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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春泓 | 从创伤记忆看沈曾植辛亥前后的诗歌写作
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汪春泓教授
摘要
作为依附于清朝政治制度、文化学术的学人和官员，当清王朝崩塌之后，沈曾植痛彻心扉，因此其辛亥前后的诗作浓缩了这一特殊的心理历程。沈氏在书画诗歌文艺形式中寄托忧思排遣幽愤，其诗兼有融会庄禅的特点。借由沈诗，也可窥见同光体在诗学史之成就。关键词
创伤记忆；清室遗老；同光体；书画
关于创伤性记忆或体验，英文有一个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中文译作：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它诠释和描述了人在遭受天灾人祸之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譬如个人遭遇至亲突然死亡，或刻骨铭心的爱情、婚姻横生变故，或职场事业陷于灭顶之灾，以至社会出现重大转折，亡国，革命，暴力，屠杀，等等，所胪列种种惨烈人生悲剧，令个体身陷其中，精神顿遭重创，均会使当事者心理、生理萌生永久不可磨灭的冲击，甚至令之发生情感、思维等变异。
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出于人的自我保护机制，受害者本能地采取选择性遗忘，可是，压抑不住的痛苦、冤屈、郁闷、羞辱、自责、愧疚、绝望、悔恨、仇怨、愤怒，等等，种种负面情绪，却似波浪永不退潮，交织在一起，时时涌上心头。蒙受宫刑之后，司马迁《报任安书》述及自己：“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此乃创伤记忆后遗症的典型例证，令当事者处在心理失衡的焦虑之中，欲罢不能。而此种心灵煎熬，就像一根楔子，打入本来平顺的人生之中，于是，受害者之精神不能保持正常状态，原本自然之子的自在、自为，便横遭扭曲，且难以康复。
嘉兴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年号寐叟，他曾任京官，后被外派为地方官，其人学识渊博，阅历甚广。由于亲历晚清走向覆灭，在此一历史时段，作为见证人、非局外人，沈氏对朝廷感情至深，所以锐感所发生的时代变故，以至如丧考妣，痛彻心扉。如果运用上述创伤记忆理论来体察沈氏，对于研究沈曾植其人之学术和文学，当有别具只眼之助益。
一、沈曾植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倾向
晚清作为君臣政治帝国之延续，与此种政体所容纳的制度、学术、文化及运作方式、话语体系，乃一体同功之关系，其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当王朝一旦崩塌，似亦可以天崩地坼来形容附属于此一政体的清朝大臣，其内心毁灭感盖可以想见矣。
观沈氏仕宦生涯，其道德文章，士林推重，洵为能吏。他对社会弊端，可谓洞若观火。按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4《外任时期》记载，1910年，沈氏61岁，此年12月6日，沈氏《与周祖谋书》谈及：“乡闾凋攰，月异岁殊，而农民疾苦真形，转掩于断烂名词之下。法政学者主持加税，心理更热于农曹，此事隐忧殊难意量。宪法不保治安，氓庶安所托命乎？”此书反映他深知农民疾苦，为政者巧立名目，巧取豪夺，农民受尽盘剥，濒临绝境，令其深感忧虑。
沈氏《四月二十一日尧衢廉访同年遄发江城言旋梓里索诗为别敬呈四章意满词重殊惭昭晰悢悢之感彼此略同大雅识微存其意焉可耳丙午》云：“溪弩巧能中，栖苴薄难持。直木荫先凋，甘泉酌先澌……哀我蠕蠕民，奔腾剧麕麚。投身水火中，万古羂一罝。淫乐而劝是，孰居无事耶？天高不可论，史阙长咨嗟……长依爱日晖，暂戢垂天翼。耦耕谢征聘，养晦销夔獝。”政治环境充斥黑白颠倒之情形，而百姓民智未开，其人生陷于罗网之中，水深火热，逃无可逃，耗尽无谓的一生。沈氏哀叹不已，值此巨变将至前夕，即使自信犹可力挽狂澜于既倒，然而清室气数将尽，非一绳所能维系，终无可奈何，亦惟求告老退隐，与纷扰保持距离。
沈氏久官刑曹，精通律学，西方宪法精神融进其刑名法家职业之中，所以无论为官还是为学，其思维及言行，均秉持实事求是，勠力于求真务实。按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之1911年4月7日沈氏《与吴庆坻书第二十二函》云：“尝语客：‘国家法治期富强，地方自治期安靖。’遍观各国，咸出两途。”此显示英国君主立宪或美国联邦制度的某些优长之处，或许正吻合沈氏政治改革之构想，也佐证其并不抱残守缺，盖不能仅以传统士大夫视之矣。他赞成变法，譬如法律之学，认同以日本为师；按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引述1911年4月30日沈氏《与李翊灼书》讨论局势人心：“都中鱼龙万变，摩醢、首罗、第三只眼受用何如？沪上薄游七日，不见一真人，不问一真语。纷纷以开会请者，亦以龙华例相待耳，安得闲气力酬酢蔑戾车乎？”当大难临头之际，士大夫却不能直面现实，为国分忧，还在客套应酬，目睹此番景象，令沈氏看不到拯救危局之希望。
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云：“及晚清同光以来，则汉大臣互相齮龁，而满大臣骄奢宴乐，呆不知事，宫闱亦相扼，以速其亡。”社会各阶层人心涣散；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1911年农历四月下旬，指沈“与张謇、汤寿潜、赵凤昌公函当轴，切箴时弊”，并引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卷下云：“政府以海陆军政权及各部主要均任亲贵，非祖制也。复不更事，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至沪，合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诸君公函监国切箴之。更引咸同间故事，当重用汉大臣有学问阅历者。赵庆宽为醇邸旧人，适自沪回京，属其痛切密陈，勿以国为孤注。是时举国骚然，朝野上下，不啻加离心力百倍，可惧也。”当时朝野，满清朝廷之王室贵族、汉人大臣以及在野士人及寻常百姓，均以自己的认识及逻辑运行在各自人生轨道上，当“驱除鞑虏”之声响彻四方，满洲王室贵族对于外界，即使视身边汉人大臣，亦更怀戒慎恐惧，遂深陷狐疑，为了自保，满人进一步收缩权力，集大权于其宗室、贵族之间，以防遏祸起萧墙，此导致有担当勇气诸如沈曾植辈的极度失望，此令其权力基础迅速萎缩，皇帝和朝廷将更加孤立，坐失天下，乃朝夕之间事耳。因此，沈氏等招集汉人大臣，进谏当局者，认为不应排斥学识、才干和经验兼备的汉大臣，否则一旦汉人离心离德，局势便鱼烂不可收拾矣。在清王朝行将灭亡之时，沈氏尚贡献诤言以相谏，足见其乃心系朝廷，且忠贞不渝。《离骚》云：“固时俗之工巧兮，皛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屈原上述诗句于当时沈曾植而言，当产生特别会心之感，清廷应对危局，章法全无，且进退失据，一切挽救人心、败局的机缘，可谓忽然皆失，令信奉法度的沈氏唯“长叹息以掩涕兮”，犹有陷于灭顶之灾的痛苦！
二、沈氏与清政权不可分割的文化情怀
福柯说：“——不要希望——至少在这个层次中和在这种描述的形式中——能够写出一部被说出的东西的历史，这部历史可能同时在它的形式中和在它的规律性中以及在它的性质中成为某个体或者匿名的意识的，某项计划的，某个意愿系统的，某个目标的整体的历史。话语的时间不是思维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编年史中的体现。”依照福柯意见，某种历史叙述，往往被一些预设性因素所左右，因此，此种叙述并不可信，若离开当时语境，史家事后之还原，就可能增损和歪曲事实。譬如我们叙述清末民初思潮，就有激进、保守和折中三派鼎力的宏观分析，而此种三分法其中就包含写史者先入为主的褒贬倾向，然而，此种概括颇流于机械，则失去其阐发意义。如果从上述认识，看到个体思想有其缘起之背景，均局限于其生存的人生轨道，所形成其思想之逻辑，当各阶层运行轨道并无交集时，各行其是，社会就缺乏共同语言，各阶层产生摩擦和碰撞，政治则出现危机。故此，以此作为视角观照沈曾植文化情怀和生命寄托，后人方易于理解和把握。譬如儿皇帝溥仪身边王公大臣认为疾风知劲草，忠臣端在父兄子弟及满族贵胄之间，于是排斥汉人，他们依照此种逻辑行事，可是此辈所表演的一系列动作，却不顾局外人之观感，仅自其内部而言，在其轨辙之内，似乎理据充分，且雷厉风行，此辈信奉“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而在他者看来，实无异于自戕，殊不知这正是压垮清廷最后一根稻草，在历史语境下，此就是当事者最精微而具体的表现。而一同在朝为官，清流派与洋务派势成对峙，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指出：“当时朝中名士，前一辈清流，若张孝达、张绳庵等，皆与高阳善。而稍后进者，若张季直、沈子培，则与常熟善。”他们对时局演变和中西文化之选择，所持观点则大相径庭，甚至就两派而论，亦派中有派，言人人殊，此亦折射时代风暴之波诡云谲。风暴裹挟下，人的反应和表现都存在巨大差异，此同样与其所处的生活轨道桴鼓相应者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５《遗老时期》，引王蘧常（1900-1989）《沈寐叟年谱》叙述：“九月十四日浙江独立，未几江宁失守。时公适患疟，闻讯力疾至沪，寓直隶路，与公弟子林同居，力图所以挽救者。”面对危险局势，沈氏不作壁上观，展现忠臣之担当，虽身处上海，亦不辞勤王之职责。
沈氏《洞下六日兀不成眠无用系心辄步来韵答金甸丞》云：“候虫应时鸣，嘉蔬易地贱。天倪渺无朕，挠风复舒电。一入祥金冶，长悲素丝练。伤哉陆大夫，系缨喻峩弁。为蒉履方矜，临渊网奚羡？先生真古狂，众术就简练。孤根龙门桐，直干会稽箭。昔厕鸿俦，早惊鵰鹗眄。风尘有崩剥，江海隔颜面。一纸瘴江书，三年味无倦。早亡那律眼，敢作云门拣。”此诗步韵金甸丞，其人即金蓉镜，字香严，是沈氏乡人，与沈氏交游，情谊在乎师友之间。此诗作时，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考订，随着武昌首义，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之际，灭满人，杀官员，排满仇恨在蔓延，诗中所谓“伤哉陆大夫，系缨喻峩弁”，钱仲联引沈氏自注：“谓陆申甫。”在京城，沈氏曾与他交往。陆氏《清史稿》有传，陆钟琦，字申甫，宣统三年任山西巡抚。山西新军呼应武昌发难，枪杀陆钟琦，沈氏深感震惊，其精神受到刺激，陆氏暴死，兔死狐悲，沈氏感同身受，对陆氏无辜被杀，寄寓深深的同情。“一入祥金冶，长悲素丝练”，人之生死来去，均不由自主，然则人若坚守一己本色初心而不渝，却令人赞叹。所以沈氏向金蓉镜袒露心迹，对于武昌发难所肇始于各地的血腥事件，既表憎恶，又感惊悚，其心情复杂难言矣。
吾乡已故学者吴藕汀（1913-2005），乃王蘧常之侄婿，王蘧常出自沈寐叟门下，自1998年至吴藕汀仙逝之前，数年间，我曾多次趋前请教，亲承謦縕，得闻沈、王二氏及金蓉镜之轶事，吴藕汀撰《药窗杂谈》卷1述及嘉兴民风：“严党的事嘉兴牵涉很大……自从惩办严党以来，嘉兴三百年来的风俗为之一变，就是不敢攀附高门。‘马场泾土地不求香烟，但求太平’的俗语，即是表达了嘉兴人的洁身自爱，不为势利所动，此风到了清末，依然未泯……出使德俄各国大臣的许景澄，丁忧在家，也是冷冷清清。”作为鱼米之乡，嘉兴富庶安逸，吴氏所言反映此地之风尚，历代嘉兴士人并不热衷于仕宦，倘若做官，也谨守本分，低调而不张扬，唯有学术、诗文及书画艺术才是其骨子里的追求。1900年庚子之乱，嘉兴籍官员许景澄（1845-1900）出于其远见卓识，力阻义和团入京，竟与另一浙江桐庐籍人袁昶（1846-1900）——沈氏曾与他交好——等庚子五大臣被慈禧斩首于菜市口。对于这两位同侪之惨死，沈曾植大受触动。许、袁二氏等挺身而出于乱世，遂成为烈士，沈氏却并不以此为值得效法者。
1911年10月至11月间，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记述：“辜鸿铭欲赴北京任外交事务，公力阻其行。”引辜氏《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云：“辛亥秋，乱事起。余与沪上诸同志集于先生寓所，所以补救之。同人令余赴京担任外交事务，旅费已备矣，先生独排众议，执余手曰：‘方今革命猖獗，君切不可冒无谓之险，危及生命。我辈随时随地皆可以死，然死则一处死耳。’”此一则体现沈氏理性的一面，另则他虽然并不怕死，甚至准备捐躯，却并不鼓励同人作无谓牺牲。
1912年2月12日，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云：“宣统帝下逊位诏。公与同人闻之，皆北向叩首哀号。”亡国之臣痛楚无比，叩首哀号非行为艺术，并不做给他人看，而是其发自肺腑真情表露，休戚与共的王朝居然落幕，据辜鸿铭《硕儒沈子培先生行略》叙述：“某夕，侍者以一号外入，视之则逊诏也。我辈乃同起北面而跪，叩首哀号。闽人王叔庄跪地不起，大呼曰：‘国破君亡，臣不欲生矣。’又数日，余复见先生，问先生曰：‘事已如此，我辈将如何？’先生泪流满面，执余手而言曰：‘世受国恩，死生以之，他非所知也。’”可见清王朝终结，对沈氏恰似晴天霹雳般重击，至少其生命一部分或大部分已经离他而去了，所以他以“死生以之”四字描述自己心情，其中绝对没有半点诳语存焉。
既忠于清廷，又意识到政治改革势在必行，且此种改革颇受外来文明之影响，此是否存在矛盾呢？实际上从屈原以来，就证明持这种思想者，并不抵牾。与沈氏同时的洋务派大员张之洞（1837-1909）在其《劝学篇》里系统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此即所谓中体西用，中体是经，是恒常，而西用则是权，是变通，中体包括中国固有儒家经典所蕴含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和学术谱系，几乎触及意识形态之总和；而西用，则所涉甚广，自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此辈所携带至中国所有实用科技均可归入西用范畴。它们印证欧洲存在着高度文明，震慑于其坚船利炮，中国朝野再不敢轻视之，因此，在中体和西用之间要寻求平衡点，倚轻倚重，左袒右袒，正反映其立场站在守旧和开放之哪一边，此种传统和现代化的争议会贯穿整个中国自打开国门以来直迄今日以至未来。
沈氏交往密切者有李慈铭、文廷式、康有为、梁启超、朱一新、杨守敬、汪康年、盛伯熙、徐世昌、王鹏运、袁世凯、梁鼎芬、黄遵宪、盛宣怀、邹代钧、陈三立、易顺鼎、陈宝琛、翁同騄、袁昶、余肇康、郑孝胥、汤寿潜、瞿鸿銻、王运、缪荃孙、陈衍、樊增祥、罗振玉、王国维、章一山、马一浮、王鹏运、李详、诸贞壮、胡朴安、张謇、张元济、刘承干、陶浚宣、潘祖荫、吴昌硕、曾熙、李瑞清，等等。这些人物或属于兼涉学界和政坛两端者，或是较纯粹的学者、诗人及书画家，且大致上与洋务派人物保持着一定距离，从中折射沈氏实乃一学界巨子和文化祭酒，此种身份更代表沈氏其人之本质特征。
晚清洋务派崛起，其见解与沈曾植等遗老相映成趣，洋务派与洋人打交道，或应对实务。此辈或在曾国藩幕府，或在李鸿章麾下，甚或在张之洞官邸，他们更熟谙世途之艰难，痛感狂热民族主义害人匪浅，深知洋人难缠，痛恨清谈误国，厌恶舆论杀人。如曾投曾、李之门下效力的吴汝纶，他虽也堪称大师级国学家，可是其人文化观则发生巨变，完全突破“中体西用”之藩蓠，堪称诚恳的西学崇拜者。与吴氏过从甚密的张裕钊《经心书院记》云：“南皮张孝达编修，以同治戊辰奉命视学湖北，闵士之溺于俗学，慨然思有以崇起教术，宏奖后进英彦。”其所谓俗学或实学依旧不越中土范畴之雷池一步，不过是明清实学思潮之延续耳。
吴氏另一挚友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氏《原富》等西方名著，认同赫胥黎之“天择物竞”说，且指“近世天演家以达尔文为最著”。此对吴氏思想产生冲击，其《答严几道》谓“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国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预测将来中国人必以西学为主习科目，而《古文辞类纂》属《六经》之流亚，可以保证文章正宗不至于澌灭，并令后人尚能领略吾国语文之纯美，在文化上避免亡天下之厄运。这种文化自守观，竟可屈尊到一部《古文辞类纂》地步。吴氏《筹洋刍议序》云：“昔者圣祖之定律也，得西士南怀仁、汤若望之徒而任之也。使不得西士，徒用中国之历官，虽日考徐李之新法，采《职方外纪》之遗论，能精西历天算之术不也？”西人天文历法彻底征服吴汝纶等中国官员，中西学术和文化就失去了强分畛域之必要。吴汝纶弟子贺涛《吴先生六十寿序》云：“中国以积弱取外侮，思参西国政术，用自振拔，而民乐其俗，而不思变。士狃执故习，以放效人为耻。而不变不足以自强，苟可以益我，并无中外之可言。则以蔽于闻见而不达其理，故朝廷试行新法，常以自强之意布告天下，而天下不应。夫西国之变法，迎其机而已。中国则必先通其蔽，其势视西国为难，其权尤当属之儒者。桐城吴先生尝有救时之志，其说以瀹民智为务，而必先去其古今中外之见。”贺涛将吴氏以开放胸怀拥抱西学的精神揭示出来，谈什么中体西用，文化选择只有优劣之别，却无中西之分，此在当时，吴汝纶、严复等犹如空谷足音，论其识见，他们应属最仰慕西方的士大夫！
而沈氏之不舍清廷，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依恋情结。可是依托于旧政的学术、文化格局、体系，当清政府倒台之后，也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早在辛亥事变之前的1905年，源远流长的科举考试遭废除，传统学问之主流地位岌岌可危。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1911年5月29日，沈氏致函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沈曾植第十八函》云：“弼德院取材馆阁，是正办，阑入新学，则非驴非马矣。本朝汉学，讲家法至严，旧学家亦绝无门户之见，亦可异也……旧学后生，日益难得，奈何。”沈氏认为弼德院就是馆阁之一脉相承，要办得坚守传统，无违正宗，就绝不可孱入新学，否则中西混淆，则非驴非马，这就是沈氏文化本位主义观念之体现。然而，西学东渐，一切西方格致之学、各种科技专业知识，即沈氏所谓新学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这是时代趋势，也是奠基中国现代化之伟业，沈氏却为捍卫旧学之纯粹性，竟认为弼德院应予以排斥，虽凸显其人对中国历史文化情感深挚，据此却亦窥见其中华文明举世至上的保守心态。当然，沈氏并不排斥引入西学，然则对于人才遴选，沈氏蔑视缺乏旧学根柢之人，1902年1月4日，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3《两湖书院、南洋公学时期》引沈氏《与盛宣怀书》云：“张砚云大令祖廉，秀水人。词章翰墨有朱古微、吴炯斋风，四六笺启尤所长。闻招商局有吴汉涛一席，乾五十金，若以此处之，令佐张、吕，共司书记，陈、阮联翩，亦佳话也。”即使涉足洋务，沈氏也举荐擅长词章之学者，此并非仅仅因为同乡后辈缘故。按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同卷，1902年1月6日沈氏《与周家禄》云：“今日所当整顿，固不在西文而在中文，中文且不在国学，而在国文。”对于在教育中本国语文基础被削弱，沈氏忧心忡忡，唯恐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国将不国！
沈氏精于佛学，可是其佛教观与六朝士人迥异，六朝佞佛，视中土固有六艺及九流十家之学为外学、外道，而佛教则为内学、内典，扬内而抑外，实际上颠覆文化主体性，反而屈服于西来之释氏，已遭韩愈《原道》之抨击。而沈曾植则不然，在其广阔文化胸襟下，他讲究夷夏之辨、主客之分。其《海日楼札丛》卷5《近世禅学不振，由不读儒书之过》云：“近世禅学不振，盖由不读儒书之过。昔尝与月霞师屡言之，霞师谓然。而其开华严大学，亦未能有所建立。明世寺学徒课用制义，憨山大士实基以兴，而诸大师亦多出身秀才者。日本佛法，在亚东为最后衰者，由其兼习儒教而然。近三十年，缁徒随世转移，重科学，轻儒学。儒学疏，而佛学亦浸衰矣。有俗谛，而后有真谛。有世间法，而后有出世间法。所谓转依者，转世间心理为出世间心理。瞢不识世间心理，将何从转之。因与某禅师谈，知见甚正，而箴札不亲。去而思其故，书此。”在沈氏看来，即使学者精熟释家三藏，若于华夏民族主干之学孔儒经典反而隔膜，其人所谈论之禅法，则缘于主体意识之阙如，也就沦为无根之学，非人之学，定不足观矣，其治学会流于漫无止归。
沈曾植《海日楼札丛》卷5《佛理与庄子相通》云：“‘诸有此见，风不吹，河不流，火不然，乳不注，胎不孕，日月不出不没，染净自性住不增不减。此边执见，常见摄，见苦所断。’（《阿毗达磨发智论》二十）按此即《庄子》‘飞鸟之影未尝动也’之意。”佛教虽然有“三千大千世界”“恒河沙数”，等等，诸如此类，想象恣肆，大言炎炎。可是，沈氏认为此种幻想所要证明种种意念，也与中土《庄子》等“将无同”，并不逾越中土思想之宝库，所以儒学与佛学并无轩轾之分。沈氏《海日楼札丛》卷5《南北佛教》指出：“然南北风尚不同，佛学元与儒学不异。”他总是以儒学来比照佛学，甚至以儒学来统摄佛学，而不是反转过来。
沈氏此种思想符合历代儒家之主流观念，明后期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有密切交往的李之藻《刻文文山先生集序》云：“宇宙之所以立，惟是三纲五常，有人担任。人人当任，亦人人能任，然人不皆肯任，原夫造物者畀人灵性，又畀人以自主之权。任与否，功能悉以与人，而往往阴骘善人，以玉汝于成。是故人所慷慨而自赴，尝不如天道之宛曲以相就者，缘更巧，力更大也。人肯一提灵性，作住担任，造物从而助焉。宇宙虽大，一点丹心可摄。”就将人和三纲五常之结合，视作宇宙之一点灵性，舍此，世界将黯然失色。陈三立哲嗣陈寅恪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此也是儒家一贯之要义，如此心心相印，可证沈氏和陈三立乃志同道合者，皆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盖良有以也。
沈氏作为坚定的文化本位保守主义者，值此血雨腥风之世，迎来三千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国文化之根本遭到侵蚀，沈氏悲愤交加，其心路历程均抒写于诗歌之中，其诗歌正呈现了一个典型晚清士大夫的创伤记忆。
三、《诗》《骚》《庄》禅寄悔咎，翰墨烟云吾丧我
吾乡诗老吴藕汀撰《药窗杂谈》卷1谈及：“乾隆年间钱载、汪如洋、王又曾等人，称为‘嘉兴派’，大致也是宋诗一路，后来钱仪吉和沈曾植就是继承这一派。”此说洵为的论！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一之三云：“丙戌在都门，苏堪告余，有嘉兴沈子培者，能为‘同光体’。同光体者，余与苏堪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陈衍命名同光体，认为沈氏属于此派中人物。沈氏《止相复用山谷本字韵作一诗和答》云：“孟骨宛陵叟，韩徒乐安公。骑驴相公歌元丰，大辨才属眉山翁。团茶四君皆四果，双井晚证菩萨空。空中假说西江宗，马驹蹴踏将无同。廿五圆通各三昧，仰山泉色沩山松。自来已自成古风，一经关捩群言笼。误矣沧浪眯句眼，且与张家参别本。”此乃沈氏与瞿鸿銻唱和之作，钱注：“按：吕居仁《江西宗派图》自山谷而下列陈师道等共二十五人，故公诗以二十五圆通为喻。”可见沈氏于江西诗派之一祖三宗，甚至自黄山谷而下，所列陈师道等二十五位诗人以及中唐之韩孟诗派，北宋之欧阳修、梅尧臣、尤其苏轼等，均视作可资效法之诗学前辈，其宋诗派倾向已经显露无遗矣。
首先，沈氏诗具有用典频密且出处冷僻隐晦的特点，导致其作品以难读著称于世。其《次止相题江西诗派二家集见示韵》云：“江潭摇落柳无枝，麟角牛毛讵有期。少惜雕虫非壮士，老亲风雅转多师。乾坤毁后宁无易，睟邶删余尚有诗。药圃湘肤秋次第，重言为借注圆卮。”中国“积学以储宝”且臻乎“通变”之境的大诗人，其诗歌写作，从宏大处论，一定是《诗》《骚》或风雅之流裔，而从微观来看，晚清宋诗一派，若赓续江西诗派，老杜大开无一字无来历之诗风。宋人之诗，世谓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和以议论为诗，云云，均与所使用之典故库存之扩容相关。实际上，明清诗坛宗唐和宗宋之争，足见宋诗可以和唐诗分庭抗礼。虽然唐、宋诗不能截然判分，而宋诗挑战唐诗，或者说宋诗补苴唐诗之不足，主要在于宋诗更拓阔了诗歌思想领域和时空维度之多重迭加，较诸唐诗，其信息量远为广大，其层次感也更加闳深。此在以沈氏为代表同光体诗派中，亦可以看出其人对宋诗的理解和接受。他们用典繁复、深奥，情感沉痛、幽深、孤峭，可见此辈所处时代和所受压力，较杜甫等唐代诗人更为复杂和艰困，所以，宜其选取宋诗一路，以宋诗派为百世不祧之宗，尚友千古，旁征博引，用来抒发内心千头万绪之情思，因应八面受敌之磨砺。同光体于是借宋诗之旧瓶以装一己之新酒。
其次，沈氏诗也具有出庄入禅的特点，形成于其儒家一面阳济而阴助之奇效。上述沈氏诗云：“乾坤毁后宁无易，睟邶删余尚有诗。”“易学”代表不变的天道，即使朝代更替，世事沧桑，然而天道则永恒高悬于天际，而且即使乱臣贼子作孽为恶，却难逃历史之审判，这是儒者沈氏坚定的信念。同时，上述沈氏诗又云：“双井晚证菩萨空……仰山泉色沩山松。”并曰：“药圃湘肤秋次第，重言为借注圆卮。”《庄子·天下》云：“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胡文英撰《庄子独见》指：“真，实也。中有实理，而不可以为戏也。”所以沈氏以庄禅之语，抒写其儒家情怀，其诗越是《庄》禅满眼，然则越显其人于儒学之难以割舍，即所谓“死而后已”之儒家品格，故而绝不能以笔墨游戏来看待其诗歌创作。
作为参照，宋代唯苏轼最善于融会儒释道三家，且已臻乎出神入化之境。为了排遣幽愤，苏轼援庄老佛禅入诗文，妙谛天机，挂碍尽销，较诸魏晋阮籍、嵇康等，更迥出此辈一头地，体现其出处裕如，胸襟旷达。而沈曾植作诗，于苏诗亦有所借鉴，已融冶《诗》《骚》和《庄》、禅于一炉。当然，苏轼寓庄于谐，随机说法，天风海雨，一扫窒碍；而沈氏却寓儒于释，诉说其满腔压抑和悲怆。相形之下，苏轼平易而晓畅洒脱，沈氏则晦涩而佶屈聱牙。陈衍《石遗室诗话》卷三之四评述同光体诗派云：“近日沈乙庵、陈散原实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异焉，其全诗亦不尽然也。”陈衍已经点出沈诗用典冷僻的风格特征。
而沈氏诗之题材特点，则可以其《题倪文贞公丙子秋画竹卷》所谓“终身不离悔吝咎，一日不废画书诗”两句诗作为概括。于此可见辛亥后，创伤记忆对沈氏影响至深，他难以从遗老心态中挣脱出来，《楼望》云：“丈夫蘯荡千秋意，未作江关庾信哀。”故此，唯有借助“画书诗”来缓冲内心焦虑感。沈氏早岁鉴赏书画，浸淫极深，尤其在书法造诣上，堪称一代宗师，书画艺术是他安顿心灵的一方天地。承接上文所谈沈氏文化之归属，中国传统文化之于沈氏，可谓已到浃髓沦肌之地步。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引《郑孝胥日记》，于1912年4月11日，郑氏作七律一首答沈曾植云：“……守死自甘等丘貉，逃虚未暇托冥鸿。行逢宿草何妨哭，留阅兴亡只两翁。”同为逊清遗老，郑氏颇重沈氏在此一群体地位；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云：“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虽然所称颂者是王国维，如果移置于沈寐叟头上，文化“托命之人”这一概念、这顶桂冠也是合乎其头寸的。
按《旅居近市郁郁不聊春夏之交雾晨延望万室如在烟海憬然悟曰此与峨眉黄山云海何异汪社耆持此图来乃名之曰山居约散原同赋散原先成余用其韵》，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５《遗老时期》考订为1912年沈氏62岁时所作。此诗应可视作辛亥之后，表达沈氏心迹之杰构，亦与其“终身不离悔吝咎，一日不废画书诗”之生存状态相契合。而关于山居为题之画作，据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2《京官时期》之记载，1889年3月26日，沈氏曾赴李慈铭宅，共同欣赏程正揆所作《江山胜览图》长卷，画上附自题，以此图与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相比较，可见山居永远萦绕雅士心怀，令之神往。其一曰：“山居不识山，宅相乃非宅。心精一回瞀，万象转朱碧。以马喻非马，骑驴孰驴觅。茫砀毗岚风，堕我群魔窟。牢守颠当门，歧缘蜥蜴壁。辽海八尺床，坚待穿当膝。土垢变之净，法云闻自昔。飨朽倒为香，逢子原非疾。反覆究阴阳，居游皆木石。吾朝礼姑射，冰雪照肝膈。吾夕游华胥，鸟兽绝箌迹。市声涛共泻，心月眼有食。即此造商颜，何曾耳班翟。善来子陈子，分我白鸥席。天宇逈寥泬，方隅无阂隔。东望云海空，或有骑鲸客。阊阖西南来，念我临河宅。月午可中庭，天空映澄碧。药栏称意花，含采待深觅。木兰搴小白，末利众香窟。东轩餐沆瀣，西牖照奎壁。久客胡不归？辛勤此容膝。此生如寄耳，弹指感今昔。四大尚非我，三瓦祗为疾。经营计堂构，雅尚托泉石。太乙失常居，焉兹芥胸膈。草间侪乞活，蓬鑋鼯闘迹。梦里拜鹃啼，艰难薇蕨食。泠风宁嫁卫，破灶乃黔翟。喟然顾四壁，蓬卷心非席。勉为灵运赋，逝不羲皇隔。天地一蘧庐，袺袺适来客。”此诗作结于谢灵运《山居赋》，盖自晋入宋，谢氏康乐公被降级为“县侯”，作为高门士族，谢氏种种特权被剥夺，所以愤而撰写《山居赋》，要凭借“山居”以建构起江湖与朝廷之对立，发泄一己之不满。因此，此诗以山居为题，沈氏亦可借题发挥，表示其遗老心志。
隆裕太后被称为清朝末代皇后，于1913年去世，沈氏作诗《大行皇太后挽歌辞》云：“华盖泣无色，齐州黯不春。雪寒闻鹤语，地老泣虫人。无分陪临位，超遥望帝晨。空传朝夕奠，穷海蛰孤臣。”沈氏以“孤臣”遗老自居；沈氏《即晚无事次韵和道希乙未》云：“叹逝伤离百感并，劳生从遣识无情。阳冰不治沧桑恨，毒鼓先闻断灭声。正始玄谈非故意，太和寒食纪游情。闲闲老去滹南逝，寂寞溪南曵杖行。”王若虚自金入元自称滹南遗老，沈氏亦以“滹南遗老”自况；沈氏《静安和诗四章辞意深美而格制清远非魏晋后人所语也适会新秋赋此以答》云：“木落归根水顺流，老翁无感长年秋。荣桐叶有先凋警，腐草光成即照游。吟比鱼山闻梵入，身依鸽寺怖情收。王筠沈约今焉向？判作琅书脉望休。”沈氏以王筠比喻王国维，而以沈约自比，沈约历仕宋齐梁三朝，属贰臣人物，清亡后，沈氏不能不食周粟，所以自比沈约，就包含自惭之感，亦可体会其心情之灰暗。
若从辛亥之后看世间，虽则居住在沪上和嘉兴两地，沈氏并非如谢氏“寻山涉岭”，山居也不过是想象耳，宅相，也即相宅，重点也非聚焦于此宅。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卷5《遗老时期》之1912年7月27日，引述《郑孝胥日记》云：“晨，过旭庄，同视子培，其所居极不洁，谈久之，以《山居图》属余题之。”反映沈氏土木形骸，家居则不修边幅，不拘形迹，一言以蔽之，“此生如寄耳”“天地一蘧庐，袺袺适来客”及“善逝两足尊，嘉兹傥来客”。遗老身份令沈氏滋生此生已不足恋的情愫，因而，观此在世界，所谓垢净，尽可不计。诗人朝如藐姑射之山神人，吸风饮露；夕则游乎远古华胥氏之国，完全凌驾此一香臭是非正邪颠倒的世界，不受其尘蔽和污染。
沈氏于《庄》《骚》并掬一瓣心香，在精神世界，香草鲜花，滋兰树蕙，沈氏《绝句》云：“正是霜寒叶下时，秋江千里眇归思。健儿身手生何感？却为登临忆《楚辞》。”足见沈氏于《楚辞》情有独钟，饱餐沆瀣，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人格之高洁。《庄子·齐物论》云：“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沈氏要直抵羲皇，寻觅本初之真。“天宇逈寥泬”，诗人心境犹如寥廓幽静之天空，澄澈而又深邃，故此，谢氏《山居赋》正是引导诗人精神回归净土之暮鼓晨钟。
关于《庄子》，沈氏《题俞策臣师画册丁未》云：“老去何心较后先，官斋长日尽萧然。袖中东海留拳石，卷首南溟有《内篇》。读画渐参曹顾笔，翻经粗识二三禅。”沈氏引用《庄子》，大抵不出《庄子》内篇范围，而内七篇中，又尤重《齐物论》，盖《齐物论》最是沟通《庄子》以至佛教大乘义之津梁，至于外、杂篇虽则也略有涉猎，然大体而言，沈诗之《庄》典集中于《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等篇之数则故事，而且反复征引，这庶几就是沈氏《庄》学之特点。沈氏诗句有“以马喻非马”“一入祥金冶”“吾朝礼姑射，冰雪照肝膈”等。又列举以下诸条为证：
其《即晚无事次韵和道希乙未》云：“砌竹抽鞭东向行，棣叶誾誾宿雨晴。熏炉禅榻坐斋晓，提壶布谷知天明。沾花初地怜缘习，倚梧一瞑谢亏成……” 其《题渐西村人初集癸未》云：“此士不今有，旷世一遇之。炎天抱冷雪，苦志娱文辞。手作天马驰，心穷溟涨窥。不知人世短，长意攀皇羲。城南数间屋，日日哦清诗。诗或能穷人，人穷诗愈奇。陶陶卒岁乐，戚戚童年悲。悲乐两无臮，声文起相持。剨然天弢解，至乐乃在兹。我病拙细书，姜芽未能胝。但为鼠饮河，满腹忘其饥。蒙闇不工言，乃知言者非。商清杂征变，喻角疑非宜。读君千琼琚，引我无涯知。移情成连操，榜舟海之湄。栎社有瘣木，扶疏三十年。不知用何直，且自希天全。喟然见君子，丧我平生焉。夙素蕴元鉴，神莹万灵先。冥观洞性韵，伐材锼瑕坚。听音且知弦，得鱼不离筌。岂无万全药，医此盄肩肩。賙木贡匠门，将车奚仲前。不辞臃肿丑，所冀高庳便。矢诗作先容，叩关君勿键。”其《武昌重晤节庵作乙巳》云：“虫臂鼠肝随所向，蓬心老去益支离。扶舆黄土抟形始，纵浪沧溟濯足思。大地十生悲愿海，广场一瞚幻人师。明朝精卫盦前去，重省龙场悟道时。”其《秋集》云：“佳节讵不怀，沈忧喟难忘……水烦理不大，火烈功谁章？帝宪乞聃史，年丰赖庚桑……愿回枋榆翼，睎子南溟翔。”其《寄樊山》云：“促骑传笺夜漏迟，倾筐倒箧月华知。依然洛下诸贤咏，难遣神州故事悲。挥扇顾荣应有念，御风御寇莽何之？清凉山色图书府，那下回车踯躅思。”其《题画》云：“只么山光只么青，据梧人在客忘形。极成天海圆无界，如幻溪堂住有情。草长莺飞三月近，金膏水碧画图成。解衣盘礴翁何世，万户江南醉太平。”其《杂书》云：“开卷若有得，踌躇不能名。出门忽堕忘，寻伺无形声。有无苦县说，生灭双林经。兹象竟孰关？悠悠付听荧。一瞬不可揽，非指而喻指。一照而两存，俱非亦俱是。天真日觌面，堂堂不容避。今者吾丧我，南郭偶然耳。皤皤华亭老，镜中美人身。上座舍利弗，天女一欠伸。牛哀而化虎，岂独息中存？业力不可知，知亦无持循。操心验诸梦，占梦因诸思。牛车入鼠穴，浩浩无停驰。羊鹿古德喻，虫臂畸人辞。舒州山青青，迁化终何之。”
上述沈氏诗句所引用《庄子》典故，分别出自《齐物论》《逍遥游》《大宗师》《徐无鬼》等篇，向着《庄子》所营造意境，沈诗作全方位渗透，此乃基于遗老难堪的现实处境，所不得不采取自我慰藉的手段。在此如梦如幻虚实莫辨人间世，超越是非善恶和生死等，沈氏方可聊以度此余生，此正是其辛亥前后创伤经验的集中反映。所谓“梦里拜鹃啼，艰难薇蕨食”，生存或毁灭于民国时代？对沈氏是灵魂拷问，他不能像轻薄子那样毫无心肝，摇身一变，又施施然而谋求利禄于新政，所以其诗中《庄子》元素，凸显人生之偶然性，视生命始终为不由自主的世间过客，此恰可为他提供自我麻醉的“精神鸦片”。
《庄子》书影
既然证得“四大尚非我，三瓦袛为疾”，然则一念兴起，义无反顾，求仁得仁，舍身饲虎，何不成为殉清之英豪呢？此未尝不是参透人生的一种选择。于是，上述《旅居近市……约散原同赋散原先成余用其韵》其二又曰：“多生皈净域，一念堕火宅。平世京洛缁，乱离蜀都碧。立槁古有行，蒙茸叔焉觅？堂堂冯君卿，碎身豺虎窟。叱咤作风雷，长留耿恭壁。晋祠堕天狗，矢集长源膝。大节照丹青，谈谐思夙昔。丈夫快一決，何事幽忧疾？闭置侣嫈嫇，流烁剧金石。精神忽飞越，五岳崪肝膈。此室吉生白，此邦秽无迹。定心山水观，悲愿阴阳食。以此转《法华》，昔闻《化胡》翟。画图幻笔墨，寝处在几席。海印起森罗，十方初不隔。善逝两足尊，嘉兹傥来客。”诗中“堂堂冯君卿”四句，忽然振起，有金刚怒目之势。冯君卿代指志锐，志锐为珍瑾二妃之兄，官西域，《清史稿》有传，随武昌变起，新疆、甘肃和宁夏闻风而动，均发生军队哗变，志锐以身许国，不肯随众叛变，遂遭枪杀。他与差不多同时在太原遇害的陆钟琦一样，二者树立“大节照丹青”忠烈典范；沈氏赞许“丈夫快一决，何事幽忧疾”，大丈夫正气凛然，效法此辈，倒可杜绝优柔寡断。然而，此二氏正道而行，却不过如流星划过夜空，终归于沉寂。
上述同题诗其三曰：“何处无此山？何山不可宅？天壤两闲民，虚怀饮寒碧。耦耕老有养，负郭不须觅。琴志协牙期，玄思紬理窟。朋来开径望，绝倒虎溪壁。影与独行俱，孤抱《梁父》膝。兹理将不胜，适今至先昔。信有役夫乐，谁欤尹氏疾？士有守枯禅，形骸坚土石。或私造化秘，炉鼎在肝膈。采药我未能，灰身讵留迹。孰知旋视听，所向得卜实。双方照张单，一致融缓翟。云梦若八九，吞吐在研席。不迁仙已得，相即佛无隔。兜率姑徐徐，先作海山客。”所谓“绝倒虎溪壁”，遥想当年陶渊明、陆修静和慧远在庐山虎溪大笑之轶事，意含诗人欲与陈散原等遗民结社，在此纷乱世道，互通声气，即使结庐在人境，操守则一尘不染，足以令此辈心生“海山客”之感。观此长诗，寐叟心志皎然如日月之辉光，亦将永存于宇宙间矣！
自辛亥事变后，沈氏更潜心沉醉于书画事业，按《沈曾植年谱长编》，大概作于1912年的《题倪文贞公丙子秋画竹卷》云：“《易》象《震》为苍筤竹，竹不见《易》乃见《诗》。《诗》《易》之实征乎《礼》，柯叶不易贯四时。黄忠端为《易三洞》，文贞易为《内外仪》。两公超遥在明季，皎然白日青天姿。终身不离悔吝咎，一日不废画书诗。精神流行满天地，到今想像拈毫嬉。此卷卷舒纸盈文，修竹林深石逶迤。檀栾非无俛仰态，风雨已有漂摇思。细筋啄为坚中简，劲腕磔出浮筠枝。崇祯九年七月朔，日有食之公罢归。七疏陈情天盖高，不若孔昭一章掎。单车出都子舍近，斑彩自喻九岁儿。爻象在胸笔在手，慈竹长荫慈云宜。宁知罗纹七年养，副枢召复锋车驰。君臣相遇或间之，母子不见天长悲。闇然一泪正命际，棺不紟欤竹不萎。去年公诗在吾室，今年卷又兼旬披。三百年来《易》再毁，白鹤归来墨君唏。吁嗟乎！南都可为不可为，世间藤藓彼方滋。一瞑万古解脱斯，攀髯差胜号弓遗。挽歌痛绝忘端语，忠孝宁为盗贼知。”在诗里，沈氏鉹栝明末倪云璐立身行事，结合沈氏从事复辟大业，就颇有向往其人忠贞大节之深意，倪文贞公墨竹遗作赫然在眼前，沈氏仿佛看见其人坚韧不拔之品格，深为之感动，也藉以思考复辟大计如何入手。
关于文人画史之思考，沈氏《题王石谷仿江贯道山水直幅》云：“画史由来非俗史，冥观洞古成殊艺。世间不见宋元君，盘礡何人赏元致？此是王老去工，南唐北宋嗟(是。实处为山虚处水，骀宕云峦入藤纸。江南三月草如烟，茶邬鱼庄尽清丽。坡陀尽处天空明，林表疑有澄湖横。山长水远望不见，高楼日暮心怦怦。散地盘回具形碏，晴光下映成窅突。藤梢橘刺极蒙笼，鼠尾丁须最)密。贯道本是南州人，金陵山水情所亲。千载王郎起江国，冥契神明合绳墨。笔界南宗有转师，峦形北苑非常得。要将习尚回波靡，特起精能示钩勒。寻常竞赏毫端巧，大智还蕲学人识。呜呼察拟有妙非失传，鉴评过眼还云烟。眇然末法今谁起？寂寞江湖二百年。”《庄子·田子方》画史解衣磅礴，其作已不可复睹，可是诗人观赏清四家之一王仿江贯道山水之作，透过江贯道，王山谷接续南宗画传统，因此，此种传承有序，对于画史承前启后，则意义非凡。吴藕汀记载沈寐叟评论同邑画家郭起庭曰：“郭氏三世，以画世其家。起庭抗志越俗，其画不肯一笔落嘉靖以后。基于是，上跻北宋先唐，应世而不顺世也。此余所最心契者。”此显示当时嘉兴文人画复古意趣，实与沈氏遗老心态异曲同工；沈曾植《题唐子畏雪景》云：“虚室夜生白，千岩静天光。嵯峨竬寥极，视听咸茫茫。逸士卧敝庐，枯禅老是乡。宁知天地闭，肝膈森清凉。爱此万法俱，了无一邱当。所怀竟云何？非圣焉知狂。”此题画诗可谓诗、画相得益彰，“逸士卧敝庐，枯禅老是乡”借唐寅雪景图，抒发自己与此在世界磗格不入的雅士情怀。
沈氏《题赵吴兴鸥波亭图》云：“还将平远溪山意，消取沧桑异代身。”沈氏《题扇书》云：“老笔扶疏杂董欧，扇书一握重琅趚。偃波尚识元和脚，胜日难忘曲水游。像法苍凉迷佛劫，世情新故换川流。只应戴笠持竿去，万里清江送白鸥。”所谓“消取沧桑异代身”“像法苍凉迷佛劫”，这样貌似观画有感，却都引向其亡国之旧臣的主题。沈氏《六十岁成园留影自题》云：“池上芙蓉台上楼，楼高遥望海西头。鸿飞逸侣歌《招隐》，蝉蜕骚人赋《远游》。显晦世间区八士，荒唐孤梦幻千秋。维摩丈室萧然在，万*黄华沥茗瓯。”沧海桑田的创伤之痛，可谓念兹在兹，须臾不忘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