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翻译思想的现代性迄今仍是一个尚待完成并引人关注的问题。成形于２０世纪后期的许渊冲翻译思想， 其现代性既与传统思想和彼时中国的时代特点相关联， 亦是许渊冲自主选择的结果。纵向考察许渊冲翻译思想异于传统的一般现代性精神， 横向考察其去 “殊” 取“共” “继承超越” 的自主现代性选择及结果， 有助于明确其翻译思想史价值与定位， 亦可为我国译界提供一定的现代性方案借鉴。
关键词：许渊冲；翻译思想；现代性；翻译文化；译者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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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23年第1期，第120-128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转发请注明【翻译研究动态】及文献来源。
作者简介：冯丽霞，湖北大冶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译学理论和翻译史；蓝红军，湖南炎陵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译学理论批评和翻译思想史。
编辑：周方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西方翻译理论大量涌入，不断拓宽中国翻译学者视野的同时，也猛烈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翻译思想。现代性问题自此成为中国译界始终关注的问题。许渊冲翻译思想正是形成于这一传统与现代互相激荡的时期，它既与彼时的时代焦虑和中国翻译思想传统相关联，也是许渊冲面对中西思想碰撞自主选择的结果。迄今为止，有学者对许渊冲翻译思想进行了概括总结（刘军平 1996：34-37；王秉钦 2004：280-285）、学术渊源考察（马红军 2006：43-53；覃江华、许钧 2017；祝一舒 2020）和特点描写（祝一舒 2017，2019），为许渊冲的翻译思想是什么、从哪里来、有什么特点等提供了基本认识。但许渊冲翻译思想的定位仍在“传统”（王宏印 2003：229）、“现代”（王秉钦 2004：279）和“传统的终结者”（王厚平 2010：103）之间摇摆；其翻译思想的核心价值，尚未置于中国翻译思想长河中予以充分的揭示。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现代性出发，以中国翻译思想历程为纵轴揭示许渊冲翻译思想异于传统的超越之处，以西方同期翻译思想为横轴考察其翻译思想的现代性选择，纵向比照以明确其思想价值和思想定位的关键所在，横向考察可为建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性方案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启发。 现代性是一个繁杂但又不失明了的概念。其繁杂在于，理解它既有物质、精神、制度、学科等多种维度，也有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向度。因而现代性既有“科技”“市场经济”“契约伦理”“时尚化”“启蒙精神”“个体主体性”等芜杂表现（邹诗鹏 2006：1-2），又有不同成熟阶段（汪民安 2012：195）。其不失明了在于，现代性尽管考察维度多元，但整体看来具有较为明显的一般精神内涵。“现代性”一词形成于西方，起源时间有17世纪、公元5世纪等不同说法（陈嘉明 2006：2-3；汪民安 2012：1），意义也处于流变之中。但综合看来，现代性之为“现代”，是一个相对于“过去”或“传统”的概念。对现代性的当代界说中，较为著名的三种来自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福柯（Michel Foucault）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陈嘉明 2006：4-5）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工程”（Habermas 1987：xix）。它旨在用不同于中世纪的模式和标准，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在这项工程中，“‘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人的理性取代中世纪的神权，成为真理和价值之源。（陈嘉明 2006：5）福柯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介于“前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概念。与通常的“时期”或“特性”理解不同，福柯理解的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它类似于“某种哲学气质”，可以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性存在的持久批判”。（福柯 2015：187-190）吉登斯将“现代性”理解为欧洲后封建时期确立起来的、20世纪愈发影响全球历史的制度和行为方式，并认为“现代性”大致相当于“工业化的世界”。（Giddens 1991：14-15）吉登斯认为，理解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分析现代性的必要前提。（Giddens 1990：3）现代性的后果突出表现为全球化社会联系方式的“全球化”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确立。（陈嘉明 2006：4）现代性自西向东，也成为中国学者密切关注的话题。对于其一般精神内涵，有学者认为，现代性是“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蒙精神，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钱中文 1999：5）；有学者将批判和自由创造的精神视为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张世英 2007：43）；还有学者将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等视为现代性在精神维度的体现（衣俊卿 2004：13）。综上，现代性一般意味着与传统某种程度的断裂，其中包含社会联系方式的转变和个人理性、主体性以及科学、批判、自由创造等精神的彰显。学者们虽各有偏重，但归整来看，现代性在社会联系方式上表现为全球化取向，就个体而言，主要表现为主体能力的彰显，从精神源头看，核心体现为理性精神的发挥。现代性从西方进入中国，“家族相似”（周宪、许钧 2002：4）之外有其特殊之处。中国的现代性首先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外源性文化危机的产物，这也是为什么有学者称中国语境中的现代性“主要指丧失中心后被迫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以便重建中心的启蒙与救亡工程”（张法，等 1994：13）。中国的现代性同时也经历了多个阶段。自鸦片战争被打开国门后，中国被迫向西方学技术、学政体、学科学等，起初“刺激/反应模式”的中国现代性至改革开放后，逐渐过渡为“具有自我调适机制、显示很强张力的自主现代性”（邹诗鹏 2012：58）。参照现代性的一般精神内涵，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奔向现代化社会，是一个鼓励各行各业人员充分发挥个体主体性，运用理性精神，超越传统主动与世界接轨的时代。但是，这一时期中国的现代性处于怎样的阶段？要发挥怎样的理性精神？如何超越怎样的过去？在个体选择之前，首先有中西语境的差异。不同的语境意味着各自的现代性面临不同的问题。中国与西方比较突出的差异有如下两点：一是源头差异，即中西现代性的发生有外源与内源之差异。正如余英时（2003：10）所言，中国历史文化中没有西方的教会传统，因而其现代化进程并无西方的“俗世化”问题，也“并无信仰与理性的对峙”。中国与现代性的遭遇，并非源于自身文化内部的批判与反思，而是源于西方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的冲击。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在古今之外，首先需要面对中西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二是发展阶段差异，即中西现代性阶段在相同历史时间内并不同步。20世纪后期，如果说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早已从成熟阶段步入反思批判阶段，中国的现代性还“只是以碎片的、枝节性的、萌芽的形态或方式出现在某些个体的意识中，出现在社会理论和精神的流动之中，出现在社会运行的某些方面或某些侧面”，本质上“不在场”或尚未生成。（衣俊卿 2004：20）这意味着彼时中国文化和思想面对的现代性任务，主要是现代转型而非对已有现代性的反思批判。该阶段中国的现代性面临的是如何向现代转型、是否完成现代转型的问题，是一个古今关系处理问题。许渊冲翻译思想于改革开放后以明确的论述成形，是中国翻译思想长轴中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节点。学者们依照理论形态、形成时间和理论内容等不同依据，对许渊冲翻译理论做出了传统、现代和传统终结者等不同定位（王宏印 2003：229；王秉钦 2004：279；王厚平 2010：103），说明对许渊冲翻译思想定位并未形成共识。在对中国翻译思想史的梳理中，将“重实践，重创造，重艺术”视为许渊冲翻译思想的核心（王秉钦 2004：280）尚未充分揭示其翻译思想异于传统、资以载入中国翻译思想史册的价值。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相比，许渊冲翻译思想在文化考量、译者主体性和翻译理论建构方面表现出明显有别于传统的一般现代性精神特点。2.1 全球取向的翻译文化考量：从强国到共建世界文明刘宓庆（2019：39-41）认为中国翻译传统有四，首先是“文化战略考量”；以20世纪中期为界，中国翻译前期的文化考量以民族忧患意识为主，后期转为民族复兴；翻译始终与民族兴亡、与国运息息相关。从始于东汉的佛经翻译，到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等，直至20世纪改革开放后的综合翻译，中国的翻译活动以主动请进他者为主，目的包括为“内外交困”的国家寻找精神安抚（刘宓庆 2019：78）。为经世济民、为救亡图存、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等。这些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文化考量似乎是中国翻译思想中与生俱来的部分，隐含的前提是自身不如人的心态和意识。典型者如五四时期胡适认为“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转引自李泽厚 1987：42）许渊冲的翻译思想形成期，正值中国翻译为民族文化复兴服务的时代，此时的中国需要翻译帮助引介西方文化来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以重建其中心地位。恰恰在这一点上，许渊冲与传统翻译思想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断离。其一，与传统出于忧患复兴而由强入弱的译入思想不同，许渊冲出于自信共享而译出。他通过将经济与文化、中西文字等区分看待，首先跳脱了传统的弱势心理。对于中国文化，许渊冲非但没有感觉不如人，相反十分自信。他曾引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说“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过头来学习孔子的智慧”（许渊冲 2003：310）。他认为，全球化也是文化的全球化，中国文化能为经济强势的美国提供养分，中国文化的“义”“和”“情”可弥补美国“利”“暴”“性”之弊（许渊冲 2005：23-27）；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化先进，殊不知中国早在唐代就有“李白预告了浪漫主义，杜甫预告了古典主义，白居易预告了现实主义，李商隐预告了象征主义”（许渊冲 2017：237）。正因如此，在翻译实践上，许渊冲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翻译中国传统经典诗、词、曲、小说和戏剧等，打破了此前惯于译入以为强国的思想，转向译出以自信分享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翻译方向和选材上彰显异于传统的全新文化考量。也正是本着类似的态度和心理，许渊冲在翻译理论上也持有可为世界贡献解决中西互译理论的自信。许渊冲认为，英法德俄西等国文字据计算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可以对等，而中西文字对等部分大约只有百分之四十，因此西方的对等论不可照搬；西方译者无法提出适用于中英互译问题的翻译理论，只有能够解决中英（西）互译实践问题的中国（文学）翻译理论才是世界最高水平的译论。（许渊冲 2003：231、229）这些观点的合理程度自然有待商榷，但足见许渊冲在翻译理论方面同样没有搬来西方以自救的心理。在他看来，中西互译的理论可以解决较为困难的中西互译实践问题，可为世界译论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其二，许渊冲主张双向翻译，认为中西文化都有先进之处，提倡为相互借鉴、丰富世界文化而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的中西二元对立心态，显示出共建世界文化的全新思想格局。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翻译工作主要在思考如何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化，为参考借鉴国外经验而译入他国科学技术和其他材料，为增进相互了解和和平的国际环境而译出（裘克安 1980：1）。这种思想站位大体并未脱离中西二元对立、翻译旨在为我所用的传统思维。许渊冲认为，中国文学翻译者应有的文化担当是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输出去，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输进来，使世界文化越来越丰富。（许渊冲 2018：5）因此，在把中国传统经典译成英语和法语的同时，许渊冲也陆续地将罗曼·罗兰、莫泊桑、福楼拜、巴尔扎克、德莱顿、莎士比亚、王尔德等名家的法英文学经典译入中国（许渊冲 2017：297-302；王杨 2021：3），通过翻译助力中英法三国文学汇入世界，反映了他追求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考量。从翻译产生之初的动因来看，它是“为跨语言信息传播与跨文化交流过程中遭遇异语符号理解与表达障碍的人们提供的语言符号转换与阐释服务”（蓝红军 2015：29）。口译也好，笔译也罢，译者为人谋须忠，在中外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常识”。既是为他人服务，说/作者通常为主，译者为仆，源语/作为主，译语/作为附庸。从中国传统译论来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玄奘的“五不翻”，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锺书的“化境”等，其中蕴含的共同思想有：1）译事难周全。因源语与译入语语言、文化、时间差异，因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认知和能力差异，因多个层面的忠实难以兼得；翻译之事难为。2）译者只能抓大放小，被动地接受凡翻译必有所失的局面。失本、不翻、信达而外求尔雅、贵形不如得神、彻底“化”的理想之下，“讹”在所难免，说明译者的被动与无可奈何。在消极面对译事困境的传统翻译思想中，无不隐藏着一个完美的翻译理想。人们潜意识中存在一个全面忠实的译文，虽难企及，但始终是译者要追求实现的最高目标，无形中规定了译者翻译行为的总体方向。许渊冲显然已跳脱译者为仆的心理常态，从谨小慎微的“忠实”传统迈出了敢于创造的译者主体步伐。他在翻译理论方面以译事主人的新姿态提出了翻译的“再创论”“以创补失论”和“优势竞赛论”，并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践行其理论主张。从其翻译实践和相关论述来看，许渊冲认为译者有权利、有必要，也有能力发挥译者主体的创造性。首先，译作和原作既然同是临摹，译者和作者因此同样具有创造的权利。许渊冲（2003：175）认为，“译作和原作都可以比作绘画”，“译作不能只临摹原作，还要临摹原作所临摹的模特”。尽管该思想并未彻底颠覆原作和作者的权威，认为翻译仍必须受原作约束，却已然撼动了传统上以原作为唯一范本的思想。翻译同原作一样，也可以是对“模特”的临摹，那么译者虽不可随心所欲，却也理应享有有根据的自由（许渊冲 2003：44），即享有有根据的创造的权利。其次，文学翻译是艺术，艺术求美，而翻译中原作之美常有损失，因此为传达美，译者有必要发挥创造性。在价值阶梯上，求美高于求真和求善，是主体在真善的基础上对客体比较自由的把握。（李德顺 2007：145、147））如果说翻译求真是以一个想象的客观意义为准，翻译求善是以个人、群体或人类的需求为准，翻译求美则是译者从心所欲而不逾真善之矩的更高追求。许渊冲将文学翻译的目标置于求美的更高价值层级，为译者的创造自由找到了必要性理据。再者，大量以创补失的成功翻译实例表明，译者有能力主动地以创补失传达原作的情趣。许渊冲曾引钱钟书评林纾译文“还没有丧失吸引力”“值得重读”，相比之下后出的比较忠实的译文读来“宁可读原文”的例子，来说明林纾译文虽稍显不忠但却有过人之处。（许渊冲 2006：151-154）他亦在多处以翻译实例说明自己如何以创补失而优于其他译文。他以李白《峨眉山月歌》首句“峨眉山月半轮秋”英译为例，日本译者小畑以“half round”译“半轮秋”丢了诗意，许渊冲以创补失，将之译为“The half moon o’er Mount Brow looks like Autumn’s bright brow”，虽形象不全相同，但多少可以弥补原诗的“意美”。（许渊冲 2006：161-162）其他如《声声慢》、《为女民兵题照》、《念奴娇·昆仑》等，都是许渊冲颇为得意的创造性译例，很多读者几乎耳熟能详，此不赘述。2.3 翻译理性精神的明确表达：从随意、零散到自觉、系统的翻译理论建构理论区别于经验感悟就在于理性。理性追求完整的整体性和自满自足的理论体系。（张世英 2007：44）有人认为，“理性精神在康德那里获得了第一次清楚的表达”（刘华初 2018：103），仿造此言或也可说，中国翻译理论的理性精神在许渊冲这里获得了第一次明确的表达。我国虽有董秋斯早在1951年明确提出翻译理论的建设问题，但在许渊冲之前，尚未有人自觉、系统地建构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因此，首先在翻译理论建构意识上，许渊冲已迈出重要一步。以现代理论的逻辑性、客观性、可验证性、系统性等特征（张佩瑶 2004：5）观之，许渊冲的译论较之此前已具备明显的现代性。1）突破传统的翻译方法关注，系统建构翻译的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传统中国译论多关注翻译的困难和重要性、翻译的方法和标准等距实践经验较近的问题，多关注如何译，对于何为译、译为何鲜有论及。许渊冲在此基础上，开始系统建构文学翻译的认识论、目的论和方法论。许渊冲称他的翻译哲学即翻译理论，其中认识论只谈他对翻译的认识，目的论只谈翻译的目的，方法论只谈翻译的方法（许渊冲 2003：71-79）。实际上其理论涉及的问题有（文学）翻译的本质是什么、可译性程度如何、翻译理论研究的目的、检验翻译理论价值的标准、文学翻译的目的、文学翻译的方法。其中既有翻译实践问题，也有翻译研究问题，既论及如何译，也论及何为译，译为何，部分问题已明显与实践经验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其理论建构不但有自觉意识，而且形式和内容较之传统零散的感悟式译论具备了明显的系统性和全面性。2）在理论范畴上不仅有创新意识，且有明晰化的意识和倾向。有学者认为，从理论范畴看，中国传统译论有神形、虚实、意境等范畴使用泛滥，缺乏准确界定之缺陷（王宏印 2003：226）。许渊冲一方面“常常采用模糊数学（1+1＞2）、物理学（超导）、化学、生命科学（基因克隆）等其他学科的一些概念术语来讨论翻译问题”（覃江华、许钧 2017：168），创新使用翻译理论范畴；另一方面也对翻译、文学翻译等关键概念做出一定的解释。例如，“翻译是两种语言文字的统一”“文学翻译不仅是两种文字的统一，还应该是两种文化的统一”（许渊冲 2003：73）。此外，他还对以往较为模糊的概念进行了明晰化的阐释。比如，对于鲁迅的直译和意译，许渊冲（1984：5）认为，鲁迅的“直译”其实是把内容忠实放在第一位，形式忠实放第二位，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三位；鲁迅的“意译”则把内容忠实放在第一位，通顺的译文形式放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形式。综上，许渊冲翻译思想虽与传统翻译思想一脉相承，但纵向来看，他在翻译的文化思想站位、译者创造主体意识、翻译理论自觉、系统意识等诸多方面已明显地脱离传统。许渊冲翻译思想在全球文化取向、个体主体性精神和理性精神方面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现代性。如前所述，现代性的源头差异，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要处理中西关系问题；现代性的中西阶段差异，决定了同处20世纪末期，中国的现代性关心的是如何以及是否完成现代转型的问题。中国译界的现代性遭遇自改革开放后才刚开始，难免有“刺激/反应”与自主模式并存。许渊冲在中西及古今问题关系处理上都表现出明显的自主性，也因此产生了相应的现代性结果。3.1 许渊冲去“殊”取“共”的西方现代性吸收策略20世纪末西方理论大量进入中国。有人难挡诱惑，也有人选择自坚门户、批判吸收的稳重路线（陈平原 1993：16）。许渊冲属于后者。在“现代化”与“欧化”的基本立场选择上，许渊冲由冯友兰的“殊”“共”讲解，以及现代化为“共”、欧化为“殊”之说延伸，表明了学东西是要学“共”而非学“殊”，要现代化而非欧化的主张。（许渊冲 2008：170-171）因此，面对来势凶猛的西方理论，许渊冲并不是盲目照搬，而是采取去“殊”取“共”的选择性吸收策略。以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理性观念整合为例。国内有学者曾按照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和建构主义四个范式梳理不同类型翻译理论的理性观，并认为语文学范式非理性，解构主义反理性，结构主义依据目的－工具理性，建构主义依据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吕俊 2004：52-55）许渊冲翻译理论的成形期，正是奈达（Eugene Nida）翻译理论在中国颇具影响的时期。奈达试图建立翻译科学，要在流变、繁杂的翻译现象中寻求不变的规律，其理论追求客观性和系统性，表现出典型的目的－工具理性。许渊冲同样关注文学翻译的“确定性、稳定性、普遍性”，试图寻找文学翻译不变的规律。按照其“殊”“共”比方，他主张学习西方饮食不必也用刀叉（“殊”），但要学习其饮食的精密化、科学化、卫生化（“共”）。因而其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历史长河上史无前例地体现出自觉的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特点，理应是从同期西方翻译理论之“共”中受到了启发。许渊冲格外关注具体翻译情境的不同。奈达的翻译理论影响虽大，但西文之间的翻译与中西互译并不相同。许渊冲认为，中西语言文化之间的距离和翻译难度远超西方语言文化之间。因而他要结合中国翻译实践建构可以解决中国文学翻译问题的理论。在《翻译的艺术》中，许渊冲表示，他的文学翻译理论的哲学基础是“理论来自实践，又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唯一标准”（2006：3）。说明许渊冲重视实践，并将实践视为其理论认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除了对实践的重视以外，许渊冲还将文学翻译与其他文体类型区别对待，认为文学翻译是艺术，因此其评判标准和追求的目标也应和其他类型的文本有所不同。这是区分自然、社会、个体不同世界的话语，表现出与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吻合。许渊冲学习过马克思主义，也深受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影响，而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哈贝马斯思想的重要来源。可见许渊冲在目的－工具理性之外，明显吸收了中西混合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总之，不论是西方翻译理论，还是西方哲学思想，抛去其与自身情境不相符合之处，吸取其背后的先进思想或方法为我所用，是许渊冲在中西问题处理上去“殊”取“共”的典型策略。依据现代的理论标准，中西译论在传统阶段有不少相似之处（张佩瑶 2004：5），但西方译论在语言学派开始，其翻译思想不但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而且自此经历了一条由成熟走向自我反思批判的现代性发展进路。语文、语言、功能、文化等不同学派，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主义”的翻译理论轮番出场。新旧翻译理论之间不一定存在内在线性的承继关系，新范式的出现往往以否定旧范式为前提。许渊冲的翻译理论扎根于中国传统经典译论或文论，与中国传统译论之间保持了思想上的承继关系。典型的例如“美化之艺术，创优似竞赛”理论，其中除了他自己的主张外，还包含了孔子、鲁迅、郭沫若、朱光潜、傅雷、钱钟书等的思想。他博采中西众家之长，再融入自己的思想加以整合创新，形成了他现代转型中较为明显的“继承超越”路线。从结果来看，许渊冲翻译理论的转型与西方翻译理论的现代转型相比，并未有西方现代语言学那样成熟系统的现代科学理论基础；理论表述中也常见他以个人实践经验为主导的论述。不论是以现代性的一般精神内涵，还是以翻译理论的逻辑性、客观性、系统性等现代性标准衡量，其翻译思想都已具备明显的现代性特点，但尚未达至完全成熟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许渊冲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多元文化价值观，并非用单一的中国或西方眼光做翻译或论翻译；他追求翻译理论的科学系统化，但始终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翻译现实；他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博采中西各家之长，坚持探索的是一条“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道路（余英时2003：10）。这种对古典性和现代性双重继承又双重超越的特性，恰恰是有些学者所称的“中华性”（张法，等 1994：18）。整体来说，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凭借语言学理论跨越传统相比，许渊冲试图立足自身的实践和文（译）论传统本位，博采古今中西众长，以实现中国译论的现代转型。其结果以翻译理论的现代标准看，现代性已生成但并未完成。与同期西方翻译理论已进入反思批判的现代性相比，许渊冲翻译理论的现代性建立在继承超越中西译论传统的基础之上，颇具“中华性”。综上所述，许渊冲翻译思想虽与传统一脉相承，但较之中国传统翻译思想，文化考量已从强国转向共建世界文化，译者主体思想由忠实转向创造，理论建构也表现出明显的自觉意识、系统科学意识、范畴明晰意识等。其全球文化取向、个体主体性精神和理性精神，彰显出许渊冲翻译思想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一般现代性精神特点。从中西横向来看，许渊冲翻译思想的现代性特点主要表现在中西、古今关系处理的自主路径选择上。在中西问题处理方面，许渊冲面对西方译论或思想主要采取立足自身情境去“殊”取“共”的批判吸收方案。其翻译理论也正是其去除西方翻译理论与中国翻译情境不相符合之处，吸收西方翻译理论的先进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思想的结果。在从古到今的现代转型问题上，许渊冲采取对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双重继承又双重超越的“继承超越”路径，整体来看，其结果虽然现代性明显但并未完全达成。依据纵横双向比照考察，许渊冲翻译思想的现代性表现和特点决定了它是中国翻译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折，其突破传统的现代性转变，是其在中国翻译史上体现思想价值的关键所在，其自信坚守、去“殊”取“共”的现代性方案也不失为当下译界可资借鉴的经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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