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之为史料
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王丁教授
摘 要 : 任何专名都是有意义的，人名承载的是有关人的信息：对当事人本身，人名是区分符号，从中可以窥见作为命名者的长辈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方式、对下一代未来生活的祈愿取向；对后世而言，既往的人名记录了特定群体文化性质的自我界定；对于文明、时代而言，人名是“文化史的一面镜子”（Felix Solmsen语）。人名因具有如此的表达功能，理应被看作与其他文字记述一样具有史料的价值。体现时代特征的人名提供年代学的标尺，典型的信仰性人名反映宗教史演进的实情，这是人名具有史料意义的两方面的例证。关键词 : 人名学；年代学；摩尼教史；头六；曹磨你
人之所以有名字，是因为要通过一个语言、文字符号把此人跟其他人区分开。地名也是如此，无论是街道、城区、国家、山川、大陆、海洋，乃至太空中的星体，都有它们的名字。人名学（anthroponymy）、地名学（toponymy）在一起构成专名学（onomastics）的主要组成部分，它们研究的是各自领域中的名字以及命名制度。此外，宗教中的神祇名字（divine name）有非常复杂的系统，本身就是专名研究中一个有长久传统、发展成熟的分支。个体的动物因为其与饲养主人的特殊关系，往往也获得命名,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六骏——拳毛、什伐赤、白蹄乌、特勤骠、青骓、飒露紫。现代人居家豢养动物，也往往起宠物名（pet name）。商业方面因为涉及产权问题，商品无不需要起一个品牌名字（brand name），注册时管理部门需要核查同类产品是否已有登记同一个名字的情况，以避免法律纠纷。恰当、亮眼的商标名同时也是最好的广告。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名字，是作家赋予人物的,往往有寓意，甚至于有暗码系统。外语名字的翻译能否将原文本义恰当地再现，是检验译者功力的一块试金石，有关译名的研究涉及双语乃至多语的跨文化交流。专名研究是以语言学为基础，并涉及人文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一门既有理论学术意义也有广泛应用范围的综合性学科。因为人名涉及到它的所有者的身份认同，所以特别牵动人心。俗语云：不怕生错命，但怕起错名，就是中国文化心理对名字预示命运、影响前途的一种信仰。古罗马人说nomen atque omen，“名号即先兆”，也大有名字决定论甚至宿命论的趋向。但是理性地看，人作为历史的主角，他们的名字携带的信息，是那个时代的信仰、希望、价值取向和家族、群体身份的界定。Prosopography就是以有名可稽人物组成的群体、集团、社群——特别是作为非帝王将相的普通平民百姓，他们在载籍中难得留下一点痕迹——为对象的史学研究，在埃及学、古希伯来学、希腊罗马研究、拜占庭以及欧洲中世纪研究等古代文明行当已经有近百年的研究传统，结出过丰硕的成果。在进行更全面系统的理论性探讨之前，我们想通过涉及中外关系和文化交流的例子，说明人名在年代判定、宗教信仰判定上的史料意义。《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系一件汉文官文书断片，前后残缺，天地完整，纸通高约27公分，文字较小，文字多存异体，辨识不易，《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者提供了很好的录文（TCW I/359）：
▲《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359页）
何枯廋绵、曹枯廋虔两个名字当中的廋字，整理者隶定为广下夷，未作释读。该字的写法，与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文字中的“舜父瞽廋”的写法完全一致，知应释廋。枯廋中古音 *kʰɔ səw/ʂuw，可以勘定为粟特语词 ʾγwš，义为“喜悦”（王丁2012，186—187）。包含 ʾγwš 的粟特人名字，还有P.3559唐天宝九载（750）敦煌从化乡差科簿中的安胡数芬，名字的粟特语原型 ʾγwšprn见于穆格山文书中（Weber 1972，200）。
《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写本现存状态首尾不全，左右两个边缘相对整齐，因而可以推知，这件残片是一个较长名籍的当中一段。今存文字均是人名，名籍著录程式是先写人名，随后接写“一人”，其实起到分隔前后两个外语名字的句读作用。有两个名字后面有“奴一人”“奴二人”。残片存人名共46个，其中曹莫毗在文书中出现了三次（第1行、第2行两次）。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个可能是同名，另一个可能是官府人员将同一个人名重复登录。目前姑且将其看作3个不同的人全额统计。人名的排列顺序没有明显的规律性，曹、何、安、穆、康5个姓氏混排，携带奴仆的两人也看不出在排列上有特出的地位。文书没有任何表明编制这个名籍事由的主题词，年代上也没有直接的表述。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组根据这件写本同墓出有高昌重光元年（620）的衣物疏，推测其年代在此年之前。学者也多从此说（王素1997，第715号）。姜伯勤先生说这件文书“可能是‘客胡’的名册”，在年代上认同上述以7世纪初为下限的意见（姜伯勤1994，174—175）。这只是下限，关于可能的年代区间，荣新江先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根据文书的书法“隶意甚浓……年代应该在5世纪”，若由粟特人在5世纪到7世纪陆续东来进入高昌的史实判断，“这批粟特人也可以看作是6世纪前期来到高昌的”（荣新江2000/2001，198）。其实，名籍中人名提供了年代学的线索，如曹头六贪旱、伽那贪旱。贪旱（*thəm ɣan）很可能是一个突厥语词，贪汗可汗（突厥小可汗，阿波可汗的弟弟。资治通鉴175/5466）、贪汗山（新唐书217下/6134）是史籍中记载的这个词的另一书写形式（贪旱 *tʰəm ɣan，贪汗 *tʰəm ɦan）。伽那，已由吉田豊先生考订为粟特语kʾnʾk, kʾnʾk（吉田豊1989，97；Yoshida 1991, 242）。敦煌从化乡差科簿有康迦那（其兄名康奴子），是同一个名字的异写。在非胡姓人物中，也有使用这个名字的实例：杜伽那，隋举孝廉擢第、徐州司户、大兴县令、武贲中郎将（全唐文补遗2/425杜府君墓志，墓主忠良曾祖，墓志纪年：开元三年/715年）；氾加那，唐高昌县编户大女（TCW IV/210天宝二年/743年籍后高昌县户等簿帐）。可见这个胡名有过超越民族藩篱传播的态势。头六，中古音* lĭuk，即Türük（“突厥”）的别译，根据头的辅音d推测，也许当时突厥一词也存在一个类似于d(u)ruk的形式，巴克特利亚语drug、古藏语dru-gu yul（“突厥国”）也属于以d-拼写这个专名的系统。涉及到突厥与高昌国的关系，吐鲁番文书中的头六抴当即史籍记载的咄陆设（姜伯勤1994，98）。在此之前，就咄陆即西突厥称谓Türk/Türük这一情形，学者业已指出(Markwart 1938, p. 149 n.1; 岑仲勉1958，956—957；内藤みどり1988，156—157）。头六与唐代史料中关于突厥部落的都陆、咄陆、咄六两个名字完全等值，不过有俗雅之别。高昌文书里保留的是土俗书写方式，有关的人名有：秃发头六（TCW II/190唐张庆守等领粟帐）、头六抴（大谷文书1040高昌国迦匕贪旱等钱谷物备忘）、康头六得（传吐鲁番出土写本，唐代西州名籍，2012年10月22日在乌鲁木齐市某收藏家处见到）。这个音译形式的头六人名，后来便不多见了，代之而起的是直接以“突厥”入名：翟突厥（吐蕃时期敦煌文书S.1475v便契，翟米老之弟，卯年／约823年）；薛突厥，燕人都将（旧五代史16/220页）。五代时期回鹘曾派遣一位使节到后晋：（开运三年/946年）春二月丙子，回鹘使突厥陆来（新五代史9/96页）。该名的构成奇异，似乎是一种“突厥”与“（咄）陆”的混合。Türk出现在胡人名字中的例子，可以举出中古波斯语摩尼教赞颂书Maḥrnâmag中的Zāryūδ Türk（Müller 1913, 10; Zieme 2006, 122）。这样联系起来看，曹头六贪旱、伽那贪旱这两个名字的出现只能是在突厥王朝6世纪中叶兴起之后。昭武九姓的曹姓与突厥贪旱在一个名字中的结合，体现的是突厥与粟特人的混合语言名（hybrid name）的出现，这个人名学的表征背后是突厥、粟特种人混合生态的史实。名籍46个人名全部是音译名，其中44人属于昭武九姓之列，除了“一人”“奴一人”等标记，名字都是外语，没有带汉风意味的名字（何阿火似乎是汉语里有意义的名字，但也不妨是音译。有关胡人的汉风名字，参池田温1965）。如此纯粹，这在敦煌、吐鲁番涉及胡人外族的文书中并不多见。是否可以就此推测，这件名籍或许是6世纪后半叶起到7世纪初这段时间中麴氏高昌国对过境胡人群体的一种登记管理记录？宗教在世界很多民族的命名文化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名字可以窥见宗教背景。历史学者认为，在一个确定的地域内有群体性出现的信仰类人名，一般是当地宗教信仰的表征，也就是解开精神生活史实态之秘的一把钥匙（Mora 1995）。很多宗教都有起教名的习俗，佛教的僧尼有法名（Dharma name），居士也可以使用法名。道士王佛奴（唐虔州刺史，新唐书72中/2622）、刘观音（1964年生于广东新会）生在一个念佛的家庭环境中，应无异议。基督教有起洗名（baptismal name）的风俗：李约瑟（南开大学教授，1924年生于天津，从事西方哲学、文学翻译，非同名英国人、中国科技史专家Joseph Needham，1900—1995）、周雅各（1936年生于广州）的名字分别来自圣经名Joseph、Jacob/James。20世纪前半段出生的人有这样的名字，一般可以推测有关家庭属于基督教教民。道教徒与佛教徒类似，道士有道号，信仰道教的道民也可以拥有它。北周建德元年（572）《李元海等造像记》（北图拓本8/154）正文说“道民李元海兄弟七人仰为亡考妣造元始天尊像碑一躯”，题名部分详列家族成员的名字，道教意味最典型突出的还是李元海本人与其子始钦、其女始姿，名字的首字连袂构成“元始”一词，与造像记明确表达的元始天尊崇拜完全一致。
▲北周建德元年《李元海等造像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年，第8册，第154页）穆斯林有安经名的习俗，元初大臣、出身于不花剌的色目人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 Shams al-Din，1211-1279），赡思丁的意思“教之太阳”，其长子名纳速剌丁（Naṣir al-Din，？-1292），名字义为“护教者”。现代新疆籍政治家赛福鼎（1915—2003），名字的汉字形式系音译：阿拉伯语Saif al-Din ‘Aziz，维吾尔语拉丁拼法Seypidin Ezizi，义为“教之利剑”。唐敬宗时伎女、幽州人石火胡（《杜阳杂编》中），因其姓氏、职业，特别是名字，引起对她的火祆教背景的猜测（陈寅恪1956，156“石为昭武九姓之一。火胡之名，尤为其人出自信奉火祆教之西胡族之证”）。联系粟特语的人名 ʾʾtrxwmn “火与善思（所赐）”[参Lurje no.35(created by the deities of) Fire and Good Thought]，“火胡”在概念上有可能与祆教有关。敦煌从化乡粟特人聚落中有一位康火奉，名字同样也具有火祆教的意味。
中古波斯语人名中，“火之神”出现数量可观。根据一个量化的统计，在《萨珊波斯时期铭文中的中古波斯语人名集成》（IPNB II/2，Gignoux 1986）一书中，Ādur共有125条著录，占全书收录人名的13.65%（Gignoux 38）。这是中古萨珊波斯的崇奉火的宗教习俗的反映。“胡俗制约胡名，胡名体现胡俗”（蔡鸿生、江滢河2020，5），作为文化习俗，宗教在人名中时时有所体现。在摩尼教史料中，也可以见到信徒使用含有本教意味的名字，这一点在摩尼教僧侣身上看得尤其清楚。普通平信徒当中也有线索。对汉文史籍中的摩尼教记载，沙畹、伯希和进行过非常彻底、细致的搜讨，所作《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共辑得53条汉文摩尼教史料（Chavannes-Pelliot 1913）。王国维先生读到法国汉学家师徒杰构之后，撰文补充14条（王国维1921）。此后伯希和本人、陈垣（包括胡适通过书信告知的一条材料）、牟润孙、刘铭恕等先生续有发现，至此似乎传世古籍中有关材料已基本穷尽。
▲ 冯承钧译沙畹、伯希和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商务印书馆，1933年）及稿本（崇正拍卖“陈垣先生重要著作及稿本专场”，广州，2013年，王丁 摄）
有一个人名引起沙畹、伯希和的注意。景德四年（1008）“十二月甘州僧翟大秦等献马，给其直”（宋史7/135）。沙畹、伯希和怀疑翟大秦或许透露宗教背景，“其人既名大秦，或为西方之人，但是否为摩尼僧，未敢断言也”（Chavannes-Pelliot 1913, 306 n. 10；冯承钧译文，八编82页）。随着人名学研究的深入，我们现在知道翟大秦还不是教名，它指示的是swryʾk，属于人名学中的族名形容词（ethnic adjective，王丁2019，2.2.9），实与摩尼教无关，这一条可以取消。以国为名的，如本文第一部分征引过的曹钵息、穆钵息（TCW I/359高昌曹莫门阤等名籍）和高昌居民兽医目波斯（斯坦因吐鲁番文书Ast.III3.10），均是“波斯”（粟特语：Pārsak “Persian”）来历（Wang 2008, n.10）。吐鲁番文书里有曹高昌（TCW I/314高昌付官、将、兵人粮食帐，书于高昌延昌二十年/580年计月付麦帐的背面）、苏高昌（吐鲁番洋海出土永康十二年/477年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史籍记载的开元二十五年（737）正月来唐朝贡的焉耆大首领龙长安（册府元龟971/校订本11241页），景祐四年（1037）六月入宋龟兹回鹘朝贡大使李延贵、副使李沙州（宋会要辑稿蕃夷四，7721页上），是以地名入人名的命名方式。沙畹、伯希和此论的可贵之处是提醒了人名对宗教史的重要性。藉此机会，我补充一条有史料意义的人名材料：回鹘牙帐大将曹磨你，开成五年（840），馺可汗被所属部黠戛斯击败，馺可汗和掘罗勿被杀，回鹘汗国崩溃四散。留在漠北的部落立昭礼可汗的弟弟乌希特勒为乌介可汗。诸洛固阿跌随乌介可汗率部南迁至唐朝的天德军（今内蒙古五原）、振武军（今内蒙古托克托）北。回鹘贵族多部于会昌二年冬三年春（842—823）率部投唐：
（会昌）二年冬三年春，回鹘特勤庞具遮、阿敦宁二部，回鹘公主密羯可敦一部，外相诸洛固阿跌一部，及牙帐大将曹磨你等七部，共三万众，相次降于幽州，诏配诸道。（旧唐书195/5214；参新唐书217下/6131）磨你（*mwɑ ɳɨ）是Mānī的音译，是摩尼（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史籍、霞浦与屏南文书）、磨尼（S.6551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磨尼佛）、忙你（摩尼教下部赞）、末摩尼（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杨景风注；佛祖统纪卷49引夷坚志）、末尼（佛祖统纪卷42）、牟尼（渭南文集卷5引陆游条对状）之外又一个异写形式，用字略有不同，对音则与摩尼毫无二致。Dōšist Mānī（Sundermann 1992，73；Sundermann 1996，259）、Mānī-puhr, Mār Mānī-puhr（Sundermann 1996，247，263）、Mānī-Wahman、Mānī-Yišōʾ、Nēw-Mānī（Sundermann 1996，262。参Colditz 2018；尤小羽2020）以及粟特语的mʾny wxmn ʾβtʾδʾnw摩尼教会的拂多诞摩尼娃满（吉田豊2017，115），都是见于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诸语摩尼教文献的使用Mānī作为名字的实例。这个在摩尼教中至高无上的神祇名出现于一位效力于回鹘的曹姓蕃将的身上，透露出摩尼教在漠北传播的程度和地位，而8到9世纪中叶回鹘是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国中达官贵人追随信奉，甚至将信仰直接表达在名字上。记述摩尼教流行漠北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说：“开正教于回鹘……□受明教。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故□□之在人，上行下效，法王闻受正教，深赞虔□。”（森安—吉田2019，20）曹磨你这个名字的摩尼教属性的勘定，为摩尼教史增加了一个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敦煌出土回鹘语文书有有一位曹姓人物Tsau yišo y(ä)gän（Dx.09539）（Zieme 2006, 123），整个名字汉译就是“曹夷数野干”，意思是耶稣之甥侄。鉴于耶稣既见于景教也为摩尼教神谱所吸收和这两种外来宗教在当时的河西地区也都流行过的事实，这个名字的宗教归属无法具体判定。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