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龙计划”与清末革命的域外回响
文/吴义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吴义雄教授
摘 要 :辛亥革命前夕，美国社会活动家荷马李在北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反清谋划，是清末革命对域外产生影响的典型事例。荷马李对中国历史和现状进行认真分析，形成反清革命思想，并在地缘政治框架下阐释其国际意义。他认为从英语国家的地缘政治利益出发，应支持中国通过推翻满清统治而实现“复兴”，以实现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再平衡”。荷马李在20世纪的最初几年曾参与过保皇会的“勤王”活动。在与保皇会分道扬镳后，他投入大量精力策动各方势力进行名为“红龙计划”的反清谋划。从1908年到1911年，这一计划先后将中国近代政治活动家容闳、革命领袖孙中山、美国金融家布思和艾伦等人卷入其中，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以谋求荷马李到中国广州任职为中心的起始阶段，以容闳为拟议中起义计划的核心人物的第二阶段和与孙中山合作推进起义计划的第三阶段。理清其发展变化过程，可以为我们观察近代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提供具体例证。20世纪初，旨在推翻清朝、创立民国的清末革命，不仅将中国社会各阶层卷入，也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关于欧、美、日本等国对清末革命运动的态度与应对，学界已经进行过较多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中外研究者长期致力于对各国华侨与辛亥革命之关系、日本社会各阶层与中国革命之关系等问题的专门研究，在将相关史实整合进入以中国革命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但就整体而言，既有研究大多侧重对各国官方态度与动向的考察。实际上，中国革命的国际影响具有多重面相，我们还可以从“他者”视角出发，进行更多层面的探讨。1908—1911年，美国人荷马李等人在北美进行反清谋划——一般称为“红龙计划”，就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一个极佳案例。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对于研究清末革命的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与保皇派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中美两国都卓有声望的容闳，以及清末革命领袖孙中山等都有密切联系。国内学界关注荷马李者不乏其人，“红龙计划”也为有些研究者所道及。美国研究者同样注意荷马李与晚清变革之关系，已经出版的几种传记性作品均以此为主题。
然而，既有研究对荷马李生平及策划反清的史实脉络，往往语焉不详，对他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踊跃参与“勤王”、热心“赞助革命”的“国际友人”的层面上。近年的研究有一定进展，但在史实的深入挖掘和解读方面仍有很大空间。美国研究者和媒体对荷马李的地缘政治思想的评论较多，对他生前作出、死后应验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俄国对西方世界战略威胁等地缘政治学预言再三致意，但缺乏对这种思想与“红龙计划”之关系的研究。本文将从相关原始档案史料及其他文献出发，考察荷马李反清思想之内容与特征，揭示其地缘战略思想与反清谋划之逻辑联系，梳理其策动孙中山、容闳、美国金融家布思和艾伦等人参与的“红龙计划”之史实脉络，以展现清末革命的域外反应和全球意义。一、反清事业与“亚太再均衡”：“红龙计划”的思想背景
荷马李1876年生于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他幼年丧母，少年时代移居洛杉矶。他的身体自幼孱弱，且因驼背而显畸形。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在西方学院（Occidental College）短暂学习，1897年转入斯坦福大学肄业。两年后，他即因健康原因休学，从此再未回到学校。自1899年离开斯坦福到1912年去世，荷马李并无正式职业，除写作之外，他的社会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反清。以1907年为界，他的反清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07年之前的10年，他主要与康梁派合作，在支持保皇会“勤王”的框架下活动。1907年之后，他与康梁派分手，寻觅新的合作对象，策划反清行动，最终与孙中山走到一起。这里首先讨论荷马李走上反清之路的历程。荷马李对遥远的中国的兴趣始于中学时代。洛杉矶的中国城是他喜欢到访的地方，异国风物对他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他在与华人交往过程中，接触到当地的洪门组织。其秘密会社的神秘礼仪、反清复明的悲壮叙事和虚实相间的各种传说，都使这位身有残疾、在自己的主流社会并不自在的少年心生神往。他的父母与中国城一位叫做吴朋求（音Ng Poon Chew）的华人长老会牧师的交往，是其与华人社区接触的另一渠道。进入斯坦福大学后，旧金山更大的华人社区给予他更多接触中国事物的机会。荷马李对中国愈益增长的兴趣，也与其特殊个性相关。他自幼对军事和冒险深感兴趣。曾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的乔丹（David Starr Jordan）回忆说，荷马李“痴迷于军事和战争……他执着地研读关于拿破仑战争和英、德军事哲学的著作”。他的一些同学的回忆可以佐证乔丹的说法。他将对中国的想象与他的这种兴趣结合在一起，认为“中国对我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机会之地”。他在西方学院的同学回忆说：“李相信他受某种神秘使命的庇佑，因为他在前世是一位地位尊崇的中国人。他的军事天才也来自前生……现在他回到人间来完成未竟之业。”1898年的百日维新，令荷马李看到参与中国事务的机会。有关变法和政变的悲壮故事使他开始关注中国这个古老帝国的最新动向和未来前途。他从斯坦福休学后，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事务当中。1900年3月，荷马李带着洛杉矶保皇会员谭济骞的介绍信去旧金山见康有为。信中写道，荷马李“曾肄业于史丹佛大学堂多年，长于兵法。今始卒业游历，言论甚为通达。其先祖父当南北花旗大战曾为总兵元帅者也。他愤中国弱肉强食，心抱不平，肯在内地设立武备学堂练兵二千，自愿教习华人兵法以图自存。今同义士张拱胜君，恩平人，亦在本埠大书院习水陆兵法者，游东南洋、港、澳各埠结交帝党诸烈士，愿一见先生言论丰采为快”，要求康有为通函各埠沿途接待。这封信内容不尽真实，但显示荷马李前往中国是出于自己的计划，并非加入保皇会事业，亦非受保皇会派遣。他只是希望借助保皇会的人脉和资金来从事自己的冒险事业。这一点，对理解荷马李反清活动之动机，具有重要意义。1900年荷马李途经夏威夷、日本等地赴中国，与保皇会接触，其具体活动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总的来看，他并未如愿获得香港等地保皇会的倚重，所提出的军事计划未被采纳。他在华近半年的活动，包括在广东、两湖、河南、上海等地的冒险，并未取得实际成效，唯一收获是在1900年8月13日获得了勤王军“少将”的头衔。1901年返美之后，荷马李与保皇会的关系逐渐密切。1903年梁启超访美，1905年康有为访美，均与他交往颇多。这一时期，荷马李在保皇会支持下开办训练该会军事干部的“干城学校”的活动，是多种传记记述的重点。这一活动在全美多个城市铺开，颇有影响，但因合法性问题而遭美国政府的调查和制止。1905年11月，康有为宣布终止此计划。1906年10月，荷马李直接管理的洛杉矶“干城学校”也不得不关闭。
康、梁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逐渐放弃武力勤王的政治目标，导致荷马李与保皇会的关系渐趋终止。但他通过武力改变中国命运的激情未灭。在“勤王”的航船解体之后，荷马李开始寻求搭乘“革命”的战车。在与康有为合作期间，荷马李曾表示并不推翻清政府，自己进行的事业是准备在光绪帝复位后为中国服务的；他并不打算在中国领导革命，相反，训练中国青年是“为了帮助那个帝国”。但在与康有为等分道扬镳前后，他在思想上发生了明确转向。荷马李由“勤王”向“革命”的转变，大约发生在1907年前后。其观点集中反映在其未刊文章《新中国的血色黎明》（The Red Dawn of New China）中。这篇文章以打印稿形式保存在《约书亚·鲍尔斯专藏》中，论述了如下观点：（1）中国历史呈现周期循环的规律，迄今已经历六次盛衰循环周期，在每一次重新成长和进化之前，都有一个“暗夜”，必须依靠人民革命爆发举世无匹的力量，经过一个“血色黎明”，涤荡整个民族以获得新生；（2）中国此时处于第六周期的衰败期，始自嘉庆朝，百年间经历多次内部动乱和列强侵略，危机深重，“即将面临灭顶之灾”，像以往历次周期一样，又到了“血色黎明”时刻；（3）中国在历史上因地理原因而获得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面临列强瓜分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需要一位如唐宗宋祖或明太祖式的伟人崛起，建立新朝，以拯救国运；（4）中国人民正在觉醒，但不是因为引进了西方文明或基督教，“中国不可能通过引进西学而实现变革，西方对中国的重建不可能有所作为”，中国要进入新周期的兴盛期，只能像历史上那样，再次经历“血色黎明”来实现。上述观点可以说是很独特的。在其他场合，荷马李对西方在中国变革中的角色的说法有所不同。1905年他在接受《圣路易斯快邮报》的访谈时就说过：“中国作为国家是一个揉捏好的生面团，所需要的是酵母。这酵母就是西方的力量”；“中国之重建必须从她的内部开始，但也需要一些外来的帮助”。当面对美国读者时，他赋予西方以一定地位。但中国变革主要依靠内部力量的观点则是他反清思想的核心主张。《新中国的血色黎明》这篇文稿标志着荷马李与康有为代表的保皇—立宪派势力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在康、梁放弃与清朝对抗，积极投身于立宪后，荷马李的眼光从努力襄助光绪帝复位，转向彻底推翻清朝统治。这篇文章为这种政治转向奠立理论基础。如果说1900年荷马李从旧金山踏上的勤王之路是拜伦式的浪漫冒险情怀，那么，刚过而立之年、失去保皇会支持的荷马李，则将自己的反清行动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形成了独特的关于中国历史和政治的观念。
▲康有为赠送给荷马李的照片
荷马李表达自己思想的另一种方式充满了感性色彩。他在“干城学校”结束后，完成了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朱笔》。1908年，这部小说出版，在当时的美国、英国等地颇受好评，产生较大影响。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此书实在不堪卒读。故事的主线、各种细节，及其所述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制度，均与中国的实际全然隔膜。但笔者认为，如果将此书看作一个政治寓言，则具有研究价值。《朱笔》的故事梗概是：杭州总督强娶了美丽且充满野性的“天目女”为妻，但该女子对作为满清权力象征的总督极为抗拒，故总督请一位天主教主教推荐家庭教师对其进行教导。主教为获得利益，推荐了一位来自法国布列塔尼的年轻传教士。这位传教士与当地天地会组织有联系，并与“天目女”产生爱情，一起私奔，终被拿获。年轻传教士因有外国人身份，未被追究，但“天目女”却面临凌迟酷刑。最终传教士在天地会的帮助下，冲破政府官员和法国神父共同编织的天罗地网，成功拯救“天目女”。在这个故事中，总督对天目女的强娶，象征满清对汉族的征服，她的桀骜不驯和毅然私奔意味着对统治者的反抗。主教的行为说明外国势力在华采用卑劣手段攫取利益，不惜与官府沆瀣一气坑害中国人民。天地会的帮助，说明中国内部因素才是决定性因素。年轻传教士只是充当了那个“酵母”的角色。因此，这部小说实际上是一个受到中外统治者欺凌压迫的民族，奋起反抗统治者的故事。荷马李没有在任何场合说明其小说的政治寓意，但结合他写作这部小说的时代背景和个人经历，以及《新中国的血色黎明》，笔者认为以上解读是合理的。将天地会当成中国本土的力量代表，是荷马李的另一个重要观点。他在洛杉矶、旧金山与洪门组织的接触、在庚子之役中对秘密会社贴近和深入的观察，使他将改朝换代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秘密会社。天地会数百年来，坚持反清以匡复旧国的坚韧精神非常契合他的浪漫情怀。在《中国的血色黎明》中，荷马李明确写道，千百万“以改朝换代为宗旨的秘密会社”，正在“可怕的静谧中等待伟人的降临，将他们从衰朽王朝的梦魇中，从普遍腐败的魔咒中，从列强贪婪的嘴中拯救出来”。在以下要重点讨论的“红龙计划”中，荷马李始终把中国秘密会社作为中心。依托中国的秘密会社，推翻满清统治，使中国摆脱历史演变过程“第六周”之衰退期，通过与清朝腐败的统治进行搏斗的“血色黎明”而进入“第七周”的复兴期，就是荷马李所理解的中国之命运，推动“血色黎明”的到来并参与其中，则是他的志愿。概而言之，反清、兴华，就是他要追求的事业目标。以上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荷马李后来的反清计划的基本框架。然而，这种基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并非荷马李思想的全部。荷马李通过多年思考而建立的地缘政治学说，将他的反清计划置于更为宏大的理论背景之中。在写作上述两部作品前后，荷马李也正在酝酿和写作更为系统的理论著作，即令他声名卓著，成为传奇性政治预言家的《无知之勇》和《撒克逊之日》。这两部著作在1909年和1912年相继出版，连同他的其他相关作品一起，标志着荷马李形成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学理论。研究荷马李的论著大多会介绍这两部著作，二战和冷战期间，美国各界为荷马李在这些作品中所做预言的惊人准确性而倾倒。本文要探讨的是，这种地缘政治理论与荷马李的反清活动之间的关系。《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这部地缘政治学作品早在1905年前后就大体写就。主要讨论美国和日本在太平洋的战略竞争。荷马李认为国家的盛衰从来都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武力的强弱则决定战争的胜败。美国是否能实现国家的“伟大”（greatness），完全取决于能否在与日本的竞争中获胜。荷马李警告，美国当时的军事力量已全面弱于全力扩充军力的日本，不仅难以实现在太平洋上的霸权，而且面临日本的军事威胁。他用很多具体数据支持自己的观点，并设想了具体的战争过程和场景。这本书在当时对日本的崛起产生警惕的美国人中间产生了共鸣，使这位横空出世的地缘政治作家盛誉鹊起，后来也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无知之勇》书影
美国和日本是该书的主要论述对象，但讨论太平洋问题无法绕开中国。荷马李认为中国同样受战争和军事规律之制约，无法逃脱扩张—收缩这种盛衰循环的历史剧，能维持千年不灭的奥秘只是因为极有利的自然环境。但中国在“第六周”的衰退期“面临着自伏羲在陕西平原开创其统治之以来最为严峻的时期”，在衰弱的境况中面对大肆扩张霸权的欧洲和日本。他认为，在太平洋地区的权力角逐中，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令中国出局，又通过日俄战争令俄国出局，对手只剩下美国。就中国而言，暂时的出局“不仅因为被日本战败，而是因为其现行政治体系的弱点和分散性”。当此之时，“除非有另一位武僧（脚注：洪武）的尚武精神从他们灵魂最深处兴起”，才能得到拯救。他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血色黎明》中表述的周期盛衰史观，表达了对关键性“伟大人物”的期待。如果说《无知之勇》是为将要成长为世界强权的美国所写的“警世通言”，那么《撒克逊之日》则是写给国势如日中天的英国的“盛世危言”。这部著作完成于1912年荷马李陪同孙中山来华途中。该书论述主题是英帝国的命运，作为系列著作的第二部，同样运用关于国家与战争及军事能力的关系理论，来分析英帝国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这个帝国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种族战争，在欧洲面临着德国的挑战，而在亚洲大陆的对手则是威胁着印度的俄国。荷马李预言，撒克逊种族将被地缘政治对手包围，“并在政治上被从西半球剔除”。他认为英国最大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印度，并在另一个关乎英帝国在东方利益和前途问题上犯了错误，即忽略了西太平洋地区政治与军事的平衡。他分析说，就英帝国而言，只有维持整体的安全，其局部的安全才能保障；一旦某个局部遭遇危机，则等于整个帝国陷于危机之中。他用一章的篇幅讨论英国与东亚的关系，认为英国不应与另一个战争能力不断增强、其扩张方向与英国相重叠的国家结盟，因为它能通过战争蚕食英国的政治霸权和战略地位。荷马李质疑英国与日本结盟的政策，并认为日俄战争已经从多个方面揭示了英国政治家的错误：使俄国势力重回欧洲，使日本成长为在太平洋地区比英国更强的霸权，其政治和经济的扩张将排斥英国的利益，剥夺英国的战略优势。他认为随着日本的崛起，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基于以上认识，荷马李提出英美应该联手重建太平洋的政治军事均衡。他认为：“恢复太平洋原有的均衡，即权力的平衡使得所有的征服都是暂时性现象，防止单一强权占有此世界三分之一地区的统治权，这不仅是（英）帝国对于其太平洋领地应尽的义务，而且是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荷马李明确指出，重建均衡所针对的就是日本；英国即使要“与一个亚洲国家结盟以反对某西方强权在亚洲的扩张，那个国家也应该是中国，而非日本”；他还认为，英国本应早已采取措施，“将中国塑造为一个陆上强权”，因为中国与日本不同，日本称霸海洋世界的企图必与英国相冲突，而中国是一个陆上国家，其扩张方向只会与俄国针锋相对，从而制衡俄国向印度方向的扩张，英国的海权和中国的陆权均相互有利于对方。“因此，与一个复兴的中国结盟不仅会恢复西太平洋的政治军事均衡，而且几乎在同样的程度上恢复中亚的均衡。另一方面，如果任由中国继续陷于周期性衰退，也会成比例地增加威胁撒克逊在亚洲和太平洋统治的危险性。正如（英国对）印度的征服预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解体将在同样的程度上预示撒克逊的霸权被从亚洲和西太平洋驱逐。”这样，荷马李的地缘政治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中国因素，进而与反清革命联系到一起。按照他的认识，只有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统治，中国才能走出衰退而进入历史循环的“第七周”，走向复兴之路。《无知之勇》宣布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地缘政治竞赛中已经“出局”，《撒克逊之日》则呼吁让中国重新“入局”，以实现西太平洋的政治军事“再均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中国需要“复兴”才能成为西太平洋“再均衡”的关键角色。
▲《撒克逊之日》书影
总而言之，荷马李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有利于维持英美在远东的霸权，如果英美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将在中国得到巨大的回报。英美通过对中国提供政治军事支持，可以帮助中国成长为陆上强权，以抵挡俄国和日本分别在内陆和海上的扩张，实现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平衡，从而也成为守护英、美利益的关键环节。1908年后的数年间，荷马李策划并主持，旨在推翻清朝统治的“红龙计划”，就是在上述他关于中国历史、现状和前途的认知，及其关于太平洋地区地缘政治理论的思想背景下进行的。二、“红龙计划”及其初期阶段
所谓“红龙计划”（Red Dragon-China），是荷马李等人在美国策划的推翻清朝统治的计划。这个计划从1908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到1911年终止，中间经历了多次讨论和修订。参与这一计划的先后有荷马李、查尔斯·布思（Charles B. Boothe）、沃尔特·艾伦（Walter W. Allen）和容闳与孙中山。该计划牵连广泛，其核心是以中国各地会党、革命党等政治—军事力量为联络和依托对象，寻求美国资本家、金融家提供资金，组成“财政辛迪加”，以策动旨在推翻清朝政权的革命，美国资本得到的回报将是在新政权里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并获得极为丰厚的经济权益。有关这一计划的基本史实，中外学者已在发掘档案文献的基础上进行过不少研究。但笔者仔细研读这些文献后发现，既有研究对于该计划与孙中山的关系多有提及，但对这个计划起始状况、内在逻辑和各方关系，尚未形成清楚认识。本文以档案史料为依托，对其重新进行梳理和辨析。（一）“红龙计划”的起始
荷马李是“红龙计划”的发起者。他为此计划找到的与各方联系的人物是查尔斯·布思。布思是一位银行家，拥有美国水利协会会长、全国汽车公司副董事长、洛杉矶商会会员等头衔，并在美东金融界具有人脉关系。容闳评论说：“我想布思先生是适当的地方出现的适当人选。您挑选他来管理我们的事业，让这位非凡人物来主管财务事宜，说明您独具慧眼。”这表明荷马李赋予布思的角色是“事业管理人”，特别是管理财务方面的事务。荷马李与布思商谈酝酿的事务很多，其中最关键事务是找到赞助他们策划的革命事业的资金。事实上，筹款计划或财政事务一直是“红龙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布思在1908年10月的美东之行，主要使命就是为荷马李寻求美国驻华商务代表的任命而疏通关系，并寻求资金支持。为此，荷马李和布思都做了大量工作。布思取得的一项进展，就是与纽约的金融家、他的朋友沃尔特·艾伦商谈。艾伦是纽约“古根海姆勘探公司”的创办人之一，与纽约和伦敦一些大的金融家保持长期联系。就他们策划的革命所需要巨量资金而言，艾伦的角色非常重要。布思返回洛杉矶后在给艾伦的第一封信（11月18日）中说，他和荷马李讨论的计划方案是，应首先组织一个由中美各方人士参与的“咨议会”（Advisory Board）以作为推动革命的首脑机关。在此“咨议会”组成后“十二个月内能有百万在手，另外保证有百万的款项能在急需时得到，则这项工作将能立即开展，并最多在十八个月内即可取得完全的成功”。这里所说的“这项工作”，当然是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而两个百万，是指分别由中方势力和美方融资的数字，寻求中方对等投入，是为了保证美国投资人的利益。布思在另一封信中告诉艾伦，荷马李对开展反清军事行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都进行过仔细的计算。但艾伦从一个生意人的立场出发，主要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和资金安全，故他向布思提出，美国资本对中国革命的投资如何得到“保险”？即拟议中的大笔投资拿什么作为收益与安全保障？这成为布思回到洛杉矶后与荷马李进行讨论的主题。他们讨论的结果是：“最合理的保险，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使目前的抵货运动彻底平息下去”；而更重要的“保障”则是，美国投资人的利益不管是以现金还是特许权的形式，都应由革命成功后的中国政府在行动开始后六个月内予以兑现。有必要对这段话再作解释。布思的意思是说，鉴于要争取的美国投资人可能是参与对华贸易的商人，通过终结抵制美货运动将使他们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障；而终结这一运动的方法，就是将在中国发起这一运动的人（荷马李和布思认为是华南的会党首领）纳入“红龙计划”，使他们成为将要发动的革命领导机构咨议会的成员，汇集到洛杉矶开会共襄革命盛举，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抵制美货的问题。
▲1905年，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图为部分抵制美货人员合影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布思美东之行的两项工作，即为荷马李获得驻华商务代表的任命，以及与艾伦接触，实际上是联系在一起的。荷马李告诉布思，他的目标就是寻求“将美国对华贸易恢复到抵货运动之前的状态”（指1905—1907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而这对美国人民来说意味着每年数千万元的生意”。因此，投资支持“红龙计划”符合美国资产者的利益，而寻求政府职位则是荷马李为了达到他的政治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荷马李曾言，如能获得任命，他打算到广州去履行美国商务代表之职责。他说选择这里有几个原因：广州是抵制美货的“风暴中心”，广州的商人“是那个帝国当中最活跃的，他们的行会组织分布在从满洲到新加坡的每一个大城市，其商业利益和影响在东方无远弗届”。荷马李寻求这一职位，就是要向潜在的投资者表明，他们将努力确保其商业利益，以换取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投资。不过，荷马李和布思的这种说法只适合于描述半个世纪之前的广州。以荷马李对中国状况的了解，不会不明白上海、香港、天津等地才是当时中国更重要的商业中心，而抵货运动发生时上海的声势更大。他在信中说的“那里是惟一我可以做好事情的地方”这句话，才透露了选择广州的秘密。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是秘密会社力量非常强大的地区，荷马李在参与庚子“勤王”活动时，就曾数次制订从华南发动起义，攻克广州再向全国发展的计划。在他看来，回到广州不仅可以通过秘密会社瓦解那里的抵货运动，而且对他的军事计划具有重要意义。可见，荷马李和布思在说服艾伦、争取资金时，也是采取了策略的。但精明的艾伦在此时已经对这样的论述做过验证。他“对公开出版物进行了两三个星期的研究，辅以其他可以得到的信息”，发现在中国发生的抵货运动对美国的制造业并未造成影响，在运动期间，美国大部分商品的出口整体上有明显的上升；而且，美国驻华领事报告“没有提及抵货运动，倒是对我们的人进行贸易的方向提出了强烈批评”；所以，就对中国的革命进行投资而言，制造业主不会有什么兴趣，“需要寻找一个完全不同的阶层做支持者，那是银行家而非工业家的事”。艾伦的研究表明荷马李对于抵货运动的影响估计不当，而且对这一运动已趋落幕的现状缺乏了解。他11月25日的信实际上否定了布思18日信中提出的“保险”构想。这样，以运动荷马李赴华就任为中心的“红龙计划”设想告终。事实上，荷马李也没有取得任命。（二）“红龙计划”与容闳的关系
在否定了通过终止“抵制美货”运动以争取美国工商业资本家对中国革命事业投资这一设想后，艾伦并未将合作之门关上，但表示，只有在他获得的资讯足以向投资者表明，已具备向“如此庞大的计划”合法投资条件的情况下，他才会行动。他认为仅凭通信无法得到他想要的资讯，愿到洛杉矶与布思相谈，“但如果咨议会在洛杉矶召开，那就比我去见你更好”，因为中国反清领袖齐聚洛杉矶，是更有说服力的事件。即是说，要让他帮助成事，荷马李和布思必须出示新的“保险”。在此情况下，荷马李和布思请出容闳正式登场。
▲1878 年5月18日，美国《哈珀周刊》木刻插图容闳像容闳是荷马李和布思更早联系的一方。容闳在庚子年与荷马李相遇，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均有可能。1908年9月，荷马李给容闳写信，向他介绍到东部活动的布思，并在9月21日告知布思他联系容闳的情况。10月21日容闳在致布思的信中说：“自您上周日离开后，我得知您正快速推进相关事宜。很高兴您收到荷马李将军的书信，得到他已准备好付诸行动，鞍马齐备奔赴疆场。”这表明布思在受托接触容闳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向他转告了荷马李策划反清行动之事，但因计划还处在上述以寻求荷马李赴华南任职为目标的阶段，故未将容闳正式纳入该计划。此时布思联络容闳，可能是希望利用后者在华南地区的关系。11月下旬，容闳又收到荷马李和布思先后给他的信。他认为这两封信“改变了事情的前景，启发了我对未来的新希望”，“我完全认同您和布思在长时间商议后得出的结论，该结论与我在数月前致中国友人信中表达的观点合拍”。档案中未保存这两封信，但容闳概括了其内容：“实现有益于中国的任何事项，帝国各地不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都必须搁置分歧、偏好或成见，联合创建一个亲善、友好且爱国的团体以面对共同敌人。这正呼应了您们共同决定从事的事业——建立作为临时政府基础的‘军政局’。”可见，这个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荷马李与布思商定后，再向容闳通报的。这也表明，荷马李和布思二人在1908年11月下旬正式邀请容闳进入“红龙计划”。那么，容闳在该计划中的角色又是什么？“红龙计划”各种版本的中心内容，就是如何将中国各地的会党和革命势力联合起来，“聚合众力凝为一军，以雷霆之势共灭强敌”。前文引述荷马李的两个作品，均将会党作为主要依托力量。按荷马李在《新中国的血色黎明》中的说法，中国会党也在等待能够率领他们创建新中国的“伟人”，而这位“伟人”只能出自中国。故荷马李在“红龙计划”中并未为自己设计领袖地位，而是将此位留待与本土社会具有广泛联系的中国人。布思11月18日给艾伦的信中说道：“如果有必要让有关的某人与您共事，以使您能够谨慎地全面了解该方，我们也不会反对。”这显然是指拟议中与“咨议会”相关的人士，实际上就是容闳。艾伦的态度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将容闳正式拉入计划，作为艾伦需要的信息渠道和可以当作“保险”的人物。故在容闳11月27日收到的两封信中，荷马李和布思向他发出正式邀请，请他与中国会党及其他政治势力联络。容闳马上做出积极回应，拟出致中国各方首领邀请函。他对自己在计划中处于何种地位并不确定，故在给布思的信中说，他将当选革命成功后“临时政府大总统”的机会给予受邀各方领袖，“除非他们及贵方均一致提名并请我担任，以及我的健康与精力允许我接受，我实无意成为领袖”。但他被荷马李和布思当作拉住艾伦的关键人物。12月28日，布思在信中正式向艾伦介绍容闳，说“你可能会发现这位先生寡言少语，但他确是一位具有伟大能力的人物。日本的伊藤博文侯爵称他是其国家、其时代最伟大的人物”。这样，“伟大人物”的角色就暂时落在了容闳的身上。清末的容闳一直有自己的政治抱负。除早年发起幼童留美这样令其毕生骄傲的事业外，他在中国甲午战败之际自美返国，参与、经历了维新变法、义和团与八国联军事变、庚子勤王等重大历史事件。1902年，容闳回美国后仍然与保皇会关系密切，参与其勤王密谋，一直保持对祖国前途的关注。当1908年布思前往哈特福德访问他时，他已年届八十，但他马上对荷马李的计划表现出极大兴趣。在1909年早期，容闳与艾伦数度会面，还通过自己在纽约工作的儿子与艾伦保持联系。按照荷马李定下的基本框架，“红龙计划”的细节就由艾伦和容闳商讨，由此产生了一批该计划的文献。艾伦渴望从容闳那里得到有别于新闻报道的“内部消息”，以便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容闳也的确向他介绍中国的大势和近况，和他讨论具体事务。
▲留美幼童在上海轮船招商局合影
但最终结果是艾伦对容闳失去了兴趣，或者说失去信心。在理念上，他不赞同容闳关于建立一个“巴拿马式共和国”的目标，认为这场革命的合理结果是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建立共和国的目标过大；在策略上，他也不赞同容闳和荷马李都同意的一处（华南）发动、建立政权后再图全国的构想，而希望先在各地首领中进行充分协商，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总体发动，“旦夕之间夺取全国”。不过，对整个计划更具影响的是艾伦对容闳个人的看法。他在1月初给布思的信中评论容闳在中国曾获的“四品衔道台”身份，认为这不过“相当于我们的巡回法官”，“我们要问自己，‘在离开那个变化比一般想象还要快的国家八年之后，此公的声望究竟如何？’‘此公能在我们计划成功后达到何种地位？’‘他在其国知名度如何以及人们如何看待其地位？’从我与此人谈话的一些片段可以看出，他并无有组织的通信网络，而且我怀疑，他（在国内）是否有值得信任的代表向他通报最新情势，并在公众面前维持他的知名度”；他认为就容闳的影响来说，惟一可靠的因素是他发起了海外留学运动，只在留学生当中有号召力；他甚至对容闳的品格提出质疑，认为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只是“一个诚实但有限的爱国者”。这就对荷马李和布思赋予容闳的为美国资本提供“保险”的“伟人”地位提出否定看法，从而使整个计划也面临信任问题。布思立即对此信做出反应，写了一封长信为容闳辩护，几乎反驳了艾伦关于容闳的所有评价，表示他与容闳的接触使他得出与艾伦相反的结论，甚至说容闳曾被太平天国“封王”，如果这个运动没有失败，“他一定会成为帝国的统治者”（the ruler of the Empire）；他认为容闳具有博大“而非有限的爱国”情怀，他对中国形势也了如指掌；他是一位优雅、友善之士，对各会党领袖具有影响；他要求艾伦对容闳东方式的性格要有耐心。但没有迹象表明他说服了艾伦。艾伦后来继续保持了和容闳的联系。由于荷马李和布思曾一再邀请容闳前往洛杉矶商议计划，而容闳也有经此地回国考察的打算，艾伦还表示愿意前往共同商议。但容闳的加州之行终未实现，“红龙计划”以容闳为中心的阶段也逐渐进入尾声。（三）“红龙计划”的停顿
容闳自己实际上并没有成为那个“伟大人物”的打算。他在1909年1月18日到纽约与艾伦面谈时，向后者介绍了三个大人物，即袁世凯、康有为和孙中山。其实，早在1908年11月18日布思在给艾伦的信中，就写过这样一段话：“将军今日会写信给Y（容闳），通过他与K及其他将组成咨议会的成员联络，促使他们尽快来此开会”；同时说，“相信K手中就有1—2百万，将要求他将之投入财库以增益基金”。这里的K即康有为之代称，他手里可能拥有的款项被纳入“红龙计划”的考量。不过，此次容闳提供的信息却是：“康有为身上疑云重重。他似乎在美国的洗衣工等人群中募集了80万元，但他却将此数目的款项用于他的个人事项。”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拿出钱来。布思在了解容闳的想法后表示同意，他认为“康有为在美国已经失去大量保皇会成员的支持”，而“保皇会成员中有非常高比例的人抛弃了该组织”；他还说康有为在性格上也有若干缺点。这样，康有为很快就被从“伟人”的名单中删除了。慈禧太后在1908年11月15日去世。这个消息令“红龙计划”的参与者认为清朝政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他们认为袁世凯将是清朝政治舞台上最为重要的人物，而随后登位的摄政王载沣也被认为受袁世凯的控制。但载沣却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这令他们既颇为震惊，又认为是拉拢袁世凯的绝好机会。容闳告诉艾伦，“袁世凯仍处于权力顶峰，在全国享有盛誉，相信他对其所创立的军队具有绝对掌控力”。他建议布思考虑将被罢黜的袁世凯“拉入我们的事业”，认为他价值一千个康有为，广受尊重和支持，“如果他能支持我们，我们为中华帝国进行的战争就已经打响并获得胜利”。他希望从正在美国访问的袁世凯的亲信唐绍仪着手此事。不过，令其沮丧的是，“唐绍仪到我寓所斜对面朋友家做客之时，我期望能与之一晤。但由于只有他自己知道的原因，他未知会我便悄悄地溜走了”。可见他对这位曾经的留美幼童缺乏真正的影响力。作为袁氏亲信的唐绍仪拒绝与他这样卷入反清活动的人会面，意味着他想与袁世凯联络“此路不通”。鉴于袁世凯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人物，他在随后与艾伦见面向其提供中国各政治组织的名单时，“只介绍了康有为和孙中山的名字”，尽管他对康有为仍无好感，也仍然认为“现在正是我们努力争取袁世凯的天赐良机”。艾伦对由谁来扮演那个整合力量、号令全国、组织政府、掌握政权的领袖角色的重视，是基于对投资安全的考量。从一个投资协调人角度，他要求在将巨量资金投入一场改朝换代的巨大运动之前，确定一位能够保证这一运动成功的领袖等可行性要素，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其中存在着血本无归甚至更为糟糕的风险。他在与容闳、布思等人的互动中，实际上以主导者地位拟订了“红龙计划”的具体方案，尽管方案的原始理念来自荷马李。不过，尽管其作风强势，但他实际上也无法解决资金问题，充其量只是一名掮客。他在拟订好计划后，曾于1909年2月2日去游说一位他认为可以支持“红龙计划”的“不二人选”的“大人物”（著名的J. P. 摩根），这位财阀的答复是：“我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府做生意，但我不会帮忙创建一个我可以与之做生意的政府。”这一“简洁但清晰”的答复，显示摩根完全不在意计划是否可行，而是直接否定了“在高回报的条件下投资中国革命事业”这一“红龙计划”的基本逻辑。艾伦关于通过“红龙计划”来终止中国抵货运动这一设想完全不切实际的，而作为“不二人选”的摩根的拒绝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金融界的态度。这种局面意味着“红龙计划”在1909年初，即荷马李和布思酝酿之后不到半年就走进了死胡同。容闳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他从6月又开始与布思频繁互动。容闳表示，就发动革命的大计划而言，“不经过详细研究以了解全部情况，则本人难以承担之”。他还说，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因为他与艾伦关系不睦，而是基于他“进一步思考”后产生的认识。他认为革命牵涉巨大的责任和义务，一旦发动就关涉广大民众的安危；故就中国而言，“解决有关国家变革和重建的整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和平的方法而非极端暴力手段达成。这种手段造成的社会和政治恶果比罪恶本身更难根除”。故他认为发动革命是一件需要慎重之事，应对整体情况做先行研究，所以他“打算本年秋天访问中国”，以了解整体情况，“如果整个中国都处于骚动不安和渴望变革的状态，就到了考虑我们下一步责任的时候了”。他表示希望荷马李与他同行。这是一种委婉的退出的告示。布思在回信中表示理解容闳关于和平变革的想法，也同意对中国事态“需要更多的思考和更多的时间来了解其中的细节”。他还透露，荷马李的“一些朋友正在怂恿他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正努力帮他达成此事”。10月2日，布思又告诉容闳，荷马李正忙于联系出版他的著作（即《无知之勇》），而且由于其父亲突然去世而“深受打击，以至于对近期的活动感到茫然”。看来，这位“红龙计划的”的策划者在计划停顿半年之后，也处于退出状态。从上所述可知，经过诸多曲折，由荷马李主导的反清革命“红龙计划”在1909年春天实际上陷入停顿，而到是年秋天则近于终结。原因在于，在远离中国的北美由外国人策划的这个革命计划，既无法找到可以令其接入中国社会的有效路径，也因此无法获得执行计划所必须的巨额资金。正如艾伦所言，无法确定一位能够整合各方力量、领导革命并建立政府的真正领袖人物，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孙中山正是在“红龙计划”陷入如此窘境之时，进入北美的革命策划场景。三、“长滩协议”与荷马李、孙中山之关系
对容闳和荷马李这样有着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的人来说，暂时的放弃并不意味着告别。正如容闳自己所言，不要因他一时的沉默，就认为他“已经全然放弃因中国时势所需而为她努力之希望”。他始终关注中国的形势，并认识到中国的和平转变“并不可能”，因为“中国政府的无能和腐朽助长了列强对中国领土的攫取”，“正是中国政府的腐朽状态阻碍了中国向伟大国家的进步。因此，摧毁该政府是必须的——这是最高的道德律令”。重新转向反清的政治态度，使容闳通过信件在1909年12月将访美的孙中山介绍给荷马李和布思。孙中山由此与“红龙计划”发生联系。
▲孙中山赠送给荷马李的照片
孙中山于1911年11月途经伦敦接受《滨海杂志》访谈时描述他与荷马李相识的经过，并未说明时间，但从上下文来看，似在庚子年间。但中外研究者都排除了当时二人相遇的可能性。不管怎样，荷马李与孙中山相结识早于1910年，则是可以肯定的。但1910年的相遇，则将二人的关系提升到中美反清革命者合作的高度。在“红龙计划”框架下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等人的合作和互动的过程，亦须在重读档案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解释。容闳先是邀请荷马李和布思到美东与他和孙中山会晤。但因荷马李健康不佳，布思忙于商务，结果是孙中山在1910年初到洛杉矶与荷马李、布思见面商讨。在此期间，容闳还致函孙中山，谈论他对发动革命的看法。他还拟订了一份《贷款协商方案》，与上一年艾伦商讨制订的方案相近。在这个方案里，容闳明确地给荷马李安排了军政府中“战争部部长”和“战地统帅”的职位。更为明显的是，他和荷马李、布思三人都视孙中山这位真正的革命家为值得托付的“伟人”。从保存的资料看，孙中山与荷马李、布思的通信始于1910年2月。经过磋商，他们在3月12日形成了一份合作革命的协议，即通常所称的《长滩协议》，本质上是上年“红龙计划”的1910版。按此协议描述，中国数达千万以上的会党力量，革命党掌握的四个镇新军和两广、云南的旧式军队，以及这一区域的七千万人口，均为反清革命的基本力量；革命党的总理（孙中山）也被视为上述所有革命力量的总理，即孙中山被确定为统辖革命军、组织并管理革命政府的“伟人”；“外国辛迪加”按四期提供350万元贷款，以利息及三倍于本金的数额偿还，并享有各种特许权；“外国辛迪加”可指定其代表（布思）为革命基金的司库。3月14日，孙中山委任布思为同盟会“驻国外的唯一财务代表”。孙中山提供的中国革命力量情况与实际情形显然相差较大，而布思等人做出的筹款承诺也还在描绘理想的阶段。不过，与上年的计划不同，这个协议的一端——由革命领袖进行整合力量、推进革命运动——是很明确的，孙中山毕竟已经从事武装革命多年，作为同盟会总理正全力谋划推翻清廷的革命；而协议的另一端——将为中国革命注入资金的“外国辛迪加”——却还有待于形成。但在协议中充当“司库”角色的布思却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正式要求，即孙中山领导的下一次起义必须在“时机成熟”的前提下发动，力图一举取得胜利。布思于5月12日写信给身在夏威夷的孙中山，称自己一直在“稳步推进我们的事业”，经常与“将军”（荷马李）会谈，并在两周前请纽约的A先生（艾伦）到洛杉矶磋商，结果“就重要的事务达成几点非常令人满意的决定”。艾伦也同意回纽约“为协议打好基础”，等待布思“前去签署”，这里应该是指“辛迪加”的贷款协议。以此为理由，布思要求孙中山“说服您在各省的朋友加强自己的组织，在您认为时机成熟之前约束自己的行动”，因为任何不当举措都将传到美国，“而我将不得不做出解释，这将使我马上陷入尴尬”。他要求孙中山防止此类行动发生，强调说，“只能有一次行动，并且是计划周详、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一要求，与一年前艾伦的主张一致，因为“红龙计划”的逻辑仍然没变。可以看出，艾伦仍然给这个“长滩协议”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不过，此次布思充当了更为积极的角色。布思的要求也显示“辛迪加”作为协议的投资方对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协议另一方的约束力。因此，无论是荷马李或布思，其行为都不是像国民党史家所说“在国父精神人格的感召下前来投效革命”，也不只是充当“孙中山筹款人”的角色，而是进行有条件的合作。孙中山于6月在东京给布思回信说：“在我抵此之前，我们一些领导人为与我会晤而已先期到达。我将你有关中止所有不成熟行动的建议转告，他们均表示同意，并允许将此事通知各省党人，立即停止举事。”这就满足了布思的要求，也显示他作为一位领袖的统率和协调能力。他在7月又函告布思，他在日本及途经上海、香港时，“均曾与领导者多人会见。如不久有举事成功的希望，则他们很乐意接受你的意见，在一段时间内静待时机”。孙中山在8月给荷马李的信中再次重申他在这方面的努力，通报他在广东新军等数万地方武装中进行的活动，并说：“当我在日本居留时，曾制止长江流域即将爆发的起义……他们原只应诺将起义日期延至今冬，但我现能劝使其作更久的等待，直至我们的募款计划成功为止。因此，你可继续执行我们原定的计划。”他还告知荷马李，在云南出现了一些“动乱”，他已派人取道缅甸加以阻止，“我想他能使那些人在一段时间内静待时机”。直到9月初，孙中山还在信中向布思提及他制止长江流域起义之事，再次保证“今冬之前，长江流域及华南将无骚动。请相信，此间将不扰及你的筹款计划”；他还告知“我所允诺收集的签名录，已自横滨挂号寄上”。此签名录即各地同盟会首领的签名，其意义在于向“辛迪加”的投资者证明，孙中山确为中国各地革命的领袖，在革命势力中具备真实的影响力，投资人可据此确认孙中山有资格、有能力承担他们所投入资金的“保险”的角色。
以上孙中山所述情况的真实性当然是可疑的。但在提供上述说明后，孙中山认为自己有理由要求协议的另一方也履行自己的义务。在回复布思的函件中，孙中山提醒说：“我认为，今年冬季前将会停止此类活动，故今后有数月平静的时间，可供我们工作。”他回复荷马李的信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布思在收到孙中山的函件之前按计划前往纽约，6月，他从那里致函孙中山，通报“我造访此地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虽然我还不能作完全的保证，但我所启动的进程非常鼓舞人心，在协商开始后一直稳步推进”。他在收集到相关信息后，对孙中山的地位、声望、领导力均感满意，但他发现自己这边却无法获得进展。收到孙中山此函后，布思在9月26日发了一封电报给孙中山，告知“辛迪加在10月初开会”。但他同日又写了一封信，沮丧地说：“我在纽约和周边花了6个星期，通过专注于艰苦的工作取得很可观的进展，但因那位最重要的人物的缺席而无法达成有效的协议。”那位大人物在欧洲，回美国时间未定，所以他只得在7月返回洛杉矶。此后他和纽约资方代理人及荷马李进行了多次会商，但显然均无决定性的结果。他告诉孙中山，“自6月起这个国家的资本市场非常不安定，很难诱使投资者相信何种方向可以期待成功”。他承认，在此情况下，他只能“不遗余力地寻求理想结果，希望我的协商最终能够成功，但我无法说多久能达此成功结果”。这就是说，“长滩协议”的投资方无法兑现承诺。孙中山在收到布思的信之前，对于后者缺乏进展的情况似有预感。他在9月5日致荷马李信中说，自得知布思6月在纽约“鼓舞人心的消息”后就没有音信，故担心“B先生筹款之事已告落空或延迟”；如此，请荷马李“通过另外途径筹取五十万元金元，仅作广州计划之用，而在我们达成第一个目标前，其他行动则暂予搁置”；实在没有先汇五万元用于筹备也行。他还声明：“自我依从你的劝告制止今夏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起事以后，我们的全部希望均寄托于在美国的筹款计划。如你和B先生的计划均告失败，则盼立即告知，以便于我在最近自行采取措施。”因为他的压力在于，如果无法取得来自美国的资金，他也无法向听从他劝告的党人交代，“我的信誉将受到巨大打击”，而且将“由于缺乏资金而无力制止今冬将发生的起义”。这就是说，革命党方面的克制也是有条件的，一旦“辛迪加”方面或荷马李无法完成其责任，则革命党人即可解除自己对孙中山的承诺，而孙中山也只能解除对“辛迪加”的承诺。在此背景下，他警告说，如果布思无法完成筹款任务，则对他的革命党“财务代表”的任命将会收回。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策略性，但也将双方关系建立于有条件的协议之性质清晰地呈现出来。孙中山的两封信除表达了对布思筹款能力的担心外，也透露他和荷马李、布思的长滩协议，还包括革命行动可“先攻取广州”的“广州计划”。他在稍后给荷马李的函件中所言证实了“第二计划”的存在：“望你进行我们曾谈及的另一计划，尽快为我党筹集若干款项”，他提出的数字是25万元，远少于“长滩协议”的350万元。收到布思9月26日的信后，孙中山转向为此较小的计划争取款项，相隔一天先后致函荷马李和布思，除明确表示“只要时机来临，我将不再等待”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从美国方面筹集资金，希望二人再做努力。他向布思表示，只要能筹到原来所议款项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即足以胜利完成整个任务”，并再给布思三个月的等待期限。直到次年黄花岗起义前夕，他还在做布思的工作。而布思到1911年初，也确实仍然在想办法，如游说新泽西州有影响的人物希尔（C. B. Hill）与孙中山联系。但最后都无结果。美国学者卡普兰认为，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失败，“终结了孙中山从美国私人支持者那里获得资金的机会，也终结了荷马李密谋的命运”，布思、艾伦或其他人都不会再与“如此鲁莽的冒险家共事”。这是从中国革命历史脉络外部的“他者”视角出发作出的评论。已经为推翻清朝奋斗多年的中国革命者不会为了希望渺茫的外来资金无限期地等待，孙中山实际上也没有约束全国范围内革命者“静待时机成熟”的权能，而艾伦、布思等构想的全国发动——朝夕成功——兑现利益的革命，本身也是因为与中国情势极为隔膜而产生的简单幼稚的幻想。实际上，鉴于当时革命党阵营在各方面之分裂状况，孙中山说他可以约束各方、掌控大局，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有关的各种说法显然都是争取美方资金的一个策略。“长滩计划”的这一结局也再次表明，由荷马李策划的整个“红龙计划”的理念和逻辑未被美国的资本力量认可。荷马李之所以为此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是因为舍此之外他无法构想出其他介入反清运动的途径。容闳之所以在暮年亦为此计划操劳奔波，是因为他在这个计划中看到了报效祖国的可能性。布思充当了资本掮客的角色，尽管1909年摩根的态度已经表明了真正的金融资本不认可“红龙计划”的基本逻辑，但对于巨大利益的预期仍然令他继续尝试。当然，布思与艾伦仍然有别，他与荷马李的密切关系可能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希望能帮后者实现抱负。孙中山对“长滩计划”抱有相当大的期待，他当时正如饥似渴地为武装起义争取必不可少的资金。但他并非将自己的整个革命事业“加入”那个计划，而只是寻求与美国资本的代表合作，尝试为这一事业寻求资金来源，革命事业本身始终是第一要务，故不可能如美国策划者那样将革命目标置于资本安全的考量之下，所谓“静待时机”的承诺只是权宜之计。反清革命是这些人一致的目标，但各方的出发点、理念和目标均非一致，甚至截然有别。“长滩计划”难有结果，但荷马李却继续与孙中山这位“冒险家”发展出一种基于反清革命事业的深厚友谊。这是因为荷马李与那些美国投资家不同，他策划“红龙计划”不得不借助资本力量的帮助，但他的追求却超越于那些世俗利益之上，主要在于精神层面。从荷马李的角度而言，推动中国反清革命的精神在“黄花岗起义”之后还延续着。他和孙中山在关于革命的理论上并不一致，后者对他的“西太平洋再平衡”的理论不表赞同。但这种观念差异并未影响二人的合作关系。1911年6月，即“黄花岗起义”后不久孙中山再次到洛杉矶造访荷马李，二人就反清革命计划进行了秘密的磋商，“就1912年3月发动起义的问题达成了一些决定”，“孙中山授予荷马李在革命后制订中国外交政策之职”。荷马李与孙中山分手后，先是在田纳西州与他的助手伊瑟尔·鲍尔斯（Ethel Powers）结婚，再携妻子前往美东，在华盛顿游说曾任美国国务卿的参议员罗脱（Elihu Root）等政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随后，他们前往欧洲，于7月到达德国的威斯巴登，荷马李在那里接受治疗。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发电报给正在疗养的荷马李，请他到伦敦与他会合，游说英国各界人士支持中国革命党。荷马李在10月18日赶赴伦敦。他在那里等候孙中山近一个月（孙11月10日抵达伦敦），11月20日他们一起离开伦敦赴巴黎。在此一个月的时间，荷马李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通过各种渠道试图对英国政界、经济界施加影响。孙中山抵达伦敦后也和他一起活动，希望取得英国人的支持。荷马李运用他的地缘政治理论，游说英美政府支持孙中山，为争取外援，孙中山对此默认并配合。荷马李还再次致函罗脱，要求他说服美国政府支持新的革命政府。1911年11月13日，二人共同署名，向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递交一份文件，表示“孙中山的党派希望与包括英、美的盎格鲁—撒克逊结盟”。这份文件声称孙中山掌控了中国大量军事力量，并将被推举为“总统”，希望得到英国政府的友谊和支持，作为回报，新政权将给予英美比其他所有国家都优越的条件和利益。罗脱回信说他作为参议员和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只有在总统的顾问向其咨询外交政策时才能提出建议。虽然所有努力都收效甚微，特别是在争取贷款方面毫无收获，但荷马李的这种竭尽全力的无私帮助，仍令孙中山深为感动。11月16日，孙中山前往荷马李下榻的宾馆，任命身着戎装的荷马李为其总参谋长。在来华途中，荷马李还接受报界采访，宣传他的理论。
荷马李一路伴随孙中山，于12月21日抵香港，12月25日到达上海。其后直至他因病于4月初返回美国，他在中国三个多月，以下几件史实值得注意：（1）到上海后，荷马李接受英文《大陆报》等报刊访谈，透露自己乃孙中山之参谋长，引起美国外交部门的干涉和威胁（因违犯美国法律），但他对此予以愤怒的回应。（2）荷马李参加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被孙聘为军事顾问。由于美国政府的态度，孙的革命党同僚也不会同意给予他“参谋长”职位。（3）荷马李可能参与过南北战事。黄季陆的《国父军事顾问——荷马李将军（初稿）》中，有一份陈其美麾下“北伐先锋队”司令刘基炎的布告，称陈“不日偕同美国陆军大将郝门李君暨孙中山先生来观本队操法”。荷马李在给出版商贝尔福德（Robert J. Belford）的信中说，他参加了北上沿着津浦线向北推进作战的一支军队，并“在1月下旬将我的司令部从铁路线上的蚌埠（音Peng Fu）移到一个东北方向靠近大运河的村子”。这段话出自他回美国几个月后的回忆。如果属实，则他参加了一些军事行动。（4）荷马李可能与南北和谈有一定关系。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的南北和谈中，在北方活动的美联社记者罗素·肯尼迪（Russell Kennedy）与在南京的荷马李有较多联系。他在1912年1月17日写信给荷马李，说“唐绍仪认为您建议博士（孙中山）不要跟袁世凯做任何交易，是这样吗？”他认为如果和谈破裂必定导致战火重燃而中国将四分五裂，“但如果满洲退位且按博士的意愿达成良好协议——他最终也就获胜了”。他质问：“究竟是你提出反袁的建议，还是池亨吉或安德森干的？”从这封信可知，至少在北方势力看来，孙中山身边的这位美国顾问是反对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的。荷马李的辛壬中国之行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即统率大军奋战疆场建功立业。他在2月11日忽然中风，险些命丧异域。孙中山关照全力抢救，他得以醒来并维持生命，经一段时间治疗在4月12日离开上海返回美国。他在疗养恢复期，仍然念念不忘回到中国“与孙逸仙一起工作”。但他在10月27日再次中风，11月1日在家中去世。东西方两位革命者的关系也就此划上句号。结 语
在荷马李的思想中，反清兴华是满足“西太平洋再均衡”战略目标的一个环节，因此在其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按《无知之勇》序言所说，该书在1905年《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基本上就完成了。《撒克逊之日》亦非朝夕酝酿而出，通过“中国复兴”以“重建东方均衡”的想法在其完稿前数年即已形成。可见荷马李策动推翻满清的“红龙计划”（包括“长滩计划”）就是在他思考、写作这两部地缘政治学著作的同时进行的。他在武昌起义爆发后明确地将其反清活动与英美的地缘政治利益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体现了他的政治愿景。荷马李的现实活动却主要围绕反清革命而展开。档案显示，他有不少未刊作品与中国相关。其中一部未竟之作标题为《中国之觉醒》，保存的纲目显示其主要内容为中国近代历史，结论部分论述“中国之前途”。针对当时甚嚣尘上的“黄祸论”，他拟以整章篇幅论证“黄祸论的兴起乃是基于假象，中国过去的历史已证明其为谬误”。他的另一手稿标题为《保卫中国》，他评估中国军事能力，提出必须恢复人民尚武精神，建立统一国防军和全国性防务体系，探讨抵抗日本和欧洲国家进攻之道。1907年的《中国能战吗？》一文认为，中国具有优秀的军事传统，曾长期保持辉煌的战争记录。该文以“干城学校”军事训练照片为配图，意在表明经过新式训练，中国能够拥有强大的现代军队并再次崛起。
▲一幅绘制于1899年的“黄祸论”漫画
反清兴华是荷马李竭尽全力追求的现实目标，而地缘政治理论则是现实活动的逻辑归宿。在他那里，两种目标可以相互整合，并具有各自的重要性。他对中国文明复兴的期待是发自内心的。他将追求拿破仑式伟大功业的个人梦想寄托于中国之变革，认为中国终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而“他的使命就是引导中国实现此国运”。可以说他对中国事务有更多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令孙中山等人深为感动，在他去世之后，孙中山及其他国民党人与他的家人保持了长期的友谊。他和妻子的遗骨在1969年移葬于台北，亦为证明。围绕“红龙计划”展开的反清活动表明，清末革命具有广泛且多元的国际影响。中国尽管在近代饱受列强侵略欺凌，在清政府统治下国势衰弱，民生凋敝，但因拥有悠久的文明、庞大的人口、辽阔的幅员和丰富的资源，在世界体系中依然具有重大影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旨在改变国运的反清革命运动，成为国际上众所瞩目的重大事件。既往研究揭示了世界各国各种势力与反清革命种种联系的大量史实。但荷马李等异邦人士策划的“红龙计划”，试图借助美国资本的力量，整合中国的革命势力，酝酿发动大规模的反清革命行动，则是绝无仅有的个案。荷马李这样具有自己思想观念和理论体系的活动家和布思、艾伦这样怀着利益冲动的金融界人士，从各自政治理念或利益追求出发，决心投身于反清事业，表明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运动，在遥远异域的“他者视角”下，被当作具有重大意义的全球事件。这是我们认识辛亥革命之国际影响不应忽略的一个角度。“红龙计划”虽然具有独立于中国革命主流之外的特殊背景和自身的逻辑与脉络，但因为容闳、孙中山的先后加入，它在特定视角下也可以看作清末革命运动的一个部分。容闳一生奔走国事长达数十年，曾长期为清朝效力，但庚子事变后他在种种因素影响下转向反清，即使身在美国，仍与国内反清志士建立了联系，参与相关活动。他在垂暮之年加入“红龙计划”，再次为国尽力。他在此过程中所提出的观念和主张，乃是基于他所参与的清末变革运动的历史脉络，从而为荷马李和布思等人策划的这个庞大的反清计划引入来自中国的“本土视角”。而容闳参与“红龙计划”的这段经历，也使他可以跻身革命活动家的行列。对同盟会领袖孙中山而言，围绕“长滩计划”开展的活动则是他长期革命生涯的一个片段。我们从孙中山与美方人士之间的互动中看到，后者希望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力量能够配合他们的宗旨与节奏，而孙中山则通过策略性的言论和做法，力图使这一计划成为他准备发起的大规模行动的财政来源，也就是将它当作其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计划之目标虽然最终并未达成，但如同孙中山领导的多次失败的反清活动一样，它仍然构成了辛亥革命史中一个不应忽视的独特环节。无论是作为反清革命之域外回应的一个典型事例，还是作为“本土视角”下辛亥革命运动一个独具特色的部分，“红龙计划”都是我们研究辛亥革命史不应忽略的一段重要史实，对于我们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进一步认识辛亥革命运动的曲折过程与深刻影响，均具有重要价值。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名家特稿”责任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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