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名家访谈 | 蔡鸿生教授学术访谈
编者按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我国史学的南方重镇，中外关系史是其发展方向之一。已故陈寅恪、岑仲勉、戴裔煊、朱杰勤、周连宽等先生，都曾在该领域做出引人瞩目的贡献。蔡鸿生先生承受师门教泽，继往开来，对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清代中俄经济文化关系、岭南海事的历史进程，都做过潜心的研究，出版了多部学术著作，具有鲜明的治学风格。蔡先生不仅自身学业有成，更长期坚持在教学一线，善待学生，因材施教，培养了一批学术新秀，并向兄弟单位输送学术骨干。蔡先生耄耋之年，仍读书撰文，身笔两健，为学界所推崇。本刊此稿，旨在发扬我校中外关系史研究优良传统，推动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蔡鸿生，江滢河
摘要：蔡鸿生先生是中山大学中外关系史学科的资深教授，在中国与西域文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等领域，进行过广泛而具体的研究，多有创获，形成了鲜明的治学风格。本文由江滢河以访谈的形式，请蔡鸿生先生介绍其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以及对学术前景的展望。既是一篇谈话录，又是一篇反思录。
关键词：中外关系史；学术传承；通识
江滢河：蔡老师，我知道您不太乐意现身说法，曾经借用唐诗“已知无法说，心向定中归”，婉谢多次校外访谈。这一次是校内访谈，您可以畅所欲言吧。
蔡鸿生：访谈访谈，你访我谈，一问一答，虽然缺少豆棚瓜架的情趣，但却可以促进学术反思，让我回望自己从荆棘路中踏出来的脚印，不忘学步的初心。好了，我们开始“二人转”吧。
跨进历史学的门槛
01
江滢河：您1953年考入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是第一个五年计划培养的大学生。大三时选修“专门化”课程，包括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证史”和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可否谈谈这两位前辈及其课程对您学术之路的影响。
蔡鸿生：在当年欢迎新生的例会上，从系主任刘节先生口中第一次听到陈、岑“二老”的名字。又据师兄、师姊们透露，“二老”各有残疾，一盲一聋，依然讲学著书，这就使我更加肃然起敬了。1955年夏季至1956年夏季，在求知欲和好奇心的混合状态驱使下，我有幸成为陈、岑“二老”的选修生。在陈府走廊特辟的讲席上，曾经听寅恪先生讲史论诗达一年之久。课程名称“元白诗证史”，用1955年上海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作教材，选修者人手一册，由师母署赠盖章。此外还有油印的参考资料，包括《武曌与佛教》《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等单篇论文，则由黄萱先生按期分发。事隔多年，寅恪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一首《长恨歌》几乎讲了两个月。杨玉环是不是“养在深闺”，“温泉赐浴”有什么疗效，如此等等，擘肌分理，动人心弦。所憾知识准备不足，领悟未深，有负师教。不过，细雨润物，听者是难免会被默化的。记得自己初闻“酒家胡”、“突厥法”之类的故实，即怦然心动，想作“大唐西域”的精神漫游了。有一次，也许是讲白乐天《新乐府》吧，寅恪先生顺带提及近代的汉语借词“苦力”源出古突厥语的“奴”字，点到即止，未曾细说。不才如我，竟敢悬拟传播路线，想要写篇《从库利到苦力——一个突厥词的旅行记》。似此难题，可望而不可即，一闪念过后就烟消云散了。陈先生的课堂教学，也像他的学术著作一样，是寓论于史的。他的历史思维，兼有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特点，既诗化又哲理化。三言两语，往往令人“开窍”。他教导学生“在史中求史识”，犹如“在水中学游泳”一样，是平凡的真理，并没有什么玄机，可惜我领会得太少太少了。
江滢河：岑先生的学术研究和授课应该是另具风格的吧？
蔡鸿生：是的。仲勉先生开设的选修课“隋唐史”也是一个学年。课前派发油印的活页讲义供学生预习，以后补订成书，公开发行，即中华书局1982年新版的两卷本《隋唐史》。仲勉先生自己说这套讲义的“编撰目的，即在向‘专门化’之途径转进，每一问题，恒胪列众说，可解决者加以断论，未可解决者暂行存疑，庶学生将来出而执教，不至面对难题，即从事研究，亦能略有基础”。一片传灯者的苦心，跃然纸上。当时，他正在修订巨著《突厥集史》，讲课常常论及突厥与唐朝的关系。仲勉先生是顺德人，乡音甚重，用粤语拼读“突厥”古名，沉浑浩渺，别有一番韵味。在他的熏陶下，我人在岭南，情系“漠北”竟想一探游牧民族历史之秘了。对那个体重“三百五十斤”的突厥、西胡混血儿安禄山，尤感兴趣。于是便玩起“童子戏”，写了几千字的短文，送请审阅。仲勉先生循循善诱，用毛笔批了两三百字，原件已散失无存，只记得其中有“理多于证”的评语，真是大发愚蒙，击中架空立说的要害。经过这番温和的“棒喝”，我似乎从此就较少异想天开了。在这位祖父辈的长者作古之后，我只能从他的传世之作中学突厥史了，却越来越感受到他功力之深、用心之细，以及那种罕见的爬梳史料的真本领。
江滢河：您1957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在世界史教研室讲授“世界中世纪史”，根据学科划分，这个领域是与隋唐史有一定距离的。您在教学之余，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自留地”选择在中外关系史，为什么有这样的考虑呢？
19世纪末以来，国际考古学界相继在蒙古、中亚地区以及我国吐鲁番的大规模考古，粟特及突厥文书、碑刻等遗物纷纷出土，国际学界掀起了研究的热潮，逐步形成了粟特学及突厥学两门新学科，吸引了很多国际一流学者投入。寅恪先生和仲勉先生在这些学科的研究上卓有建树，如陈先生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岑仲勉先生的《西突厥史料补阙及考证》《突厥集史》上下册等，均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必读著作。在这个方面，我们系既有学术传统，又有学术资源，我自己也有相近的知识结构，何乐而不为。
在中外关系史的园地上探索
02
江滢河：您在《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的引言中，从安禄山和哥舒翰两人身世的种族文化背景特色入手，探讨唐代中国社会与中亚绿洲城邦文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您在研究中是怎样把握这两个西域民族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影响呢？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书影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就从兵制和法制入手，开始研究唐代突厥人的社会和文化。在组织材料的时候，力求遵循汉文文献与同时代突厥文物互证的原则，并用突厥语民族的现存遗俗作补充。经过初步的分析，在突厥汗国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方面，取得如下几点认识：第一，突厥人的游牧生活方式规定了他们的军事活动方式。突厥汗国的军事制度是从围猎制度演变而来的，这种亦战亦猎的特性，使“兵革岁动”可以用“扬言会猎”来伪装，发挥独特的迷惑作用。第二，突厥兵制的基本特征，是本部兵民合一制与属部征兵制相结合。以部落组织为基础的这种军事组织，部众与部酋的亲属关系，巩固了士兵对官长的从属关系，从而加强了突厥兵的组合。另一方面，在兵民合一的条件下，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容易引起官兵关系的恶化，从而使军队成为政治危机的温床，兵变成为民变的表现形式。第三，部落组织和骑射技术是突厥军队优势所在，也是它的生命力的源泉。在阿史那氏的汗权倾覆之后，唐朝对漠北的那群蕃兵蕃将大加招抚，就不仅是善后措施，而且也是取敌之长以为己用了。突厥汗国没有留下完整的法律文件，研究它的法制，只能进行一种还原式的探索。我从所有权问题入手，分别挖掘“地分”和“蓄印”、“奴”和“臣”等一系列概念的历史文化内涵，进而分析突厥人的家庭和婚姻，以及继位法和刑法。按其总体面貌而言，突厥法可以说是习惯法与特权法的矛盾性的结合。它是部落时代习惯法的蜕化形式，即由原来代表整个社会意志的共同规则变成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工具。突厥汗庭的治国安邦术，是从氏族互助的古风中提炼出来的。突厥时代还有大量的氏族制残余。我们不仅看到牲畜私有的现象与牧地公有的古老外壳同时并存，而且还发现母权制时代的光辉，通过重视女系的亲属观念和“多由内政”的风俗，在父权制家庭中投下它的阴影。甚至对劳动力的剥削，也披着寄养制和收养制等氏族互助的外衣。既然社会生活还与军事民主制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法律观念当然也就不可能与古朴的习俗绝缘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尽管突厥法的阶级烙印相当鲜明，但它渊源于习惯的原貌还是依稀可辨的。我从突厥史中觉察到一种与西欧诸日耳曼“蛮族”王国类似的法权现象，可以说是“世界中世纪史”的教学实践在史识上留下的补偿。说句逗趣的话，“身在曹营心在汉”，也会带来比较研究的副产品，出乎意料之外。
江滢河：您提到运用中外材料互证、文书和文献互证等方法，从兵制和法制入手研究突厥历史文化。对于九姓胡，您则主要从朝贡和胡俗两方面入手，对于西域胡商的贡使化及其世界历史背景的探讨，也是重在制度的研究。
蔡鸿生：是的。九姓胡是西胡之一，即所谓“昭武九姓”，地理位置在中亚两河流域（阿姆河和锡尔河）。突厥文化的粟特成分以及唐朝境内的胡化现象，都必须到中亚两河流域去寻根。沿着重在制度的一贯思路，我对九姓胡的研究抓住两个环节：一个是朝贡，另一个是胡俗。
西域贾胡的贡使化，是汉唐时期习以为常的历史现象。九姓胡与唐帝国的交往，除来自民间的“兴生胡”外，基本上也是通过“贡”与“赐”实现的。在借贡行贾的条件下，贡品具有二重性，是以礼品为形式的特殊商品。输入唐帝国的九姓胡贡品，由内府向外廷扩散，通过逐步本土化和商品化的途径，部分贡品转化为日用品，丰富了唐代的物质生活。从实质上看，贡品史就是物质文化的交流史。九姓胡在唐代虽然贡无常期，入贡次数还是十分可观的，集中在玄宗朝。这个历史现象，通常被归结为“开天盛世”引起的国际反应，甚至被诗人歌颂为“汉家海内承平久，万国戎王皆稽首”。其实，九姓胡之所以在8世纪上半期频频入贡，还有更深刻的动因，就是阿拉伯人对中亚两河流域的步步进逼。我从这场席卷粟特城邦的“圣战”浪潮，追溯到它对唐代胡汉关系的影响，进一步领会到陈寅恪先生关于“外族盛衰之连环性”的判断，是一个嘉惠后学的卓识。
九姓胡的礼俗问题是一个更加迷人的领域，像研究突厥法制一样，我对胡俗也只是还原式的探索。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对粟特胡俗的描述，我将其分解为：家庭、婚姻、丧葬，以及饮食、岁时、节庆等等，逐项进行考释。尽管概括出来的这个礼俗体系带有模拟性和假定性，总比泛泛而谈略胜一筹，因为它比较具体地反映出九姓胡作为商业民族的独特风习。
唐代九姓胡以“善商贾”著称于世，在西方学术著作中被誉为“亚洲内陆的腓尼基人”。他们的活动范围，既是文化圈，又是贸易网。因此，“商胡”一词兼有经济内涵和文化内涵，并不是容易“破读”的。经过探讨之后，我才明白，分析九姓胡的家庭结构可以找到它的重商习性的秘密，原来是孕育于人生仪礼之中。据《新唐书》及《通典》记载，胡雏从诞生到成丁，经历过教养内容逐步升级的三个年龄阶段：第一，婴儿祝吉：“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胶于掌，欲长而甘言，持宝若黏云。”第二，学书启蒙：“男年五岁，则令学书，少解则遣学贾，以得利多为善。”第三，成丁行贾：“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通过上述三个年龄阶段对商业意识的灌输和传承，一个“商胡”便被按传统模式塑造出来。所谓“商业民族”的神话也就显出历史真相了。
敦煌莫高窟45窟《胡商遇盗图》
江滢河：入唐的九姓胡，常见著录的有七姓：康、安、曹、石、米、何、史等，不少内容已为学术界所研究。您在研究中除了对这些胡姓有过论述外，还进一步以安史之乱的祸首安禄山和玄奘出关的引渡人石槃陁的胡名为例，探讨了胡名的译音用字、宗教色彩和文化内涵。
江滢河：中外交通史的研究不仅限于中国与西域的交流史，中国通过海、陆两道与域外文明发生关系。陆路上从西北出去，史称为“西域道”，海路上从南方出去，史称“南海道”。您曾以“两道二西”来概括中外关系史的基本框架，并强调整体性和互动性的研究。
蔡鸿生：在中国对外交通史上，有海、陆两道，前者被西方学者誉为“丝绸之路”，连类而及，后者又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至于二西，则是指历史上的西域和西洋。“两道二西”是个整体的概念，在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必须具有史家的通识，不能只注重陆路的交通，而忽略海上的交通，只重视西域而忽视西洋，反之亦然。切不可把“两道二西”看作地理概念，见路不见人。
江滢河：我记得您曾经做过一场“中外交通史上的胡商和蕃客”的专题演讲，讨论胡商和蕃客的异同，从而引申出对中外关系史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蔡鸿生：中外交通史有很多主题可以探讨，比如通使、传教和贸易等。交通怎么出来的？两道的载体是什么样的人群呢？交通起源于交换，承担交换的是商人，陆路上是胡商，海路上是蕃客。从研究的现状看，无论广度还是深度，胡商都大大超过蕃客。这种偏向是应该扭转的。其实蕃客也是西来的，所以在杜甫诗中被称为“海胡”。其主体是波斯人、大食（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马来人。
蕃客由海路而来，“蕃”与“番”是相通的。海上活动的运输工具与陆路靠畜力不同，得用“舶”。古代海舶动力主要靠印度洋的季候风。若从波斯湾一带出发，夏季乘西南风来。从波斯湾到广州一般单程要三个月。故此蕃客到后要住一段时间等东北季候风返回，暂住候风称为“住唐”。初期住唐是蕃汉杂居，殊方异俗，易生纠纷。到9世纪初，才形成独立社区，名为“蕃坊”，它是市舶制度与城坊制度结合的产物。唐宋蕃坊的旧址，在现在越秀区光塔街一带，是个呈长方形的地段。最近几年，我花不少力气到文献、笔记、诗文和族谱中旁搜广採，为蕃坊“寻人”，为蕃长“造像”。先后刊出《宋代广州的蕃坊人家》和《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两文，在某种程度上匡补了蕃坊空心化和蕃长概念化的缺陷。历史研究应以人为本，从人出发，向人回归，我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江滢河：除了记述不同人群的历史活动外，您还非常注重外来物种的研究，曾探讨过狮子和哈巴狗等西域物种在中国社会的接受史。季羡林先生曾说这些都属“冷僻”的题目，可以弥补学术研究中的空白，言人所不曾言，其意义大小关键在于钻研之深浅和方法之疏密。您选择这些课题，原因何在呢？
蔡鸿生：是的。在探讨文化交流中的西域物种时，我特别注意到了“狮子”和“猧子”的历史命运，专门写过两篇文章，即《狮在华夏》和《哈巴狗源流》，从宏观的文化研究来看，一狮一狗，微不足道，为什么要小题大作呢？在西域文化和华夏文化的交叉点上，狮子的历史命运带有两极化的特点，一方面作为西域贡品，狮子只有观赏性而无实用性，难以养殖和调习，自唐代至明代多次出现“却贡”的事例，被官方拒之境外。另一方面，狮子作为瑞兽形象，长期与中国“灵物”共居显位遍布通都大邑和穷乡僻壤，并向文化生活各个领域扩散，成为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的象征。可以这样说，狮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研究文化传播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两种体系的转换，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都有非常典型的意义。因此我明确地主张对狮在华夏的历史应作两面观：从贡品史看，狮子作为“西域异兽”没有任何实用价值，难免遭受一连串的冷遇：却贡、遣返或老死于虫蚁房中。终于销声匿迹，对中国历史进程毫无影响。另一方面，从民俗史看，经过华夏文化的陶冶，狮子形象大放异彩，变成“四灵”（龙凤麟龟）的同伴，取得在形和神两个方面的中国气派。因而，既受民间喜爱，也可登大雅之堂。事实表明，历代中国人所赞赏的，并非狮的实体，而是狮的精神。近代中国的勃兴被喻为“睡狮”的觉醒，岂无故哉！
唐代从西域引进的新物种，还有所谓“拂林狗”和“康国猧子”，即后世的哈巴狗。它从王朝贡品到民间宠物的演变，历经唐宋、元、明、清，是通过本土化和商品化的途径实现的。我从史籍诗文和笔记中，爬梳出历代哈巴狗21个异名，说明自李唐以来世人甚爱猧子的秘密，就在一个“趣”字：此犬虽无补于国计民生，却具有常犬所无的观赏价值，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增添了新的乐趣。到了大航海时代，又经过澳门输入“洋舶小犬”。从这时起，西洋狗就与西域狗前后辉映了。我把狮子和猧子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镜子来研究，并没有“可怜无补费精神”之憾，甚至还尝到一点微观的甜头。事实上，“窄而深”是另一种方式的智力操练，与治鸡毛蒜皮之学毫不相干。俄国著名的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过：“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我非常赞赏这句话，并且认为艺术上如此，学术上也是如此。
唐代画家周昉绘《簪花仕女图》卷中的“拂林狗”
江滢河：大航海时代之后，中国逐渐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包围，在钳形攻势中艰苦挣扎，救亡成为晚清社会的主旋律，引起后代学人的特别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您曾出版过专著《俄罗斯馆纪事》，勾勒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俄外交、文化和商务关系，您身在广州研究北方的俄罗斯，就研究领域来说，困难应该很大，而您为什么锁定以北京俄罗斯馆为中心来研究清代中俄关系史呢？
蔡鸿生：上世纪70年代中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进入中俄关系史这个陌生的领域，俄国是“北地陆路通商之国”，我僻处南海之滨，竟想领略北国风光，可谓不自量之至。幸亏当年有馆际互借的制度，加上中山大学图书馆刘少雄先生的敬业精神，使我得以通过邮递，一本接一本地借阅北京图书馆的俄文藏书，其中不少是难得的珍本，如饮甘露，大快朵颐。鼓励我知难而进的，还有前辈同事谭彼岸先生，他移居旧金山后，曾多次寄赠美国学者研究俄国史的论著，提供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门径。刘、谭两位在起步阶段如此“扶贫济困”，惠我多矣，岂敢淡忘。
在清代中俄关系上，北京俄罗斯馆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建交伊始，清政府便用“理藩”眼光看待俄国，给它“特设邸舍，以优异之”的待遇。何秋涛所说的“设俄罗斯馆以待朝贡互市之人，立俄罗斯学以训慕义观光之士”，也无非是正统主义的理解和一厢情愿的认识，并未觉察到俄罗斯馆问题的复杂性。只有马克思的锐敏眼光，才注意到西方海运国家连跟两广总督直接联系的特权都得不到的时候，“俄国人却享有在北京派驻使节的优先权。固然，据说这种优先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做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于天朝的朝廷。但这毕竟使俄国外交在中国，也像在欧洲一样，有可能产生一种绝不限于外交事务的影响”（《俄国的对华贸易》）。“藩属”是虚，“优先权”是实。俄罗斯馆的表里、形神，大体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当然，要揭开俄罗斯馆的内幕，并非轻而易举。作为客馆、学馆和喇嘛馆，俄罗斯馆尽管没有“使馆”之称，性质上却是多功能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俄关系，无论商务、外交还是文化，几乎事事通俄罗斯馆，构成一种蛛网式的关联。处于中心位置的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是俄罗斯馆的实体。按其内部逻辑而言，可以说团史即馆史。因此，分析那批定期换班的喇嘛、学生的事功和著述，便成了俄罗斯馆研究的主要内容。
江滢河：俄罗斯属北国，通过恰克图贸易与中国社会发生关系。《俄罗斯馆纪事》中，您有专章讨论清朝嘉庆十年（1805）俄船来广事件，论述沙皇政府对于广州贸易的觊觎和图谋，可见广州在全球贸易形成时代的重要性。实际上，历史上中国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关系，都是从广州开始的。“南海道”在历史上被称为“广州通海夷道”。您2018年出版的新著《广州海事录》一书，以“舶”字发其端，力图呈现历史上从市舶时代到洋舶时代，广州与南海文明和西洋文明的交往。您研究广州海事课题，不仅仅是因为身在岭南便于就地取材，更多的学术关怀应该是广州在中国历史上，作为海事萌发之地有其重要的地位，应予以重视，不知这样理解是否恰当？
蔡鸿生：广州与世界文明的接触，体现了中外交往从西域到南海，再到西洋的格局变迁，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领域。探讨广州海事的演变过程，并非单纯是因为身处岭南，方便就地取材。早在一千多年前，唐代南海道，在《新唐书》中被明确记载为“广州通海夷道”，这充分说明了广州在中国海上交往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社会海洋意识的觉醒，海事的兴起与广州关系密切。自盛唐至晚唐，“舶”字在诗篇中高频出现，而且在语境中有特有的指向，即确定的指海性和鲜明的涉外性，可以说“海”和“外”是舶的两大文化属性。唐代是市舶贸易制度化的时代，因而广州的外向型经济给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要一动诗兴，广府与舶市就形影不离了。
海洋意识觉醒的文化表现，还可以举出实物为证：广州黄埔区庙头村的南海神庙所供奉的南海神，在玄宗朝曾被册封为“广利王”，可见其市舶之利为皇家重视，广州因而也被喻为“天子南库”，这与南海道以广州为起点，是一脉相承的。
学问永远在路上
03
江滢河：中外关系史在学科分类中属“专门史”的范畴，您曾多次提出要注重“专门史”与“通识”的关系。
蔡鸿生：中外关系史属于“专门史”，这是学科分类。一旦定位于“专”，就常常容易忽略“通”，甚至以为与“通”无缘。近年来此问题越来越突出，有些研究哪怕用了很多资料信息，也会出现失误，导致“专而不通”。这种错觉不廓清，中外交流的学术研究就难以提升境界。因此我特别强调研究任何双边关系，都要有世界眼光。只有通，才能识。
通识实质上就是整体观。碎片化不是好念头，要坚持全景式的思维，把历史过程化。这也是事理与学理的共性。观察事物要有一个整体观念，这并非后人凭空想出来，而是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日常生活中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谚语，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西方大哲学家黑格尔有句名言：“只是在尸体中才有部分。”
其实有关“专”与“通”的关系，前辈学者早有提示。陈寅恪先生曾说：“国人治学，罕具通识。”岑仲勉先生在《中外史地考证》序言中谈到：“因为每一种科学无不与其他作蛛网式关联，有一点不懂就不能不依赖别人，别人即使是专家，也会犯错的，正所谓牵一发而全身皆动了，故依赖的程度能够减至越低越好。记弱冠时朋辈论学，开首便以专哪一经、四史中专哪一史为问，然而刚能独立研究，基础未厚，便即进入专的途径，论求学程序，似乎是躐等的。清代研究家很少能够全面展开，这恐怕是专之过早的毛病吧。试看名学者如王高邮父子、德清俞氏，他们的著作都是兼涉群经，成绩辉煌，相信他们的学习，不是开始便专于一部的，史地也不能例外。”钱锺书先生《诗可以怨》也持这种观点：“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由于人类生命和智力的严峻局限，我们为方便起见，只能把研究领域圈得愈来愈窄，把专门学科分得愈来愈细。此外没有办法。所以，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
专门史的研究，从发展的角度，选题的口径自然越来越窄，但个人的知识不能局限于自己研究的范围，“拓宽知识面，提倡学科交叉”也不能仅凭一个口号就能实现目标，更不可将其简单化为一个课程设计。如何才能具备通识呢？我个人认为，案头书要多，心头书要少。力求万绪归宗，一以贯之，将整体观与历史感二者结合，才可具通识。“专家易得，通人难求”，至今仍然是冷板凳上的热话题。
江滢河：今年１月，教育部发布“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简称“强基计划”），旨在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您曾经撰文《基础课姓基》（载《学境》），讨论如何认识基础的重要性，强调学问的知识结构离不开基础，您如何认识基础呢？
蔡鸿生：万丈高楼从地起，然后才步步高。没有固本强基何来根深叶茂。一般来讲，早期教育阶段会强调重视基础，进一步发展之后，教育往高处走了，地基的支撑作用也被地面建筑掩盖了，于是乎，数典忘祖，习以为常，甚至嘲笑基础课是“小儿科”。人文学科强调读书，而读书应先识字。一般认为，识字是教育初级阶段的事情。我们常说文化浓缩在文字里，中国汉字包括形、音、义三个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三个部分后来分别发展成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由浅入深已经体系化了。因此识字，不是简单的说认识多少字就足够了，我们所说的识字作为基础，不只是量的问题，是体系化知识结构的问题。
具体联系到历史学专业的学习和研究。通史是专业基础课，但通史不“通”却是一个视而不见的盲点。按现行的课程体系，无论中国通史还是世界通史，都是古、中、近、现四段，分人主讲，至于两门课的衔接处，就无人站岗放哨了。人们对“代沟”津津乐道，对“课沟”熟视无睹。通史之设，原为培养全景式的思考，并非教学生切蛋糕。课程之间画地为牢，没有上挂下联，欲求通识，则无异于水中捞月。基础更不等于教科书，教科书有其特定功能，要求“简、匀、平”，即内容简单、比例均衡和平铺直叙，这样教科书容易被掌握和记忆，但它无法反映历史的复杂性、不平衡性和曲折性。因此，基础应指基本功的问题。历史内容最重要是时、地、人三个方面，过去留下重观（历史观）轻法（方法论）的后遗症，现在应该强调切实训练基本功，反复操练历史考察的基本路数：前后、左右、表里、动静，即在纵向分析、横向分析、形式内容和动态静态等诸多方面进行思维操练，经常巩固基础知识和强化基本方法。“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这两句江湖话，可以用作读书人和教书人的座右铭。
江滢河：除了专题性研究著作外，您还先后出版了《学境》《仰望陈寅恪》《读史求识录》等著作，主要是有关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和研究方法的论述，以及有关学风和学术境界的探讨，可否请您在这方面对年轻一代学人做一些寄语。
蔡鸿生：学问是一个望不到边际的认识领域，有起点而无终点。即使是大师巨子，也不敢宣称自己什么时候到顶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学海无涯”“学无止境”一类话，作为古代学者的悟道之言，在信息时代依然保持着它的棒喝作用，但愿不会被当作耳边风。
“寄语”我没有准备，还是请先贤来代言吧。清代诗人和思想家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夕（1839年）写过一首七绝，告诉晚生后学：“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畜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前两句激励，后两句告诫。他唤人奋起，而又抑制浮躁；把“心力”的投向引上正轨，却声明“但开风气不为师”。像这样的苦口甘言，岂不耐人寻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