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簪花坐赏镜中姿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3期 编后记
中山大学南校园中的东南区一号，如今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供人瞻仰、徘徊与流连。那是陈寅恪故居，那是“金明馆”，那是“寒柳堂”，那是一代学者的仪型陈寅恪完成《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学术经典的地方。二楼的走廊宽阔、敞亮，那是陈寅恪授课的地方。曾有一张陈寅恪走廊授课的照片广为流传，其中的听讲者一时难以明辨。但在1955年夏至1956年夏这一年中，端坐在走廊上饫聆教诲的，就有蔡鸿生先生。蔡先生听了一年陈寅恪的“元白诗证史”课，从此开启了他对大唐西域的精神漫游。陈寅恪所说的“在史中求史识”一如“在水中学游泳”，也奠定了蔡先生此后的学术路径。而从岑仲勉“隋唐史”课程中感受到的理、证须平衡的观念，也成为蔡先生治学的基本理念。蔡鸿生先生此后积数十年之力研究中外关系史尤其是中外交通史，成就卓著。他提出的“两道二西”之说，并西域道、南海道与西域、西洋而言，其实揭示了以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绾结中西文明的交流历程和不凡意义。读蔡鸿生先生的访谈，历史场景、学术想象与研究方法等如珠玉在前，语语平实而深蕴学术光芒，真所谓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吾师王运熙先生亦云：“学问是天底下最老实的事情。”学术之事，其理至简。至成就大小，固多赖天资，然未尝不与是否贪图简易有关。故细读访谈文字，不仅可以藉此走近学术名家，也足以启迪后来学者。
时隔一年，吴承学主持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专栏再次与读者见面。现在我们往往把论文作为现代学术文体加以认知，其实作为一种文体，“论”不仅源流独具，而且格局恢弘，承载了中国文化的才智、辩思与理趣。今日读《世说新语》者，往往惊其清谈之妙语深具逻辑之玄思。若解析其故，则其中也颇多先悄然含玩他人之论以作清谈之资者；当然，也有清谈完毕，归而一气撰成其论者。这是魏晋之时的大致情形，未可一例衡诸他朝。而论体文发展到宋代，因为科举制度的变化，尤其是自真宗朝进士试开以经义命题之风后，“经论”便在论体文中得以长足发展，士子不仅需要深研经义，而且要有经世之心，方能合乎科举选才之本旨。巩本栋之文纵论宋代经论，于彰显“文章”本体意义之外，也展现了宋代儒学之新貌。制度、思想与文体三者之关系，确实是一方值得学界勤加耕耘的领域。
以前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宏文，对其勾勒三代都城之方位及迁徙之迹象深相敬佩。1926年12月初，清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主持从山西考古回来的欢迎仪式，李济提及选择山西作为考古对象，主要是尧舜禹三帝的都城都在山西境内。王国维当即就表示不同意，其援引的依据就来自于《殷周制度论》中关于上古帝王之都皆在东方之论。此文虽细节可商，但大体成立。我也因此一直对孔子“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的说法深表怀疑。今再读王国维之文，其并非将殷周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是重点考察周文化是如何在殷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否定性变革，从而形成全新的政治与文化生态。王国维认为，此在在可证殷、周文化之间存在着带有根本意义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所以孔子的这个“监”字，很有点其来无端的意味。邓国军考察空间方位观念与商周王朝秩序之间的关系，揭示殷周之际，方位观念从宗教性、政治性向宗法礼制的转移，与王国维之文实在离合之间。作者从这一角度介入讨论，当能启人新思。
庄子在其自身的生活世界和其虚拟的精神世界，都当得起“自然”二字。在那个独特的世界中，他与天地精神往来不息，畅快自如，酣畅淋漓地享受着虚静无碍的物我交融时光，这是属于庄子的“向幸福出发”。但如果把庄子置于纷纭的现实世界，他的“隔”便立刻显现出来。这意味着读《庄子》，注定需要两副眼光：观世以揭世俗之弊，观道以彰生命之境。陈少明沉潜《庄子》研究有年，本文从言述方式来探讨庄子生命的精神场景，合诸其他相关论述，或可见其整体之思。经典与阐释，若果然能如庄子所言“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则道枢、天均、天倪既经营在心，其他则凡势之所及，皆豁然贯通矣。
《庄子》书影
本期另有法学、社会学、管理学文章数篇，亦并有发明，读者可择而读之。
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离”状态仍在持续中。我们尚未及欣赏热烈的花红柳绿，便倏忽到了暮春之时。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一出，写杜丽娘偶访后花园，惊见“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深感“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辜负了这一片多情的春色。疫情让我们终日面对电脑，不知不觉也成了“锦屏人”。但自然的韶光固然可以因季节而“贱”，而学术的韶光却是四季明媚的。因略用屈原、张先之意感赋一绝云：
撰文：彭玉平
编辑：宋宇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