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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飞 |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专题导语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专题导语
文/黄新飞
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同年10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势增长迅猛。近年来，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范围外商直接投资流出总量连续三年下滑。然而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吸引FDI逆势增长4%，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地位；中国商务部、统计局和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也显示，中国OFDI连续7年位列全球前三，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流量位列全球第二位、存量位列第三位。
更重要的是，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如何理解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互动的理论体系和影响机制对于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从宏观理论层面分析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和制度体系？如何评估政府行为对促进双向直接投资的作用？如何定量识别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对企业创新和投资效率的内在机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重要理论和实践形成全面的理解和系统性研究，形成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国内经济行为契合的理论体系。
本期“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专题依托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IFDI与OFDI互动发展的内在机制与经济学解释》（16ZDA042），立足于中国直接投资的“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实践，推进关于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学术探索，希望引起更多学者的兴趣。本专题从多个角度、利用多层次数据对双向投资进行全面的研究。我们组织了四篇文章，分别使用国家级、省级、城市级和企业级数据，从宏观到微观层层递进、结合国际经济学、金融学、制度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等交叉视角，创新性地研究中国双向直接投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第一篇文章是《东道国政治制度质量如何影响中国OFDI决策？——基于资源寻求动机与调节效应视角的实证检验》。黄新飞和林志帆使用中国对一百余个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宏观数据、结合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标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的政治制度质量对中国投资的资源寻求动机存在明显的正向调节效应。区分政治制度质量维度检验发现，东道国与商业活动更为相关的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程度和腐败控制对中国OFDI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
自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截止2019年底已与137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197份共建合作文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蓬勃发展。然而，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的对外投资却存在着一些认识偏差，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关注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文章的实证发现有力地驳斥了这一说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遵循“逐利”商业逻辑的同时，也对较优的制度质量具有明显偏好。对于急需借助外来资金来发展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来说，这将形成一种“因势利导”的激励，为东道国改善政治制度提供充足的经济动机。文章还发现，中国OFDI能有效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且集中体现于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切实起到了“达则兼济天下”的作用。
第二篇文章是《双向FDI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视角》。外商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否提升中国的创新能力，一直是学者们关切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在双向FDI的技术溢出中扮演何种角色？理论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保护企业的创新成果，减少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减少FDI企业在考虑向中国企业进行技术转移时的顾虑，促进企业间的技术沟通和合作，有助于提升区域技术水平；另一方面，过于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会提高本土企业的学习成本。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模仿仍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渠道，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可能降低企业的创新动力。
代丽华和林发勤使用2008—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双向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仅当知识产权保护处于中等水平时，FDI和OFDI才能对区域创新能力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来看，一半以上的省份由于保护水平过高或过低，FDI和OFDI未能发挥技术溢出效应。这对中国政府的启示是，在引进外资时不仅要注重外资的引进质量，还应该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审视和调整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第三篇文章是《数字政府能否留住外资？》，李磊和马欢将《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中的城市政府网站绩效排名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显著抑制当地外资企业的撤离。深入检验发现，数字政府建设的功效在经济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较优的地区更为明显，也更能“留住”高新技术型外资企业。
这一研究的发现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处于疲软状态，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纷纷提出“制造业回流”战略；同时，东南亚、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吸引制造业外资的竞争力日益增强。自2018年中美发生贸易摩擦以来，外资进入速度显著放缓。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保持外资稳定已成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任务。文章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政府治理效率提高→外资企业业绩改善→外资撤离被抑制”的传导机制，倡导构建数字思维与传统政府治理相结合的新型治理框架，为“数字中国”战略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撑。
第四篇文章是《海外背景董事可以提高企业的海外投资效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与国内一般投资业务相比，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面临融资约束、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等内部挑战，还要直面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自然条件等复杂度更高的东道国因素，并承担更高的进入成本。从而，OFDI更容易出现偏离最优路径的非效率问题。綦建红针对1107家上市公司海外投资效率的测算表明，海外投资过度的样本为393起，平均偏离水平为9%，最大偏离度高达246.9%；投资不足的样本714起，平均偏离水平和最大偏离度分别为4.7%和16.6%。那么，应如何治理企业OFDI的低效率问题呢？
文章从公司治理的视角实证检验了海外背景董事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海外背景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越高，海外投资决策就越积极，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就越强；同时，较高的海外背景董事比例不会引致海外投资过度。异质性检验揭示，董事具有海外工作经历比具有教育经历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说明，引进海外人才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化水平、提高海外投资效率的重要举措。
本专题的四篇文章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希望对学界同仁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在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大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系统地考察双向直接投资的动因与后果、影响因素、传导机制，是重要的时代命题，值得深入研究。
撰文：黄新飞编辑：张婷婷初审：宋宇审核：詹拔群、周吉梅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