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小水 | 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再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起源
文/谷小水
在国共两党的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共合作意义重大，两党合力推动的国民革命运动虽为时短暂，但却根本性地改变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面貌，极大地提升了两党的政治地位。两党之争进而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然而这场彻底改变中国和两党命运的合作，其形成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就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国国民党而言，受传统革命策略的影响，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且有所反复的过程；就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共产党而论，虽然无从违背共产国际的意旨，但鉴于两党根本目标的歧异性，向国民党的汇流在中共党内始终引发不小的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实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俄和共产国际三方不断调适战略目标、逐渐接近并在最后阶段突然飞跃的产物。而国共两党在合作形成期的各自考量，相当程度地预示并决定着两党合作的方式、面貌及限度。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起源的研究，由来已久，成果较为丰硕，本文侧重于国共两方的脉络主线及各自特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孙中山的联俄与容共
联俄和容共是孙中山晚年的两大政策。就两者的关系而言，联俄是前提和框架，容共与否直接取决于联俄政策的进展。
与此同时，为打破帝国主义的围堵，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也迫切期待来自中国的支持。1918年8月1日，受人民委员会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致函孙中山，称誉其为“尊敬的导师”“中国革命的领袖”，呼吁“中国兄弟共同斗争”，“因为我们的成功，就是你们的成功，我们的灭亡也就是你们的灭亡”。1920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将世界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明确提出与东方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相联合的方针。在此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方面的联络更为频密。1921年12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抵达桂林，在与孙中山的数次晤谈中，双方就一系列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马林发现，“孙中山受过西方教育，可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他毫不含糊的表示了对新俄国的强烈同情。他同时又时时不忘宣传自己的事业”。
诚如马林所见，孙中山专注于“自己的事业”，这就决定他在寻求苏俄援助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以我为主”的特点。此时的孙中山正致力于“扫除污秽不堪之北京政府，建设良好干净之正式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变乱”，但军阀当国、实力强固的客观事实，以及自身实力不足的主观局限，使得他所领导的事业“事与心违”，步履维艰。对孙中山来说，为了避免重蹈民国成立数年来“敷衍以往”的覆辙，他迫切需要获得外国的援助，特别是直接有利于达成其统一全国目标的军事和财政援助。
在与苏俄和共产国际联络的过程中，孙中山首先孜孜以求的就是军事和财政方面的援助。1920年9月，李章达为孙中山所遣前往苏俄，被赋予的使命即为向苏俄政府建议签订联合军事行动协议，“旨在使红军从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方面向新疆发动春季攻势，直逼中国西南四川省首府（成都）”，与四川的革命党人相互呼应。1922年12月20日，因六一六兵变正蛰居上海的孙中山致函苏俄驻华全权外交代表越飞称：“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1923年1月《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后，越飞函告苏俄政府：“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予财政援助。”而在随后巩固广东根据地的斗争中，已经促成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马林，向孙中山反复陈述“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但后者不置可否，却回以“现在南方迫切需要财政援助”。这种状况甚至使马林失去耐心，他抱怨说：“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显然，1923年下半年之前，由于苏俄和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关系被限定在秘密状态，加之前者财政困难，心余力绌，孙中山所渴望的较大规模的军事和财政援助不可能得到满足，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的确立及其向纵深发展。
在联合国内实力派问题上的不同选择，同样制约着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18年5月在辞去海陆军大元帅的通电中，孙中山虽然发出“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的感喟，但缺少凭借的他在此后的革命活动中，依然只能诉诸联合部分军阀对抗另一部分军阀的传统策略。1922年2月前后，孙中山与皖段、奉张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将斗争的矛头指向掌控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
反观苏俄，其对华政策在改善外部环境这一总体目标的统领下实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盟，另一方面力图与中国合法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某些在华特权。由于五四前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国内的实力和影响力飙升，加上吴本人及其影响下的北京政府作出过一些对苏俄友好的姿态，苏俄政府就将吴氏视作其拓展对华关系的枢纽性人物。在此背景下，苏俄和共产国际派出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代表频频向吴佩孚开展工作，试图推动他彻底倒向自己。为了与这一政策相协调，苏俄和共产国际同时促动孙中山放弃联奉制直策略，实行孙吴合作，统一中国，建立对苏俄友好的中央政权。苏俄方面明确向孙中山表示：“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并促使马林向孙中山承诺：“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苏俄的影响下，国民党方面数度派员与吴佩孚接洽，双方的合作取得初步进展。
然而由于孙中山、吴佩孚与苏俄的基本目标不同，特别是吴佩孚与背叛孙中山的陈炯明相勾连，致使苏俄政府一直无法将孙中山的国内策略纳入其对华战略的轨道。突出表现之一，孙中山始终拒绝与被认为是“日本的走狗”、苏俄“最凶恶的敌人”——张作霖相切割。1922年9月26日，苏俄驻华代表处武官格克尔在马林的陪同下拜访孙中山，双方就苏俄支持孙中山的方式开诚布公地进行探讨。对于格氏提出的孙吴合作的建议，孙中山明确予以否定，他批评说吴佩孚是个“中国老学究”，“让他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且吴依附于英美，“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相比较而言，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他虽然没有文化，但是很聪明，并非只是日本的工具，“有实例证明，他在实行自己的政策”。11月2日，因风闻苏俄准备向北满派驻军队，担忧苏方藉机协助吴佩孚讨伐张作霖，孙中山特致函越飞，尖锐地指出：“为了消灭张作霖，苏联向吴佩孚提供这种帮助，必然含有利用这种援助来反对我的可能性。我难以想象，贵国政府希望或有意把我看作是敌人，或者帮助任何一个能把我看作是敌人的人。”12月6日，孙中山又致函列宁，试图说服苏方最高层予以制止。信中说：“您要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理智地做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该信并指出，苏俄与北京政府的谈判不仅浪费时间，而且极其危险，因为该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仆从和工具”，“和北京打交道，实际上也就是和列强打交道”。综上可见，苏俄的对华政策与孙中山的国内政策存在难以修复的张力，始终是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重大障碍。
此外，组织建设方面，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之间也存在明显的温差。孙中山对组织重要性的认识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组织，历史上曾多次改组革命团体，作为革命再起的基本要素；另一方面，在革命活动中，他又往往偏重军事斗争，对组织建设和宣传工作有所忽略。与孙中山建立联系后，对国民党的组织体系和工作状况逐渐了解的马林，多次向他建言改组国民党。马林认为，单纯依靠军事行动和军队将领，不可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新中国，一个真正独立的共和国的诞生，只能依靠一个强大的、具有坚定革命信念和远见卓识的党员组成的现代化政党的不懈的革命斗争”。但孙中山不为所动，一意于军事方面的工作。1922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中共代表刘仁静批评说：“它（指国民党——引者注）没有在国内开展群众性的宣传运动。它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它企图单纯通过武力达到目的。”“这种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孙中山在改组问题上的裹足不前，后来发展到马林对该事项的推动完全失去信心。中共三大召开前夕，马林和陈独秀联袂提出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采纳了这个计划”，但是马林仍不敢相信，他在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等方面的工作报告中说：“我担心，因孙中山至今一直倾全力于控制广东省上，这个计划无法实施。”
对于共产国际所倡导的国共合作以改组国民党的方式，孙中山则不以为然。长期以来，他一直以中国革命的领袖自居。在与越飞打交道时，他明确告知：“我本人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同你们的政府实行合作。”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少年学生”组成的团体，显然不具备与国民党平起平坐的资格，两党所谓合作的适当方式应当是前者纳入后者，并完全听命于自己。对于孙中山的这种自我定位和国共关系的处理方式，中共领导人感受颇深，张国焘即指出：“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唯一领袖，在他的革命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上，“仿佛他代表革命的大圈子，应当将共产主义的革命小圈子，放在他那个大圈子里面，不可让它在大圈子外面”。
正是受制于上述问题上的明显分歧，孙中山与苏俄及共产国际的合作一段时间内谈而不定，徘徊不前。
按诸史实，孙中山孤立无援、处境困顿之际也往往是其与苏俄关系显著升温、取得进展之时。当孙中山与苏俄方面围绕着张作霖的问题激烈交锋，双方均试图说服对方时，孙中山函告越飞，不要对张采取敌视的态度，否则有可能迫使张转向日本寻求支持，“因为任何人都不想完全受到孤立”。这固然是针对张作霖的具体情况立论，其实也是孙自身心态的自然流露。1922年8月，孙中山因六一六兵变退居上海，“似乎失掉一切”，中共宣言与国民党合作，孙中山颇为感动，同意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这是1924年1月以前，国民党在国共合作上作出的最具实质性的举措之一。而这一进展，显然与孙中山当时的处境“十分恶劣”密不可分。1923年10月，接替马林的鲍罗廷甫抵广州，改组国民党的工作迅速取得突破，其中的关键是当时的广东政府在各方的围困之下，财政困难达于极点，“他（鲍罗廷——引者注）的皮包中挟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包括“改组现在共有5万到10万人的军队，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雪中送炭之余，鲍氏抓住时机向孙中山全面灌输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苏俄军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斗争理论，使后者的认识提升至“达到理解有组织的国民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高度”，最终接受了以俄为师全面改组国民党的建议。
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最大动力，恰如全程参与并塑造第一次国共合作样态的张国焘所揭橥：“孙先生一直在与环绕他四周的政敌，作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斗争，叠遭挫折。孙先生一直企图获得列强的谅解与支持，而外力却总是支持他的敌对方面。他的亲俄固由于他的革命思想作背景，也是为事势所逼成的。”
随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作为联俄一揽子计划中的一个，第一次国共合作自然随之水到渠成。
二、马林与中共合作态度的转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规定：“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无论是革命纲领、政策还是所依据的力量，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都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随后的政局演变中，中国共产党逐渐调整斗争方向，转向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推动国民革命的战略。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其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足，不存在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马林认为，中国现代工业发展滞后，工人人数很少，产业工人只占中国人口的很小部分，即便是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也没有西方人“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占据人口多数的农民，“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因此，“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担负政治领导”。有见及此，他多次批评中国共产党早熟、早产，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
尽管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对华政策，因不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所波动，但总体观察，马林的建议显然是共产国际制定中国政策的主要依据。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在发言中提醒中共代表：“中国同志的任务，首先是观察一下中国的运动的可能性。同志们，你们必须懂得，无论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我们在中国的体验使人想起18世纪的欧洲、18世纪的德国”，“我们对你们讲的第一句话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
其二，中国国民党具有各阶层大联盟的性质，且已与工人阶级建立了联系。他分析指出，中国国民党是主要由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松散联盟，其性质是民族主义的，党的纲领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加入提供了可能。1922年初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国民党与广东工人联系密切，造成南方工人运动的可喜局面，“证明民族主义运动同工人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已经建立”。国民党即便问题重重，甚至有垮台之虞，但“那就一定还要另建一个革命国民党。共产党人在这个党里应做的事情与在国民党里所做的事情完全相同”。正是基于马林的报告，共产国际执委会就中国问题指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
其三，参照爪哇革命的成功经验，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不仅不会令中共“消失”，反而会扩大中共的影响。1913年马林赴爪哇传播革命思想，当时爪哇人民已经建有伊斯兰教联盟这一群众性组织，斗争矛头指向欧洲糖厂主的剥削。翌年，马林倡议成立以阶级斗争为主旨的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为了打开工作的新局面，马林因地制宜，利用伊斯兰教联盟组织结构松散的特点，与该盟的左翼建立了联系，双方达成了在保留原来身份的情况下互相加入的协议，进而从内部成功地促使伊斯兰教联盟“接受了同‘罪恶的资本主义’作斗争的思想”。社会民主联盟的影响力迅速扩大。1935年马林在接受伊罗生访谈时明确指出：“在中国努力同国民党建立这种形式的合作是直接以爪哇的成功经验为依据的。”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马林认为，国民党无组织无宣传，偏重于军事斗争，中国共产党人的加入，恰好可以发挥擅长组织和宣传的特点，扩充自身的影响力，同时“充分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通过我们的批评和帮助，把这个国民革命的政党引到新的轨道上，从而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的诞生做好准备”。这个观点比较具有说服力，有效地促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共合作态度的转变。中共代表刘仁静在共产国际四大解释说：如果不加入国民党，我们就会被孤立，“所宣传的共产主义就会是一种虽然伟大崇高，却不能为群众接受的理想”。如果我们选择加入，就能够向群众进行宣传，“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分化国民党”。
长期以来，陈独秀对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评价不高，1920年初他撰文批评：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后来变成了一民主义，好像三脚儿去了两只脚，焉有不倒的道理？”“我们的中国革命党诸君呵！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责任，不但辛亥年未曾完结，现在还未曾起首呵！我们不可以革命成功的伟人自命，我们应该以侥幸及第的学生自命。”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痛陈辛亥革命这场“在历史进化上有重要意义的战争”，至今未能成功，主要原因在于“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导致“人民不能脱离国际帝国主义及本国军阀压迫的痛苦”。是以在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国民党老朽不堪，乏善可陈，与其合作意义不大。
陈独秀拒绝马林的国共合作方案，可能也与他一定程度地卷入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纷争有关。五四新文化时期，陈炯明在福建漳州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巨子陈独秀颇为仰慕。1920年10月，援闽粤军成功驱逐桂系军阀，陈炯明出任广东省长，着手整理省政。在他的数次邀请下，是年底陈独秀南来广东，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粤期间，陈一面在教育领域大刀阔斧，锐意革新；一面宣扬马克思主义，发展广东党组织。当时孙中山与陈炯明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双方矛盾愈演愈烈，陈独秀因陈炯明的倚重不可避免地卷入孙陈之争，且近陈远孙。广东党组织也被外界视作陈派的势力。因新旧、党派等多重因素，1921年广东各界发起驱陈（独秀）运动。这年9月陈独秀以治疗胃疾为由离粤北上，次月正式辞去委员长的职务。在广东这段不算成功的任职经历，使陈独秀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国民党内部的情形，也使他对与孙中山的联手颇为悲观。1922年6月30日，他致函吴廷康称：“南方孙文与陈炯明分裂，孙恐不能制陈，陈为人言行不能一致，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设，他对于社会主义，我确实知道他毫无研究与信仰。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
1922年初结束华南之行返回上海后，马林建议中共改变原先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保持组织的独立性，从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但遭到共产党人的一致拒绝。4月下旬，马林启程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此之前，陈独秀致函吴廷康，列述马林建议不可行之六大理由，恳请共产国际讨论此事时代为提出。两个月后，中国共产党公开发表对时局的主张，系统阐述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提出邀集国民党等革命党及一切革命的社会团体，共同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通过革命的手段将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该文件虽然接受了马林关于中国社会状况和主要矛盾的分析，也吸收了其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但所提方案坚持党外联合的平等合作，与马林的主张判然两分。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由于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所以其与马林之间的争议，实际取决于共产国际的态度。在中共二大召开的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会议，听取马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汇报，他的主张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1922年8月马林回到中国后召开西湖会议，就国共合作的方式问题，与陈独秀等展开面对面的交锋。最终马林施展“全身解数”，挟共产国际之权威，使会议通过了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基本确立。
三、中共三大与国共合作战略的确立
马林与中共领导层达成的国共党内合作的共识，还需要得到党的代表大会的确认。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继续西湖会议的议题，主要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会前中共中央的一个引人瞩目的举动是，将驻地由上海迁往广州。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这里有着从事革命活动的诸多便利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将中央驻地设在上海，这里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集散地和指挥中枢。随着共产国际在华战略的逐渐明晰，广州作为中共中央驻地的优势地位开始显现。
最早提议将中央驻地迁往广州的是马林。1922年三四月间回到上海后，马林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国共合作的构想，并建议将中央驻地移往广州，因为“在那里至少可以公开工作”。该建议被写入7月11日致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工作报告。5月20日，共产国际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单列“中央局迁往广州”的条目，指出广州具备“广泛的合法条件”“最先进的工人运动”“国民党的活动中心”三大突出条件。中共中央迁往此处，“有助于把国民革命运动的各种联系集中到中央局手中”，并可以“较容易把劳动群众从国民党的影响下吸引过来”。7月11日，马林以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的身份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另一份报告中，主张设立广州办事处，因为广州是远东地区“唯一勿需打扰当局就可以建立常设代表处的城市。它对于通过香港同3个国家联系也十分有利”。18日，共产国际主席团据此作出决定，命令中共中央“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六一六兵变的发生，使广州原先拥有的各项优势条件骤然消失。1922年8月马林衔命抵达中国后，共产国际的上述决议已无法落实。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生存环境明显恶化。7月1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8月9日，陈独秀遭租界当局逮捕入狱。中共中央机关被迫陆续迁往北京。二七惨案发生后，直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已非中共中央的合适驻地，鉴于孙中山在广东初步站稳脚跟，马林重提旧议，主张迁址广州，但遭到吴廷康的反对。后者认为，华中、华北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基地，因为交通关系，中共中央无法在广州领导这场运动。另外迁至“孙逸仙的鼻子底下”，“可能造成我们党对孙逸仙党的过多依赖性”，且“将深深陷入军阀的派系斗争之中”。在3月9日致马林的信中，吴廷康直接表达了上述疑虑。中共中央权衡利弊，考虑到“上海的迫害非常厉害，又加上我们要准备召开党代表会议”，故在上海略作停留后，于四五月间迁往广州。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三大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所作出的国共合作的战略决策，极具针对性地解决了革命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就共产党方面而言，国共合作的条件业已具备。会议所确立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中共三大召开前后，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等多次拜会孙中山，提出并敦促实施国民党改组，但孙中山军务倥偬，反应冷淡。三大结束不久，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毛泽东等5位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委员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上书孙中山，试图从国民党内部发挥“批评”“纠错”的功能，帮助国民党拨正航向。信中指出：“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因为军阀拥有10倍以上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用新方针，建立新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该信呼吁孙中山迅速结束广州的战事，致力全国性的工作，前往舆论中心地上海，召开国民会议。“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25日，马林特地就该函向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作了汇报，并称如果孙中山等人不同意“朝新的方向前进”，“李大钊在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其他同志就要着手去把国民党的地方支部争取过来，采取党的这个新策略”。此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也发表多篇文章，从舆论上配合对国民党的规劝和告诫。然而令马林和中共领导人始料未及的是，共产党人的批评不但未能帮助孙中山“改正错误”，反而引发后者的强烈反弹。在一次谈话中，孙中山激烈地警告：像陈独秀在《向导》上批评国民党的事情绝不允许再次发生，“如果他的批评里有支持一个比国民党更好的第三个党的语气，我一定开除他。如果我能自由地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我就可以不接受财政援助”。
孙中山的“始终怠工或拒绝”，令马林和中国共产党一筹莫展。鉴于留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中共中央决定迁往上海，另辟蹊径，在北方建立新的组织，“或者使国民党急剧地改变当前的看法，或者建立一个新的国民党”，并尝试推动国民会议运动。7月19日，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商讨在国民党中的处境和对策。会议决定不与国民党决裂，继续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错误行动，但“避免激烈词句”；同时“加强国民党的宣传，在华北、华中建立国民俱乐部”。从7月下旬开始，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机关相继离穗北上。
中共中央北返上海，就中央层面而言，其后一段时间内与国民党的合作陷入停滞状态，但中国共产党所设想的从地方层面入手推动国共合作的尝试却在广东等地开花结果。广东地方党组织自成立以来一直与国民党广东地方组织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共三大上，以谭平山为首的广东区代表坚决拥护国共合作的主张。鲍罗廷抵粤后，国民党改组工作正式启动。中共广东区委和青年团广东区委、广州地委积极参与，发动党团员参加国民党基层党部的建设和选举，大量介绍党团员和工农优秀分子加入国民党，两党关系急剧升温。国共两党在广东地方的合作经验，一定程度地解除了国共两方面对于合作的疑虑，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结 语
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急剧地分化重组，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扑朔迷离。在各自的艰难探索中，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俄和共产国际逐渐抛却各自的羁绊，渐行渐近，经过艰难曲折的不断碰撞与调适，三方最终在国共合作发动国民革命的议题上达成共识。中国政局亦因之拨云见日。这是一个三方共赢的抉择，也是三方在中国问题上的最大利益公约数。对中国国民党来说，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有利于自身的改造，使自己重获新生，并经由国民革命运动，最终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获得了发展的重要平台，在推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开启了自身蝶变的巨大契机；对苏俄和共产国际来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动和胜利进军，在帝国主义的封锁链条上成功地打开了一个缺口，为以后东亚乃至全球政治格局的改写埋下了伏笔。
需要指出的是，1923年中共中央南迁广州以及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广州时期。而在此之前，中国国民党在南方耕耘有年，自1917年孙中山领导发动护法运动，已经率先步入了广州时期。中国政坛上“老大”的国民党和年青的共产党的携手并进，势必在广州这方舞台上演一出光彩夺目的改变全中国命运的大戏。
责任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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