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 茨默 | 突厥地名札记

突厥地名札记

文/[德]茨默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柏林自由大学突厥学研究所茨默（Peter Zieme）教授

摘 要 : 对德藏吐鲁番出土突厥语写本T II Y 58的解读表明，其中涉及古代高昌地区的重要地名，部分为古突厥语、梵语双语表达而梵语词以婆罗谜字母书写，是这段文字的特殊之处，如Daśahaihura/On Uyγur“十姓回鹘”。相当于汉语地名“高昌”的地名，文书中也有古突厥语和梵语两种形式：Secuvadeśaśrinagara/Qočo，前者的Secuva仍可以追踪其汉语来源。对应于汉语地名柳中城的突厥语Lükčüng Balïq，前半音译自汉语，突厥语tallïγ otruγ在语义“柳之洲”上与汉语原型柳中有所迁移，暗示当时一地可能存在多语、多种形式的地名。

关键词：地名；高昌（吐鲁番）；突厥语；梵语

由东西方多国发起的中亚考古探险活动发现了很多文书，就内容而言，大多数属于宗教性文献，出自吐鲁番地区的发现品也不例外。因此，文书中的题记、纸边题字等记录有关历史、地理信息的文字就显得格外宝贵，值得学者重视，加以研究。

众所周知，在古突厥语发现品当中只有一个残卷具有明确无疑的史书特征，业由勒柯克自己整理刊布。文书中提及暾欲谷，也提到回鹘可汗牟羽于公元762年将摩尼教定为国教（Le Coq 1912）。尽管文书写本的保存状态非常不好，完全通读没有可能，现在还疑窦颇多，但是大意明确，内容的摩尼教属性毫无疑义。回鹘人对自己的教史感兴趣，这一点也可以由遗存的大量以中古伊朗语记录的摩尼教典篇章佐证（Sundermann 1981）。

在古代记录地理内容的文本当中，行纪（itinerary）是最为普及、流传最广的一种。敦煌文献中的所谓钢和泰写卷（the Staël-Holstein scroll），用于阗语记录了塔里木盆地地区的诸多地名，有关研究已有一些（参Hamilton 1958）。另外有两件发现于尼雅的文书，内容为从楼兰到于阗的诸道路程（Vorob’jeva-Desjatovskaja 1984, 71）。

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发现品中有一件梵语突厥语写本T II Y 58⁶（现编号：Ch/U 6849，如图），书写于抄写汉文佛经（内容似为某种波罗蜜多经）纸张的背面，残片尺寸不大，但内容相当有趣、重要。释读并非处处确定，不确定的语词我括注一个问号于后。写本的前六行如下：

▲  柏林藏吐鲁番文书：Ch/U 6849v（现藏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

语译：

起源（梵语：utpatti）乃是这般。此为乌苌国喜乐之地、以Daśahaihuramaṇ dala见称的十姓回鹘国度/地面的一篇颂词。吉星高照的“qïvïr”部落管辖富庶美丽的柳中城（Lükčüng），座落于……都城高昌（亦即Secuvadeśaśrinagara）之东，以“柳之洲”的美名播于众口。

在对梵语、古突厥语双语地名进行讨论之前，我想先就qïvïr这个词发表一点意见。我不认为qïvïr是一个表示民族的专名（ethnonym），而是uγuš“部落”的定语修饰词。这个词迄今未见收录于任何字典词书，仅出现于一件由羽田亨刊布的突厥语摩尼教文书（Haneda 1932）。有两个用法：其一是出现于人名Qïvïr Y(ä)gän，义为“幸运的侄甥”（Haneda 1932, 第3行A3-4，第4行A9）；另一处出现于qïvïrlar qutluγ（Haneda 1932, 第3行A3-4，第4行A18），义为“幸运、荣光”（Haneda 1932，6）。因此，我将qïvïr视为一个形容词定语。

文中有两个用双语表达的地名：daśahaihuramaṇdal tigmä on uyγur ili（第2行）、secuvadeśaśrinagara tig[mä …q]utluγ qočo uluš（第4行）。很显然，这两个地名的梵语、回鹘语形式完美对应，意思不差毫厘，Daśahaihura对译的是On Uyγur(十姓回鹘)，后者是8世纪起回鹘人的自称（Hamilton 1962）。但是本文书的年代却不可以由这个部族名称推定，因为迟至蒙元时代仍有使用这个名称的实例，见于未刊文书Mainz 813（T III TV 68）。

梵语词（文书中拼写为，是中亚形式），义为“区域、地界、地区、州郡、国”，如专名Co-romandal（Monier-Williams 1899，775c）者是。古突厥语中它的对应词il（el）义为“疆域”，本义是“由独立的君主统治的政治单位”（Clauson 1972，121b）。

写本在第4行有残断，所以第二个地名释读困难。从婆罗谜字母看，可以读出secuva deśa śri nagar，所以不难认出是梵语词，deśa的意思是“国”，śri（正确拼法是śrī）的意思是“吉祥、有福”，nagar（正确拼法是nagara）的意思是“城”。

现在回头来看古突厥语的对应词，我们可以确定secuva就是Qočo。众所周知，Qočo国、Qočo城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有两个名字：“高昌”“西州”，后一个名字特别盛行于9到10世纪（Hamilton 1958, 138）。在于阗语中，这个地名的拼法很明确，有以婆罗谜字书写的secū（Hamilton 1958, 143）和sīcū（Bailey 1964, 10）两种形式，古突厥语的secuva却需要做一点讨论。一个古突厥语文本包含如下的诗句：

se cī[ve] pau rya ja na tā (=) qočo uluš-taqï bodun boqun quvra[γï üzä] (Laut 1983, 268).

我建议这样翻译：

“由西州城的民众。”

所以古突厥语中表示“西州”的两个写法是：secuva和secī[v]e。前一个音节跟于阗语该词的拼法以及复原的中古汉语音“西”*śe（Hamilton 1958, 138）吻合，但是后半部分则跟于阗语的处理方式cū有别。按音韵学常规，“州”的中古音*tśiu在古突厥语里转写成čiu或ču顺理成章。但是，在我们这个婆罗谜字写本中却出现了cuva及cī[v]e，显示了转写汉语双元音的另一种方式。这个现象尚未见于其他中亚文书。

▲  吐鲁番高昌故城

文本中，qïvïr部落统治的城或村没有梵语名字，只有一个古突厥语的译名，我们可以猜测，Lükčüng对应于tallïγ otruγ“柳之洲”。Lükčüng一名很可能来自汉语地名。根据古突厥语的义译，我想可以尝试将之复原为*柳州。但是这个指称位于吐鲁番盆地的“柳州”无书证。Lükčüng的已知汉语形式有“柳中”（首见于《后汉书》卷19、卷47延光二年夏，以勇为西域长史，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卷88;吐鲁番汉文文书亦屡见）、“六种”（《王延德行纪》）、“鲁陈城”（陈诚《西域行程记》）、“柳陈”（《四夷馆考》）、“鲁珍城儿”（《西域土地人物略》）以及晚近时代的“鲁克尘”（今名鲁克沁，岑仲勉1947，95—96；佐口1981, 1）。于阗语拼法dūkäcū（Hamilton 1958, 142）可以被视为我们提议的构拟形式“柳州”的又一个旁证，因为于阗语cū只能跟“州”而非“中”对音。这个问题一直被忽略了。于阗语dūkä和古突厥语lük（通常拼写为lwyk，见Zieme-Kara 1978, 162）或许是对同一个汉语词的不同音写方式。但是，这真的有可能是汉语的“柳”吗？在7世纪柳的读音大约是*l（Hamilton 1958, 142），无韵尾k，所以音韵方面尚有顾虑，但是语义方面突厥语地名中的tal“柳（树）”却为这一勘同提供了支持。突厥语译名的后半部分otruγ“岛”非常接近汉语具有双重含义的“州”的意思，它既是“岛子”，也在引申的意义上指“地域”（Mathews汉英词典 1972, no. 1289）。既然于阗语的对应形式cū是确定的，构拟汉语的“柳州”便不为无据。

▲  吐鲁番地区鄯善县鲁克沁柳中城遗址

但是，有一点不容忽视：突厥语形式čüng写作čwnk，与上述主张不协调，相反更接近汉语的“中”。何以就一个地名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这个地名就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在这里有必要引述一下萨迦班智达《师事瑜伽》的古突厥语译本的抄手题记：

likčiu balïq-taqï sirkap atlγ sangram

“（写于）Likčiu城Sirkap寺”（Kara- Zieme 1977，第64页第497行）

当年卡拉和笔者将Likčiu考证为河西走廊上的凉州。森安孝夫建议改释为Lükčüng（森安1985，第82页）。显然这一比定从历史和地理两方面看都更合适，所以笔者欣然接受他的批评，接受Lükčüng说。但是音韵方面还不能说是密合无间。

考虑到古突厥语的otruγ是汉语“州”的义译，čiu显然是“州”的音译转写，Lükčüng的原型当为“柳州”，至少在本件文书所属的大约10—13世纪这段时间如此。

最后，我们归总说一下文书涉及的政区概念：il（el）“疆域”→uluš“都城、城”→balïq“城、村、城邑”。这些释义也大体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词典》所录不异。因为本文讨论的这件残片目前是唯一一份有关高昌城东面的Lükčüng一地的记载，所以不宜仓猝对篇首出现的用婆罗谜字书写的utpattilār ol（“起源乃是这般”）作出定论。初看上去，这像是一个标题，但是笔者尚未在梵语中找到utpatti的类似用例。

载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

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