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亚明 | 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海南岛
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海南岛
[德] 廉亚明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廉亚明（Ralph Kauz）
摘 要：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段的重要大港，以往见于阿拉伯、波斯史料记载较多的是广府（Hānfū，即广州）和泉州（Zayton）。耙梳稀见阿拉伯、波斯语史料，参照历史航海地图、世界地图中的表记，揭示Ṣundur Fūlāt／海南在中古时期东西方海交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地位，具有开掘史源的意义。因为有关史料记载上的语言错讹、叙述上的泛泛而谈，使得比勘、确定碍难定论，但就有关航线的起讫点、航线大势推论，Ṣundur Fūlāt的相对位置可以合理地落入海南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海南岛；航海地理学；阿拉伯地理志；Ṣundur Fūlāt（Ṣanf Fūlā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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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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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伊斯兰化以降，阿拉伯、波斯商船最重要的目的地中国港口是Ḫānfū خانفو，也就是广府（广州）。一段记载对航程的后半段是如此描写的：
船只在[Ṣanf صنف]上足淡水之后，接着起航，十天后抵达一个叫Ṣundur Fūlāt صندر فولات的海岛。此处也有淡水可用。然后继续航行，经过涨海（Ṣanḫai صنخي），抵达“中国之门”（abwāb aṣ-Ṣīn ابواب الصين）。
这段出自《中国印度故事集》的简要记述是我们的主题基础，讨论它是否有关海南，关注的只是经过南中国海的通常航路，也就是沿越南海岸而行的这条航路，而不再讨论其他路途是否可能。
上述史料中提到的航行出发点是占婆（Čampā）国，阿拉伯语常称为Ṣanf。大多数阿拉伯史料都提到，占婆国以出产芦荟著称。占婆从前是从马来半岛到远东海洋交通的重要枢纽。航程的终点往往是广州，也有一些船继续驶往福建。所谓中国之门户，很有可能指的是珠江口海域。
古占婆国遗址——今越南美山圣地
沿着越南沿海一线的航道，位于西沙群岛和海南岛之间，其东面是西沙群岛。理论上从越南南端向群岛的东部航行，经过中沙群岛浅水区，也可以是一种走法。不过，这第二条航线一般认为比较危险难行，也比第一条航线距离长。在第一条航线上，海南岛显然是重要的一站，为过往船只在补给食品、饮水方面提供了条件。这一点想必为阿拉伯的船长们所熟知，海洋旅行记的作者们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顺理成章，上述记载中的地名Ṣundur Fūlāt可以看作对海南的一个称呼。
对航海地理因素的考虑，再加上与《中国印度故事集》(Aḫbār aṣ-Ṣin)的关联以及占婆国和广州两个确定地点的重要性，使得我们把海南岛置于观察的焦点。阿拉伯和波斯史料中可能存在相关的记述，可以查考。然而问题仍然是，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阿拉伯航海人注意到遥远的海南岛，最终使它进入阿拉伯语的地理志记载。
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
唐武德五年（622），亲唐的部落首领冯盎率海南投到将军李靖的治下。如果说，此前海南与中国的关系断断续续，那么从此以后海南便牢牢地在中国的管治之下，例外仅限于王朝政权的过渡期。海岛经历了多次政区分合重整，越来越多的汉人移民涌入——往往以移民潮的方式发生，跟早期的情形颇为相似。民变时常发生，尤其是在中部地区，主导力量为黎人。在食物及其他物资的供应上，移民似对大陆有很深的依赖关系。本岛产品为棉花、香料、贵重木材、槟榔、椰子、珍珠等。在唐代，岛上就有了富商大贾，然而整体而言，相对于中国其他沿海地区，海南的商业活动远谈不上兴隆。阿拉伯、波斯商人对此也应该心知肚明，他们对海南的兴趣在于奢侈品，而非棉花。可以想见，海南因为其边远的地理位置，诱人作奸犯科，为褫夺沉船货物大开方便之门。
海南也许为前往中国大陆的阿拉伯商人提供了一个中继站。薛爱华指出，728年的广州之乱也许实际上是以海南为策源地的。不过，我们对参与其中的阿拉伯、波斯人的数目不得而知。尤其是汉文记载中提到的“波斯人”是一个很模棱两可的字眼，它可以指伊朗波斯，也可能是马来人中的一些部族。倘若事实当真如此，那么当年的广州之乱恐非只与阿拉伯、波斯人有关，背后可能有种种不同的部族参与其中。
阿拉伯往来中国（唐朝）的“黑石号”商船复原图
让我们继续追寻年代学方面的线索。自10世纪末起，来自占婆的移民在海南落住下来，其中颇有一些奉伊斯兰教。在同一时期，占婆本土也经历着伊斯兰化的进程。不过，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在占婆只是一个主流，居民主体仍然以信仰传统的印度宗教为主。占婆和波斯商贾的联系表明在宋代已有来自中东的商人在海南停留，不过数量不详。此前的唐代情形如何，不得而知。
对阿拉伯商人还有其他的事情应有关系，比如海盗每每以海南为据点。记载中有一个叫冯若芳的海盗，在唐代以劫掠波斯船舶闻名。《太平广记》中有一件轶事，说到振州之民以巫术将经行当地的船舶阻留下来，大肆抢掠。
经济方面既缺乏具有吸引力的产品，海上又缺乏航行安全，常有遭遇海盗洗劫之虞，使得海南难以被人视为远航中国的一个理想停靠站。另一个对海南不利的原因，是占婆到广州的距离过短，中途补给淡水、食物的需求不大。所以，海南之于阿拉伯航海家的意义应该只是导航性的意义，充其量作为中华帝国边缘的一个停靠点。
《太平广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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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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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briel Ferrand和G.R. Tibbetts的书中收录了一些有关海南的阿拉伯、波斯史料。关于海南，有三个地名殊堪注意：（1）ṢundurFūlāt，前文已经提及；（2）Ḫaynām“ خينام；（3）Bandar Aynam。Bandar Aynam “بندر اينم (HafenAynam)。
有三个地名可能指称海南岛：（1）上文已经提及的Ṣundur Fūlāt，存在一些异写，其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从音韵上看，这个词很难找到与海南有关的一个汉语地名与之对应。勘同的线索只是地理位置一项，即其位于前往广州的路线上这一点。（2）作于蒙古时代的拉失都丁《史集》中记载的Ḫaynām。这个记录不仅在地理上，特别是从音韵角度看，这个词很可能指称海南。（3）两百多年后苏莱曼撰写的航海书记录的地名Bandar Aynam，其音韵形式与汉语的海南接近。
Tibbetts对阿拉伯地理记有关东南亚的评论有必要在此复述一下，以突出问题所在：（a）所有的作者当中几乎没有人亲自去过他们描述、提及的国度及地区，他们的知识来自海员、商人的讲述，见闻实录与想象故事特质并存，一如许多汉文奇异志与早期欧洲旅行记;（b）现存的抄本源流多歧，手民之误在所不免;（c）专名的转述常常有误，又因为阿拉伯文字对短元音不加表示，使得外语专名转写的可靠性大打折扣;（d）综上各种原因，阿拉伯地理志在信息的精确性上不甚理想、可靠。
(一)Ṣundur Fūlāt：见于9-13世纪阿拉伯史料的记载
如果Ṣundur Fūlāt可以与海南岛勘同的话，那么，海南就已经见诸于最早的阿拉伯史料《中国与印度报道》（Aḫbār aṣ-Ṣin wa’l-Hind）中了。原书作者佚名，后来为阿布萨义德斯拉菲（Abū Zayd as-Sīrāfī）以及很多其他作者引用。有关该书的作者，以往有过一些猜测，如认为是一个叫“商人苏莱曼（Sulaymān at-Taǧīr）”的人独力撰述了这本书，不过更有可能的情形，是很多人的见闻聚合起来辑成了本书,商人苏莱曼或许只是其中信息源之一。我们可以推测，这些东南亚信息的报道者或者有亲身实地游历经历，或者根据其他人的讲述加以记录。集合成书的年代大约在公元800—851年之间。
描绘阿拉伯人到印度洋远游的细密画
上文已经引述过，从Ṣanf往广府的海路航船，需先在Ṣanf（Čampā）加足淡水，然后经过10天的航行抵达Ṣanf Fūlāw صنف فولاو，该处也有淡水供给。由此航船继续驶向涨海，航向为“中国之门”。这个称呼的来由是海中有山，航船须经其“中间地带”驶过。到中国的航程为一个月，到达此门则仅需7天。过得此门，船只即进入广府的河流航段。
航程的起点、终点业已明了。两者之间的Ṣundur Fūlāt（即Ṣanf Fūlāw），费琅考订为湄公河半岛迤南的昆仑岛群（Pulo Condore）。Tibbetts就此加以注释正确地指出，从Čampā开船到昆仑岛未免迂回，先南后东北的航向殊不合理。将Ṣundur Fūlāt与海南勘同，则于路途顺序怡然理顺，而且合乎10天航程的记述。记载中所说“航程为一个月”不可思议，Tibbetts认为是个误解；也许这一时间后面指的是另一个目的地。同样困难的是“到达此门则仅需7天”这句话。不管怎么说，这段记述说明，驶过“中国之门”之后，船只就进入了河流地区。很多迹象表明，这些“门”指的是珠江口的各个驶入点，而非在大海之上。如此一来，Ṣundur Fūlāt只能是海南，那些“门”也与南海诸岛了无关系。
另一种可能，是将Ṣundur Fūlāt（Ṣanf Fūlāw）跟Cù-lao Ré（亦即Pulo Canton､Pulo Cantão等）或位于越南沿海的Pulo Champello（Cham相当于Ṣanf，Pulo､pello相当于Fūlāw）勘同。在这种情况下，航程即是要从Ṣanf的的南段或中段开始。如果风向不好，这个航程当然要开行得久一些，但说走10天，则未免夸大其词了。下一段航程到那些“门（山岛）”，花费7日。这里的所谓“门”，有可能是西沙群岛，有可能是海南岛迤北的“七洲”。但是此说有一个很大的困难，也就是山岛之后旋即出现的进入内河的入口，两者之间距离之近，使人很难不将七洲洋、西沙群岛与珠江入海口牵连起来的设想放弃。
另一个可能是把关于距离的两种说法“一个月”“7天”都放在同一个出发点之下来想象，这个始发地就是Ṣanf。这样的话，所谓7天的航程，只是一个月航程的一个部分，也就是前往广州这一航程的第一段。在这一假说中，我们的问题“Ṣundur Fūlāt（Ṣanf Fūlāw）安在”仍有待回答。
最后还有一个概念问题：“门”与“山岛”须合二而一，作通盘考虑。无论是西沙群岛，还是七洲洋上都没有值得一提的高耸凸起地貌；“岩”（Felsen）或许是那里小岛的合适名称。所说的“山岛”，多半是指上川岛（西语Sāo Joāo），即今天的澳门半岛以西的一大岛。展读Manguin书收录的近现代地图可见，上川岛正是发自越南海岸航线历经若干航段之后的终点。
图中黄色五角星标示的便是上川岛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下晚些时代的记载。10世纪作者Ibn al-Faqīh于902年完成一部名为 Kitāb al-buldān 的地理志，该书几乎将 Aḫbār aṣ-Ṣin 的记述逐字照录。下一个对Ṣundur Fūlāt加以记述的是波斯船长 Buzurg ibn Šahriyār 所著 ‘A ǧā‘ib al-Hind（《印度珍奇录》）。他的笔调多属猎奇求异，但是一个时间点被他提及：相当于公元953年。种种传奇尽管可与辛巴德航行的故事相比而毫不逊色，但是他在地理记述上却也不无根据：“介于Ṣanf与中国之间，距离Ṣundur Fūlāt不远，位于涨海的一头，涨海也就是中国海。”便是他的一个记录，重要之处在于其未受Aḫbār aṣ-Ṣin的影响。Buzurg的本意是娱乐读者，但是他有关Ṣundur Fūlāt的说法大体与9世纪作家的说法一致。Buzurg在他的书里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他是一个沧海历尽的老船长。我们可以设想，他的种种述说符合实情。这是将Ṣundur Fūlāt看成海南的又一根据。
Al-Idrīsī是我们的下一位作者。他不仅因为他的地理作品闻名，而且因为他撰作该书是受到诺曼国王罗杰二世的委托。1154年该书完成，这个年份也是有关Idrīsī生平唯一可靠的信息。他大约去世于1165年。Ṣundur Fūlāt在书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的情况与Aḫbār aṣ-Ṣin和Ibn Ḥurdāḏbih的地理志（约成书于公元850年）一致：从Ṣanf起航，抵达Ṣundur Fūlāt岛，需10日。从Ṣanf岛起航，抵达Lūqīn城，需3日。Lūqīn城是中国的第一站。第二条材料也包含对Ṣundur Fūlāt岛的简短记述：首先提到的是从Ṣanf至Ṣundur Fūlāt的标准里程，即10日航程。然后接着是如下的描述：
Ṣundur Fūlāt岛幅员广大，有淡水、耕地、稻米和椰子树。国王自号Znbd（زنبد？），种人披戴巾布，或为袍服，或为束带。Ṣundur Fūlāt岛为中国海岸所环绕，有山阻隔，难以逾越。有巨风。此岛为中国的诸门户之一。由此航行，4日抵达广府（Ḫānfū）。
Al-Idrīsī接着还讲述了中国的12个门户，由此航船可以抵达不同的港口城市。
伊德里西为西西里的诺曼国王罗杰二世绘制的地图
Al-Idrīsī的描述当然带有不少想象的成分，我们无从得知，他是从哪里得到的这些信息，这些信息的可靠性有多高，其真实性几乎无法验证。此外，他的说法内容空泛，椰子树不仅见于海南，东南亚的热带地区无处没有椰子树。所说的巾布使人想到一种披巾，如同海南黎族人常用的式样。如此这般的细节只是一些“积木”，可以组装到其他任何地方，此种可能无法排除。总之这条记述也许只是一种装饰性的段落，旨在为整体枯燥无味的叙事带来一点活泼的气氛。
最后一条有关Ṣundur Fūlāt的记述来自Ibn Sa‘īd（卒于公元1274年）：在Ṣundur Fūlāt之南有Ṣanf岛，其地生长茂盛的芦荟树。此说大谬，因为Ṣanf位于陆地地区，根本不是什么岛屿；称之为岛，也许是由它的港口地位导致的误会。
以上汇集叙述的Ṣundur Fūlāt史料，就是阿拉伯史料中保存下来的关于这个岛屿的主要知识了。核心的信息是Ṣundur Fūlāt位于Čampā与广州之间。即使存在某种可能，在这两大地点之间的其他小岛或者岛屿群都应予考虑，但是基于作为重要导航指示这一因素，仍然有更多理由认为，应该将Ṣundur Fūlāt（以及这个地方的其他名称）视为海南岛。
（二）拉施都丁著作中的Ḫaynām
最伟大的波斯史家、最重要的蒙古纪年传记作者拉施都丁所撰《史集》（Ǧāmi‘ at-tawārīḫ）成书于1316年，书中包含对海南岛的记述。涉及忽必烈汗治下王朝的南界，书中有如下段落：
西南有一省，名为Kaf ǧah Gūh，彼处森林茂密，临近喀喇章（Qārāgāng）、印度的一部分，而且濒海。彼处有城二座，名为Lūčak､Ḫaynām......
当年Quatremère起手翻译《史集》之时，已经将这两个地名分别与海南、海南对岸的雷州半岛挂钩。Kafǧah Gūh可能就指交趾国，喀喇章指云南。困难在于“城”这个概念：我们是否应该按其字面意义理解海南是一座城？海南有一个古地名琼州，州表示其行政级别。但是拉施都丁没有提琼州。因此这个勘同仍然带有某种不确定性。
《史集》书影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继续猜测一下：在Lū čak 和 al-Idrīsī提到的“中国的第一站”Lūqīn之间是否有某种关联？喀喇章（Qārāgāng）会不会指广西？喀喇章这个地名是否跟“黑水”（gang：港；jiang：江）甚或越南北部的河江（Ha Giang）有关？
（三）苏莱曼记载的Bandar Aynam
16世纪初叶，当伊斯兰的航船业已日显窘迫之时，仍有两种新的航海书籍问世，为这一时代收尾。其中之一由苏莱曼（Sulaymān al-Mahrī，1511年）撰述。书中确定了东京的位置，而后，作者提到了一个海港，名为Bandar Ayam。这个名字理论上也可以读为Bandar Aynam，这样就很接近明代的地名海南了。地理位置与地名形式的相近表明，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指的就是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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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地理位置处于通向广州的航线之上，这一点说明了阿拉伯地理学家何以提及它的缘由。想由占婆到达华南，海南是必经之地：一方面，海南岛对于古代的航行者而言意味着险阻，正如后世的记载表明，风暴可以把船只打向海南的东海岸；另一方面，海南提供上淡水、补给养的机会，甚至便利走私。在一幅绘制于1375年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里，海南被以Caynam的名义收入。
1512年Francisco Rodrigues跟一位爪哇助手合作，将著名的《爪哇世界地图》译为葡萄牙语。在这张图里，海南被绘在狭长的东京湾上，并署上地名。该图绘制水平高超，其原型有待于在阿拉伯制图学中寻求。
以上引据的阿拉伯语史料提及海南的段落，还不足以作为真正确证。上面提及的两幅地图提供的才是证据。说到底，对阿拉伯航海者而言，海南是否具有核心商业乃至战略意义，我们已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海南至少意味着一种重要的心理安慰：如果航船能够通过西沙群岛和越南东海岸之间的海域，并平安驶过海南，目的地广州就在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