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逐渐成为翻译行业广泛采用的工作模式，译后编辑能力也成为译者能力培养的重要话题。尽管现有研究已对译后编辑能力展开讨论，但作为翻译学研究中的新概念，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逻辑关系，译后编辑能力的结构维度，以及译后编辑人才培养等核心问题尚待系统性讨论。本研究基于认知范畴观，深度挖掘译后编辑能力要素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要素之间的范畴流转，进而生成译后编辑能力结构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后编辑教学建议，以期为译后编辑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关键词：译后编辑能力；认知解析；结构建构；认知范畴观；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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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外语教学》2023年第1期，第90-96页。推送已获编辑部和作者本人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翻译研究动态】及文献来源。
作者简介：杨艳霞,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翻译技术教学、翻译认知、机器翻译译后编辑。;魏向清(通讯作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术语与翻译跨学科研究、双语词典学、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研究中心2021年度科研招标项目“译后编辑能力发展与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CTS202107);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项目“基于人机交互的汉英翻译加工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2SWC-23);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基于机器翻译的译后编辑教学与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编号:ZGWYJYJJ11A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编辑：周方衡
译后编辑与机器翻译关系密切，是对机器自动生成的译文进行编辑和修改的过程。近年来，基于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方法使得机器翻译质量得到大幅提升，译后编辑效率显著提高，翻译成本降低。这种人机交互的翻译加工方式充分融合了机器翻译的高效便捷与人工审校的质量保证，在全球语言服务行业，尤其在本地化行业中得到广泛应用，逐渐成为语言服务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基于译后编辑的行业需求，201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ISO18587，明确提出译后编辑人员的能力要求。基于国际标准ISO18587，2021年国家标准GB/T 40036-2021《翻译服务 机器翻译结果的译后编辑要求》正式发布，这对我国译后编辑行业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刘智洋、柴瑛2021：91）。机器翻译发展推动的行业变革引发翻译学界开始关注译后编辑能力这一话题，参见冯全功和刘明（2018），仲文明和舒超（2020）等。译后编辑是一项职业化行为，理解译后编辑能力内涵与结构有助于译者跟进时代发展需求，及时掌握语言服务市场需求的相关能力（Carl et al. 2015）。然而，译后编辑与传统的翻译和翻译修改行为相关但又不同。作为翻译学研究中的新概念，译后编辑能力的本质与构成至今在学界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和理解，其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如何认识译后编辑能力的本质？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关系为何？基于这三种能力的关系映现，如何来界定译后编辑能力的结构维度？基于译后编辑能力结构又该如何开展译后编辑教学以培养译后编辑人才？厘清这些问题有助于建构一套科学、系统和全面的译后编辑能力结构体系，对于认识译后编辑行为和培养译后编辑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范畴化是人们认识和理解事物的基本认知方式。范畴化的认知观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概念的构成要素、要素间的关系和流变过程，揭示概念的认知基础与认知机制（文旭等2019：35）。因此，本文首先尝试从认知范畴的视角对译后编辑能力进行解析与阐释，分析译后编辑能力、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挖掘各能力要素之间的流转过程。然后，本文依据国标GB/T 40036-2021《翻译服务 机器翻译结果的译后编辑要求》，从编辑前、编辑中和编辑后三个阶段构建译后编辑能力结构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后编辑能力培养的教学建议。范畴化是人类依据特定目的对事物进行识别、分析和归类的认知过程（Rosch 1978）。范畴是范畴化的产物，经典范畴理论认为范畴属性是二分的，范畴边界清晰，范畴成员地位平等。该理论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但在社会科学中因缺乏充分的解释力受到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者的质疑与批判。与经典范畴观相对，原型范畴观认为范畴边界是模糊和开放的，范畴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成员地位不相等，具有横向的原型性特征和纵向的层级性特征（Rosch 1975：193）。具体表现为在横向结构上，依据重要性，范畴成员可分为典型成员和非典型成员，其中典型成员中的原型位于范畴结构中心，特征清晰明确，是成员关系网的认知参照和范畴体系建构的基础；在纵向结构上，依据空间位置，范畴可分为基本范畴、上位范畴和下位范畴。基本范畴是原型范畴，是最具认知经济性和容纳性的范畴。上位范畴是对基本范畴的高度抽象和归纳，以基本范畴为基础获取完形和大部分属性特征。下位范畴共享基本范畴属性，与基本范畴相比更为具体化和细节化，甚至拥有基本范畴不具备的属性（Lakoff 1978；赵艳芳2000）。范畴化过程是流动变化的，其流变过程通常包括初始范畴化、聚范畴化、去范畴化、跨范畴化和再范畴化阶段。初始范畴化是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过程，聚范畴化则是范畴成员由边缘向中心聚拢或趋向中心的过程。随着范畴的发展，典型成员失去原有属性或增添异质属性，从典型成员衰变为非典型成员，即为去范畴化现象。在去范畴化的过程中，部分范畴成员属性不断减少，逐渐边缘化，从一个范畴跨入另一个范畴的过程则为跨范畴化，范畴成员经历跨范畴被划归至另一个不同范畴则为再范畴化（王天翼2017：22）。范畴内各成员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在范畴化过程中，认知主体通常受到认知经济原则指导，倾向使用最少的认知资源去理解、辨别和记忆事物，并利用成员共享的家族相似性特征认知整个范畴体系（Evans & Green 2006）。当然，范畴成员的划分可能因社会文化差异而有所区别。上述认知范畴观的核心思想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新出现的“译后编辑能力”范畴与既有的“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范畴之间的映现关系。张瑞娥（2012：51）认为建构包括上位范畴、基本范畴和下位范畴的翻译能力构成体系有助于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加强对翻译能力的认识。译后编辑能力是在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等传统范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范畴。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发展，译后编辑正在不断从边缘走向翻译实践行为的中心。相关的属性要素在译后编辑能力范畴与传统的翻译能力范畴、翻译修改能力范畴间呈现出重要的动态变化。采用认知范畴观对这三种能力范畴进行模型解构与比较，通过分析范畴间要素的流变过程，厘清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映现关系，有助于明确译后编辑的概念实质，进而建构译后编辑能力体系。译后编辑是基于人机协作模式衍生出的翻译现象。作为语言服务行业积极采用的新的翻译实践方式，译后编辑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翻译实践活动的认识。译后编辑、翻译、翻译修改之间相互关联但又边界模糊。然而，国内现有研究鲜有关注这三种能力模型之间的关联，重新思考译后编辑能力、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要素，对于厘清译后编辑能力结构具有十分关键的必要性。译学界针对翻译能力构成的讨论较多，结论莫衷一是。翻译能力是一个多要素构念，由一系列不同的知识和技能构成，这些知识和技能相互关联，互为补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复杂体系（李瑞林2011：46）。在已有的多要素翻译能力模型中，PACTE能力模型（PACTE 2003），TransComp能力模型（Göpferich 2009）和欧洲翻译硕士能力框架（EMT 2017）是受关注度较高的三个模型。PACTE能力模型由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PACTE小组提出，PACTE小组致力于应用实证-经验法研究翻译能力的习得。TransComp能力模型由奥地利格拉茨大学TransComp小组提出，TransComp小组致力于翻译能力跟踪研究，关注译者对翻译任务的认知加工方式。欧洲翻译硕士能力框架由欧盟笔译总司发起的翻译硕士专业联盟提出，该框架关注翻译职业能力构成，其中PACTE和TransComp是基于实证研究的能力模型。PACTE能力模型认为翻译能力包括双语能力、言外能力、翻译知识、工具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因素六个部分。基于翻译能力追踪调查提出的TransComp能力模型认为翻译能力也由六个部分构成，即双语交流能力、领域知识能力、工具和研究能力、翻译习惯激活能力、心理运动能力和策略能力（Göpferich 2009）。EMT能力框架则从翻译职业化角度提出翻译能力包括语言与文化能力，翻译能力，技术能力，个人与人际能力和服务提供能力。尽管上述能力模型对翻译能力要素的界定存在差异，但在翻译能力核心要素的确定上却体现出共性，具体见表1。PACTE和TransComp能力模型均将策略能力居于翻译能力范畴的核心地位，EMT能力框架中的翻译能力模块也将策略能力作为重要构成要素。策略能力在翻译能力范畴中的作用凸显，负责翻译中的问题解决过程，是保证翻译任务有效完成的关键因素。赵朝永和冯庆华（2020）提出翻译过程中决定译者决策的是策略能力而非双语能力或知识能力。学生具备策略能力，才能逐步提高自身的翻译能力。因此，策略能力被认为是监控、评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元能力，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翻译子能力，在整个翻译能力范畴中处于核心地位，辐射并能关联其它各项知识与子能力。翻译修改是对译文进行修改编辑并使译文能被目标语读者接受的过程（Mossop 2007）。翻译修改通常分为“自我修改”和“他人修改”两种模式[]。Robert等（2017：14）认为翻译修改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即源语文本的理解阶段，问题发现阶段和问题解决阶段，并在借鉴PACTE能力模型和TransComp能力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翻译修改能力模型，具体包括工具与研究能力、修改习惯激活能力、修改知识能力、策略能力、人际能力和心理-生理要素。在Robert等人提出的翻译能力修改模型中，策略能力在翻译修改能力模型中居于核心地位，同时激活其它子能力。策略能力主要体现在修改计划和修改评估过程，具体表现为依据修改原则通过阅读、评估翻译修改任务，采用合适的策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对修改结果进行评价。可见，不论在翻译过程还是在翻译修改过程，策略能力都是能力范畴中的核心成员，关照能力系统中的各项子能力。译后编辑是对机器译文进行修改和编辑以达到使用目标的过程。西班牙马德里欧洲大学的Celia Rico和语言技术顾问Enrique Torrejón是较早探索译后编辑能力的学者。他们认为译后编辑能力包括语言能力、工具能力和核心能力，其中语言能力指两种语言的交际能力、语篇能力、跨文化能力和领域知识，工具能力指机器翻译知识，术语管理能力、语料质量评估能力、基本编程能力和译前编辑能力等，而核心能力则包括策略能力、态度和生理-心理能力（Rico & Torrejón 2012：169）。我国学者冯全功和刘明（2018：57）则将译后编辑能力分为认知、知识和技能三个维度，其中认知是基础，知识是主体，技能是译后编辑能力实现的终极样态。Nitzke等（2019）在PACTE能力模型（2003）和翻译修改能力模型（Robert et al., 2017）的基础上，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将译后编辑能力分为风险评估能力、策略能力、咨询能力、服务能力、双语能力、语言外能力、工具能力、研究能力、修改能力、翻译能力、机器翻译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对译后编辑能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描述和分类，为深刻理解译后编辑能力内涵进行了有益探索。尽管已有研究表明译后编辑能力结构有异，但与各翻译能力模型和翻译修改能力模型相比，共性也十分明显。双语能力、言外能力和工具能力均可在各译后编辑能力框架中找到对应项。译后编辑除了需要机器翻译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外，仍然需要扎实的双语能力和翻译技巧，这表明译后编辑是一种以翻译能力为基础的高级能力。通过以上解析与对比，可以发现译后编辑能力、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这三个范畴之间既存在共性，又有差异。相对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这两个译者能力范畴中的原有成员而言，译后编辑能力是新近出现的一种能力类型，其范畴化的过程自然要受到同一范畴中其他两个成员的认知影响。因此，明确“译后编辑能力”范畴化的认知机制对于充分理解这一新范畴非常必要。目前，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同属于译者能力范畴的下位范畴。译后编辑能力是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与推广应用而产生的新范畴，其构成要素与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的构成要素具有一定的重合度，有相似性。翻译能力是译者能力范畴中的既有核心成员，具有原型性特征，位于译者能力范畴的中心，是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的认知参照和体系构建基础。但随着翻译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的出现，机器翻译技术的应用更为广泛，传统翻译实践形态发生了重大变革。翻译实践由原先单一的人工翻译模式逐渐扩展到包括人工翻译和人机交互翻译在内的多种实践模式。而在人机交互的翻译实践中，机器翻译与人工译前和译后编辑交互进行，传统的译者主体性身份逐步弱化，译者实践内容发生了变化，“译者能力”的范畴也需要重新界定，即再范畴化。在“译者能力”再范畴化的过程中，其中的范畴成员地位表现出了动态变化的特征。“翻译能力”作为“译者能力”范畴中心的典型成员地位逐步弱化，“译后编辑能力”的成员地位则表现出由边缘向中心显化的趋势。与此同时，“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的部分构成要素则出现跨范畴化特征，被纳入“译后编辑能力”范畴的构成要素中。具体来说，译后编辑能力的构成要素与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的构成要素有一定的重合。随着机器翻译质量的大幅提升，机器译文的错误越来越隐蔽和细粒度化（Yamada 2019：87），识别并纠正机器翻译错误是译后编辑的主要任务。译后编辑者需要排除机器翻译的译文干扰，在单位时间内识别机器翻译错误并完成有效修改。这无疑对译后编辑者的翻译能力（包括双语能力、翻译知识、修改能力和策略能力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Nitzke和Hansen-Schirra（2021：35）认为，译后编辑过程需要翻译过程的系列子能力，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之间存在紧密关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翻译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促进也有可能妨碍译后编辑（De Almeida & O’Brien 2010）。翻译能力优秀的译者并不一定会成为优秀的译后编辑者（Krings 2001），因为译后编辑能力要素具有独特的构成，与传统的翻译能力要素有所不同。此外，译后编辑与翻译修改在修改对象和修改要求方面也存在不同。译后编辑的对象是机器翻译产出的译文，翻译修改的对象则是译者本人产出的译文。当前的机器翻译质量与人工翻译质量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尤其表现在翻译准确度上。在传统的翻译实践中，翻译修改通常要求译文准确，符合翻译标准，达到可接受的程度。而在人机交互的翻译实践中，依据使用目的对译文质量的要求会有所不同，译后编辑的修改要求存在目标层次上的多样性，可分为深度译后编辑和轻度译后编辑。Robert等（2022）通过不同的测量指标分析翻译修改能力与译后编辑能力的差异，发现翻译修改的质量受到测量指标的显著影响，而译后编辑质量则没有受到显著影响。由此可见，译后编辑能力虽与传统的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在构成要素上存在诸多重合，但其自身具有独特的能力构成属性，需要从该新范畴的内涵和外延出发进行相应的要素分析与结构建构。基于译后编辑能力、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映现关系，研究发现译后编辑能力是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的综合，是对译者的翻译能力、译后编辑知识、思辨能力等提出要求的一种新型能力。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翻译实践的新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译后编辑能力结构及各要素间的逻辑关联，可为译后编辑相关实践及教学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鉴于此，结合译后编辑国家标准GB/T 40036-2021以及已有的译后编辑能力模型，我们从编辑前、编辑中和编辑后三个维度提出译后编辑能力结构图，见图1。从横向结构上看，译后编辑能力可分为编辑前、编辑中和编辑后三个阶段。依据国标GB/T 40036-2021，译前编辑是在机器翻译前对拟翻译文本进行针对性修改以提高机器翻译质量的手段。在此阶段，译者需要理解不同机器翻译系统的工作原理，基于受控语言对拟翻译文本进行词、句、篇层面的调整，还需要了解翻译的文本是否涉及知识产权和风险隐私等问题。因此，译前的能力结构主要包括机器翻译知识、译前编辑能力和风险伦理知识。在译后编辑过程中，译后编辑者依据一定的译后编辑规范对机器翻译的产出进行编辑修改以达到预期质量目标。在此过程中，译后编辑者需要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还应避免编辑过度、编辑不足和偏好性修改的情况。因而，翻译能力的系列子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知识是译后编辑能力范畴的核心部分。在编辑后阶段，译后编辑者还应具备一定的审核评估能力，在完成译后编辑后能够较好地评判经过译后编辑的译文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并总结反思译后编辑过程中的问题及采取的对应策略，进而使得译后编辑能力得到持续提升。从纵向结构上看，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同属于译者能力范畴。随着机器翻译技术的不断发展，译后编辑已经成为语言服务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从“人工翻译”向“机助人译”再向“人助机译”逐步过渡的时代，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基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和译后编辑能力的译者能力范畴随之扩大。在译者能力范畴内，典型成员“翻译能力”与非典型成员“译后编辑能力”之间交互影响，部分属性完成跨范畴化。译后编辑能力结构融合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模型中的系列子能力，在译者能力范畴中逐渐表现出中心化趋势，成为机器翻译时代译者需要掌握的新型的文本加工能力。无论如何，基于国标提出的译后编辑能力结构模型能够系统、全面地体现译后编辑过程中各阶段所需的知识和能力体系，是对已有译后编辑能力模型的进一步优化和丰富，对于开展译后编辑的教与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梳理分析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译后编辑能力既与翻译能力高度相关，又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鉴于译后编辑已经成为语言服务行业业务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译后编辑能力培养为目标的译后编辑教学应在翻译技术教学中占有重要比例。译后编辑过程的复杂性，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的特殊关系，译后编辑能力的独特属性决定了译后编辑教学需要科学和合理地设计。因而，对于处在知识能力习得阶段的翻译学习者来说，需要在译后编辑教学中审慎设计译后编辑能力各要素的权重。译后编辑教学具体教什么，谁来教，向谁教，如何教的问题也待系统讨论。首先，教师应明确译后编辑的教学定位。译后编辑可作为翻译技术课程的一个模块或一门独立的课程进行设置。译后编辑的加工对象是存在各类错误的机器译文。机器翻译加快了知识信息获取的速度，原本需要大量认知努力的能力习得过程变成了简单的信息复制过程，学生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和创造性能力可能受到影响和制约（Briggs 2018）。译后编辑课程应面向具有一定翻译能力的专业高年级学生。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信息素养是开设译后编辑教学的关键。张静（2020：89）认为翻译技术教师属于技术和专业兼备的复合型教师，既要具有翻译理论和实践经验，又具有科学和技术思维，能够熟练运用翻译技术工具，擅长技术课堂的教学技能。基于此，承担译后编辑教学的教师需要积极应对机器翻译给翻译教育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及时更新机器翻译的相关知识和译后编辑项目的管理知识等，以开放、接纳的心态重视机器翻译技术。在拥抱技术的同时，教师还需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机器翻译技术给翻译人才培养带来的机会和风险，加强机器翻译使用伦理教育，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设计和模式，帮助学生理解技术的积极意义及其消极影响，引导学生保持积极、自信的心态，具备诚实、守信的品格，以及有责任和担当的职业操守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其次，教师应明确译后编辑的教学内容。通过范畴映现分析，我们发现译后编辑能力与翻译能力相比具有自己的独特属性。在译后编辑能力要素中，翻译能力是译后编辑能力的核心要素，这表明翻译能力培养仍然是翻译教学的重点之一。穆雷认为打好双语基本功，学习基本的翻译原理，提高翻译能力是有效使用译后编辑的前提。如果学生的翻译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水平，在译后编辑过程中则可能无法辨别机器翻译的错误并进行有效的修改工作（曹新宇2020：87）。李梅（2021：93）通过分析42位职业译员的译后编辑质量发现决定译后编辑质量的关键因素是译员的目标语水平，机器译文质量的大幅提高使得译后编辑工作不再是语法、拼写、更正等的初级工作，而应更多关注斟词酌句的高级别语言修改。这些主张与研究结论无一不在强调翻译能力在译后编辑能力培养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翻译能力高的译者并不一定是合格的译后编辑者。未经训练的译后编辑者可能不了解译后编辑的要求，从而在译后编辑过程中依据个人喜好或习惯进行编辑和修改，造成过度编辑的现象，违背译后编辑中效率与质量平衡的原则（Nitzke & Gros 2021）。因此，译后编辑教学还应包括机器翻译理论、机器翻译发展史、机器翻译的应用伦理、机器翻译典型错误类型、译后编辑要求规范、译后编辑过程知识、信息查证、译后编辑技巧以及项目管理知识等。最后，教师应明确译后编辑的教学方法。译后编辑结果常受到机器翻译系统、语言对、文本类型、翻译方向等因素的影响（Daems et al., 2017：265）。译后编辑的教学材料需要合理选择。在机器翻译系统选择上，基于不同翻译方法的机器翻译系统对同一文本的处理结果可能不同。例如，与统计机器翻译系统相比，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译文在准确度和流利度上都有较大提升。此外，自定义机器翻译系统与通用机器翻译系统相比，由于自定义机器翻译系统利用专门语料对翻译系统进行训练，其机器译文质量在专门领域相对更高（崔启亮2014：72）。在文本类型选择上，目前机器翻译擅长的文本类型多为科技信息类，即多为语言信息层面转换的文本。在涉及大量文化、隐喻和话语规则的文学类翻译上，机器翻译则一般较难发力。随着机器深度学习能力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机器翻译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也或将可能。在教学方法上，译后编辑是快速识别问题并有效解决问题的过程，教师应积极推行反思学习、协作学习、探究学习等，总结发现机器翻译的常见错误特征，如错译、语序、衔接等问题，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加深对译后编辑过程的理解，形成系统的问题解决思维和译后编辑意识。作为一种新型的人机协作翻译模式，译后编辑正在重塑翻译行业的格局，改变人们对传统翻译过程的认识，成为语言服务行业实践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译后编辑能力随之成为人工智能时代译员必备的职业能力。译后编辑能力、翻译能力、翻译修改能力之间关联互动却又不可等同。理清译后编辑能力要素及其与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关系，构建完整、全面的译后编辑能力结构体系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本研究从认知范畴论视角分析译后编辑能力、翻译能力和翻译修改能力之间的范畴映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后编辑能力结构体系，从译后编辑前、中、后三个维度，全面分析译后编辑各阶段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体系。译后编辑能力的培养应以翻译能力培养为基础。面对行业需求带来的教学挑战，教师应从译后编辑教学定位、教学主体和教学方法等层面积极应对。不论如何，机器翻译与译者从来不是对立的概念，也不是取代的关系，如何利用机器翻译更好地服务于翻译实践是当前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本研究可为理解译后编辑能力本质，培养译后编辑人才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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