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仲明 | “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
“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
文/贺仲明
摘 要：“地方性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兴起的一股创作潮流。它传达出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致力于细致全面地展现地方风习，并蕴含着较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它的出现，呼应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况，也关联着地域文学的历史境遇和当前现实。现实合理性赋予了这一创作充分的意义，但也应该警惕它存在的某些极端化和封闭化特点。民族国家主体性、现代性和适度性是“地方性文学”书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地方性文学；地域性；嬗变；民族国家
一、“地方性文学”：文学地域性的当代嬗变
地域性是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视角，也是一些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受交通不便利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大都被限制在比较狭窄的区域范围之内，长此以往，就形成了不同地域的个性化特征。它既包括自然地理和生活风物上的差别，也包括语言、文化、风俗等文化方面的不同。这些差异在文学场域中的体现，就是文学的地域性。前人对文学地域性问题已经进行了较丰富的研究，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有关文学地域性的理论建设一直未臻完备，其思想的局限性也受到很多质疑——最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关系决定论对丹纳“环境决定论”文学思想的批判性冲击。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学地域性问题更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无论是在文学理论界还是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都处于冷落和停滞的境地。
▲《文化的解释》书影
在创作界，“地方性文学”的成果也非常丰富。最具代表性的，是作家霍香结直接以“地方性知识”命名的长篇小说以及与该作品作为同一系列推出的新世界出版社“小说前沿文库”（包括恶鸟《马口铁注》、张绍民《村庄疾病史》、徐淳刚《树叶全集》、张松《景盂遥详细自传Ⅰ》等作品）。这些作品完全以“地方性”为关注中心，作家也以之为明确创作指向。其他一些小说作品，如阿来《机村史诗》、孙惠芬《上塘书》、野莽《庸国》、罗伟章《声音史》、于怀岸《巫师简史》、格绒追美《青藏辞典》等，也都致力于书写一个地方的民俗生活和文化历史，具备“地方性文学”的基本特征。小说之外，诗歌创作的声势更大。多家诗歌刊物开设了“地方性诗歌”专栏，发表积极倡导地方性诗歌或文学的宣言（如2014年4月，《明天》和《诗歌月刊》同时推出“中国地方主义诗群大展专号”）；蝠池出版有限公司集中推出“现代汉语史诗丛刊”（包括发星《在大西南群山中呼吸的九十九个词》、苏非殊《喇嘛庄》等长篇诗歌），明确以“地方性知识”为中心展示边地的历史和文化；此外还有在理论和创作两端不遗余力推动地方主义诗歌的民间诗人谭克修……这一声势是如此之强烈，以致有诗歌研究者认为“地方性诗歌的兴盛”是近年来诗歌的重要潮流，甚至有人将之誉为“新世纪诗歌三支建设性力量之一”。
虽然上述学者、作家和诗人口中的“地方性文学”“地方性诗歌”“地方主义诗歌”等概念内涵不完全一样，各人的主张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但毫无疑问，它们的思想中心是基本一致的，或者说，也许“地方性文学”尚不成为一个整齐的声音，但的确已成为当前文学一个引人瞩目的思想和创作潮流。无论是名称还是实质，“地方性文学”与文学地域性问题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但是，在概念内涵和创作特征等方面，它都与以往的地域性文学有了很大不同，是新时代的一种嬗变。概而言之，它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在文学理念上，“地方性”成为主导文学观念的中心
在传统的文学论述中，地域性只是文学的一个特色而已，而且也只涵盖部分作家作品。但是，在今天“地方性文学”倡导者们这里，“地方性”已经是主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唯一核心。他们认为，文学观念由不同的地方文化所决定，具有强烈的相对性——这包括什么是文学，也包括判断什么是优秀的文学以及以怎样的方式书写文学等等——因此，他们不同意普适性意义上的文学观，更反对遵循民族国家文化的统一规范性语言和文学形式，而是主张以自己的文化传统（往往是有别于主流汉文化的少数民族传统）来确立文学观，并追溯其文化传统中的写作方式，以地方方言为工具，遵照其传统文学方式来写作。格尔茨对艺术的定义被他们反复征引，成为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对于‘艺术’，我的词典（一部尽管平庸但却有用的词典）是这样说的，是‘意识的产物或颜色、形式、运动、声音或其他要素被安排进一种能产生美的感觉的效果的方式中’，这种方式使得人类似乎天生就具有欣赏的能力，如同他们天生就具有明白笑话的能力一般，并且仅仅为它提供了演示的场合。”▲克利福德·格尔茨（1926-2006）
（二）在文学内容和文学形式上，地方特征的展示成为最关键性元素
在格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中有一个“深描”理论，就是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细致而详尽的描写。这一理论对“地方性文学”写作影响很大，甚至被奉为创作圭臬。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文学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审美艺术，而成了“地方性知识”的演示台。如霍香结《地方性知识》、恶鸟《马口铁注》、张绍民《村庄疾病史》等作品，无论是结构还是内容，都与传统的“文学”和“小说”完全不同。它们既不叙述完整的故事和人物形象，也基本上采用写实的手法，摒弃想象和虚构（至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致力于纯粹客观地展示地方的风物和人情。如《地方性知识》一书，就完全按照民俗学的模式，在结构上安排为“疆域”“语言”“风俗研究”“列传”等几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展示一个叫汤错的村落的语言习惯、语汇、语音以及各种历史文化和民俗生活。孙惠芬的《上塘书》也颇相似。它虽然故事性强一些，但也是以乡村的“地理”“政治”“交通”“通讯”等框架来安排基本结构的。在传统语境中，这种深度还原地方性知识的写作属于人类学的“地方志”，分别在上世纪40年代和90年代问世的林耀华《金翼》和庄孔韶《银翅》就是这样的著作。但在今天，它已经成了许多“地方性文学”的主要创作形式。包括一些“地方性诗歌”作品，也如同分行的“民族志”，基本祛除传统诗歌中的个人和抒情因素，将展示“地方性知识”作为中心。
（三）具有较丰富的文化内涵
“地方性”与“地域性”只有一字之差，在内涵上却存在着本质性的区别。地域性是相对文学整体而言的局部特色，而对许多“地方性文学”提倡者来说，它已经自成一体，是一种与整体文化有密切关系的概念。这一点，如学者对“地方性知识”的概括：“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而且‘地方性’（local）或者说‘局域性’也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说的，它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地方性文学中的“地方性”是一种深入的精神特质，蕴含着人与地方文化的深层精神联系，体现着强烈的文化主体色彩，是对于自我文化的一种确认。作为文学，它既接受地方性知识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又是地方文化建构的重要一部分，与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
作为这种思想的体现，许多“地方性文学”作家都将自己创作与地方文化结合起来，以文学来传达和建构民族文化。民间诗歌刊物《独立》在2001年8月专门推出“地域诗歌专号”，其栏目导语就明确地表示：“地域诗歌……是以本地文化为背景，处理本地经验、本地体验与本地事物的诗歌，它以创造主体的素养为基础，写作的结果指向创造主体的建设、完善。地域诗歌的重心是创造主体。”云南诗人雷平阳的著名诗歌《亲人》也特别强调地方的文化象征意义，将文化上的故乡作为自己情感的中心：“我只爱我寄宿的云南，因为其他省/我都不爱；我只爱云南的昭通市/因为其他市我都不爱；我只爱昭通市的土城乡/因为其他乡我都不爱……/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二、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背景
“地方性文学”潮流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从外在到内在、从文学到文化的多重复杂背景。就文化方面说，它体现了现实文化的内在要求。准确地说，它是全球化时代文化背景下，地域性内涵和价值意义的变异和凸显。
其一，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人们生活范围越来越广，相互交流也越来越密切。很多人因此认为地域性问题已经不再有意义。但实际上，地域性文化依然深刻地存在，只是其形式内涵有所变化。因为全球化就意味着迁徙和变化，不稳定的生活状态，表面上削弱了人们身上的地域性特征，但却更强化了其内心的地域身份认同。迁徙所导致的漂泊感（不稳定感），使人们容易产生对自我身份和意义的困惑，并希望通过某种方式获得心理上的稳定，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意义。于是，地域性的意义得以充分凸显。因为正如福克纳对其家乡美国南方的阐释：“在南方，最重要的是，那里仍然还有一种共同的对世界的态度，一种共同的生活观，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地域（特别是相对偏远的地域）往往会形成独特的文化精神，包括生命观、文化观、审美观等等。这些文化是地域性的灵魂，也会成为一个人独特的精神身份。归属于独特的地域文化，人们不仅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还可以凸显自己生存的独立性，体现出对单一现代性生活的拒绝和否定，在消费文化弥漫所导致的虚无状态中寻找到自己的独立价值。
其二，在资本主义时代，金钱是决定社会文化的最重要因素。这导致在今天社会，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着文化的基本方向，东方和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处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和制约之下。在此背景下，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质疑思想应运而生，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文化表达出强烈的主体文化诉求。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突出的典型，它对西方文化侵凌其他弱势文化本质的揭示以及对弱势文化迎合西方文化现象的批判，在弱势民族文化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文化的解释》也一样。它致力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充分肯定各个地方民族文化的存在意义，表现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疏离和独立愿望。
在民族文化主体建构的视野下，地方性文化被赋予了特别的意义。这其中，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思想影响深远。他认为，民族国家不是简单的政治地理，它更是一种文化建构，“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受其影响，一些学者更深入阐释了地方及地方性文学在民族文化建构中的重要价值。在他们看来，独特的自然、风物、方言、传说等地方生活和文化风习中蕴含着深刻的民族历史记忆，具有民族文化的象征性意义，是民族文化塑形和建构中的重要因素：“很显然，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而且，地方性文学也被赋予了文化建构的价值：“文学作品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也提供了认识世界的不同方法，揭示了一个包含地理意义、地理经历和地理知识的广泛领域。”一些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也有意识强化其地域文化特色，传达明确的精神文化诉求。如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它所写的虽然都是现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每一个人的心灵和生活上都折射着爱尔兰独特的文化记忆和历史重负：天主教和英国的殖民统治。作品在人物的生活和心灵上都镌刻着爱尔兰历史、宗教、政治的深刻印记，是民族地域历史在现代化都市中的沉重回声。在爱尔兰民族运动中，这本薄薄的小说集被认为是对爱尔兰民族和地域文化最深刻的记录，占据着重要的文化位置。
▲《都柏林人》书影
共同的全球化时代和相对弱势的文化处境，使中国的“地方性文学”作家与西方相关学者的论述产生了强烈共鸣，在思想意图上呈现出强烈的一致性。阿来在谈到自己的《机村史诗》时，就明确表示其试图展示一个藏族村落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地方文化被现代文化侵蚀和毁灭的过程，表达对传统文化的叹惋和对现代性的反思。谭克修更清晰地表示：“在全球化和速度这两头猛兽的追赶下，当真正的自然不复存在，地方性正在消失、瓦解，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格局基本成型……当今中国诗人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地方文化面临被强势殖民文化消灭的焦虑。强调地方性诗歌有延续地方文化生命的使命意义。”“‘地方主义’对抗的就是‘全球化’‘速度’这两头怪兽……在这种新的对抗性中，凸显出地方主义诗人的身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说，正如批评家对“地方性文学”创作潮流的阐释：“全球化语境中的乡村地方性经验，应当就是现时代（消费时代）乡土小说的地方色彩，也就是乡土小说要倾力关注和审美描述的地方性知识。”作家们对地方性的特别关注是对全球化文化的一种反抗方式，地方性书写是对“去域化”的一种个人化抵抗方式。
从文学角度说，“地方性文学”是对地域性文学漫长受限制历史的回应，蕴含着文学地域个性的内在要求。在新文学历史上，不乏认同文学地域性价值，对其进行理论和创作探索的作家。上世纪30年代，鲁迅的名言“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就包含了认可文学地域性的因素。周作人则更为自觉和充分。他在五四初期就有这样的倡导：“风土与住民有密切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国文学各有特色，就是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之后，更明确赋予地域性以世界性内涵：“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
然而，在总体上说，中国新文学地域性创作的发展并不充分，特别是进入当代文学后更是如此。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地域性内涵与现代性文化、与民族国家意识之间，先天地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冲突。
从文化方面说，由于地域性的形成需要时间积淀为基础，不是与时俱进的产物，因此，它在大多情况下会与保守、本土、传统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如许多地方风俗、文化习俗就密切联系着传统生活方式，不符合现代科学文明的标准），从而构成与现代性思想的一定对立。特别是在“世界性”文化的潮流下，其不合时宜性越发明显。从民族国家角度看，文化统一是国家统一的重要部分。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统一文字和度量衡等文化举措体现的就是这一意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当我们国家已经进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阶段时，就应该以正在发展中的民族共同语（全民语）来创作。作为新生的民族国家，它必然要建立一体性的国家话语，对地域性文化进行一定限制。所以，在共和国建立不久，就大力推广普通话，并开展“方言文学大讨论”，批评和限制文学中的方言使用。
从大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情境上看，这样的文学政策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毕竟，文学不可能脱离具体社会环境而独立生存，文学的发展也需要建立在国家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上。但它对地域性文学发展造成较大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文学创作上，近几十年文学的地域特色在整体上呈严重弱化的趋势。地方方言基本上从文学作品中退出，地方文化和风俗也严重匮乏（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之前。之后情况虽然逐渐好转，但在长期的惯性影响下，局面始终没有大的改观）。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再没有产生像沈从文、沙汀、赵树理那样致力于在独特地域文学中执著探索的作家，也缺乏深入揭示地域文化个性的优秀作品。理论方面，人们对文学地域性的认识更呈现严重狭窄化的趋势。大家普遍将地域性局限为只有个别少数民族边地作家才拥有的特征，如苗族风情、边地风情等等，其内涵也被限制在“自然、风俗、人情”等表面，深刻的精神文化内涵被完全搁置。长此以往，很多人将地域性视为与现代性对抗的一个概念，甚至有作家拒绝将自己称为某一地域性的作家。
文学地域性受到时代文化的压制，但是，文学追求个性的特征决定了它有复苏的潜能，在压抑中会酝酿出强烈的内在渴求。甚至说，“世界性”“一体化”的浪潮越大，追求“本土”“地域性”的反击也会越强烈。近年来的中国文学就非常明显地呈现出这样的势头。许多作家在追赶着走向世界，迫切得到西方文学的认可，但同时也有不少作家在呼唤着回归本土和文化传统。“地方性文学”的崛起和兴盛，就是这种呼声的一种表征。它既是对全球化的自觉对抗，也是对匮乏历史的顽强回应。
▲《繁花》书影
三、对“地方性文学”的理性审视
正如“地方性文学”兴起有充分的必然性，其价值意义也毋庸置疑，但是，在当前社会文化背景下，这一文学与政治、民族、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有着太多的关联，也很容易被某些利益所利用。审视当前的“地方性文学”创作及相关讨论，已经出现了一些有问题的趋向，需要保持一定的警醒态度。
（一）封闭化趋向
就是片面地强调地方性，特别是地方文化个性，却忽略其与其他文化、与整体民族国家的联系。正如学者刘大先的批评：“它们很多时候陷入到将某个族群历史孤立化的封闭叙事，即往往会集中于族群历史本身而忽略更广范围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在幽微的层面，这实际上是一种族裔民族主义，即搁置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建构历史，而重新回缩到一种族群共同体的首尾连贯的叙事神话之中。”在一些学者和作家眼里，地方性成了完全自足的主体，与外在的整体社会和文化联系被完全隔断。他们书写某个村落，其中就只有这个村落；书写民族，当中就只有这一个民族。一些以“地方性”为主旨的文学作品，更在进行孤立、极端的文学实践，以回到封闭的民族文化为宗旨，运用只有掌握本民族语言的人才能阅读的方言创作，将文学的内容、接受和传播完全局限在单一民族范围之内。换句话说，他们制造了文化的自足，甚至刻意地保持这种自足。在这种姿态下，一些人拒绝以开放和发展的眼光来对待外在世界。比如一些作家对“学习汉文”“掌握现代文化”等民族交融方式持完全否定态度，甚至期盼能够保持“与人隔绝，与铺天盖地的大马路隔绝”的静态而封闭的生存状态。尤为甚者，一些人还坚持封闭和保守的立场，顽固排斥那些更具开放意识的作家。如阿来所说：“他们大致的意思是，作为这个民族的作家，首先应该有纯粹的血统；其次，应该用这个民族的母语进行写作。否则，就意味背叛。”以至于“在我所在的文化语境中，属于哪个民族，以及用什么语言写作，竟然越来越成为一个写作者巨大的困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病态而奇怪的文化景观”。
（二）极端化趋势
这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是将文学的范围无限泛化，影响到文学的基本品质和概念内涵。许多作品虽然名为文学，但已经不具备文学的基本要素，文化因素已经完全侵占了文学的空间。一些作家的创作目的也已经不在文学，文化建构的诉求完全取代了对生活的表现和对艺术的探索。二是无条件地认同和推崇“地方性文学”思想。地方性文学意义不可否认，但应该对其作全面客观的评价，认识到它也有一定局限性。而在当前，部分学者和作家完全缺乏批判和自省意识，“由于缺少必要的认识导向，对‘地方性知识’的强调极易使‘我族中心观念’滑向一种本质上同样极端的‘他族中心观念’……对‘文化持有者’持一种无原则的肯定与理解态度”。这实质上是自我主体性的丧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种封闭和极端的趋向会对“地方性文学”的发展构成巨大的伤害。因为多元、丰富和宽容是文学发展的重要前提，自我封闭和极端化发展只能是被时代和大众拒绝。而且，如果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时代变化，也就很难真正继承和发扬传统，最终只能导致传统的彻底崩溃。所以我以为，当前“地方性文学”的发展，需要坚持三个原则。
1.民族国家的主体原则
“地方性文学”的思想前提是遵循和肯定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而不是与之相背离。如前所述，地域性与民族国家整体之间确实可能存在某种张力关系。过于强调某一地域的独特性，有可能对大的国家意识构成冲击，甚至是分离趋向。但只要处理得当，它们也完全可以和谐共存，相互促进。一方面，地方是构成整体的基础，强调置于民族国家整体之上的具体地方情感，不会损害民族国家情感，反而会使民族国家情感更为具体化和深切化。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上认识地方文化，视野能够更开阔和深远。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它是“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政治、礼仪的力量”集合而成的“跨体系社会”。中华民族的所有个体文化，只有在融会于民族整体的基础上，才能完整呈现其历史，充分凸显其意义。
这也完全符合文学创作的原则。因为优秀的文学需要深远的视野和超越性的关怀，如果固守某一狭小地域，缺乏民族国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思想很容易走向局促和狭隘，达不到必要的高度。而强化中华文化整体性与丰富地方性之间的联系，将丰富地域性融入大的民族文化中，将很好地提升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近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了异族侵凌、保家卫国的共同记忆，如果能够将这些民族记忆渗透到地方性文学中，将大的民族国家意识与具体的、个体地域历史结合起来书写，就既能强化地方文化意识，又能促进民族整体文化情感以及对战争、民族、文化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事实上，在新文学历史上，一些作家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意识。比如沈从文。他虽然致力于湘西文学的建构，但他却并非想建立孤立的民族文学，而是有意识将地方与整体结合，在中华民族的整体基础上来看待和书写湘西地方的地域个性。他笔下的湘西，是与全国地理整体密切联系的地域，是整个中华民族国土和文化的一部分。在谈论湘西地方的民风民俗和精神个性时，他也明确强调自己属于“三楚子弟”，是中国楚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民族整体文化的自豪感，体会到深远的民族关怀和人类关怀意识。阿来也是如此。作为一个当代藏族作家，阿来的小说对藏族地方文化的表现很丰富，他也是有意识地将藏族地方生活与整个中国结合在一起，在更高远的视野上来理解：“我所要写的这个机村的故事，是有一定独特性的，那就是它描述了一种文化在半个世纪中的衰落，同时，我也希望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这个村庄首先是一个中国的农耕的村庄，然后才是一个藏族人的村庄。”特别是对当前一些文化分离思想，阿来也有很客观的认识，明确提出建设整体的、多民族的“完整的中国观”思想：“只有把这些非汉族的人民也当成真正的中国人，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只有这样双向地警醒与克服，我们才会有一个完整的中国观，才会建立起一种超越性的国家共识。”▲沈从文（1902-1988）
2.现代性原则
现代性的第一个内涵是平等立场，也就是对地方文化保持尊重的姿态，赋予地方与中心同等的地位和意义。作家与书写对象之间也一样，平等而相互尊重。在这当中，要防止两种情况出现：一是封闭性的自卑和自傲，并表现为傲慢、炫耀和夸张的书写姿态；二是俯视性的拒绝姿态，以轻慢和忽视的姿态来看待地域性。正如有美国学者阐述的：“地方色彩文学的叙事人是外来人，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描写当地人和事，目的是取悦于城市读者，而地域文学则以平等姿态从当地内部角度反映地方人文，目的是获得读者认同。”一个作家只有深入地域的内在世界，与其产生心灵的沟通和联系，才可以真正表现出地方色彩的自然和自在状态。地域性不是炫耀。文学对地域性的表达不是人为的编造，而是像盐与水的关系，溶于日常生活之中，让读者在不自觉的状态下感受到地域个性的特征和魅力。
“现代性”的第二个内涵是遵循现代性的发展方向。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以文明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文学地域性。时代发展是不可逆转的，现代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方向。严格地说，“地方性知识”和地域性文学都不是拒绝现代性，而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或者说是建立一种更和谐、更平等、也更科学的现代性。所以，建设“地方性文学”，不是回到封闭保守的往昔生活，而是建构现代的“公共记忆”，在快速发展的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稳固的精神基石。同时，需要区别思想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差异。从审美角度看，地域文化代表的是人类文化的优美历史和个性，其意义是永远存在的，也应该是文学永远的书写对象。但是，不能将文化的视野局限于此，否则就会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窠臼之中。“文学的国家主义是可悲的，而地方性却至关重要。所有创造性的艺术必须源于某一块特定的土壤，闪烁着地方的精灵。”这一西方学者的话，倒过来解读同样具有启迪意义。
3.文学性原则
地域性对文学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它终究只是文学的一个非根本性属性，不能以地域性作为文学的主导。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表达对人性的探索和对人类的关怀，如果以地域性为目的和中心，就会舍本逐末，丧失掉文学自身的特征和标准。所以，需要对文学地域性的价值、缺点和局限有全面而清醒的认识，以免走向片面和极端。它具体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
其一是对地域性的关怀不能超越和凌驾对人的关怀之上。任何时代的文学，人都是第一要素。在地方性文学中，地方的自然地貌和人文风俗等当然很重要，但不能忽略最根本的人。事实上，地域性表现与对人的表现之间并不矛盾。人在具体地域中成长，其个性气质受地方风习和文化熏陶，其记忆更牢固地联系着地方生活，人的地方个性以及人对地方的情感和记忆是一种强烈的个人化地域性体现。可以说，表现真正地域文化个性中的人，也就表现了深层的地域文化精神。要想表现深层地域文化，首要的前提也是表现地方文化中的人。如果忽略人，将外在地域性特征置于首位，很容易陷入对地域性书写的猎奇和炫耀式陷阱。“我们是表现这古老的西部大地和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变异和生长，在持守和嬗变中再创造出真正的反映母族大地的现代诉求的新的西部传统，还是永远地开掘取之不尽的‘西部’资源，让自己的文字成为类似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旅游中那种满足了‘东部’人的优越感和猎奇欲的民俗表演？”作家严英秀虽然不是明确针砭“地方性文学”，但却具有一定的警醒意义。
其二是在文学表现方式上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地方性文学”对地域生活的细腻表现，是对文学内容的丰富和审美风格的拓展。包括“地方志”的文学形式，如一些作家的认识：“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和定力去学习新的东西，做田野考察。”它确实拓宽了人们对文学边界的认识，对文学与其他学科边际的交流有所促进。但是，对地域特征的表现不能毫无节制，它需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特别是在形式层面，必须在不损害文学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行。所以，“地方志”文学形式最多只能作为文学实验品存在，不具备推广的普遍性价值。理由很简单，文学具有自己的基本美学特征。文学作品如果真的混同于社会学文献，就失去了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文学也就不成其为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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