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丰 | 南宋京湖战区形成史
南宋京湖战区形成史
——兼谈岳家军的防区与隐患
陈希丰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摘 要
南宋建国之初实施优先东南、“近弃湖北、远留川陕”的发展战略，以京湖“分镇体制”的维持换取东南地区消除内患、整合军力的率先完成，客观上造成京湖政区与军力统合步伐的迟滞。绍兴四、五年间，凭借收复襄汉六郡、戡平杨幺势力两大战役，岳飞最终完成了组建京湖战区的使命。不过，除负责京西、湖北防务外，淮西光、黄、蕲、江州一线也被划入岳家军防区。同时，为因应立国东南的战略格局，岳飞屯兵鄂州，致使战区西线重镇荆南守备空虚。防区的过分疏阔与“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成为南宋初年京湖战区两大隐患，且始终未得有效解决。
关键词
南宋初年；京湖战区；岳家军；岳飞；边防隐患
高宗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即建炎元年）五月肇建南宋政权后，立足长江，立国东南，逐步在北境确立起江淮、京湖、川陕三大战区。依托以三大战区为核心的边防体系，军力并不强大的南宋政权与金、蒙（元）北方民族政权持续对抗达150年之久。为此，围绕“三边”问题所展开的南宋边防研究一直是宋史学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三大战区中，京湖地处南宋边防战区版块的中间位置，负有连接吴蜀、策应江淮、拱卫东南、屏蔽湖广等多项任务，战略地位十分关键。京湖若失，则“吴、蜀断而为二”，南宋势难立国；北军可由荆、鄂顺江东下，对下游的中央政权形成致命打击；同时，川渝东面门户因之洞开，湖广、江西腹地亦将遭受蹂躏。
南宋建国之初，主持京湖战区的名将岳飞曾取得收复襄汉六郡、郾城大捷、颍昌大捷等一系列重大军事胜利，炳耀史册。岳飞研究成为20世纪宋史研究领域的热点，并积累了丰厚的成果。不过，在以人物研究为主线的叙述逻辑下，京湖战区只是作为岳飞及岳家军军事活动的空间背景，并未构成独立的研究脉络。一定程度上说，过往学界关于南宋初年京湖战区的认识是附属于岳飞与岳家军研究的。
若我们适当转换视角，将京湖战区即岳家军防区作为考察对象，则可发现仍有不少问题尚待澄清。南宋京湖战区是在何种背景下、如何逐步形成的？该战区包含哪些区域？岳家军防区具有怎样的特点？是否存在防守隐患？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清理、检讨，或将有助于对南宋初年国家战略、边防格局等重大问题的理解及岳家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以历史后见之明来看，南宋初年京湖军力、政区整合暨战区形成的进程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宋廷对该地区的战略定位与政策实施。因此，回应上述问题，须从南宋建国之初有关京湖地区战略政策的考察入手。然而，过往对南宋建国进程的探讨主要立足东南与川陕，京湖极少进入学者视野。
综合以上认识，本文拟从南宋建国进程中宋廷对京湖地区的战略定位、政策实施入手，梳理京湖军力、政区的整合暨战区形成过程。在此基础之上，重点分析岳家军防区的特点及隐患，以就教于方家。
01
从“宣司代管”到“分镇体制”：南宋建国进程中的京湖
绍兴二年（1132），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上《时政论》21篇。在《设险》篇中，他将当时南宋政权对上游地区的战略政策概括为“近弃湖北、远留川陕”八字，并提出批评：
昨降诏令定都建康，而六飞巡狩暂驻杭、越，乃以湖北为分镇，恐失古人设险守邦之意矣。近日虽复荆湖南、北，而分镇地分仍旧未改，即与不复亦等耳……朝廷近弃湖北、远留川陕者，固谓秦甲可以强兵，蜀货可以富国，取其资力以自助也。而使荆峡分镇于其间，假令万分一有桀黠者得之，守峡江之口，则蜀货不得东；阻长林之道，则秦甲不得南。譬犹一身，束其腰膂，而首尾不相卫，则非计之得也。
南宋政权据长江以立国，建都东南，故朝臣谈及川陕、京湖地区，往往称其为国之“上游”或“上流”。在胡安国看来，同是上游地区的湖北与川陕在南宋国家战略架构中有着明显的高下之别。由于时人普遍认为“秦甲可以强兵，蜀货可以富国”，朝廷对于川陕格外重视，遣派重臣张浚措置经营；而湖北则在战略上为宋廷所忽视，仅以“分镇”政策处之。
类似看法并非胡安国独有。同年，荆湖广南路宣抚使李纲在与程瑀的私书中也表达出对中央“置荆湖于度外”的不满。至绍兴七年，仍有臣僚指责朝廷“自驻跸吴会以来，似未尝以襄阳、荆南为意”。应如何理解时人“弃湖北”“置荆湖于度外”的说法？这些说法是否属于南宋政权在特定形势下所实施的国家战略政策？如果是，该政策产生的背景是什么？其对京湖乃至整个南宋国家边防格局又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建炎三年（1129）二月至四月，新生不久的高宗政权叠遭“维扬之变”与“明受之变”，几近覆灭。在此前后，宋廷的首要任务是在金国军事压迫下求得生存，无暇也无力管控川陕、京湖两大区域。不过，朝廷并非没有意识到川陕、京湖在国家边防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为免上游广大区域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高宗采用委派重臣经略措置的方式，试图建立起对上游的间接统治。五月一日，知枢密院事张浚受任宣抚处置使，“以川、陕、京西、湖南北路为所部”，担负起整合上游诸路军力、开辟第二战场的重任，并享有在川陕、京湖两大区域一切军、政、财支配权。
张浚职权范围虽涵括川陕、京湖两大区域，但其经略重心却在川陕。对此，有三点可作印证：其一，经营上游乃张浚所提出，在他为高宗所作战略规划中，是由张浚本人“身任陕蜀之事”，吕颐浩、刘光世、张俊“扈驾来武昌”，即“经营川陕”与“建都武昌”二策并行。从这个层面上说，志在“身任陕蜀”的张浚只不过是在高宗移跸武昌前，暂时代管京湖地区而已。一旦高宗移都武昌，京湖势必成为王朝腹心，自然不可能再处于宣司职权范围内。其二，张浚临行前，其友赵鼎曾有过“元枢新立大功，出当川陕，半天下之责，自边事外，悉当奏禀”的规劝；潼川知府宇文粹中闻浚除命，上书陈情，亦称“伏闻有川陕宣抚之除”。可见，张浚西行以经营川陕为主乃朝野共识。其三，就张浚进入上游后的表现来看，短暂停留襄阳二十日后，他便一路向西，于当年十一月置司秦州，尔后工作重心也的确是在川陕。
朝廷方面，张浚离去不久，以滕康为首的“留守东南派”便通过动摇宰相吕颐浩进而改变了原定移跸武昌的战略规划。考虑到东南在经济上的“根本”地位、转移政权易滋生变故等因素，高宗最终选择了留守东南。同时，建炎三、四年间，金军始终以灭亡高宗政权为政治军事目标，宋廷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不可能有余力过多关注上游事务。
宋高宗像
因此，南宋建国之初的建炎三、四年间，不论是位处东南的宋廷，抑或受命主政上游两大区域的宣抚处置使张浚，都未能将经略重心放在京湖。
京湖虽非张浚着力经营之地，但仍属宣抚处置司职权范围。对于该地区，张浚采用了赋予宣司僚佐或他官便宜权、使其代为管控的方式。他先是任命沿江措置副使程千秋为京西制置使、宣司主管机宜文字傅雱为湖北制置使、宣司参谋官李允文为湖北察访使兼节制兵马，后又以宣司参议官王以宁代程千秋为京西制置使、御营使司参议官王择仁知襄阳府、河东制置副使解潜知荆南府，或假以便宜从事之权，或付以军队节制之柄，使其代管京湖诸部。
然而，由于张浚所委之人缺乏强有力军事后盾，使其在与土豪、军盗的角逐中常居下风；同时，他们中的有些人又利用张浚所赋予的便宜权培植势力，各行其是；再加上东京留守宗泽去世后，其部众桑仲、张用、王善、曹成、李宏等纷纷率众南下，攻城略郡，京湖地区很快成为一副乱棋。荆南知府解潜曾描绘当时京湖乱象，称：
本镇（按指荆南）东邻鄂渚，而安抚李允文生事召乱，致李成寇犯未已。南接潭、鼎，而节制王以宁轻易无知，为孔彦舟所败，湖外骚然。又鼎、澧程昌寓狂率自恣，近为湖寇败于辰阳，仅以身免。北连襄、汉，而未有帅臣。千里之间，人迹断绝。
更为关键的是，张浚将便宜处置权假手于人的做法是行在方面断然无法接受的。为此，建炎四年（1130）九月，朝廷下诏规定“今后除宣抚处置使依已降指挥许便宜行事外，其差委官属，并不许辄用便宜指挥”，严禁宣司僚属染指便宜权。同时，对京湖政区管理体制作出调整：
（建炎四年）九月十一日……诏陕西、四川并依旧听宣抚处置使司节制，京西、湖北依分镇画一指挥，其荆湖南路听宣抚使司节制指挥更不施行。
以此为节点，宣抚处置司职权范围由京湖、川陕两大版块缩减为川陕一地。京湖内部，湖南改归朝廷直辖，京西、湖北路则“依分镇画一指挥”，转行宰相范宗尹推出的镇抚使体制，此即胡安国所说“以湖北为分镇”政策之由来。
炎兴之际，两淮、京湖地区土豪、溃军横行，朝廷力不能制。这是宋廷施行分镇体制、将各种地方军事力量暂时合法化的基本背景。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建炎四年初设镇抚使时，京湖地区共有九位（见表1）。然而，不论是稍早前赋予张浚以川陕、京湖便宜处置权，抑或此后在两淮、京湖推行分镇体制，都只是权宜之策。一旦朝廷站稳脚跟，势必着手收回地方自治权，将相关区域重新纳入中央直接管理。问题在于：哪些区域将率先结束分镇体制、收归朝廷直辖？答案显而易见。
表1 建炎四年京湖镇抚使统计表
镇抚使名 | 设置时间 | 所在地区 |
河南府孟汝唐州镇抚使翟兴 | 建炎四年五月 | 京西 |
怀宁顺昌府蔡州镇抚使冯长宁 | 建炎四年六月 | 京西 |
金均房州镇抚使范之才 | 建炎四年六月 | 京湖川陕交界 |
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桑仲 | 建炎四年八月 | 京西 |
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 | 建炎四年六月 | 湖北 |
鄂岳辰沅州镇抚使李允文 | 不详 | 湖北 |
荆南府归峡州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 | 建炎四年六月 | 湖北 |
辰沅靖州镇抚使孔彦舟 | 建炎四年七月 | 湖北 |
鼎灃镇抚使程昌寓 | 建炎四年六月 | 湖北 |
资料来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3至36
建炎三年八月，高宗最终放弃移跸武昌的计划，逐步确立起立国东南的国是。在此背景下，当建炎四年冬金方军事战略重心西移川陕，宋廷获得宝贵喘息之机时，肃清东南地区的李成、张用、张遇、范汝为、戚方、邵青等盗寇势力便具有理所当然的优先性。由于两淮地区肩负屏蔽东南的国防战略任务，经略两淮、废除两淮分镇体制继而成为南宋立国进程的第二步。通过以上两项措施的实行，南宋朝廷成功以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大将为基干完成了下游军事力量的整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影
这一过程到绍兴二年下半年基本结束。在此期间，宋廷努力以分镇体制维持京湖的相对稳定，以确保东南地区消除内患、整合军力的优先完成。我们试以绍兴三年三月为时间断面考察南宋镇抚使的设置情况（见表2）。不难发现，此时南宋尚存的九位镇抚使，除寇宏与赵霖外，其余七位皆来自京湖。换言之，当两淮地区的镇抚使体制已基本消除时，京湖仍旧是“分镇”的天下。
若我们以北宋作为行政区的京西南路、京西北路、荆湖北路来对应这一时期京湖政治版图，不难发现，除鄂州已于稍早前直辖中央外，该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暂不考虑最南端的靖、沅二州及隶属川陕战区的金、均、房三州）主要由三大版块构成：南部以洞庭湖为核心的澧、鼎、岳三州及辰州一部为杨幺势力所占据。杨幺控制区的西北部荆南、归、峡、荆门四州属解潜所领镇抚司，东北方向德安、复州、汉阳三郡则是陈规镇抚司辖区。在时人眼中，与一般镇抚使系出土豪、军盗不同，陈规、解潜乃“朝廷及大臣出使所除”，是宋廷能够倚信的藩镇。解潜、陈规防区北面则基本对应京西南、北两路，李横、牛皋、董先、翟琮等势力盘踞于此，扮演着南宋与刘齐间军事缓冲地带的角色。
表2 绍兴三年三月南宋镇抚使
镇抚使 | 所属区域 |
金均房州镇抚使王彦 | 京湖川陕交界 |
蔡唐州信阳军镇抚使牛皋 | 京湖 |
襄阳府邓随郢州镇抚使李横 | 京湖 |
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 | 京湖 |
濠州镇抚使寇宏 | 两淮 |
荆南府归峡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 | 京湖 |
商虢陕州镇抚使董先 | 京湖川陕交界 |
河南府孟汝郑州镇抚使翟琮 | 京湖 |
和州无为军镇抚使赵霖 | 两淮 |
资料来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
事实上，南宋能在京湖依靠分镇体制勉强维持数年的稳定，一方面得益于金、齐侧重江淮、川陕战场的军事战略。炎兴之际，京湖地区并未成为金、齐主要战略进攻目标。另一方面，诸镇抚使自身的素质亦颇值得称道。不仅朝廷命官出身的解潜“分镇荆南，首尾六年”，程昌寓“守鼎累年，屡以孤军御寇，忠力显著”，陈规“守德安七年，贼不能犯”，堪称南宋初年地方帅守之典范；翟兴翟琮父子、李横等土豪、军盗出身者亦颇能身任“镇守之臣，克效忠勤之绩”。他们共同维系着京湖相对平稳的局面，使宋廷能够集中全力从事东南战场的国家安全与军力整合建设。从这一层面上说，分镇体制在京湖的推行无疑是成功的。
图1 绍兴初年京湖各政治势力分布图
不过，除中央对地方掌控力削弱外，分镇体制尚存一突出问题，那就是整个京湖地区的军力分散于诸镇抚使与安抚使手中，他们彼此仅能自保，无法构成强有力的军事合力。杨幺集团得以盘踞洞庭水域五年之久而无法被剿灭，原因正在于此。因此，一旦金、齐将进攻矛头转向京湖，分镇体制便难以有效应对。胡安国在《时政论》中就表达出类似忧虑。绍兴三、四年间，李横、牛皋等人被金齐联军击败后南撤，襄汉地区出现军事防御的巨大真空，川渝、湖广腹地一时完全暴露，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胡氏的预言。
02
“经营荆楚”与京湖战区的形成
绍兴三年（1133），南宋朝廷既已初步完成东南地区的国家安全与军力整合建设，遂将经略重心转向京湖，“经营荆楚，控制上流”的进程随即开启。由于李横、翟琮、牛皋所领京西诸镇仍需发挥边防屏障与牵制作用，宋廷对京湖的经略乃由湖湘地区开始。当年三月，朝廷宣布召回德安府复州汉阳军镇抚使陈规，德安、复州、汉阳三郡始隶湖北帅司。六月，神武前军统制王𤫉受任荆南府潭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由行在统兵西进，主持剿灭杨幺集团的军事行动。王𤫉在南宋初年东南战场的地位仅次于刘光世、韩世忠与张俊。此次出征，他除携带本部军马外，还从行在配带了忠锐第一将崔增部、神武后军高进部约五千人，总兵力达两万。同时，荆湖南北路“折彦质、刘洪道、解潜、程昌禹所遣军马”亦“并受𤫉节度”。王𤫉此行的主要目的，一是铲除盘踞洞庭水域三年之久的杨幺势力，二是藉此以神武前军为基盘整合两湖地区分散的军事力量，填补上游军事空白，为组建京湖战区作准备。
可惜的是，王𤫉才质平庸，“出师逾岁”，损兵折将，“卒无成功”，未能完成平寇重任，他本人也就此退出了一线统兵将领行列。否则，南宋长江中上游的军事版图极有可能改绘。这是因为在绍兴三年九月宰相朱胜非所划定的沿江屯防格局中，王𤫉以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的身份置司鄂州，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岳飞驻扎江州，下游则是刘光世与韩世忠分屯池州、镇江。不难想见，若王𤫉成功平定杨幺势力、统合两湖军力、留镇鄂州，那么从荆南至江州的沿江中上游一带极有可能屯驻两支大军，由王𤫉、岳飞分领。
从京湖战区形成史的角度来看，王𤫉经略湖湘失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少有三：其一，致使京湖战力的整合在时间上后推了两年左右，至绍兴五年六月方告完成。其二，王𤫉麾下一万五千军马随后划归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而这支军队原本极有可能因王𤫉经略湖湘的成功而留驻京湖。其三，更重要的是，京湖沿江一线由此失去了形成东、西两线军事格局的绝佳机遇。由岳家军孤军守备京湖战区成为南宋边防一大隐患（详见下文），并在此后数十年间一直困扰着南宋王朝。
王𤫉经略湖湘的失败使整合京湖军力与政区的任务转入岳飞手中。在绍兴二年六月平定曹成势力后的整整两年间，岳家军一直驻守于“吴头楚尾”的江州一带，负责弹压江西寇盗，兼备中游江防。绍兴四年五月，岳飞受命以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身份兼任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正式由江州进入京湖，主持收复襄汉六郡的战事。在此前后，遂开启了以岳家军为班底整合京湖军力、建立战区的进程。
在“分镇体制”下，京湖北部是李横、董先、牛皋、翟琮的势力范围。绍兴三年，李横、翟琮等组织北伐失利，旋即放弃京西根据地，“失守南奔”，襄汉诸郡一时陷入防守真空，刘齐大将李成乘势进驻，对南宋国防构成巨大威胁。
对于南撤的李横、翟琮、董先、牛皋等几位镇抚使，宋廷原先的计划是将其一并拨入岳家军，“听岳飞节制”。不过，其中实力最强的李横（兵力达15，000人）以岳飞资浅，不愿归附，后转入张俊麾下；翟琮则改任江南东路兵马钤辖，驻扎宣州。实际归属岳飞的牛皋、董先、李道等人虽所领兵马不多（仅千余），但其后都成为岳家军重要将领。此外，在备战收复襄汉六郡过程中，湖北安抚司统制官崔邦弼、颜孝恭部及荆南镇抚使司军马也“并听”岳飞“节制使唤”。崔、颜二部约五千人随后正式划归岳家军。绍兴四年七月，得牛皋、董先等助力的岳家军一举收复襄阳、随、郢、唐、邓州、信阳六郡。宋廷随即成立襄阳府路，由本军干办官张旦出任安抚使，牛皋兼安抚副使。至此，京西地区的军力与政区整合基本宣告完成。
绍兴五年二月，在宰相张浚支持下，岳飞再度受命将所部征讨京湖南部的杨幺势力。此次备战过程中，湖南安抚司统制官任士安、郝晸、王俊、焦元部一万余人，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丘赟部近万人，张浚都督府左军统制杜湛部八千蔡州兵悉皆拨隶岳飞。至此，江西、荆湖南、北路原本分散的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都被归拢到岳家军中。四月，南宋仅存的最后一位镇抚使——荆南府归峡荆门公安军镇抚使解潜被召归行在，京湖地区历时五年的“分镇时代”正式宣告结束。六月，杨幺势力被荡平，岳飞军“得丁壮五、六万”，战船千余艘，“水军之盛”，“为沿江之冠”。随着杨幺势力的平定，岳、鼎、澧、辰诸州重归荆湖北路政区版图。七月，诏以金、均、房三州隶襄阳府路。绍兴六年二月，复以襄阳府路为京西南路。
岳家军将佐图
凭借收复襄汉六郡、平定杨幺集团两次战事，不仅岳家军的军事实力大大提升，更为重要的是，京湖地区原本分散的军力与政区也由此完成整合。
与军力整合及政区统合同步完成的，还有京湖作为大战区的确立。早先，王𤫉受命平定杨幺势力时所置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司，仅仅只是荆湖沿江诸郡的统合，尚不足以称大战区。绍兴五年二月，为剿灭杨幺势力，朝廷授予岳飞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的职衔，使其得以全权节制三路军政。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司这一“军管型准行政组织”的建立，表明京湖作为与川陕、江淮相并列的大战区已初具雏形。
绍兴六年三月，宋廷进一步对京湖战区作出重要调整。在任命元老重臣吕颐浩为湖南制置大使、将荆湖南路从战区中划出的同时，升任岳飞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至此，作为南宋边防三大战区之一的京湖战区最终形成。
03
岳家军的防区与隐患
当岳飞戡平杨幺势力并正式成为京湖战区长官后，随即面临的形势是：他与岳家军不得不以相对有限的兵力承担中部战场极为广阔的防区。
前辈学者曾对南宋初年诸家军兵力作过考证，并就其多寡问题持有争议。值得注意的是，南宋初年各家军虽以川陕、京湖、江淮三大战区为基本空间分布单元，但其屯布结构与三大战区并非完全对应。有的家军独立承担一个大战区，有的大战区则由数支家军分守。如与岳家军孤军守备京湖不同，韩世忠的韩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张俊的张家军乃同属江淮战区。因此，若转换视角，以大战区作为考察对象，或可呈现出以往家军视角所忽略的面相。
南宋战区分布图
南宋初年的江淮战区，由淮东宣抚使韩世忠驻军楚州，承担清河口及扬楚运河一线防务，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负责淮西，江东宣抚使张俊协同防御。依照李裕民先生对韩世忠、岳飞、张俊三大将兵力的最新研究：张家军大致有兵七到八万，岳家军六到七万，韩家军四到五万人。据此粗略估算，则江淮战区的总兵力至少在十五万以上（在张、韩二家军总兵力基础上，以“淮西兵变”为界，前期算上郦琼带去伪齐的刘家军四万余众，后期则加入杨沂中殿司三万、刘锜马司近两万，共计五万人）。
川陕战区则以吴玠、王彦、关师古三大将分镇蜀口。具体来说：利州路阶成凤州制置使、兼川陕宣抚司都统制（后升任川陕宣抚副使、宣抚使）吴玠主持“自秦、凤至洋州”蜀口中路防务，金房镇抚使、兼川陕宣抚司同都统制王彦（后为郭浩）负责东线金、房地区，西线外围“洮、岷至阶、成”诸州则是熙河路马步军总管、统制熙秦军马关师古的防区（绍兴四年初，关师古叛离，防务由吴璘、杨政分领）。蜀口三大将总兵力约八万人左右。
不难发现，相较于川陕、江淮，京湖战区兵力（六到七万）恐怕是三大战区中最为薄弱的。之所以形成这一局面，一方面受制于京湖整合军力进程的相对迟缓。由于川陕、江淮地区较早完成军力整合任务，各家军与防区间业已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难以分拨兵力充实京湖；另一方面，在“经营荆楚”的过程中，李横、王𤫉部未能留镇京湖，转而投入张俊、韩世忠麾下，也是造成京湖、江淮战区间兵力消长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兴四将图》之韩世忠（左）与刘光世（右）
除兵力问题外，战区的范围、广度同样值得考量。作为京湖战区长官，对于京西、湖北两路防务，岳飞自然责无旁贷。不过，岳家军的防区实际并不止于此。
在绍兴三年九月划定的诸将屯防格局中，岳飞以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的职衔置司江州，具体负责江、蕲、舒州、兴国军段江防。蕲州、兴国以西由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黄州汉阳军制置使王𤫉负责，江州、舒州以东则是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的防区。绍兴四年五月，岳家军转入京湖战场，江、蕲、舒州、兴国段防务一度由从湖湘战场败退的王𤫉填补。不过，王很快因玩寇丧师被贬，所部一万五千兵马划拨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帐下，岳飞原本的防区遂致无兵驻守。
舒、蕲、黄三州地处长江北岸、大别山南麓，行政区划上属淮南西路，其防务本应由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承担，但南宋初年所形成的沿江诸将驻防传统却是：淮西宣抚使只负责池州、太平、建康段江防，对应至两淮地区则为寿春、滁、濠、庐、和、无为六州，池州、无为军以西的舒、蕲、黄三州及南岸兴国、江州并不归淮西宣抚司承担。相反，蕲、黄二州与京湖战区大本营鄂州仅一水之隔，经济、军事联系十分紧密。唐代中后期的藩镇格局下，蕲、黄二州便长期隶属于武昌军节度使（岳鄂观察使）而非淮南节度使。
另一方面，由于南宋初年京湖地区战事频仍、民生凋敝，无法独立承担岳家军的军需供给，须仰赖江南西路的财赋支持。江州、兴国地区控扼粮船由赣水入江至京湖的水路咽喉，乃岳家军粮道所系。江南西路安抚制置大使李纲即指出岳飞“本军合用钱粮，系江西及朝廷应副，皆取道九江，方至鄂渚”，故对于岳家军而言，“江州最系紧切控扼去处”。
概言之，南宋初年的军事、经济格局共同决定了当岳飞成为京湖战区长官，而王𤫉大军被解散后，蕲、黄、江州、兴国方向的防务因无人承接，最终仍只能划归岳家军（舒州则被划入淮西宣抚司防区）。这在绍兴五、六年间岳飞的职衔迁转过程中有着清晰的反映。绍兴五年秋，在戡平杨幺势力后，岳飞由潭州回师鄂州驻扎。稍后，其职衔由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制置使改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蕲黄州制置使，此即朝廷令岳飞统管京湖三路军政的同时仍兼领蕲、黄、江州、兴国防务之明证。
绍兴六年二月，岳飞升任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史籍所载其职衔虽不再带蕲、黄二州，但该区域之防务仍由岳飞负责。对此，当年四月，朝廷曾专门下诏声明：“岳飞昨充荆湖南北襄阳府路兼蕲黄州制置使，今来已除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其蕲、黄州自合依旧兼行节制。”至绍兴七年，宋廷索性将蕲、黄以北光州的防务也一并交付给了岳家军。
由此所形成的局势是：从襄邓以西、金州以东的均、房二州一直到江淮战场西线的光、黄、蕲、江——即周必大所说“西自金、均，东尽光、黄”的广大区域皆属岳家军防区。岳飞虽名为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然其防区实际横跨京湖、江淮两大地缘板块，就连高宗也不得不承认岳家军所守“地分诚阔远”。
不仅如此，众所周知，南宋与金齐的边境线大致以秦岭、南襄盆地及淮河为界。然而，受战场地理因素制约，各战区边防守御格局并非处于同一水平线。与京湖守备襄随信阳、淮东控扼楚州清河口不同，淮西战区因“淮流浅涩”易涉，地形平坦，汗漫难守，成为金齐南下的重点进攻方向，淮西守军往往无法有效御敌于沿淮一线，须退入淮西腹地，转而防江。由于岳飞兼有淮西光、黄、蕲、江方向的防守任务，这一现实造成岳家军的军事防线并非简单呈现为东西走向，而是以西北—东南斜对角分布。
岳家军抗金
若我们进一步考察绍兴四年至十一年间宋金战争史，则可发现：在此期间，岳家军时常千里奔袭，往返于伏牛山区、南襄盆地、豫东平原与“吴头楚尾”的江、蕲、舒州间；岳飞本人的行动轨迹也多在襄阳、鄂州、江州三点之间位移。
如绍兴四年四月，岳飞先是由江州率军北上，七月收复襄汉六郡毕，随即回师鄂州。当年九月，金齐联军南下，“淮上探报紧急”，高宗手诏命其“全军东下”，驰援淮西。此次战事，岳飞“出师池州”，麾下徐庆、牛皋部则深入淮西腹地，参与了庐州保卫战。
绍兴六年七、八月间，岳家军从襄阳出师北伐，接连攻克商、虢、汝、颍及西京长水、伊阳诸县。九月，因孤军无援，回军鄂州。同年十月，伪齐三路南下，进攻两淮。枢密院随即付下札子，令岳飞“全军人马前去江、池州”，高宗也降诏促其“日下抽还”“兵之在远者”，赴援淮西。岳飞只得亲率鄂州大军，并抽调襄阳前线兵力进抵江州。最终，由于伪齐兵锋受挫，匆忙赶赴淮西的岳家军实际未能参战。然而，探知京西空虚的金齐联军很快调转枪头突袭商、虢、襄阳等地。甫由江州回军鄂州的岳飞坐席未暖，又马不停蹄赶往襄阳，主持唐、蔡前线战事。
又如绍兴十年夏，金军毁约南下，马帅刘锜被困顺昌。高宗连发手诏，令坐镇襄阳的岳飞“发骑兵至陈、许、光、蔡”，应援刘锜，同时又命他“遣舟师至江州屯泊”，防备江面，并遣军西出策应川陕战场同州方面的郭浩大军。不难看出，宋廷下达岳飞的军事任务涉及川陕、中原、江西多个战场。翌年正月，兀朮率军进攻淮西，高宗再次向鄂州方面的岳飞连发手诏，令其“星夜前来江州，乘机照应”，岳飞也自请“至蕲、黄相度，以议攻却”。最终，岳飞领兵东进至“庐、舒间”。
总之，岳家军的防区地跨京湖与淮西两大板块，边防守御线十分漫长。同时，由于淮西特殊的战场地形，宋军无法有效御敌于沿淮一线，须转入江防，造成岳家军的军事防线呈西北—东南斜对角分布。从某种程度上说，南宋初年三大战区中，岳家军是以相对薄弱的兵力承担着最为阔远的防区范围。
这一战区军事格局，对岳家军的战场应变、内部协调及后勤补给能力均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同时也给南宋边防带来了不小的隐患。对此，有识之士已有察觉。绍兴八年，以关注军事著称的冯时行奏论边防，称：
自西蜀以至江东……吴玠一军在梁洋之间，凡五千余里至鄂州，始有岳飞，又三千余里至建康，始有张（浚）〔俊〕……今岳飞屯鄂渚，实欲兼备江、池。襄阳有警，比岳飞得闻，往返三千里，束装办严，非一月不至襄阳；而丑类近在京师，轻军疾驰，不数日遂涉江汉。万一举偏师向江、池，连缀岳飞，而以大军向襄阳，中断吴、蜀，当是时，吴玠不能离梁、洋而下，岳飞不能舍江、池而上。丑类盘泊荆南，可以指顾上流，震惊吴会，或径趋潭、鼎，横涉饶、信，可以直乘空虚，扰我心腹。备御如此，似亦疏矣。
冯氏明确指出南宋上游边防的“疏阔”问题，岳飞“身居鄂渚，遥领荆襄”、“兼备江池”的防守任务存在重大军事隐患，而该隐患又很可能因京湖战区处于南宋北部边防“蜂腰”位置而导致整个国家边防的崩溃。
事实上，冯时行之所以会有金军“向襄阳，中断吴蜀，当是时，吴玠不能离梁、洋而下，岳飞不能舍江、池而上”的忧虑，除岳家军防区“疏阔”外，更与京湖战区“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密切相关。
南宋京湖战区以鄂州、荆南（即江陵）、襄阳为三大重镇。就战场地理而言，鄂州位居战区东线腹里，荆南、襄阳则分处战区西线的腹心与边境。岳飞成为京湖战区长官后，以东线腹里的鄂州为大本营，屯兵置司。据章颖《岳飞传》记载，将岳家军部署在鄂州最早是赵鼎的主张。绍兴四年，时任知枢密院事的赵鼎向高宗建言：
湖北鄂、岳，最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乞令飞鄂、岳州屯驻，不唯江西籍其声势，而湖南、二广、江浙亦获安妥。
宋廷之所以令岳家军屯兵鄂州，除守卫中部战场、保障江西、湖南、二广腹地的军事安全外，更重要的是便于及时策应、拱卫江浙核心区。应该说，这一军事部署深刻体现了南宋王朝立国东南的战略格局。
然而，与屯布重兵于鄂州相对的是：岳飞主政期间，战区西线重镇荆南一直无兵驻守。绍兴十年，名士黄成孙致书岳飞，即谈到“方今君侯大屯在武昌，而分戍襄阳。谓江陵有襄阳之蔽也，曾不置兵焉”的问题。检诸史籍，荆南在南宋初年一直由解潜以约三千人的规模驻守。绍兴五年，宋廷以张浚、岳飞经略两湖，解潜携部东归，荆南由王彦率“八字军”移镇。绍兴六年二月，朝廷改令王彦北镇襄阳。王彦不从，反而领兵撤出了京湖。此后，宋廷没有再调遣军队填补荆南守备的空缺，战区统帅岳飞也未屯置重兵于此，他本人甚至可能从未涉足过该地。
类似弱化荆南、“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固然因应了南宋王朝立国东南的整体格局，是南宋政权在兵力有限情况下的一种合乎理性的选择，但对于京湖战区以至南宋北部边防而言，无疑存在隐患。具体来说，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与战区西线前沿重镇襄阳相距千里之遥。若襄阳被兵，鄂州方面“朝闻警，夕就道，卷甲而趋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阳不支矣”，断难作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一旦金军从京西、淮北双管齐下，声东击西，牵制岳飞于淮西而无法及时回防襄邓，留守襄邓的岳家军偏师兵力有限，缺乏纵深防御能力的京湖西线势必成为军事突破口，进而将川渝、江西、湖广腹地暴露于敌。除冯时行外，绍兴十年末，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在奏疏中也谈到这一隐患问题：“臣之所忧，惟恐贼以兵捣荆、襄之虚，断吴、蜀之势。况自东京至荆南，道路平坦，虏人若以精骑驰突，不数日可到。如此则荆、襄摇动，道路不通，其为患有不可胜言者。”荆南、襄阳一线守备空虚令他深以为忧。
针对该隐患，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是在荆南屯驻一定数量的军队，保障荆、襄一线的军事安全。如冯时行所说“选知兵大臣分重兵以镇荆襄，仓卒有警，荆襄事力，足当一面，而岳飞得专力于江、池之间”，胡世将乞请朝廷令京湖宣抚司“于荆南添屯军马，与襄阳表里相应”，黄成孙建议岳飞“分万人，五千屯江陵，五千屯荆门”，皆是此意。
事实上，朝廷也不是没有做过类似尝试。绍兴五年令王彦“八字军”移镇荆南即是填补京湖西线守御空白的实质性举措。然而，该军事部署却因王彦的身体问题而引生变故，据《鄂国金佗续编校注》所载绍兴六年初宰相赵鼎奏札：
臣等适蒙宣谕王彦移军事。臣中间与张浚议及此事。浚言，彦病甚，其次无可委之人，万一彦死，其众无所统属，所以有并归岳飞之意。傥如早来圣谕，召彦赴阙，则荆南钱粮不足，其次既无可以倚仗之人，切虑别致生事。臣等商量，欲作书与岳飞，候飞移军襄阳，驻扎定，然后行下王彦除命，及一面召彦前来，则其众已在襄阳，部内不能转动矣。
当时，张浚、赵鼎等主政大臣获悉王彦“病甚”，担忧其一旦病故，麾下“八字军”万人将“无所统属”，酿成变乱。于是改命王彦为京西南路安抚使、知襄阳府（即奏札所说“王彦除命”），令其率军北屯襄阳。实际是将“八字军”划归京湖宣抚副使岳飞统领。不过，张浚等人显然忽略了王彦与岳飞存在人事上的嫌隙。最终的结果是王彦不愿受岳飞节制，朝廷只得改命其以“所部八字军万人赴行在”。移屯襄阳的部署不但未能实现，反而更造成荆南方面兵力空虚。
绍兴八年二月，战区长官岳飞也曾以防区“阔远”为由，主动请求朝廷增兵。当时高宗甫经淮西兵变，出于防范武将尾大难制的考虑，表示“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承诺将在荆南或襄阳“别置数项军马”，使岳飞得以专注于京湖东线与淮西接合部的防御。但可能迫于无兵可调，此事未见下文。另据《朱子语类》记载，朝廷曾一度令岳家军“移镇江陵”，而岳飞却接纳了部将任士安关于鄂州“可以阻险而守，若往江陵，则失长江之利”的建议，“乞止留军鄂渚”。
此外，朝议还曾考虑索性将岳家军主力移屯至襄阳驻守，但岳飞驻军鄂州，一方面负有支援淮西、拱卫东南的核心战略任务，另一方面，移屯襄阳也存在“馈运费力”的操作性问题。襄阳地区在南宋初年饱经战火，生产凋敝，“城郭隳废”，“粮饷难于运漕”，难以屯驻重兵。绍兴三年，伪齐在从李横、牛皋手中取得襄汉六郡后，同样由于军粮补给问题未能屯驻重兵于该地，这也是稍后岳飞得以顺利收复失地的一个原因。
岳飞从伪齐手中收回襄阳等六州府作战示意图
总之，自绍兴五年至十一年间，京湖战区两大军事隐患——防区的过分“疏阔”与战区“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始终未得有效解决，战区长官岳飞一直勉强维持着于襄邓—鄂州—江州间调配兵力的局面。主持京湖战区期间，岳飞屡屡由襄阳北伐，主动出击，或许也包含有荆襄西线守备薄弱、缺乏纵深防御，只能实行以攻代守战略的考虑。
随着绍兴十一年和议的达成，岳飞麾下京湖宣抚司诸军尽数收拢到鄂州本部，形成后来的鄂州驻扎御前屯驻大军，由张俊亲信将领田师中掌领。有关防区“疏阔”及荆南守备空虚的问题最终被搁置。
结 语
应当说，京湖战区的形成过程与南宋立国格局的选取及国家军事力量整合、重建的进程息息相关。立国东南国策的确立，使南宋朝廷在建国初期实施了优先东南、“近弃湖北、远留川陕”的战略政策，以京湖“分镇体制”的维持换取东南地区消除内患、整合军力工作的率先完成。就整个南宋初期建国史而言，该政策无疑是必要且成功的，但在客观上造成了京湖地区政区与军力统合步伐的迟滞。在随后所进行的整合京湖军力过程中，军力较强的王𤫉、李横、王彦诸部皆未能留屯京湖，加之川陕、江淮较早完成军力整合，各主要军队与防区业已形成固定的对应关系，难以分拨兵力充实京湖，致使岳家军只能以相对有限的兵力承担极为阔远的防守地分。
作为京湖战区长官，岳飞遵循宋廷立国东南、立足江上的基本立国理念，“身居鄂渚，遥领荆襄”，“兼备江池”，以介乎京湖与江淮两大区域间的鄂州为大本营，既需负责淮西江、池方向的江防，随时准备东下拱卫东南核心区，又要兼顾千里之外的襄邓前线，北伐中原，对于连接吴蜀的战区西线重镇荆南府则无力照应。
防区的过于“疏阔”与战区“东重西轻”的军事格局构成南宋初年京湖战区两大隐患。对此，宋廷一度调王彦“八字军”移屯京湖，也曾考虑令岳家军主力进驻襄阳或荆南，但都未能成功。绍兴八年初，宰相赵鼎与高宗谈及当时边防，谓：
更须措置荆南，事若就绪，则沿流上下，形势相接，不同前日矣。
南宋初年所形成的边防格局是立足长江的。在此基础之上，一个重要理念是“沿流上下，形势相接”，即在沿江重点城市镇江、建康、池州、江州、鄂州、荆南等地都屯驻一定量的军队，一旦受敌，彼此之间能够相援相应。在最高决策者看来，荆南无驻军已成为国家北部边防一大漏洞。值得玩味的是，这一漏洞竟存在于岳家军防区内。
二十多年后，荆南驻军问题终因“辛巳之役”的备战而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荆南屯驻大军随即创置。不过，由此所带来的荆鄂两线并置对立、兵力调配等问题又成为困扰南宋高层新的难题。
致谢：文稿修改过程中，承蒙邓小南、范学辉、余蔚教授、彭锋博士和匿名审稿专家批评指正，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