲折甚至艰难。敦煌本陆修静《灵宝经目》将古灵宝经分为“元始旧经”与“新经”两部分，自此两者问世先后的问题便成为学界关注的对象。王承文与刘屹便是此一问题的对立双方，本期刊出王承文大作，也期待刘屹的回应之作。

海上丝绸之路在当下已是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对相关史料的全面梳理和研究的深入，若干此前不为人注意的“细节”也开始彰显在学术视野之内，这当然需要有多语言的学术背景和跨文化的研究能力。德国学者廉亚明（Ralph Kauz）从阿拉伯、波斯史料以及历史航海地图等中，勾勒出海南岛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意义，一新世人耳目。如果学者都这样扎扎实实为学术史做贡献，而不是拿捏已知揣摩未知，或者错综于群说之间，则学术才有尊严可言。有根的学术才真正令人敬畏。

阿拉伯往来中国（唐朝）的“黑石号”商船

本期以一组经济学论文煞尾，涉及企业债务、共享经济、绿色全产业链以及A股市场定价等诸多问题，未必能形成直接的对话，但让各位经济学家隔空晤言一“室”之内，至少后续的学术对话是值得期待的。

“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杜甫《登楼》）这一期的编辑，伴随着新冠肺炎肆虐中华大地与世界各地的过程。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也许我们无法慷慨逆行，征战在抗疫第一线。但“国家不幸诗家幸”（赵翼《题遗山诗》），各位宅家研读，端居高楼作高人，但凭书卷长精神，料能收获丰厚的学术。是学界所愿，亦刊物所愿也。

撰文：彭玉平

编辑：宋宇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