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龙隼 | ​明中期文柄旁落下的文坛变局

明中期文柄旁落下的文坛变局

文/饶龙隼

上海大学文学院饶龙隼教授

摘 要：明前期所谓“文柄”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体现皇权意志的文学话语权力。文柄处在文学与政制的边界，连接着多重事项和多方势力；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学间性，是策动文坛变局的受力面，且每一项变局的受力面，都在文柄旁落之间性上。就明前期政制与文学关系而言，洪武朝文柄为皇帝朱元璋操控，永宣年间文柄转入馆阁重臣杨士奇手中，成弘年间移交李东阳所领导的馆阁翰苑。因文柄为政治上层所掌握，文坛格局总体呈向心态势。然正德朝以后，文柄开始旁落，先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再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学话语权力分化，文坛格局发生剧变，其向心态势逐渐逆转而走向离散，文风也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

关键词：文柄旁落；文坛变局；话语权力；文学重心；文人圈属；创作风尚

明人所谓“文柄”，既指领导文坛风雅的一般文学话语权利，也指体现皇权意志的专属文学话语权力。“文柄”是明代诗文批评固有的用语，近世的明代文学研究论著多有所论涉¹ 。本文无意专论文柄，只是由之切入论题，而在明中期文柄旁落的大背景下，描述正德朝以后文坛格局变动之情态。

通常来说，谁掌握了文柄，就拥有文学话语权力；谁拥有文学话语权力，也就掌握文柄。而握文柄者，可以是皇帝，也可能是文坛的某位领袖，或者是馆阁翰苑这个集体。就明前期政制与文学关系而言，洪武朝文柄为皇帝朱元璋操控，永宣年间文柄转入馆阁重臣杨士奇手中，成弘年间移交李东阳所领导的馆阁翰苑。因文柄为政治上层所掌握，文坛格局总体呈向心态势。然正德朝以后，文柄开始旁落，先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再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学话语权力分化，文坛格局发生剧变，其向心态势逐渐逆转而走向离散，文风也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此一变局过程缓慢，而又牵扯多方势力，极为复杂，影响至巨。

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突发土木堡之变，史家把这一年作为明前期与中期的分界；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被劾罢相，史家把这一年作为明中期与晚期的分界。本文所称“明中期”，就在1449至1562年间。而从孝宗弘治八年（1495）李东阳入阁辅政，至武宗正德七年（1512）李东阳以首辅致仕，是为文柄旁落和文坛变局的突发期，自当成为本文研讨的重点关注时段。

一、话语权力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

在封建帝制时期，应中央集权之需，文柄的最高执掌者，当然是在位的皇帝；若皇帝不够文雅，或皇帝无力专制，不直接执掌文柄，则多由宰辅代行；若宰辅不够文雅，或宰辅执行不力，则秉承皇权意志，由馆阁众臣担当。这是一种文学定势，明前期的文柄传递及其话语权力分配，大抵呈现这个情形。

明朝开国之初，征聘各方文士；而各方文士络绎来朝，一时呈群落归附景象。朱元璋为了统御各方文人，使之同朝协作并互相牵制；乃借御制诗文或评诗论文，来强力推动文学侍御活动。当时的翰苑制作和庙堂文事，虽由“文臣之首”宋濂领导，但因朱元璋雄猜肆虐、恩威并施，表面的文学侍从盛况竟徒为虚饰，宋濂并无太多话语权力，文柄实为朱元璋所掌控。特别是洪武朝后期，宋濂以老去放逐死，加上逆案频发，致使人才摧抑，文学侍御顿衰，文柄高悬不用。建文帝朱允炆年少柔弱，其文雅不足以执掌文柄；而享国时间又短，来不及接掌文柄。此后成祖朱棣质朴少文，极少主持文学侍御活动，却牢控文学话语权力，因使文柄仍高悬不用；仁宗、宣宗，以文雅绍承，倚任顾命、师保诸位大臣，由宰辅杨士奇等代行文柄；此格局延至正统九年（1444），因内阁首辅杨士奇病逝乃止。

朱元璋画像

此后历经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诸朝，及至弘治八年李东阳入阁辅政五十年间，或因皇帝恩威亏缺、文雅不够，或因宰辅名望卑污、才力不足，文柄虽不至于旁落，但亦无明确执掌者。从始入阁至正德二年（1507）升任首辅，李东阳以高才盛名本有希望代行文柄，但因缺少文雅皇帝支持，更因馆阁重臣不相协作，李东阳始终无力执掌文柄，且无法逆转文柄旁落趋势。盖文柄旁落非单一事项，李东阳之所以难执文柄，并非因其文名才力不足，而有更复杂的情形存焉。大略来说，有如下数端：

（一）皇帝暗弱荒亡，不能执掌文柄

与明初诸帝以能文主导文柄相异² ，英宗以后诸帝不复留心文雅之事，而好侍弄俗艺左道，日益疏远文学重臣。英宗、景帝、宪宗之无文固不需多论，即以继体守文、仁孝恭俭的孝宗而言，其偶涉笔为诗，如《静中吟》，竟然像“典谟训诰，不当以诗章求之”。武宗尝临幸大学士杨一清私第，御制诗十二首并命他即席恭和；又将驾临大学士靳贵丧，命词臣撰祭文皆不称旨，乃御制一首以代之，使词臣皆叹息敛手。此乃荒唐胡闹之举，均非正常文学侍御。世宗万机之暇喜为诗文，按说应是一位文雅皇帝；但他向慕仙道，喜好斋醮青词，使文雅之事徒成虚饰，本无意执掌振拔文柄³ 。

（二）宰辅不与协作，无力代行文柄

李东阳入阁辅政后，好以诗文引导后进，海内士受其感奋，皆好扺掌谈文学；但阁老刘健若不与闻，独教人治经穷理之道，至云“诗至李杜，亦一酒徒”而已⁴ 。及杨一清入阁辅政，又与李东阳争文盟。他将文集《石淙类稿》嘱李梦阳评点行世，李梦阳承其意说“公之诗笔与长沙并驾”。对此情节，史家评曰：“盖当成、弘时，长沙为一世宗匠，献吉并举杨、李，不欲使专主齐盟，轩杨正所以轾李也。”殊不知这正是杨一清与李梦阳的合谋，欲共同挤压动摇李东阳文坛盟主地位⁵ 。延至嘉靖朝，费宏再起枋政，皇帝听政之暇，辄与讨论诗词，或御制诗命和；对此桂萼深忌之，给皇帝上疏谏阻⁶ 。由此可知，即使君臣文雅相得，欲行文学侍御活动；若辅臣之间不相协和，仍不能逆转文柄旁落。

（三）馆阁声气不振，难以领导风雅

弘治朝以前，翰林官员通常能获内部升迁，内阁重臣亦多出自翰林系统；然宦官刘瑾擅权乱政，阻滞了翰林系统升迁。其职位高者如吴宽，老居台阁而不得大用，乃自号匏庵以寓失意⁷ ；职位低者如何景明，除中书直内阁制敕房，却未能获得升迁重用⁸ 。即使刚入阁未久的王鏊，亦困于逆瑾而失志弃去⁹ ；甚至当“独相”时期的李东阳，不论怎样委曲匡持、期于少济，终迫于刘瑾政治集团的淫威，而“因循隐忍，所损亦多”¹⁰ 。这导致李东阳精心培植的“可托以柄斯文”的石珤，因不得入阁辅政，而无法接力文柄；石珤之外长沙门下“六公”其他五人，如罗屺、邵宝、顾清、鲁铎、何孟春，虽云“昭代之人文为之再盛”，但均无领导力来振兴馆阁风雅¹¹ 。

故文柄从馆阁旁落，已成不可逆止之势。其最直接的表征，即为翰林官流转。一方面，翰林官难获内部升迁，而多改迁郎署或外放。如王廷相，弘治十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然后授兵科给事中；又如何景明，亦弘治十五年成进士，授中书舍人，终出为陕西提学副使。及至正德四年（1509）五月刘瑾变乱成法，竟指使吏部插手毛纪等翰林官升任之事，又将刘讯、方英、吴一鹏等翰林官“调为部属外任”，以此改变“翰林升官皆内阁较量资级请上裁”之旧制¹² 。另一面，馆阁词臣不再纯由翰林系统内部产生，而出现部属充馆职、外僚入翰林现象。如陈束成进士，初选为庶吉士，调礼部主事，后改为编修；王慎中官礼部祠祭司，以博通典故而称职甚，朝议使充馆职，后因故谢弗往；唐顺之官吏部时，适逢嘉靖初更制，“取外僚入翰林”，而改授翰林院编修¹³ 。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嘉靖初，是对翰林官流失空缺的补充；既然部属官员可以跨越进入翰林系统，那么翰林院就不专属馆阁重臣产出地。

翰林院

翰林官流转当然有积极意义，流出者把翰林气度带到郎署，流入者把郎署风调带入翰林，促进了中央庙堂的文学交流；但也有不容忽视的消极影响，既让滞留的翰林官意气消沉，又使馆阁翰苑沾染外僚习气，从而逐渐放失正统文学精神。早前“柯亭刘井”之美谈¹⁴ ，已是消逝的词垣掌故逸闻；而词臣怪诞荒亡之言行，则在翰林院内层出不穷。如王廷陈正德十二年举进士，选为翰林庶吉士后行为任诞：“翰林故事，两学士典司教习，体貌严重；稚钦俟其退食，栖院署树杪，窥见其起居状，大声叫呼。两学士无如之何，佯弗知也。”¹⁵

如上所述，馆阁翰苑，人才流失，意气消沉，精神颓丧，不复雅正；故嘉靖初李开先评曰：“西涯（李东阳）为相，诗文取絮烂者，人才取软滑者，不惟诗文靡败，而人才亦从之。”¹⁶ 与此相反，科曹郎署，作家汇聚，意气振发，精神渐长，颇有格调。这其实是两种文学主体精神之消长，即馆阁翰苑所代表的台阁文学风力萎弱，而科曹郎署所代表的中原文学传统振兴，并由后者引导主流文学的发展方向。

此番消长的关节点，就是刘瑾擅权乱政。刘瑾逆党对翰林系统的破坏，除了导致翰林官员大量流失，更迫使李东阳等馆阁重臣因循隐忍而难有作为，因使台阁体遭受翰林内外和朝野上下的指斥批评。

在翰林的，如名列长沙门下“六公”的罗屺，当李东阳柄国时官为翰林院编修，愤李对逆瑾委蛇周旋，无力抗衡，乃“枋国献规，请削门生之籍”；其所作文词虽不失指授，然崛奇横纵，必自己出；又其称寿之词，有背负师门语：“白头王孝逸，北面敢徐徐？”¹⁷ 出翰林的，如王廷相改庶吉士，后出为兵科给事中，名列李何“七子”，“欲与并驾齐驱”，凌厉驰骋，嗤点古今¹⁸ 。再如王九思馆选时，试《端阳赐扇》诗，效西涯体，遂得首选；后出翰林为吏部主事，值康海、李梦阳辈出，相与倡导古学，訾謷馆阁之体，“敬夫舍所学而从之，于是始自贰于长沙”¹⁹ 。

在外僚的，有李梦阳倡言诗文复古，鼓动郎官来反叛李东阳，是谓“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生，以劫持一世”。在草野的，有“关陇之士、坎失职者，群起附和，以击排长沙为能事”²⁰ 。这里所称“关陇之士”云云，指康海、王九思、张治道等。他们“附北地而排长沙，党同伐异，不惜公是”²¹ 。延至嘉靖朝中期，又“王、李代兴，祧少陵而祢北地，目论耳食，靡然从风”²² 。甚至为李东阳所知遇的何景明、“诗文衣钵实出指授”的杨慎，虽说不忍公然反叛李东阳，却在学诗路径上另辟一途；其所谓“为茶陵别张壁垒”，实际是对李东阳文盟的瓦解²³ 。

而科曹郎署作家虽遭逆瑾严酷打击，但在跟阉党的斗争中亦占尽了风头，不仅成为正德朝活跃的政治力量，而且成为极富创造力的作家群体。其实早在弘治中后期，部臣郎官已分一席地：“弘治丙辰间，朝廷上下无事，文治蔚兴。二三名公方导率于上，于时若今大宗伯白岩乔公宇、少司徒二泉邵公宝、前少宰柴墟储公瓘、中丞虎谷王公云凤，皆翱翔郎署，为士林之领袖。砥砺乎节义，刮磨乎文章，学者师从焉。”²⁴ 稍后李梦阳所表率的“前七子”，也主要是由任职郎署的作家组成；他们不但讥评馆阁文风，而且与李东阳分庭抗礼。甚至首辅李东阳致仕之后，郎署出现“西翰林”之目：“（张治道）迁刑部主事，与部僚薛蕙、胡侍、刘储秀为诗社，都下号西翰林。”²⁵ 此流风遗韵延至于嘉靖朝，前有王慎中等“八才子”，后有李攀龙等“后七子”，其职官所系多在科曹郎署。这局面既出政治风候，也是文学气运之所归。

顺应文学主体精神此消彼长之态势，科曹郎署就成为馆阁翰苑的补给站，同时又对馆阁翰苑构成了挤压，从而调整文学话语权力的分配，使文柄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科曹郎署便成为庙堂文学的策源。所谓“台阁坛坫移于郎署”，说的就是文柄旁落这个实况²⁶ 。原来由西江派、茶陵派主导的庙堂文学，如今转接了中原、吴中等地的文学风气。正如钱谦益所说：“西涯、北地升降之间，文章气运，胥有系焉。”²⁷ “西涯”代表业已衰微的馆阁文学精神，“北地”代表方兴未艾的中原文学精神，两相陵替虽发生在庙堂，却接引了地方文学风气。

其实这种挤压与陵替，在成、弘间已见端倪。早在李、何反叛李东阳之前，馆阁文学已出现分化的趋向，其始作俑者是来自吴中的一批诗文大家，如吴宽、王鏊及仕宦不显的杨循吉等人。他们不仅将吴中的文学质素带入朝堂，而且引领着江南文人雅士的文学风尚。不过，吴宽久居翰林，未能入阁参政，故自号“匏翁”，以寓不得大用意；王鏊虽入阁参政，但困于宦官刘瑾，不久被迫致仕，终不得志而去。其实际影响远不如李东阳，故未必能“持海内文柄”²⁸ ；但至少表明，李东阳以“词规字体”领导风雅，不像早前馆阁文风那样笼盖朝野²⁹ 。

《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文渊阁（明朝内阁所在地）

总之，此番文学话语权力重获调整分配之策因，表面上是刘瑾乱政导致李东阳因循隐忍；而实际上是科曹郎署作家在文学上异军突起，将携来的中原、吴中等地文学精神带进庙堂，刺激了馆阁文学萎弱的神经，并给主流文学注入清新气息。

二、文学重心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

如前所论，英宗以后诸帝大都暗弱寡文，不再热心推动文教风雅之事，又乏典正和平的文学精神，不能振拔日趋旁落的文柄；因使君臣间文学侍御活动每况愈下，中央庙堂的文学重心地位日渐离散。又因馆阁重臣不与协作，李东阳等宰辅庸弱失位，不仅无力掌控话语权力，而且无法逆转文柄旁落。但当文柄旁落之初，科曹郎署犹堪砥柱；故文学重心仍在中央庙堂，尚未立即散落到省郡藩府；但这只是暂时的缓冲状态，文学重心散落终不可逆转。

文学重心之散落，有内外两重原因：内因如上所述，出自文学定势；外因纷繁复杂，出自时事运会。时事运会多端，据情实而言之，导致文学重心向省郡藩府散落之最重要的诱因，是刘瑾乱政、宁王叛乱和大礼争议等政治事件。

刘瑾乱政及其遗害与影响，助长了关中文学集群崛起。当正德皇帝即位之初，刘瑾等“八虎”用事，吏部尚书韩文愤恨甚，欲率诸大臣伏阙谏争，乃嘱李梦阳起草劾瑾文，会语泄而使韩文等被逐。刘瑾又摭拾其他事端，将李梦阳下狱欲杀之；后赖康海以乡谊诡辞说瑾，才使李梦阳得以幸免一死³⁰ 。此事虽为反击刘瑾逆党而起，却使李梦阳辈博得天下盛名；又因刘瑾顾念关中乡谊，而未置李梦阳等于死地。这使得关中籍文人幸免于难，而不像他地文人那样被摧残。及至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康海、王九思以“瑾党”落职。他们“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³¹ 。又有长安人张治道，年三十余即乞病归，“与康德涵、王敬夫遨游中南鄠杜间，唱和无虚日”³² 。后正德六年（1511）王廷相巡按陕西，正德十三年（1518）何景明提学陕西，于此方文士多有切磋交流，对关中文学风教力能振拔。这样就因刘瑾乱政之连带，迫使康海等文人离京还乡，又吸引土产及流寓文人参与，而助长关中文学集群之兴起。康海、王九思都是“前七子”成员，他们所表率的关中文学集群之兴起，实为李、何辈倡言复古并振兴中原文学的延续，只不过其群派的活动中心已由京城偏移至西北。这既是对中原、关中文学空间之拓展，也是对中央庙堂文学重心的消蚀瓦解。

宁王叛乱及其平定与封赏，刺激了阳明学派愤世鸣道。王守仁早著声气，正德元年（1506）冬，因抗章论救戴铣等人，以此触怒刘瑾遭廷杖，被谪居贵州龙场驿，始悟道而创阳明学。正德十一年（1516），擢为右佥都御使，巡抚镇守南、赣；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丙子日，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始倡乱谋反，王守仁设奇计平定叛乱，大获成功并生擒朱宸濠。王守仁之平叛，可谓功勋卓著；然因皇帝昏昧、宦官弄权及奸臣当道，王守仁及其麾下将官得不到应有的封赏。这不仅使他的王佐之才不获重用，而且使助他平叛的门人转生怨望。更因他倡致良知之说，被官方儒学视为异端，则为己学所累，故而不得进用。如黄绾尝上疏欲令王守仁入阁辅政，然因疏中有非毁杨一清语而遭移憾。王守仁既不能入阁辅政，则阳明学无法通往馆阁，而只能流行于省郡藩府，不得成为主流文学精神；及至其乞病归卒之后，其学还入禁抑之列³³ ，终明之世，不得上行。如此阳明心学只能下行，而其服膺者亦屈在下僚；甚至有一支流落社会底层，如其左派颜钧、王艮之流。阳明后学就这样引领文学下行之走向，日益背离疏远中央庙堂这个文学重心。

王阳明画像

大礼争议及其惩戒与淫威，促进了西南文学场域创立。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日，武宗崩而无嗣，乃自潜邸迎兴献王朱厚熜至京师即位。年方十五的世宗糊里糊涂被众顾命大臣拥上皇位，很快就在继统与继嗣问题上与朝中众臣产生分异，并在当年七月，公然发生冲突：以杨廷和为表率的朝臣，主张朱厚熜继统又继嗣，即必须称孝宗皇帝为父考，而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但世宗不允，采用张璁言，只继统不继嗣，尊崇本生父母。世宗为了警诫与报复议礼大臣，于嘉靖三年二月勒令杨廷和致仕。由此引发君臣之间更大的嫌忌，也加剧旧臣与新贵之间的攻讦。当年七月，世宗又变本加厉，去“本生”之称，更定章圣皇太后的尊号，以此激起廷臣伏阙固争。伏阙者竟多达二百余人，其中一百三十四人系狱³⁴ ，而杨慎以首事被廷杖，不久谪戍云南永昌卫，永不宽宥叙用，最终老死边地。杨氏父子居馆阁清要之职，诗文、学问均为天下一流，若能久安其位并平稳上升，则很有希望重新执掌文柄；如今以议礼忤旨而削官出朝，就使中央庙堂流失文学领袖。况且一大批翰林、科曹、郎署作家贬免死伤，也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央庙堂的文学重心地位。而作为对京城文学重心散落之补偿，杨慎以其声名与才学广结滇川士绅，与从贬所永昌到家乡新都线路上的文人往还唱和，创立了一个空间广阔又容量巨大的西南文学场域³⁵ 。这无形中与馆阁翰苑及科曹郎署形成对峙，因使中央庙堂这个文学重心发生严重倾倚。

此三大政治事件之爆发时跨二十余年，波及西北、江南、西南三大区域空间，分别从作家群派、文学精神和活动场域诸层面，冲击明初以来中央庙堂所占据的文学重心地位。这就使中央庙堂这个文学重心遭遇消蚀、背离、对峙，则其所拥有的文学话语权力亦日益瓦解、疏放、倾倚。而在中央庙堂文学重心散落的同时，省郡藩府的文学地位也在疾速提升，陆续成为文学生产次重心，为广大作家提供活动空间。

（一）省郡之次重心

参与省郡文学活动的文人总称省郡作家，主要有钦差大臣、在任官员和当地士绅。早在明代开国之初，朝廷广开仕进之路，大规模地征聘各地的文士，因使多方文人以群落来附；洪武十三年前后，因党案连年频发，大批文士被杀戮，朝中已普遍缺员，出现极严重的官荒，而此时科举已暂停，早前所举官员又多不通吏治，以至造士进贤全靠征荐之途。凡隐逸寒微、经明行修之士，皆在咨访、聘请、遣送之列。如洪武十五年九月己酉日，即以经明行修之士郑韬等，凡三千七百余人，入京各授官有差³⁶ 。如此连年大规模征聘，将草野之士搜罗殆尽；因使早前文学活动的故地，已难有文人集聚成群之事。即以文人结社来说，据相关的研究显示³⁷ ，明代文人结社虽有少量在京城或朝堂展开，但绝大多数结社活动都是发生在地方文苑；而中晚期地方文苑的文人结社比明前期大为兴盛，且愈往后结社的次数越频，范围越广，人员越多。地方文苑含省、府、州、县及市镇，其结社活动的频次增加和能量增强，正表明省郡的文学地位提升及其所占有的文学份量增重。这促使文学活动空间由朝堂逐步向省郡迁移，将从中央庙堂散落的文学重心转接储存起来；甚而产生几处大的“库存”，成为明中期文学活动次重心。

其一处是吴中文学。元明之际，吴中文学盛极一时，但遭朱元璋打压后，此方文学活动顿然消歇，至成、弘间方有所复兴；及成化中，吴宽和王鏊以高科膺文誉，带动吴中文士的创作热情，催生一批诗文书画大家，重振东南文学首郡地位。正如钱谦益所说：“吾吴文章之盛，自昔为东南称首。成、弘之间，吴文定、王文恪遂持海内文柄，同时杨君谦、都玄敬、祝希哲，仕不大显，而文章奕奕在人。”³⁸ 又有主盟者文徵明，“当群公凋谢之后，以清名长德，主中吴风雅之盟者三十余年”³⁹ 。此三大家虽居京城置身清华，然吴宽因未入阁终不获大用，王鏊因忤逆刘瑾而辞官还乡，文徵明因不得志乃未衰先退，他们的文学事业终归留在吴中，而不在重心已离散的中央庙堂。

另一处是金陵文学。金陵即南京，为明朝留都。此乃“江左风流”所托之地，其开坛树帜之主将就是顾璘⁴⁰ 。顾璘早年与李梦阳、何景明辈交游，即能“相与颉颃上下，声名籍甚”；“晚岁家居，文誉籍甚，又居都会之地，希风问业者，户屦恒满。构息园，治幸舍数十间，以待四方之客”⁴¹ 。他先与同里陈沂、王韦号“金陵三俊”，其后又与宝应朱应登继起称“四大家”⁴² ；他还因寻访孙一元并与之订交，而连通太湖南端隐逸诗人群体，如“苕溪五隐”“湖南雅社”，因使金陵成为一个文学次重心⁴³ 。金陵文学之振兴，即“初盛”于此：“弘、正之间，顾华玉、王钦佩以文章立墠；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场，江山妍淑，士女清华，才俊翕集，风流弘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父之流为旅人，相与授简分题，征歌选胜。”⁴⁴

（二）藩府之次重心

参与藩府文学活动的文人总称藩府作家，主要有王族子弟、相傅臣工及门客游士。早在开国之前，朱元璋明令禁止将官私自留用文士⁴⁵ ；延至建国之后，朱元璋又定藩国王府侍从文臣之数。及燕王朱棣以“靖难”而得位，吸取藩王坐大难以节制之教训，乃将大藩分为若干小藩，或将有过错的藩王削除，又裁减诸王事权及守卫，使仅存王府侍臣与仪卫。因而在明前期，藩禁日益加剧：“有明诸藩，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然徒拥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⁴⁶ 朝廷对藩府的禁令既然如此严密，诸王子弟在军政上就难有所作为；而为消磨意志，亦为寄托意趣，许多王室成员热衷于经术艺文活动，主持参与诗文书画创作及戏曲编演。

如潭王朱梓，太祖第八子，洪武十八年，就藩于长沙，“英敏好学，善属文。尝召府中儒臣，设醴赋诗，亲品其高下，赉以金币”；鲁荒王朱檀，太祖第十子，洪武十八年，就藩于兖州，“好文礼士，善诗歌”⁴⁷ 。如湘献王朱柏，太祖第十二子，洪武十八年，就藩于荆州，“开景元阁，招纳俊乂，日事校，志在经国”；宁献王朱权，太祖第十七子，永乐元年二月，始改封于南昌，“日与文学士相往还，托志翀举，自号臞仙”⁴⁸ 。如沈简王朱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永乐六年，就藩于潞州，袭至嘉靖朝，有沁水王朱珵阶，“工诗喜士，名誉藉甚”；又有辅国将军朱勋涟及诸从子、镇国将军朱恬烷与诸子珵圻等，“并以能诗名，时称沈藩多才焉”⁴⁹ 。

是可以说，终明之世，王族子弟及其藩府属臣，一直是活跃的文学力量；特别是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以及世宗以藩王入继大统后，朝廷对诸王监控防范越发严厉，王室成员及其属臣的处境维艰。他们要么颓废自放，沉湎于声妓诗酒中；要么迎合世宗仙道斋醮趣味⁵⁰ ，醉心于瑞应文和青词的写作。而不论是诗酒交欢还是谀词颂圣，均需招募聘请文学高手参与捉笔。恰逢此时政治空前黑暗腐败，科场失利或仕途不遇者骤增，许多文士沦落社会边缘下层，摇身变为山人、幕客或术士。他们游走邀宠于王邸和官署之间，而藩府尤为获取名利的最佳凭借。如四溟山人谢榛，西游河南彰德，为赵康王所礼，及“游道日广，秦、晋诸王争延致，大河南、北皆称谢榛先生”⁵¹ ；吕山人时臣，“避仇远游，历齐、梁、燕、赵间十年，客食诸王门下”，“至青州，客衡藩，衡庄王爱其诗，为刻《甬东野人稿》”，“晚客沈藩，沈宣王礼之，亚于谢榛”，“鲁王孙中立序其诗”，称他“为诸王侯所重”⁵² 。这样，诸王实际上就是文学活动的主持人和出资者，因使有些藩府成为嘉靖朝以后的文学次重心。特别是赵康王父子，在诸王中影响最著。他们先是谢榛的慷慨主人，后礼聘郑若庸来著作诗书。以此相感召，“海内游士争担簦而之赵，以中伯与谢榛故也”⁵³ 。如昆仑山人王叔承，其友商生为之谋曰：“吾闻赵王贤而好客，谢榛、郑若庸皆在幸舍，我曹可以曳裾往乎？”乃治装同赴邺，投奔赵王藩府⁵⁴ 。以此久而浸淫成俗，誉为“康王流风”⁵⁵ 。这“康王流风”，颇具有象征意味。它虽出康王藩府，却广泛流行民间，流荡忘返，一发不收；这对中央庙堂之文学重心，势必造成进一步消解破坏。

三、文人圈属由塔式向心趋于各成群派

明初征聘广开仕进之路，多方文士络绎奔赴京城；他们以群落归附而齐聚朝堂，一时呈现多方文学并存景象。但由于各地文人性气不同，其所秉承的文化特质亦异；故各地域文人虽同朝为官，而人际交往上仍自成圈属，且所携来的文学风习各异，尚不能洽合皇明开国气象。当时开国“文臣之首”宋濂，有鉴于这多地文学并存局面，特为入明各地域文学群落预留了适度空间，而未率然推行屈从于皇权意志的文学理念。他不认为台阁之文独尊，可以掩抑消泯山林之文；而是认为山林与台阁并存，不可崇此抑彼而有所偏废⁵⁶ 。显然，宋濂此类调和模棱两可之说，已不由自主地走向二元分裂；故无力引导各地域文学形成合力，共创能体现盛国气象的大雅之音。

在明初多方文学群落并立朝堂的局势下，难以营造顺应天下一统的盛国文学气象。唯有屡经文字狱及胡蓝党案残害，多方文士从朝堂被驱除铲灭殆尽，尤其是朱棣“靖难”成功得位之后，浙东文人因方孝孺抗辩而惨遭杀戮；这种多方文学群落同朝并存的局面才结束，从此各地域文学陆续进入一段消歇潜伏期⁵⁷ 。然在中央集权压倒一切的进程中，刘崧、杨士奇所表率的江右文人，以其另类儒学的适应性⁵⁸ ，颇迎合了朱氏皇权意志；因而在多方文人群落摧残之余，惟独江右文人更葆有政治后劲。及至永乐、洪熙、宣德、正统朝，首辅杨士奇以君臣相得领袖文坛，接引地方文学的生机活力，使西昌雅正文学通往馆阁，并向朝野推广，终至笼盖天下。正是凭借雅正文风笼盖天下，因使馆阁文学形成泛衍之势，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明初文学的三重界限，即馆阁与山林、庙堂与地方、公共与私人⁵⁹ 。如此便形成塔式向心结构，其结构以馆阁翰苑为核心，以科曹郎署为外围，以省郡藩府为呼应，以地方文苑为辐辏，以山林方外为联络。这就好像是一只有力无形的抓手，将不同层次的文人圈属措置得位。

但从景泰以至正德诸朝，各种文学势力异动泛起，激刺或阻滞当下文学发展之进程，促使这种塔式向心结构逐渐解体。如前文所述，此时朝堂上，皇帝暗弱荒亡，不能执掌文柄；宰辅不与协作，无力代行文柄；馆阁声气不振，难以领导风雅；因使馆阁翰苑文学地位下降，其塔式向心结构之核心松动。原来聚拢在馆阁周围的郎署作家，也日渐疏远而纷纷产生离心意绪；更甚者，北京以李梦阳等为表率的“前七子”复古派及其所连带的中原文人集群、南京以顾璘为表率的金陵文学集群及其所连通的太湖南端隐逸诗人群体，公然反叛李东阳及其领导的茶陵派，并与其所主导的馆阁文学分道扬镳；其结果，塔式向心结构的外围也松散了，馆阁核心的凝聚力便不复存在。这样，就终止了风行百余年的馆阁文学声势，朝野作家交往及其圈属关系重获调整。

先是庙堂与山林的分立，原被突破的界限又闭合，地方文苑除了省郡藩府，更添新的山林写作场景。如前所述，既然中央庙堂文学重心日渐散落，馆阁翰苑这个文学核心也在松动；则山林作家重新抬头，乃文学发展必然趋势。此时的山林，有二大作家，一是陈献章，另一是庄。陈献章归隐白沙，沉潜三十年不出。然抱负奇伟，慨然有尧、舜君民之志；又平生论诗，以兼得杜甫、邵雍为妙。他尝作诗曰：“子美诗之圣，尧夫又别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所论多以理道心性为诗，故被称为道学诗人之宗⁶⁰ 。庄居定山，几近三十年；平生刻意为诗，酷拟唐诸大家，多用道学语入诗，故与陈献章同流⁶¹ 。两家成就如何，兹暂不予深究；然开创山林文学新境，践行以道学入诗之路，已与馆阁文学异趋，实为自成一种体格。承其风旨者，则有李承箕，诗文师白沙⁶² ；还有钱百川，晚宗陈白沙，语多学究气⁶³ 。以此当时文坛学诗者，有学西涯、白沙之别，恰如顾璘所云：“成弘间之诗，李西涯主清婉，尚才情；陈白沙主沉雅，庄定山主浑雄，并尚理致。金陵有二才子，曰谢子象、徐子仁，凌踔词苑，陶冶其模廓。谢得其雄，徐得其婉。然徐之学西涯，与谢之学白沙，皆虎贲之似中郎耳。”⁶⁴

再是庙堂作家阵营分化，科曹郎署对峙馆阁翰苑，部属郎官作家异军突起，不再为馆阁文魁所牢笼。首先，馆阁文臣不与协作，鼓动郎官以争高下。如杨一清不肯屈居首辅李东阳下，乃请李梦阳序己文集以轩杨轾李；再如吴宽入阁受阻、不遂其志，乃广招生徒、自立门户⁶⁵ 。其次，科曹郎署作家成群，频开结社酬唱活动。如礼部主事杨循吉竞领风骚，吸引郎官王弼等与之结诗社⁶⁶ 。特别是李梦阳、何景明辈倡导诗文复古运动，形成以“前七子”为核心的科曹郎署作家群，并在该核心周围衍生多重文人圈属，从而对馆阁文学声气产生陵替之势。当时科曹郎署作家交游结社频繁，且大都超出宰辅李东阳操控范围⁶⁷ 。

可以说，当时科曹郎署作家以声气相通，颇有开坛树帜、领导文盟之势；而李梦阳作为复古派主将，亦企图重建朝野文学秩序。他以高才大名，招引多方作家，鼓噪标榜，相与推许：对中原作家——他初与何景明共执牛耳，并力推动兴起复古之学，彼此间亦相互救助赞许，时膺“李何”并称之誉；还以乡谊与康海、王九思知交，共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且因康海向刘瑾求情救己，而使康海义气令名誉满天下；又借助何景明、康海辈的连带，将关中、河洛众作家趋附于己。对吴中作家——徐祯卿“登第之后，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吴中名士颇有‘邯郸学步’之诮”⁶⁸ ；黄省曾交游遍及南北，闻“李献吉以诗雄于河雒，则又北面称弟子，再拜奉书而受学焉……倾心北学，游光扬声”⁶⁹ ，而其兄鲁曾、中表兄弟皇甫氏，皆“耳目濡染，不免浸淫时学”⁷⁰ 。对金陵作家——顾璘“官留曹（南京）六年……所与游若李献吉、何大复、徐昌谷，相与颉颃上下，声名籍甚”⁷¹ ，又与朱应登“皆羽翼北地，共立坛墠”⁷² 。浙中作家——周祚，字天保，山阴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给事中，移疾归不出。“当时，李空同崛起河雒，东南士大夫多心非其学，天保自越中走使千里，致书称弟子。”⁷³ 除了地域作家群体追随李梦阳，还有许多流散作家亦服膺于他，如江以达、张含等人⁷⁴ 。

然而，出于文学颓势及他自身性格缺陷诸原因，李梦阳重建朝野文学秩序的企图只能落空。首先，文柄已然旁落，难以回旋逆转。这即便李东阳、杨一清等馆阁重臣都无法做到，何况短暂在朝、长期外任、最后废黜的李梦阳。尽管李梦阳在声名藉甚时期，曾幻想借助何景明辈的追许，来巩固自己的主盟地位，以便号令文坛整齐秩序；但实际效果，是自欺欺人。如他好为人师，乐于提携后进；然因他推许而博取声名者，大多数只是欢喜热闹一场，而创作实绩庸弱平常，对文学增长略无贡献。其次，文学精神颓丧，难以修复大雅。李梦阳倡言诗文复古，冀通过师法汉魏盛唐，来复兴刚劲健实的中原文学传统，以给萎弱的馆阁文风注入新气息。但因其剽窃摹拟太甚，遗失神髓而徒得形似，不仅未能扭转文学颓势，反而加剧大雅精神流失。所得创作，多为赝品，陈词滥调，都无性情，饾饤艰涩，棘齿拗口。再次，李氏性气粗豪，难以领班服众。李梦阳卷入多起狱案⁷⁵ ，其格势要被构陷下狱，詈骂寿宁侯张鹤龄，为尚书草疏劾刘瑾，确实博得正直之声；但与地方长官交恶，撰《阳春书院记》，实属贪暴自贻其咎，以此牵累朝中师友。又他对座主李东阳前恭后倨，终至为争夺文盟而反目成仇；更欲强行霸占文坛盟主地位，而不惜攻击诋諆盟友何景明⁷⁶ 。李梦阳这些行径意气的暴露，表明他实在是缺乏领袖气质；故他重建朝野文学秩序的努力，只是一厢情愿且不合时宜之举。

李梦阳既无力整合各种文学势力，就给朝野作家交流协作留有余地。他们自由结社而各成圈属，一时呈现出群派林立景象。这使得追随李梦阳的黄省曾、皇甫汸辈，其文学交游表现为转益多师而不名一主。如皇甫汸“少与伯仲氏及中表二黄称诗，掉鞅词苑五十余年。其在燕中，则有高叔嗣、王慎中、唐顺之、陈束；在留署，则有蔡汝楠、许谷、王廷幹、施峻、侯一元、中山徐京；再赴阙下，则有谢榛、李攀龙、王世贞；而谪楚，则交王廷陈；迁滇，则交杨慎。咸相与上下其议论，疏通其声律”⁷⁷ ，这几乎涵盖当时文坛所有群派，使各方文学势力因之建立联络。像皇、黄姑表兄弟这样步趋转多之努力，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联络了多方文学群派；但并未弥缝吴中与北地、北京与南京、理学与心学之分化，反而使自身的文学趋向游移碎乱，失去故步而无贯一之路。所以说，皇、黄的此类文学作为，尽管有较宽广的联络面，但对重建文学秩序并无实际功效，而只是文人圈属各成群派的表象。

文人圈属各成群派之现象，首先出现在复古阵营内部。如前所述，正德五年（1510）刘瑾伏诛，康海、王九思以名列逆党，被迫落职赋闲归居关中，从此脱离文学复古阵营，不再鼓吹早前所倡导的复古论调，而沉湎于声伎酣饮和征歌度曲中，并纠集当地士子和落魄文人，组成地缘性的关陇文人集群⁷⁸ 。及至正德七年李东阳乞休，中央庙堂丢失名誉上的掌文柄者，亟需有文学新贵来主持文盟，其最佳人选就是李、何二人；然此二人谁占鳌头，仍需展开新一轮争夺。此时的情势是，李梦阳在江西吃狱，被迫解职闲居开封，陷入逆境，交游日蹙；何景明居京城地利，文学声誉日益隆显。在李梦阳看来，何应该帮助自己谋求重出，并推尊拥护其盟主地位，故于正德十年作《钝赋》寄示，向何景明表白藏时待用的愿望。何景明也心领神会，乃作《蹇赋》答之。何赋的意思，是自己也偃蹇不迁，实在无力出手相助，故而顺水推舟，劝李藏用自完。这样的答复当然是让人失望，然何景明无力相助亦属实情。若事态仅属此性，李梦阳应能理解；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因李对何冀望太殷切，何是李在京城惟一信赖的人，而何竟然表示“获予志焉”⁷⁹ ，这态度无异装聋作哑，怎不让李恼羞成怒呢。更甚者，他们都是文人，且都名满天下。如今李既复出无望，岂不让何独擅文盟。这在高傲粗豪的李，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其结果是李、何分异，而追随者亦分左右袒。

分异的具体展开，就是李、何论辩。对此中情节，钱谦益述曰：“仲默初与献吉创复古学，名成之后，互相诋諆，两家坚垒，屹不相下。于时，低头下拜，王渼陂倒前途之戈；俊逸粗浮，薛西原分北军之袒。则一时之轩轾已明，身后之玄黄少息矣。”⁸⁰ 从现存的三篇论辩书看，论辩应是李梦阳挑起的。这场论辩话题多端，但潜台词只有一个：当年两人共倡学古，究竟谁的方法对头，谁的作品写得更好，谁有优势陵替对方。结果是谁也占不了上风，这场论辩只好不了了之。但分异未因此打住，而是彼此越走越远。先是李、何二人反目成仇，接着其文学复古阵营瓦解，门生及追随者分左右袒，簇拥着李、何各走一路：李则接引中原以外的文学力量，将学古主张往复古道路上推进，从而改变复兴中原文学之初衷；何则发挥自身的儒学素养，利用督学关中之权位优势，诱导诸生走经术世务之路。何景明的追随者，有妻弟孟洋、郏县人王尚絅、信阳人戴冠、樊鹏、华容人孙继芳及其子宜，即所谓信阳作家群；李梦阳的追随者，有妻弟左国玑、姊子曹嘉、祥符人田汝、李濂、歙人郑作、程诰等，即所谓汴洛作家群⁸¹ 。

此外的多重圈属，亦各成文学群派。如薛蕙不肯肩随李、何，而与之成“三君鼎立”；又与蒋山卿“研工古作”，讲究性情古调与气格音节，不堕李、何“剿杜”云雾，以此赢得杨慎、顾璘评赞⁸² 。如以太白山人孙一元为核心，形成“苕溪五隐”诗人群体⁸³ 。该群派还与他人随机组合，形成别具风调的文人圈属：刘麟于弘治九年（1496）“举进士，与顾华玉、徐昌谷号江东三才子；晚自称坦上翁，与孙一元、张寰、吴珫、陆昆辈作湖南雅社”⁸⁴ ；殷云霄“与孙太初、郑继之为友，所至登临山水，不以吏事废啸咏”⁸⁵ 。还如以顾璘为核心，形成多个文人圈属：顾璘“少负才名，举进士，即自免归，与陈侍讲沂、王太仆韦肆力为诗文，时称金陵三俊”⁸⁶ ；此“金陵三俊”又称为“江南三才子”，加上朱应登即成大江南北文士“四家”⁸⁷ 。还有地方或家族作家，亦成特定的文人圈属。地方文人圈属，略有锡山四友、昆山三俊、括苍诗派、嵩乌诗社、南越集群等⁸⁸ ；家族文学群派，则有文氏家诗、汪氏家派、华玉家风、苏氏家学、冯氏家学等⁸⁹ 。总之，不论是诸文学群派，还是地方文苑作家，或是众家族文学成员，都成相对独立的圈属。

四、创作风尚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

自明初宋濂魁文到正德七年李东阳休致，作为主流思潮的馆阁文学流行将近一百五十年。从洪武初多方文学并存，到洪武末各地文学消歇，再到永乐、正统间台阁体兴盛及泛衍，终至弘治、正德间馆阁文风萎弱不振——此间创作风尚几经兴替变迁，除了台阁体曾一度笼盖朝野，其他文学风尚都很局促，难以形成流行天下之势。台阁体是接引西昌雅正文学风范，通往馆阁并向朝野推广而形成的。它盛行于杨士奇主持文柄之四十年，历经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⁹⁰ 。此时，话语权力隶属馆阁翰苑，文学重心留在中央庙堂，文人圈属呈现塔式向心结构，这有利于整合多种创作风尚；所谓“当时馆阁著作，遂沿为流派……其转移一代之风气，非偶然也”，描绘的就是这一盛况⁹¹ 。因之“台阁体”，或“馆阁流派”，作为新文学规制，才得以崭然确立：文则舂容典雅，诗则雅正平和。

这种新的文学规制一旦确立，就成为笼盖朝野的创作风尚。其最为典范的作家，就是馆阁“三杨”。西杨士奇舂容典雅：“仁宗雅好欧阳修之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可称舂容典雅之音。”⁹² 东杨荣雍容平易：“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⁹³ 南杨溥和平雅正：“肆笔成章，皆和平雅正之言……宜其发于言者温厚疏畅而不雕刻，平易正大而不险怪，雍雍乎足以鸣国家之盛。”⁹⁴ 其实早在永乐时期，七辅臣已现此气象。杨士奇、荣已论列如上，另五人创作风貌则略为：解缙有“淳庞大雅”之气，胡广有“行云流水”之势，黄淮有“和平温厚”之旨，金幼孜有“雍容雅步”之象；惟胡俨以老儒硕学，气象稍殊“三杨”，然其诗词旨高迈、寄托深远，其文亦渊源极正、气格苍老，又因他出为江右巨儒，故步趋实与馆阁一致⁹⁵ 。其他馆阁作家，如王直之典雅纯正、温厚和平，李时勉之平易通达、不露圭角，堪称台阁典型；至如翰林院官属，李昌祺之诗“雅淡清丽”，刘球之文“多和平温雅”，均不失台阁气度。即便非馆阁作家，亦多能浸淫其风，如夏原吉诗文平实雅淡，肩随杨士奇、黄淮等人；唐文凤诗文丰缛深厚，凡有所作均不失家法；王绂诗清雅摆落尘氛，不计工拙而自然合度⁹⁶ 。总之，台阁体不仅普遍流行于馆阁翰苑，还超出延展至更广阔的创作场景。

尽管馆阁文学作为创作风尚流行一个半世纪，但其笼盖朝野的势能只持续四十年就消释了；以正统九年（1444）杨士奇逝世为节止点，此后主流文学就趋向分化不再整齐合一，各种文学好尚泛起，终至流为多样并存。这种创作风尚的大转变，自有其深切的情实缘由。

如前所论，基于永乐至正统前期君臣相得，杨士奇表率群臣开展文学侍御，将馆阁文风向朝野推广，因以主导文学总体走向，缔造了文治鼎兴，敷饰出盛国气象。这局面既与“仁宣之治”相始终，就使馆阁文学颇得适时之用。此中情实，可描述为：（1）杨士奇诱导两代储君，使仁、宣宗雅好文学；从而赢得皇帝的庇护，让馆阁文学风行天下。（2）赣籍文士以科第取胜，陆续入馆阁翰苑任职；及至掌握了话语权力，便顺势接引江右文脉。（3）杨士奇作为文学盟主，宗尚西昌雅正的文风；并将该文风带入馆阁，倾心协力向朝野推广。（4）诗以《唐音》为资益，通达诗歌的本体正变；文以欧阳修文为典范，追求辞章之舂容典雅。有仁君庇护、有文脉导源、有盟主推动、有资益典范，此诸要件齐备才使馆阁文学蓄积足以笼盖朝野的势能。这是千载难逢的遇合，自古以来实不可多得；及至杨士奇去世后，诸要件已不复存在，馆阁文学风势渐趋衰减，已成不可阻滞逆转之局；而整合掩抑众体的创作风尚一旦消失，各种地方传统和群派宗尚就乘机兴起。故可以说，创作风尚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是文学在新的历史境遇之必然趋向。

这个新的历史境遇，可描述为如下情形：（1）后嗣诸帝不复文雅，多好侍弄俗艺左道，如武宗玩弄俗曲，世宗痴迷青词，其所热衷者均超出雅正文学传统。皇帝趣味既已如此低俗，也就不再激赏馆阁文学；要之若无皇帝的肯允护持，任何文风都难以通行天下。（2）及至成化、弘治、正德朝，馆阁翰苑以李东阳为核心，形成一个文学集群，史称为“茶陵派”。其之所以叫“茶陵派”，盖因李东阳籍贯而得名，但实际与湖南茶陵地方传统无关，而纯属翰林系统文臣的职缘组合。他们虽也宗尚唐诗，并承袭馆阁文学风气；但终因未导源于地方文脉，而缺乏强劲绵延的生命力。（3）李东阳所领导的“茶陵派”，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学集群，其成员主要是翰林系统官属，包括同年、同僚及门生故吏；该派也有较成熟的文学主张，在正德初刊《麓堂诗话》中，李东阳明确标举宗唐、复古观念，追求典雅流丽、深厚雄浑的文风⁹⁷ ，但因阁臣不与协作，甚或门生反叛异趋，李东阳就面临质疑挑战，实无力推广馆阁文风。（4）既然李东阳以宰辅文魁之地位名望，都无法延续盛行百余年的馆阁文风，则李梦阳以郎官喧噪之名位，更无力推行诗文复古之风尚。如当李、何倡言复古强劲之时，吴中徐祯卿入“前七子”之列。因徐改趋汉、魏、盛唐诗，而颇遭“邯郸学步”之诮，但他实际并未真心服膺文学复古论调，故遭“守而未化，蹊径存焉”之讥⁹⁸ 。及李、何复古风势锐减，嘉靖初李梦阳就医京口，遇人故作矜重之态，竟遭王盘作诗嘲弄⁹⁹ 。此都进一步说明，当文柄旁落之后，任何群派企图向朝野推行某种创作风尚，不论付出多艰巨的努力其愿望终归落空。

李东阳画像

笼盖朝野的创作风尚既然不复存在，那么各种文学好尚也就不再受掩抑，而可在一定条件下激活复兴，并将在特定时空里彰显流行。这各种文学好尚，又有多层面表征：或为不同创作倾向，或为多方地域文学，或为各师一古主张，或为另类艺术追求……这是一种创作风尚多样并存状态，直观呈现文柄旁落后的繁复景象。对此繁复景象，胡应麟描述曰：“成化以还，诗道旁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隳。独文正才具宏通，格律严整，高步一时，兴起何李，厥工甚伟。是时，中晚唐、宋、元诸调杂兴，此老砥柱其间，固不易也。”¹⁰⁰ 这评语虽是为赞誉李东阳立说，却提供了文坛变局的若干信息：（1）流行近百年的“诗道旁落”，笼盖朝野的宗唐风尚被废止；（2）李东阳以衰老“砥柱其间”，实难撑馆阁文风颓丧的危局；（3）李东阳以阁老“兴起何李”，竟给中原文学复兴让出空间；（4）中晚唐及宋元“诸调杂兴”，表明各师一古的风习已形成。其具体表征，可略述如下：

不同创作倾向陆续出现。如前所述，陈献章、庄等学人援引道学入诗，将沾染台阁气的山林文学分离出来，使之成为独特的追求，给文坛注入清新气息；又如孙一元之流，栖隐于太湖南部，徜徉山水而高尚其志，诗酒酬唱而独标一格，以此招引顾璘等一批官场中人，成为东南文人争相追慕的榜样。还有当正德、嘉靖之间，一股载道文风悄然兴起。如正德末何景明督学陕西，力将文学往经术世务上引导，主持编纂《学约古文》，提出“文以会道”主张¹⁰¹ 。此风既开，至嘉靖初，有“八才子者，通经史，谙世务，往往为通儒魁士，以实学有闻”，推行载道之文¹⁰² 。尤其王慎中，“肆力问学，始尽弃其少作，一意为曾王之文，演迤详赡，蔚为文宗。唐应德初见之，议论不相下，已遂舍所学从之”¹⁰³ 。

多方地域文学竞相兴起。某地域文学的空间范围，依其自然形态有大有小。大的跨省府连州县，以至辐射周边区域；小的限于一府一县，甚至细到村落市镇。如中原文学复兴，含跨豫、陕等省。它借力李、何所倡复古运动而兴起，并在科曹郎署及南北各地颇有声势。如吴中文学复兴，辐射浙西诸府县。当成、弘年间，徐祯卿“与唐寅、祝允明、文璧齐名，号吴中四才子”，登第后虽“与北地李献吉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然而标格清妍，摛词婉约，绝不染中原伧父槎牙奡兀之习，江左风流，故自在也”¹⁰⁴ 。此所谓“江左风流”，就是泛吴中文学传统。他如关中文学复兴，论者称“有秦声”；又如历下文学兴起，时有名诗人三家¹⁰⁵ 。

各师一古主张先后发声。李东阳表率馆阁同僚和门生宗尚唐诗，李、何倡言“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其所师法古昔之对象，不仅为本群派所尊奉，而且为追随者所仿效，这就成共执一古现象。但此现象一旦固化，亦难免遭识者批判；不少作家积极探索，力求对之有所突破。如朱讷曾说：“文不限世代，岂必专师马、迁，诗欲近性情，岂必止范汉、魏。”¹⁰⁶ 此说已非复古论所牢笼，实肇开各师一古之先声。嗣后众家及诸群派，各自推尊师法对象。如杨慎“沉酣六朝，揽采晚唐，创为渊博靡丽之词”¹⁰⁷ ；陈束序高叔嗣《苏门集》曰：“嘉靖初元，后生灵秀，稍稍厌弃，更为初唐之体，家相凌竞，斌斌盛矣”¹⁰⁸ ；唐顺之与陈束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¹⁰⁹ ；华察等锡山四友“为五言诗，步趋韦、杜”¹¹⁰ ；蔡汝楠诗“初学六朝，即似六朝；既而学刘长卿，最后又学陶、韦”¹¹¹ ；皇甫涍、汸兄弟“始而宗师少陵，惩拆洗之弊，则思追溯魏晋；既而含咀六朝，苦绸绘之穷，则又旁搜李唐”¹¹² 。

《苏门集》书影

另类艺术追求尽呈意气。弘治、正德以后，理学禁锢已松动，王阳明心学兴起，并流向社会下层。这思想的异动引发人性解放，朝野之士个性呈露甚或张扬。他们立身为文，有的放诞任侠，有的诘屈玄奇，有的侍弄俗艺……放诞任侠者：如丰坊，“为人狂诞傲僻，纵口徇意，所至人畏而恶之”，又“质禀灵奇，才彰卓诡，论事则谈锋横出，摛词则藻撰立成”¹¹³ 。诘屈玄奇者：如江晖，“为文钩玄猎秘，杂以古文奇字，聱牙诘曲，令读者谬根眩霓，至莫能句，隐口汗颜而罢”¹¹⁴ 。侍弄俗艺者：如李开先，“归而治田产，蓄声妓，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搊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辑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¹¹⁵ 。

上述文学好尚之多层面表征，有时还汇集在某个作家身上。如兰溪人方太古，“少受经于章枫山；年十八走南海，谒陈公甫；归而废经生业，读书学古；……纵游金陵、吴会，与杨君谦、沈启南、文征仲暨孙太初结诗酒社；正德初，隐于玄英先生之白云源；会乘舆南狩，江楚骚动，慨然曰：‘嗟乎！此一壶千金之日也，吾其为不才之瓠乎？’自号一壶生，作《一壶生传》；嘉靖初，徙金华之解石山、茅山之金笥庵；晚归溪上故里，自号寒溪子，不应征召，以终其身。负气慷慨，高自位置”¹¹⁶ 。方太古是混合型作家，其所交游相契者先后有：经学名家章枫山，道学诗人陈献章，吴中名士杨循吉、沈周、文徵明，隐逸诗人孙一元、玄英诸道士等。这反映文学交流之泛化，使多样风尚熏染于一身，几乎涵盖当时文坛所有群派，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文学景观。

综上所述，文柄处在文学与政制的边界，连接着多重事项和多方势力；因而具有特定的文学间性，是策动文坛变局的受力面。此亦可说，明中期文柄的日益旁落，就是该文学间性之渐变；而此间性由量到质的变化，实关切文坛变局重要层面：话语权力由馆阁翰苑移置科曹郎署，文学重心由中央庙堂散落省郡藩府，文人圈属由塔式向心趋于各成群派，创作风尚由笼盖朝野流为多样并存，其每一项变局的主要受力面，都着落在文柄旁落之间性上。这既关乎文学本体与文学边界，也关乎创作主体与体性风貌。总之，文柄旁落是明中期文坛变局的关键事项，寄寓深广的政制语境与丰厚的文学内涵。

注释

1. 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为数源来检索，在明代文献中检得“文柄”出现205处；更以《列朝诗集》来检索，其中“文柄”亦出现5处。这说明，“文柄”是明代诗文评中频用的术语。它大抵有两重含义：一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特指体现皇权意志的文学话语权力；二是脱离特定历史语境，泛指文坛领袖拥有的文学话语权力。

2. 以上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上“太祖高皇帝”“建文惠宗让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诸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3. 参见杨一清：《杨一清集·密谕录》卷1《论诗奏对》，唐景绅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26页。另载述世宗赐诗费宏等三人及杨一清事；又载世宗赐杨一清《御制七言诗》事（《杨一清集·宸翰录》卷1《御制五言古诗》，第785、789页)。又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乾集上“世宗肃皇帝”，第5页。

4. 张廷玉：《明史》卷181《刘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817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参政应登”条，第342页。

5. 参见杨一清：《杨一清集·督府稿》柬扎类之《与李献吉》，第1077页；又同书同卷《与李献吉宪副》，第1098页。又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杨少师一清”条，第257页。

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费少师宏”条，第255—256页；同书乾集上“世宗肃皇帝”条，第5页。

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吴尚书宽”条，第275页。

8. 张廷玉：《明史》卷286《何景明传》，第7349—7350页。

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少傅鏊”条，第276页。

10. 李东阳《李东阳集》卷2《求退录·奏为陈情乞恩恳祈休致事》，周寅宾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518页。

1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石少保珤”条，第270页；同书丙集“王新建守仁”条后附，第269页。

12. 费宏等：《武宗实录》卷50“正德四年五月壬子”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52—1154页。

13.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陈副使束”“王参政慎中”“唐佥都顺之”诸条，第372—375页。

14.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柯詹事潜”条，第251页。

1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裕州廷陈”条，第359页。

1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侍郎孟春”条后附，第274页。

1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新建守仁”条后附，第269页。

1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宫保廷相”条，第316页。

1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寿州九思”条，第314—315页。

20.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条，第245—246页。

2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张主事治道”条，第318页；又参见同书丙集“康修撰海”“王寿州九思”诸条，第312—315页。

22.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条，第246页。

23.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副使景明”“杨修撰慎”诸条，第322—323、353—354页。

24. 顾璘：《顾华玉集·息园存稿文》卷1《关西纪行诗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26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458页。

2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张主事治道”条，第318页。

26. 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1“李梦阳”条陈田按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135页。

27.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少师东阳”条，第245—246页。

2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蔡孔目羽”条，第307—308页。

2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侍郎孟春”条后附引靳贵《麓堂集后叙》，第274页；又李东阳：《怀麓堂集》附录靳贵《后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0册，第1073页。

30. 张廷玉：《明史》卷286《李梦阳传》《康海传》，第7347、7348页。

31. 张廷玉：《明史》卷286《康海传》，第7348页。

3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张主事治道”条，第318页。

33. 参见张廷玉：《明史》卷195《王守仁传》，第5165—5168页。

34. 以上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52页。

35. 参见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50《大礼议》，第759页；张廷玉：《明史》卷192《杨慎传》，第5081—5083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张举人含”“丽江木知府”“周太仆复俊”诸条，第355、356、401页。

36. 张廷玉：《明史》卷3《太祖三》，第40页；《明太祖实录》卷148“洪武十五年九月己酉”条，第2330页。

37. 参见何宗美：《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下）《明代文人结社编年辑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据该书辑考载录，明列朝结社数为：洪武朝12起、建文朝1起、永乐朝10起、洪熙朝0起、宣德朝5起、正统朝11起，此为明前期，共结社39起；景泰朝5起、天顺朝14起、成化朝42起、弘治朝30起、正德朝29起、嘉靖朝88起，此为明中期，共结社208起；隆庆朝14起、万历朝210起、泰昌朝2起、天启朝33起、崇祯朝155起，此为明晚期，共结社412起。

3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蔡孔目羽”条，第307—308页。

3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条，第305—306页。

40. 张廷玉：《明史》卷286《顾璘传》，第7355页。

4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顾尚书璘附见子屿、孙应祥”条，第339—340页。

42. 张廷玉：《明史》卷286《顾璘传》，第7355页。

4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太白山人孙一元”条，第328—329页。

4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临淮言恭附见金陵社集诸诗人”条，第462—463页。

45. 参见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46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1—28页。

46. 张廷玉：《明史》卷120《诸王五》，第3659页。

47. 以上张廷玉：《明史》卷116《诸王一》，第3574、3575页。

48. 以上张廷玉：《明史》卷117《诸王二》，第3579、3583—3584、3591—3598页。

49. 以上张廷玉：《明史》卷118《诸王三》，第3606—3607页。

50. 参见张廷玉：《明史》卷119《诸王四》，第3637—3638。

51. 张廷玉：《明史》卷287《谢榛传》，第7375—7376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谢山人榛”条，第423—425页。

5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吕山人时臣”条，第497页。

5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郑山人若庸”条，第498页。

5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崑崙山人王叔承”条，第494页。

5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许副都宗鲁”条，第362页。

56. 宋濂：《銮坡前集》卷7《汪右丞诗集序》，《翰苑续集》卷4《蒋录事诗集后》，罗月霞主编：《宋濂全集》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1—482、842页。

57. 参见饶龙隼：《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上编“引言”，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42—49页。

58. 参见饶龙隼：《清江学脉的文学精神》，《中国诗歌研究》（第十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35—265页。

59. 参见饶龙隼：《元末明初大转变时期东南文坛格局及文学走向研究》下编“结语”，第365—368页。

60. 参见徐紘编：《明名臣琬琰续录》卷22张诩《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3册，第492—502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简讨宪[献]章”条，第264—265页。

6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庄郎中”条，第266—267页。

6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李举人承箕”条，第286页。

6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钱布衣百川”条，第289页。

6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谢秀才承举”转引《志野全墓》，第351页。

6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高州章”条，第282—283页。

6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兴化弼”条，第282页。

67.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杭布政济、都御史淮”条，第264页；丙集“王新建守仁”条，第269页。

6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徐博士祯卿”条，第301页。

6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黄举人省曾”条，第320—321页。

7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涍”“黄举人鲁曾附见子德水”诸条，第411—413、417—418页。

7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顾尚书璘附见子屿、孙应祥”条，第339—340页。

7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陈太仆沂”条，第344页。

7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周给事祚”条，第320页。

74.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江副使以达”条，第386页；丙集“张举人含”条，第355页。

75. 参见张廷玉：《明史》卷286《李梦阳传》，第7346—7348页。据相关文献资料记述，李梦阳遭遇五次狱案。

76. 参见饶龙隼：《李何论衡》，《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7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汸”条，第413—414页。

78. 张廷玉：《明史》卷286《康海传》，第7348—7349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寿州九思”“张主事治道”条，第314—315、 318页。

79. 何景明：《大复集》卷1《蹇赋并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7册，第15页。

8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何副使景明”条，第322—323页。

81. 参见饶龙隼：《李何论衡》，《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

82.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薛郎中蕙”“蒋参政山卿”诸条，第324、345页。

83.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太白山人孙一元”条，第328—329页。

8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刘尚书麟附见张寰”条，第329页。

8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殷给事云霄”条，第330页。

8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顾尚书璘附见子屿、孙应祥”条，第339—340页。

8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参政应登”“陈太仆沂”诸条，第341—342、344页。

88.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山人懋明”条，第399页；丁集上“周太仆复俊”条，第401页；丁集上“黄副使中”条，第409页；丁集上“袁知府表”条，第410页；丁集上“黄少詹佐”条，第383页。

89.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文待诏徵明附见文彭、文嘉”条，第305—306页；丙集“汪衢”条，第338页；丙集“顾尚书璘附见子屿、孙应祥”条，第339—340页；丁集上“苏侍郎祐”“苏通判濂”“苏举人淡”诸条，第389、389、389页；丁集上“冯举人惟健”“冯通判惟敏”“冯光禄惟讷”诸条，第390页。

90. 参见饶龙隼：《明初台阁体生成及泛衍》，《苏州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91. 杨士奇：《东里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1—2页。

92. 杨士奇：《东里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8册，第1—2页。

93. 杨荣：《文敏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1页。

94. 杨溥：《杨文定公诗集》卷首彭时《杨文定公诗集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3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63页。

95. 参见解缙《文毅集》卷首任亨泰《文毅集原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594页；杨士奇著，朱伯涵等点校：《东里文集》卷12《故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赠荣禄大夫少师礼部尚书谥文穆胡公神道碑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7页；黄淮《省愆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434页；金幼孜《金文靖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0册，第573页；胡俨《颐庵文选》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7册，第545页。

96. 参见王直《抑庵文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李时勉《古廉文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李昌祺《运甓漫稿》卷首“四库馆臣提要”；刘球《两溪文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夏原吉《忠靖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转引杨溥序；唐文凤《梧冈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王绂《王舍人诗集》卷首“四库馆臣提要”，分别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1,1242,1242,1243,1240,1242,1237册，第2,659,407,43,481,521,81页。

97. 参见张廷玉：《明史》卷181《李东阳传》，第4824页；李东阳：《怀麓堂全集》附录杨一清《序》。

9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徐博士祯卿”条，第301页。

99.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王西楼盘”条，第347页。

100. 朱彝尊：《明诗综》卷26“李东阳”条注引胡应麟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9册，第670页。

101. 参见刘海涵：《何大复先生年谱》附录谷继宗《学约序三》、岳伦《学约序一》，清同治壬戌年十二月龙潭精舍丛刻本。

102.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吕少卿高”条，第379页；丁集上“王参政慎中”条，第373—374页；丁集上“吴参议檄”条引李开先《游海淀诗序》，第380—381页。

10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参政慎中”条，第373—374页。

10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徐博士祯卿”条，第301页。

105.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赵佥都时春”条，第378页；丁集上“靳侍郎学颜”条，第391页。

10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朱参政应登附见朱江陵讷”条，第341—342页。

10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卷15“杨修撰慎”条，第353—354页。

108.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高按察叔嗣”条转引，第371—372页。

109. 参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唐佥都顺之”“陈副使束”诸条，第374—375、372—373页。

110.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佥事问”“王山人懋明”诸条，第398、399页。

111.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蔡侍郎汝楠”条，第418—419页。

112.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皇甫佥事汸”条，第413—414页。

113.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丰主事坊”条，第407—408页。

114.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江签事晖”条，第360页。

115.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李少卿开先”条，第377页。

116.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方处士太古”条，第335页。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张慕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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