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均 | ​革命与乡绅 ——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

革命与乡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史实考释

文/张均

中山大学中文系张均教授

摘　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系根据丁玲在河北涿鹿等地的土改经历撰写而成。由于自身作为“绅士阶级的贰臣”的复杂性，丁玲对以钱文贵为代表的劣绅的近于实录的“科学描写”，达到了此前、此后文学皆不能及的精确与深刻，对以李子俊夫妇为代表的良绅近于悲剧化的叙述处理，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有关反面人物叙述的另类实践，而将虚构的黑妮形象与“新人叙事学”予以反常规的匹配，更传达出知识分子面对“乡绅之死”这一历史定局时介入现实的意图。诸种努力，使丁玲的乡绅叙事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记述，也造就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0—1970年代文学中不可复制的丰富性。

关键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革命；乡绅

“乡绅之死”是中国“短二十世纪”历史上令人哀伤的一幕。1930年代以降，涉及此段悲剧的作品代代相续。其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堪称杰作。这表现在，较之《白鹿原》《生死疲劳》等文化原乡之作，《桑干河上》（以下皆简称）有着“时代目击者”的直接与深刻；较之同时代文本，《桑干河上》却又因作者身世而对这一阶层怀有隐秘的忧伤。诸种因由，使《桑干河上》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另类，而未必是“工具化了的艺术”和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译写”。实际上，《桑干河上》是丁玲在涿鹿、阜平、行唐等地参加土地改革的结果，主要取材对象是涿鹿县温泉屯村。该村丁玲纪念馆说明文字称：“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大都取材于当时的温泉屯村。”馆中还展示了十几位原型人物的照片。当然，《桑干河上》所欲书写者，并不止于小小的温泉屯村，丁玲希望捕捉的，是时代剧变中的势与人以及挥之不去的历史悲情。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书影

一、有关劣绅的“科学描写法”

近人之谓“乡绅”概念，系从“绅士”演变而来。“绅”与“士”皆指科举制下获得功名的读书人，不过在朝为“绅”在野为“士”。在此理解下，“乡绅”即指居于乡间从未为官或已退出官场的有功名的士大夫阶层。不过“到了晚清时期，乡绅阶层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以团练为权力基础的土豪劣绅势力。此后，直到北伐战争前，基本上是土豪劣绅与传统士绅控制着中国的广大乡村地区”。《桑干河上》所写中小地主，只有李子俊是正规师范院校毕业生，与传统士绅较为接近，其他人物如许有武、陈武、钱文贵、江世荣等多属土豪劣绅范围。

不过，无论哪类乡绅，在1940年代都面临着“乡绅之死”的历史变局。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这不仅指民国时期“膨胀的人口和有限的经济生产，无可避免地会产生摩擦”并进而引发社会动荡，更主要指另外两层历史走向。

一是近代以来，农业中国势必通过大规模工业化实现对发达国家的“弯道”追赶，规模庞大的乡村地主经济已成障碍：

他们对于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这种封建所有制，和由此而来的地主对于农民人身的不完全的所有制，即地主对于农民的封建特权……早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基本障碍。因此，为了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对于整个地主阶级（当作代表一种占有关系即一种生产关系的阶级来说，而不是当作地主各个个人来说），必须加以彻底的消灭。

所谓“障碍”，既指乡绅阶层“截留”了国家主要的农业收入导致工业化无从展开，也指乡绅阶层普遍缺乏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意愿。关于后者，韩丁在山西观察到：地主豪绅“没人会愿意在肥料、种子和工具上花钱”，他们要么“将多余的粮食换成银元，埋藏在地下”，要么购买“唯一可以投资”的对象——土地，而购买土地“只是授权买主按照通行的社会关系准则，去占有佃户菲薄收成中的一份，而绝不会增加产量”，这些都“只会加深和延长经济的停滞”。

二是在解放战争中，乡绅阶层作为广阔乡村“‘寡头的’或‘贵族的’阶层”，同样势必成为被摧毁对象。这是因为，面对国民党军事进攻，共产党必须从广阔乡村大规模征兵、征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整体性地解决“掌握生产资料，土地和耕畜农具”并迫使农民“俨若附庸”的乡绅阶层进而建立自己的基层政权。于是，作为“翻转”“中国的低层机构”的最有效方法，土地改革就被提升到战争战略高度，何况，“耕者有其田”原本就是革命核心诉求。于是“乡绅之死”即成定局，而《桑干河上》赖以为本事来源的华北土改，即是此定局的上演。

▲乡绅（资料图）

丁玲以文学方式准确呈现了此种大势。这突出表现在对钱文贵、江世荣等乡绅的刻画上。丁玲回忆：“（从）材料上来看，恶霸地主最多”，如“强奸妇女、杀人”的民愤极大的陈武，所以丁玲一度对自己说“写一个恶霸地主吧！”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占人妻女的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最易激起读者反感，最便于在正、反面人物之间“制造界限”，“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道德或邪恶等做出界定”。不过，此种写法实是将乡绅推到“他者”位置，通过抹杀其自我逻辑而构制某种“负面假象”。对此他者化反面人物叙述，丁玲不大欣赏，更不愿用浅俗道德批判遮蔽中国乡村更为深刻的真实。她说：“在封建制度下，即使他不是恶霸，只那种封建势力，他做的事就不是好事，他就会把农民压下去。”“他比恶霸地主还更能突出的表现了封建制度下地主阶级的罪恶。”因此，尽管《桑干河上》也将陈武实录进了小说，但只是一笔带过，最终作为典型出现的钱文贵、江世荣等乡绅，虽有逼租、贪污、讹人钱财等错误，但并非“衣冠禽兽”，也无极端反伦理行为。这是有意为之的选择。遗憾的是，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将钱文贵与黄世仁等混为一谈，这不免是对丁玲不愿“取媚群众”的努力视而不见。

那么，钱文贵等又是怎样的乡绅呢？钱文贵为“八大尖”之首，不过其统治地位的获得比较特别：“连保长们他都认识，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又有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连暖水屯的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桑干河上》，第11页，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年。以下皆同）这一特点，可谓“谋财害命不用刀”（《桑干河上》，第387页）。究之史实，这近于对其原型韩文贵的实录。据知情人透露，“钱文贵（按：指韩文贵）不是恶霸地主”，他“确实有个儿子去当兵”，“他的坏不是表面上有多坏，我把谁打死了，我没有”，“你有啥事求我，求我我就坑你，包括他的本家，包括李仲祥”，“我让你当保长，我去你家吃你喝你，就把你腾得你穷了我富了。他地不多，但是他在外头做生意”，“（他）见识的人多，交际面也广，确实像小说中描写的，是个‘摇着羽毛扇’、‘二诸葛’似的人物，‘干了不少坏事’”。此外，小说内外钱文贵的土改经历也类似：遭到批斗，土地被按政策重新分配，本人在土改中未遭镇压。可以说，《桑干河上》的确具有强烈的实录特征。

不过，丁玲的目的当然不在于实录华北某村庄某一普通的乡绅，她的抱负更在于映射现代中国“乡绅之死”的必然。对读小说内外，可知《桑干河上》在两个层面均符合民国乡绅的普遍事实。

其一，以权势经营为中心的人生逻辑。对于钱文贵的发迹之道，冯雪峰曾以“通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去的蔓藤的根”去理解，万直纯则解释为“农村宗法关系”的结果。无论哪种解释，指涉的都是传统乡绅的人生目标及行为模式。对此，翟学伟认为：

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有三样东西是人们最想得到的：有权、有势、有钱。当然我们也有理由认为这三样东西人人都想得到，而非中国人才想……（但）中国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安排在于如何通过一样获得另外两样，或通过两样获得另外一样……于是这三者很容易互相包容，导致在中国生成的相关概念就是“权势”或“势力”或“有钱有势”等。

钱文贵孜孜营造“权势”的方法，即在于中国社会代代相延、于今犹盛的“关系学”。《桑干河上》未充分描写他如何与县级官员建立关系，但对他在暖水屯与各方势力营建关系的方法则颇有涉及：“儿子变成了八路军，又找了一个村治安员做女婿。村干部有的是他的朋友，谁敢碰他一根毛？”（《桑干河上》，第12页）他既善谄上，亦善凌下。血缘、地缘也好，政局也好，都是他谋求权势、地位和利益的方便“法门”。他无固定原则，他蔑视农民也拉拢农民，与其他乡绅合作也构陷他们，靠近国民党也贴近共产党。在这诸种“变”中，不变的是其对“有钱有势”如火如荼的追求。

其二，政权内卷化背景下“赢利经纪人”的崛起与乡村危机。钱文贵、江世荣等对“权势”的经营，其实是民国乡村社会变迁的折射。此即庄孔韶所言地方乡族组织中“新绅”对“旧绅”的取代：“旧绅一般只以土地、遗产为业，而新绅不仅有外来利润，而且与地方政要、军人集团、商业网发展了直接的联系，从而反过来加强自身在宗族和乡村社区中的力量。”此种新绅，实即带有“赢利经纪人”特征的劣绅。民国以来，随着乡绅阶层的武化与劣化，各类新土豪劣绅逐渐成为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新型中介。较之旧绅可能会有的文化守护诉求，新绅在赋税征收、差伕派遣、民事诉讼等方面都更近于“经纪人”（brokerage）：“国家的财政税收在增加，但征收赋税的效益在递减，大量赋税落入赢利性经纪手中。从而，民国历届政权皆落入了‘政权内卷化’（state involution）的陷阱。”钱文贵等所精通的，正在此道。他包揽词讼，从中渔利。江世荣则靠当甲长白手起家，他“藉日本人压榨了老百姓，又藉八路军来勒索”，最后“挣到了一份不错的家私”（《桑干河上》，第51—52页）。可以说，有这样的赢利经纪人的普遍存在，中国乡村很难不陷入社会危机。

以上两层刻画，自然没有渲染乡绅如何在佛堂强暴农家少女的故事那样深入人心，但无疑更能切中民国乡村的社会危机。因此，冯雪峰明确肯定“正是钱文贵，才是地主阶级几千年来的统治权力的缩影”，作者“对于农村有深刻的观察与分析”。在此背后，则是非他者化的反面人物讲述方法：“作者既没有把他丑角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非常的穷凶极恶。作者只是依照这一类型的恶霸地主原有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对此，可称为正剧化叙述，其特点有二：（1）他者化叙述在形貌、道德上习用“妖魔化—野兽化”之法，正剧化叙述则不过分丑化，而将“见什么写什么”的“科学的描写法”、如实呈现反面人物“自己的道德”奉为圭臬；（2）他者化叙述褫夺反面人物的自我逻辑，将之处理为正面人物“倒置的自我表象”，根据正面人物表现的需要构制反面人物（此种方法用安·杜西尔的话说就是“他者不是按其自身的形象被复制，而是按我们的形象去复制”），正剧化叙述则尽量呈现反面人物“自己的意志”，将之叙述成那种“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高尔基语）。因此，他者化叙述实以通俗文学为底，而正剧化方法则属于“严格的现实主义”。较之《白毛女》等，《桑干河上》尽管不“取媚”大众，却更有力地通过呈现“欺压乡邻的乡村精英变成了其所在村社的破坏性力量”而逼真地展示了“乡绅之死”的必然。

当然，对此由“科学的描写法”而呈现的必然，研究者可能会以《白鹿原》为据作出否定判断。在《白鹿原》中，白嘉轩既不追求“有权有势”，更不刻意经营关系，而是恪守“学为好人”的圣人训诫，堪称“身板最硬”的高尚“正绅”。白嘉轩所印证的，恰恰是乡绅之不应“死”和不能“死”。那么，何者更为可信？黑格尔的说法或可作为答案：“人类的行动都发生于他们的需要，他们的热情”，“其中也许可以找到一些普遍的目的，如像仁心，或者高尚的爱国心。但是这些德性和这些普遍的东西，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高尚、端正的白嘉轩在民国乡绅中即“只占一个细微的比数”，可令人追怀，但不可信，钱文贵可恶，然而可信。

二、革命所倾覆的事物

应该说，经过“《野百合花》事件”且不具备社会学家视野的丁玲，未将钱文贵等写成“暖水屯的黄世仁”，而是以原型为基础、如实再现华北乡村的“新绅”和“劣绅”，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丁玲何以能如此呢？除了对华北土改过程的参与与目击之外，与她的家世经验也有莫大关系。对此，丁玲自述道：“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丁玲所由出身的安福蒋家是清代“湘北、湘西遐迩闻名的大地主家族”，“拥有田地约60万亩，遍布今临澧、澧县、石门、桃源、常德，中心在临澧”。丁玲自己在1931年演讲中也说，“我的家庭，现在还有三千人——远近亲戚都在内”，“（我）住在二百多间的门院里，忧郁地”。如此庞大的家族以及各房各支起落沉浮的众生相，为丁玲了解现代中国乡绅阶层的生态提供了不可复制的背景。因此，丁玲对于民国乡绅在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劣化描写，有着后世文化保守主义者（如陈忠实、张炜等）悬空想象而无法达到的现实感。而这，保证了《桑干河上》对非恶霸型乡绅予以正剧化处理的可能与深度。不过，家世经验的优势不仅体现在对“乡绅之死”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而且也给《桑干河上》带来了况味复杂的内容。尽管丁玲早早走上了“绅士阶级的贰臣”的革命道路，但她之于乡绅阶层的感情恐怕不是“革命”二字可以简括的。物伤其类，人之常情，何况乡绅阶层内部尚有大量良绅存在。《桑干河上》对良绅的隐蔽刻画及悲悯化处理，包含了对革命复杂性的有意识记录与潜在反思，折射出丁玲不可多得的政治敏锐性，是当代文学弥足珍贵的内容。

▲土改革命

从目前资料看，顾涌是小说内外唯一同名的人物。不过小说中顾涌被写成误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其原型则是拥地较多的地主。据当地农民刘振回忆：“（温泉屯）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的地主恶霸。但是，每个村都要斗地主的，后来，就斗了顾家三兄弟，顾家一共有300亩地，算是地主。”所以如此改动，源于丁玲土改期间在另一村庄所见景象的刺激：一个富裕中农献地后被邀请讲话，他“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这直接导致了顾涌这一形象的产生。实际上，在民国乡绅中，有相当部分是普通自耕农经累代辛苦劳动、“勤劳革命”而上升为中小地主的，与巨绅之家往往官绅兼营、“黑白通吃”迥然相异，与劣绅包揽词讼、中饱私囊也很不相同。然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丁玲对他们可能遭受的不公正命运有深切的关注。事实上，土改期间，温泉屯村青年主任顾长龙（小说中易名顾顺）曾找到丁玲表示要主动献地：

丁玲有些吃惊。顾长龙虽然家境较为富裕，可土改一开始已经献出了几亩果园，拿出了半个家当。今天，他不顾家庭经济状况，要求再献地又是为了什么？是群众对党的土地政策没有完全理解，还是我们工作上出现了失误，丁玲心里有些不安。“顾长龙，你把自家那点地全献出来，母子怎么过？”

最终，丁玲劝阻了此事，但心中却留下阴影，于是在小说中她将现实中并无关系的顾涌、顾长龙改写为父子关系，并将其身份统一为富裕中农。推其目的，当在于可以“合法”地表达对此类乡绅人物的同情，并给作品引入其他同时代文本不曾纳入的视角。不过，最能见出丁玲之于“乡绅之死”历史定局的悲悯情绪的，还是对于李子俊夫妇的刻画。李子俊原型是温泉屯村破落地主李仲祥，据其子李培林回忆，土改期间丁玲“就住在我们老院，老院在我们西屋”。丁玲何以选择房东李仲祥进入小说，原因在于对这一阶层不可逆转的命运的直接遭遇：

土改工作还未开始，胆小怕事的中年人（按：指李仲祥）便寝食难安，好像一场灭顶之灾就要来临。丁玲发现这一情况后，心平气和地找他谈话，讲党的土改政策，讲封建地主阶级的罪恶，并明确地告诉他，斩尽杀绝不是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只要不与人民为敌，共产党是会给出路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多次谈话，终于使李仲祥——这个地主阶级的一员，对土地改革运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主动献出了8亩果园和土地。

此外也有关于家世的忧伤记忆：丁玲父亲与李仲祥非常相似，他们都是有才而无用、懦弱而败家的乡绅子弟。李仲祥是温泉屯正规师范毕业生，丁玲父亲蒋保黔则“十四五岁时，就考上了秀才”，此后还留学日本。李仲祥一无用处且嗜赌如命，“他祖上比他还有钱，在他手里已经败落了，把地都赌输了”，“他没败落前是最有钱的，他就是赌嘛，输好些地”。丁玲父亲同样“没有什么出息”，“分家时可能有一百来石田（即六七百亩地）”，“但年年卖，等到他死后，只剩十来石”。如此相像，使丁玲刻画这一人物时，很难不勾起对已逝父亲的记忆，“（这）使她在对这个地主形象的刻画中超越了‘意识形态的预设’，使之有可能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写”。因此，小说如实再现了李仲祥“有钱无势”处处“给人耍”（《桑干河上》，181页）的软弱。李培林回忆：“（我父亲）他当了一年村长的就是雇人”，“他当不了”，“就把家底花完了”。不过对于李仲祥作为良绅的善良，《桑干河上》予以删除。凤凰卫视纪录片显示：

村里人眼中的李仲祥等地主并不都是坏人，他们不但自己干活，还经常资助四邻，碰上天灾歉收的年头，地主还会在戏台上施粥做善事，以至于在分配地主财物的时候，有些村民暗地里为李家打抱不平。

《桑干河上》也提及农民的“慈悲”：“要把李子俊的地拿了，他准得讨饭。这个人连四两力气也没有”，有次“他到井边去挑了半挑水，一摇三晃，走到大门口迈不过门槛，就摔倒了”（《桑干河上》，第67页）。如此描述的背后，其实已涉及对“乡绅之死”的悲剧性拷问：李仲祥/李子俊这类乡绅（包括“一滴汗一滴血赚来”土地的顾涌们）何罪之有？无非是拥有土地的“原罪”。然而，这真的是“罪”么？李子俊说：“咱有几亩地么，又不是偷来的，又不是抢来的，还不是祖先留下的？如今叫咱好受罪！”（《桑干河上》，第191页）可以说，《桑干河上》以同时代作家不曾具备的勇气，提出了这一难以回答的世纪拷问。当然，也并非完全不能回答。民国时期，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人地资源矛盾再度逼近周期性爆发的临界点，当此之时，需目光远大、高效有力的政府通过和平土改、工业化等良策化解危机，然而蒋介石集团应对无方，兼之外患迫逼，终使中国社会陷入残酷的“自我调节”——无数辗转沟壑的下层民众铤而走险，统治集团残酷镇压，最后结果是新政权成立，人地资源问题被解决，但乡绅阶层整体却遭受“灭顶之灾”。历史大势与个人命运的碰撞往往相当剧烈，文学不能逆转历史大势，但文学却可以哀悯、记录、叹息那些被时代的惊涛骇浪摔出轨道（甚至摔得粉碎）的生命。《桑干河上》以难以掩饰的悲悯记录了李子俊、顾涌等无辜一族的真实声音，甚为可贵。

在有关李仲祥、顾涌等真实人物的本事改写中，丁玲提出了（但未回答） “罪”的拷问，而通过对李子俊老婆的塑造，进一步传达出了革命不能也不应掩杀的悲苦呼告。对于小说中这位30来岁丰腴、美丽而好强的女人的原型，笔者在访问温泉屯村时一无所获。年代久远，村人对这样一位地主女人到底是谁已感模糊。不过秦林芳认为，这其间有丁玲母亲的投影。李子俊女人对于自己遇人不淑以及不能控制的命运的反抗，的确非常接近丁母：“她们都是‘好强’之人，在逆境中对命运也都进行了抗争。”《桑干河上》也因此对李子俊女人内心的探察颇见深入。虽然她被明确定位为反面人物（通过叙述者的讽刺语调予以确保），但她的“否定的美质”仍得以呈现。她的眼睛“灵活清澈得像一汪水”自不必说，另有两层也予人深刻印象：（1）作为母亲的担当与抗争。在“风暴要来”之际，为了四个孩子，她“只得挺身而出，在这风雨中躲躲闪闪的熬着”（《桑干河上》，第271页）。在家内，她不再雇人、自己做粗活；在家外，她以女性的柔韧竭力应付着汉奸、混子、索要红契的佃户各色人等。（2）作为“人”的尊严与不驯从。她是吴家堡首富的女儿，尽管在与命运的搏斗中节节败退，但她从来没有驯从于所谓“革命”，后者认定乡绅“应当承担全部历史罪责”。如果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埋藏于李子俊女人内心深处的不驯从以及它们的终将倾覆，多少有近于悲剧的成分。当然，革命文学拒绝承认反面人物的悲剧性，但既然在古希腊悲剧中“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如果在他的邪恶当中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巨人般的力量，也可以成为悲剧人物”，那么不“邪恶”的、美丽的、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受了多少委屈”的李子俊女人当然能够获具悲剧的品质。

对李子俊女人的讲述，其实已经接近悲剧化反面人物叙述方法。与正剧化叙述相比，这种方法不但遵守“反革命的人，一样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道德”的规则，且进一步发掘其“反面”之下美与善的质素，并通过其“否定的美质”的毁灭来见证生命的光焰。显然，这种叙述方法在革命年代极难存活，但不肯从俗的丁玲恰恰以此容纳了她对革命所倾覆的事物的难言的况味。作为“绅士阶级的贰臣”，丁玲不大可能站到乡绅一边并将急风暴雨之下旧家子弟的凋零推到“美”的高度，但对李子俊女人及李子俊、顾涌等良绅的悲悯，却也足以使《桑干河上》的文本“缝隙”丛生，使其看似狭隘的阶级标准呈现多重解读的空间：如此乡绅，既是“阶级敌人”，却又是可让读者从中看见与自己一样的“人”。

▲1953年，《人民画报》宋学广摄温泉屯

三、乡绅阶层往哪里去

《桑干河上》对乡绅阶层的再现多有现实原型，“里面唯一没有原型的，就是黑妮，那是创造出来的一个文学形象，为了增加作品的阅读性从而增加的”。此说不无道理，但丁玲设置此人物还另有深切的历史忧患。所谓“乡绅之死”系指阶级消亡而非肉体消灭，但阶级消亡之后肉体的乡绅往哪里去，显然极为复杂。而这，正是丁玲创作黑妮的缘起。丁玲回忆：“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来，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后来我在另一个地方和一个同志聊天，谈到对地主家子女如何处理，一谈到这马上我就想起我看到的那个女孩子。”不过，对这一闪而过的女孩，丁玲并无进一步了解。故此女孩不能说是黑妮原型，然而文学“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黑妮的缘起，具有特定的情境基础。此即丁玲在土改中萦绕不去的忧虑：“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然而，出路问题并不止于“地主的儿女们”。无论劣绅还是良绅，其实都面临“往哪里去”的问题。《桑干河上》也希望以文学力量介入这一棘手的现实问题。出于家世共通的理解与思考，丁玲在小说中设置了两层相关议题，黑妮形象皆与之有关。

其一是有关乡绅阶层的暴力对待问题。暴力是土地改革运动中反复“纠偏”而又频繁发生的问题，《李家庄的变迁》《暴风骤雨》等都通过对“一个回荡着‘危机’、‘存亡’、‘解放’、‘新纪元’的时代”的叙述，对暴力“给予一种‘直接实现意义’的动人幻象，诱发一种趋近于崇高的乌托邦式美感”。《桑干河上》却不甚相同。丁玲不否定革命正义，然而她拒绝为暴力赋予“乌托邦式美感”，而直接将之处理为违反政策的举动：“眼看要被打坏了，张裕民想起章品最后的叮嘱，他跳在人堆中，没法遮拦，只好将身子伏在钱文贵身上，大声喊：‘要打死慢慢来！咱们得问县上呢！’”（《桑干河上》，第398页）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对华北土改更为普遍的情形的回避（温泉屯土改比较温和，“一般土改没有干得这么好，没有后遗症”）。实际上，较之《古船》作者张炜，丁玲对于土改暴力其实有更切身体验。据知情人记述，丁玲曾经历这样一件事情：

她走了进去，当她来到屋里，一个异样的场面，竟使她有些吃惊，十几个人大大小小，黑一半亮一半的头影正围着一盏油灯七嘴八舌争论不停。原来，清散大会后，贫雇农把几十年来的深仇大恨，把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在村里几户地主身上，心里只有一种感情——报复！他们对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认识不深，有的说八路军太宽大，主张把地主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看着一张张认真而又疑惑的面孔，丁玲哭了，她又一次详尽地向大家讲解了土改的政策。

丁玲的“哭”，是一个深受五四人道主义浸润的知识分子面对不肯行“人道”的农民的悲伤，更是怀大悲悯者面对中国社会幽暗传统的巨大无力感。此种传统即是中国历史中令人黯然的“以暴易暴”之规则。中国社会长期由得到强大军事机器支持的放纵的食利集团和沉默、忍耐的良民构成，然而社会矛盾积累既久，良民也会铤而走险，而“一旦行动起来，他们就要走向残忍和暴力的极端。他们如果要动手，就要往死里打，因为普通的常识和几千年的痛苦教训都告诉他们，如果不是这样，他们的敌人早晚要卷土重来，杀死他们”。土改，是这样的相互对待的暴力传统的再次上演。在温泉屯，丁玲坚决执行不允许私杀、滥杀的政策，阻止了农民“斩草除根”的计划，然而她无法阻止更大范围内的暴力。赵俪生回忆：“在土改中和土改以后，干部乱打、乱判、乱杀人的事太多了”，“鲁山城里也至少有三个疯子”，在“河北正定，也碰到好几个疯子，多半是女性”，“那些疯子大半是被杀者的亲属，思想不通就疯了”。更令人痛苦的是，丁玲也无法阻止还乡团的暴力。尤其被丁玲压制的温泉屯村，后来遭到还乡团的报复，丁玲“有几个认识的人却牺牲了”。如此种种，构成了日后《古船》对历史原罪深刻检省的来源。然而在革命中，有关“我们都是有罪的人”的忏悔不可能展开，《桑干河上》所能做的，只能是凭藉政策抵制暴力。

▲《古船》书影

在暴力对待中尚有一种针对乡绅阶层女性的性暴力。1980年代以后的《古船》《故乡天下黄花》《老生》诸作对此有大量记录。当年相关史料也频有提及：“在历次运动中担负主要责任的民兵很快就沾染上了旧军阀的某些习气”，“王满喜要是单独撞上一个地主家的女人，他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他说：‘狗日的地主光玩我们的女人，我们就不兴玩他们的？’”较之乡绅阶层对于贫苦阶层漫长的性暴力，这类暴力毋宁具有报复性质，但由于此类性暴力无法以经济、文化优势作为合理化的可能条件，因而更具触目惊心的原欲性与反伦理性。因此，《古船》中茴子死后被凌辱的场景就比《白毛女》中喜儿被强暴的场景，更能引起今日读者的痛感。对于类似茴子的悲剧，丁玲不可能一无耳闻、毫无痛惜。其实，“长的很漂亮”的辛庄女孩触发她考虑黑妮形象时，恐怕就包含了此方面不甚乐观的联想。《桑干河上》对此也隐约涉及，如小说屡次提及李子俊女人“丰满”“白嫩”以及村民们的猥亵谈笑：“谁说李子俊只会养种梨，不会养葫芦冰？看，他养种了那末大一个葫芦冰，真真又白又嫩又肥的香果啦！”（《桑干河上》，第270页）不过，文学说到底是让“那些被排斥的人的‘长期以来暗哑的声音’从隐蔽处涌现到阳光下来”，而从中国乡村的历史来看，其长期被排斥者当然不是钱文贵、李子俊等，故对他们的悲悯，当然要让位于“弱者的正义”。

其二是有关乡绅阶层“往哪里去”问题。对此，当时土改政策和相关文学都未予以充分重视，但丁玲预想到了。不难想象，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前夕，无论劣绅、良绅还是其年青子弟，恐怕都难以摆脱与蒋政权一同倾覆的命运。如果说“现代国民的现代化过程应该排除该国民内部的异质性”，那么乡绅阶层就是“新世界”到来之际必须予以清除的“异质成分”。当时，多数作家也是这么处理的，如《暴风骤雨》结尾将韩老六一毙了事。但这种“象征性死亡”不足以遮蔽万千乡绅及其子弟的现实出路问题。丁玲将此问题凸显为《桑干河上》不可或缺的内容。她拒绝将乡绅（哪怕是劣绅）列作“建立民族国家”“净化空间和同一性的过程”中必须被消除的“芜杂”。这表现在《桑干河上》不但指出“扫地出门”违反政策，而且还挑明了乡绅阶层在未来新社会中作为劳动者的权利问题：

（李宝堂）向大伙解释，为什么要给钱文贵他们留下够生活的地，只要他向大伙低头，不做恶事，他又愿意劳动，那还应该给他们地的，难道叫他讨饭或者偷人抢人吗？不给他地种，他就不干活，讨饭还不是吃咱们吗？他解释得大家都笑了，并不坚持原来的意见。

（《桑干河上》，第451—452页）

如果说《桑干河上》对钱文贵等的处理主要涉及的是乡绅阶层的现实出路问题，那么，因辛庄女孩的触发而塑造的黑妮形象，就直接提出了年轻乡绅子弟参与新的共同体建构、完成自身历史主体形塑的未来问题。

在现实中，从土改开始，中国社会开始逐渐形成一个以阶级划分为依据的身份社会。1950年8月20日、1951年3月7日，政务院专门制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 （ 草案） 》两份文件，就如何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工人 （ 雇农在内） 五大基本阶级成分及更为具体的阶级成分，作出了详细规定。这种阶级成分很快演化为政治身份，由此形成1950—1970年代的身份社会，其中，“向下翻身”的乡绅阶层实际上沦为新的“弃民”群体。如果说，在此前阶级分化的社会中贫苦之人在教育、婚姻、就业方面都遭受严重障碍的话，那么在新社会中，这种障碍几乎以翻倍的方式加诸以前的乡绅阶层之上。当然，在丁玲开始撰写《桑干河上》的1947年，这些尚只是趋势。丁玲通过小说有力地挑战了这一趋势。这表现在她不但着力为黑妮这样的乡绅子弟谋取“人”的资格，还将“新人叙事学”的方法突兀地用于黑妮的塑造。从理论上讲，黑妮与旨在形塑历史主体的“新人叙事学”是不匹配的，因为“新人”定位在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的挑选’是通过下述著名的程式来表达的：‘一个完全身负枷锁的阶级；一个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不属于该社会中的任何一个阶级的阶级；它由于所遭受的普遍性的苦难而拥有一种具有普遍性特征的身分……’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纯粹的人和具有这种普遍性，乃是因为他们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并遭到所有特殊的社会共同体的排斥”。然而，丁玲仍通过两层特殊的故事装置，将黑妮与其父辈（钱文贵）相剥离，将之从预定的“弃民”位置推入“新人”行列。（1）设计黑妮与长工程仁的爱情。土改以后，单身的“地主的女人”大都与贫雇农结婚。张裕民原型曹永明原本“是地主长工”，“穷得一穷二白，结啥婚呢”，“土改以后分了地主的田地以后结的婚”。曹永明娶的比他年轻13岁的妻子潘茹素，与黑妮同样是乡绅之女，同样是妇女识字班的“老师”。以此而论，黑妮与程仁的爱情有一定本事基础，但《桑干河上》如此设置主要在于将黑妮自然地融入民族国家正在展开的历史，以使“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叙述机制可以不露痕迹地植入黑妮形象塑造的内部。（2）修改黑妮的阶级身份。在初稿中，黑妮本是钱文贵的女儿，但由于初稿外传后出现一些说法，“说有些作家有‘地富’思想，他就看到农民家里怎么脏，地主家的女孩子很漂亮，就会同情一些地主、富农”，“我觉得每句话都冲着我”。于是丁玲又将黑妮身份改为钱文贵侄女，并设计了“这个女孩子在地主家里，不知受了多少折磨，她受的折磨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内容，还为她增添了一位贫穷且与钱文贵不相往来的伯父钱文富。如此改写，当然可以使黑妮“被解放了的囚徒”的身份与“新人”更见亲近，但也明显削弱了丁玲的挑战意义：如果乡绅女儿不和贫雇农通婚，或者是难以通过婚姻改变身份的“地主的儿子”，那么“新人”之路是否还有可能呢？显然，这些问题实在不是小说家丁玲所能回答的。

▲曹永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暖水屯支部书记张裕民的原型

可见，对缺乏直接原型的黑妮形象的塑造，其实牵涉到1940年代“乡绅之死”历史大局中复杂的情境现实。而《桑干河上》对于挣扎于急风暴雨中的乡绅阶层的悲悯，对于堕落的劣绅的“科学描写法”，不但呈现了时代剧变一瞬中的人心与命运，也更加显示出这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异乎寻常的复杂性。将《桑干河上》理解为意识形态概念的“译写”，以“政治化写作”来简化其文本内涵，恐怕是丁玲研究中最令人难堪的失误。或许，马歇雷（Pierre Macherry）的看法更切近《桑干河上》的实际。他认为，文学从来不是对现实意识形态的镜子式的反映，优秀的文学能将现实意识形态转换为文本意识形态，但文本意识形态不再是现实的意识形态，它与后者是“离心”关系，甚至是其对立面，“正如一部作品产生于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它也是为了反对意识形态而写的”，是“通过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这样充满内在紧张的意识形态生产，糅合了丁玲身为“绅士阶级的贰臣”的矛盾性的思想意识，也造就了《桑干河上》在“短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两层不可取代的意义：它既以正剧化、悲剧化等方法打破左翼文学以来他者化反面人物叙述的意识形态“成规”，又为作家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剧变中如何处理自身与现实及意识形态之关系，提供了示范性的样本。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责任编辑：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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