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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 张德禄、赵静:语法隐喻的话语建构功能探索

外语教学 翻译研究动态
2024-09-13


语法隐喻的话语建构功能探索

张德禄 赵静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    要:本研究旨在探讨语法隐喻在话语意义建构中的功能,包括语法隐喻的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判定标准,语法隐喻产生的动因及语法隐喻选择的综合模式和遵循的基本原则。经研究发现:1)一致式和隐喻式的界限可以通过语系发生学、个体发生学和语篇发生学三个视角来判定,并可以通过典型性语法模式、隐喻性低的隐喻式语法模式、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来描述一致式的基本标准,确定两者的界线;2)语法隐喻的基本动因是话语建构中在一致式基础上附加新的意义,并且得到前景化;3)在话语建构中对语法隐喻的选择需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建构语篇体裁宏观结构优先原则、情景语境支配具体意义选择原则、隐喻式一语多义原则和附加意义前景化原则。本研究将会对不同体裁的口语和写作语篇的意义模式建构有一定启示。

关键词:语法隐喻;意义模式;一致式;隐喻式;语义结构;话语建构;

文献来源:张德禄,赵静.语法隐喻的话语建构功能探索[J].外语教学,2023(1):1-7

作者简介:张德禄,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功能文体学、语篇分析、多模态话语分析、外语教学。;赵静,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系统功能语言学、外语教学。;

基金: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模态话语建构中模态配置的机制和机理研究”(项目编号:22BYY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引言

   Halliday(1976/2007)早在1976年探讨“反语言”(antilanguage)时就提出了“语法隐喻”(grammaticalmetaphor)概念,但鉴于他当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深入探索和研究,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 Halliday是在1985年探讨功能语法时提出了语法隐喻概念。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 Halliday(1992/2002:2004)又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修正和完善了其理论体系,其语法隐喻理论思想也相应地引起国际语言学界的关注。

   Halliday(1985/1994)将语法隐喻分为概念语法隐喻(下称概念隐喻)和人际语法隐喻(下称人际隐喻)两大类:概念隐喻涉及概念意义的经历和逻辑由一致式向隐喻式的转换(transference),主要由及物性结构模式的转换体现,如“过程”转换为“参与者”,体现为动词转换为名词。后来, Halliday(2004:24-48)把概念语法隐喻归纳为13种,详细探讨了每种语法隐喻漂移(drift)的起点和终点。人际隐喻涉及人际意义成分由一个域向另一个域的转换,如从主观到客观,或从客观到主观的漂移等。

   同时, Halliday(2004:49-101)又提出了“语法隐喻综合征”(syndromesofgrammaticalmetaphor)概念,指在语法隐喻发生过程中,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转换同时发生,从而使整个语法结构重构的现象( Halliday2004:24-48);“语义域交联”(junction ofsemanticdomains)概念,指语法隐喻在把一致式意义转化为隐喻式意义时,仍保留一致式意义的现象,及“超语法语义域”(transgrammaticalsemanticdomains)概念,指语法隐喻通常在不同语法单位间漂移,跨越不同语法单位的语义域转换现象。

   针对Halliday提出了语法隐喻理论,但未包括语篇隐喻概念的情况,许多研究者( Martin1992; He2013; Thompson2014; 范文芳2007; 刘承宇2008)认为按照语言元功能的三分法,语法隐喻也应该包括语篇隐喻,但研究者们对语篇隐喻具体是什么,以及包括哪些类别有不同意见,主要的代表人物有 Martin(1992)和 Thompson(2014)。Martin(1992:416)认为语篇资源的一致式用法是组织语场、在语篇展开过程中识别参与者、组织活动序列等。但“语篇语义系统也可用于把语篇识解为‘物质性的’社会现实”,包括‘元命题’(meta-proposition)、‘元提议’(meta-proposal)等,这种现象就是语篇语法隐喻。Thompson(2014)则主张把主位等价(thematicequative)结构和主位谓化(thematic predication)结构两种特殊的主位结构视为语篇隐喻,但他没有从主位结构视角解释语篇隐喻是如何产生的。Martin(1992:168-170)还间接探讨了逻辑隐喻,认为在时间逻辑关系中,除了一致式逻辑表达方式外,在一个过程内部实现时间关系,还需要将其中一个或两个过程名物化。Halliday&Matthiessen(1999)还探讨了语法隐喻与认知隐喻理论的关系,认为由 Lakoff&Johnson(1980)提出的认知隐喻虽然也提到了语法范畴的隐喻,但他们的研究还是仅限于对词汇隐喻的讨论,与认知隐喻相比,语法隐喻理论的优势在于可以从抽象层面上探讨这种隐喻性工作机制,而不必受制于少数隐喻之间的相容性或不相容性。

   与此同时,我国学者也在诸多方面对语法隐喻进行了研究。严世清(2003)也探讨了语法隐喻和认知隐喻的关系。张德禄、董娟(2014)探讨了语法隐喻研究模式的发展,归纳出了语法隐喻理论的三个发展阶段和相应的理论模式,认为语法隐喻研究经历了从功能模式,到分层功能模式,再到分层系统功能模式的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做了阐释。于晖、苗宁(2020)从语法级阶和语义交联构型两个维度讨论了因果逻辑隐喻的模式与类型,提出了逻辑语法隐喻的类转移多样性、隐喻度渐变性和高级阶综合性的本质特征。范文芳(2007)提出了语法隐喻的综合模式。常晨光(2001)探讨了人际语法隐喻的特征及其功能等。同时,他(2016)还探讨了语法隐喻和体裁的关系,对语境隐喻做了进一步的分析,重点关注语境隐喻与语法隐喻的联系、语境隐喻现象的成因、语境隐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等。最后, 田永弘(2017)探讨了如何通过语法隐喻使自己表达的意义更加客观化的方式。

   以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语法隐喻的研究范围,使语法隐喻研究不断深化和发展。但纵观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它们都侧重研究语法隐喻的基本形式,及其与一致式的关系,而忽视了它在语篇生成中的作用和语法隐喻的选择原则。本研究致力于从话语生成的角度探讨语法隐喻在话语意义建构中的作用、语法隐喻选择的原则以及语法隐喻在话语建构中的选择模式。

2.语法隐喻产生的语境及意义模式

 2.1 语境与语篇意义模式

    从话语意义建构的角度讲,首先,讲话者要根据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选择适合于实现其交际目的的意义模式来构建语篇。根据文化语境和交际目的( Martin1992),讲话者需要选择一个有利于实现其交际目的的体裁类型作为他构建语篇的结构模式,从而使他所选择的意义模式成为这个体裁的意义模式。根据情景语境,语篇的意义模式要根据所讨论的题材和领域,谁和谁进行交际,以及通过什么渠道、方式进行交际,选择合适的意义模式。

    根据情景语境选择的意义模式,是对根据交际目的(即体裁)所选择的意义模式的进一步修饰、调整,并填充“细节”( Martin1992; Eggins1994/2003:34),这是因为体裁所规定的意义模式是在文化语境中规约化的,是适合于实现这个交际目的的语篇意义结构模式,而情景语境则是根据即时语境选择的意义模式(语域),因此就更加具体、现实,具有适用于即时语境的意义独特性。这两种意义模式融合为一体,形成这个语篇的意义结构模式。它既有这个语篇的体裁所规定的意义构型,也具有即时语境所规定的意义成分。

   语篇的意义结构模式要由词汇语法模式来体现。同样,所选择的词汇语法模式也要适合于语篇的体裁结构模式,和由情景语境规定的比较具体的意义模式。如此,就形成了由体裁结构模式和情景语境共同支配的无数不同类型的语篇意义模式。这些不同类型的语篇意义模式就要由无数不同类型的词汇语法模式来体现。

2.2 语篇的意义模式与一致式和隐喻式词汇语法模式

    在语篇构建者根据语篇的意义模式对词汇语法进行选择的过程中,他会感到,有些意义模式及体现它的词汇语法是比较典型的,而有的则更加复杂。例如,小句的功能结构需要体现事件之间的关系,这样,事件就可以不由过程体现,而是由参与者体现。前者称为“一致式”(congruent),后者称为“隐喻式”(metaphorical)( Halliday1994:33)。

    笔者认为, Halliday (1985;1994)提出“一致式”和“隐喻式”概念与他提出和发展的功能语法理论是相一致的。他认为,语言的语法形式结构不是自主自足的,而是由语言的功能促动的。这样,体现与现实世界最接近的意义模式的语法结构是由它所体现的意义促动的。事件应该由语言的某个动词来体现,因为动词典型地体现行为、心理活动、关系等;事物则应由名词来体现,因为名词典型地表示事物、概念的名称等。这种语言的“意义—形式”匹配模式是由语言的功能决定的。如表示事件用“行为者∧ 1过程∧(目标)∧(情景成分)”的意义模式,就要用“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名词词组)∧(介词短语(或副词))”语法结构模式来体现。例如,Iarrivedlate,andsoIwasabsent forthelecture.由两个小句组成,由条件连接成分andso连接起来。两个小句分别由“行为者∧过程∧情景成分”和“携带者∧过程∧属性∧情景成分”功能模式组成,由“名词词组(代词)∧动词词组∧副词词组”和“名词词组(代词)∧动词词组∧形容词词组∧介词短语”语法结构模式体现。这种体现与现实世界最接近的意义模式的语法结构模式就是一致式。

   然而,在实际的话语建构过程中,由于体裁和情景语境的变化,我们选择的意义模式和体现它的词汇语法模式也要相应地发生变化,如上面的例子可能以下面的语法模式出现:Mylatearrival resultedinmyabsenceforthelecture。在这里,表示两个事件的复句变成了一个小句,表示两个小句之间的逻辑关系的连词andso变成了动词result in。由此,还产生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事件和状态不是由动词和形容词体现,而是由名词体现(arrival、absence),相应地,第一个小句的“行为者”和第二个小句的“携带者”都成为名词词组中的前置指示语(my);第一个小句的“附加语”(late)变成了“前置修饰语”,而第二个小句的“附加语”(for thelecture)则成为“后置修饰语”。这种在一致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语法模式就是“隐喻式”。

   这样,从话语建构的角度,就有以下问题需要回答:1)有什么意义上和形式上的标准来确定一致式和隐喻式?2)选择隐喻式的动因是什么?3)在话语建构中,选择隐喻式的综合模式和原则是什么?

3.语法隐喻的确认标准、选择动因与选择原则和模式

3.1 语法隐喻模式确认标准

   Halliday(1985;1994)虽然提出了语法隐喻概念,并进行了论述,但他并没有对“一致式”给予明确的定义和确切的界定,这还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首先,从语篇发生学(logogenesis)的角度:1) Halliday(1994:342-350)认为,“一致式”是“隐喻性低的变体”(lessmetaphoricalvariant),即它不仅包括非隐喻性变体,也包括隐喻性低的变体;2)他把“直白、简单”(plain、simple)、“平淡”(flat)的变体视为一致式;3)并把一致式看作构建人类经历的典型形式。

   第二,从语系发生学(phylogenesis)的角度,他不能确定语言的发展是否遵循先有一致式,后出现隐喻式的模式,但人类可以清楚地识别隐喻式,因为它总是有一致式变体与它同步发展( Halliday1994:342)。Halliday(2004:24-48)还认为,一致式意味着语义和语法两个层次在开始阶段是共生共长的关系。

    第三,从个体发生学(ontogenesis)的角度,一致式形式早于隐喻式形式:儿童一般在8到9岁才开始学习用语法隐喻( Halliday2004:119)。

   从以上三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虽然Halliday没有给一致式一个清晰的定义,但其基本轮廓已经比较清晰了。据此,我们还可以从意义和形式的关系上描述一致式的基本标准:

    1)概念意义的体现模式:“事物→名词词组”;“过程:行动或状态→动词词组”;“性质或属性→形容词词组或副词词组”;“逻辑关系→连词或连接成分”。

    2)人际意义的体现:语气:“陈述→陈述句”;“疑问→疑问句”;“命令和请求→祈使句”;“情态→副词、情态动词、动词词组扩展结构(形容词或分词)”。

    当一致式确定以后,其他的变体形式都可以说有一定的隐喻性,可以从最单纯、清洁的一致式到隐喻性最强的隐喻式之间形成一个由无数变体形成的连续体。至于在这个连续体中,需以哪个点作为区分一致式和隐喻式的界限,还没有明确的标准和理论模式来确定。从理论上讲,所有不属于最单纯、直白一致式的变体都可以视为隐喻式,但实际上,有些隐喻性低的、而且可同时视为典型语法结构的变体一般视为一致式。例如,事件序列:Iarrivedlate.Asaresult,Iwasabsentfor thelecture.可有以下几个变体形式:

    (1) Iarrivedlate,andsoIwasabsentforthe lecture.

    (2) AsIarrivedlate,Iwasabsentforthelecture.

   (3)Asaresultofmyarrivinglate,Iwasabsent forthelecture.  

   (4)Asaresultofmylatearrival,Iwasabsent forthelecture.

  (5) Mylatearrivalresultedinmyabsencefor thelecture.

   这5个变体形式是按照隐喻性的大小从小到大排列的,按照 Halliday(1985;1994)的标准,(1)和(2)隐喻性低,应视为一致式。还有一个理由是:从经验意义上讲,两个事件的表达还是完全按照一致式进行的,主要区别在逻辑关系的紧密度上,而且这种逻辑紧密度也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事件之间。这样,把(1)和(2)视为一致式,(3)到(5)视为隐喻式,其理据性和可接受性都很高。

   体现人际意义的情态也具有相似的特点。情态的一致式由副词和情态动词体现,情态的隐喻式是级上移现象,情态成分由副词或情态动词转换成为投射主句,形成投射结构。例如,情态一致式Theywillprobablybelate可以转换为隐喻式I thinktheywillbelate,但在隐喻连续体的中间出现的Inmyopinion,theywillbelate是一致式还是隐喻式不好确定。副词词组和介词短语处于同一级阶上,似乎没有发生级转移,但介词又具有动词的特性,所以,介词短语具有隐性投射的意义,即in myopinion=Ithink,其评价意义由客观隐性(probably)向主观显性过渡(myopinion)。严格地讲,它是一种隐喻式。

3.2 语法隐喻选择的动因

   要探讨在话语建构中,语法隐喻选择的动因,则需要认识一致式的特性,从而认识在此基础上选择隐喻式的动因。首先,从把“直白、简单”“平淡”的变体视为一致式的角度看,一致式语法模式具有基本意义特性,也就是说,一致式倾向于体现基本的经验意义、逻辑意义和人际意义,而且一致式是体现这个意义的典型形式,所以,它的意义与词汇语法更具有象似性特点。这里的所谓“基本”意义不是只体现概念意义,或者人际意义,而是体现“基本”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 2。例如,Iarrived late在经验意义上体现一个事件,同时在人际意义上是以客观肯定的态度给予信息。

   一致式的基本意义倾向同时也清楚地说明,使用隐喻式的动因是语篇构建者要在一致式的基础上附加某种新意,或者直接把一致式作为背景信息,在前景再附加新意。例如,当把一致式Iarrivedlate.Asaresult,Iwasabsentforthelecture替换为Asaresultofmylatearrival,Iwasabsentfor thelecture时,语篇不仅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而且还论述因果关系,特别是突出了产生的结果:Iwas absentforthelecture.同样,当一致式Theywill probablybelate被替换为隐喻式Ithinktheywillbe late时,讲话者客观的陈述和评价转换成他的主观臆想,同样,他叙述的事实和他的判断也没有发生变化。

   这个标准似乎是区分一致式和隐喻式的基本意义标准,但实际上,还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在隐喻连续体上界定一致式和隐喻式的标准是什么。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而且还可以有多重因素来使两者的区分多元化,但从意义和形式的关系上可以提出以下四个标准:

   1)发生类转移:在一致式转化为隐喻式的过程中,语法成分的类发生转换,如动词转化为名词(arrive→arrival);连接成分转化为动词(andso→resultin)。但并不是所有的类转移现象都可以视为语法隐喻,例如,情态动词转为情态副词就没有发生语法隐喻现象,如will→probably。

   2)发生级转移,包括向下转移和向上转移两类:a)向下转移:小句转化为词组(asIarrivedlate→mylatearrival);b)向上转移:词组转化为(投射)小句(probably→Ithink)。

   3)发生功能转换,一个功能结构中的功能成分在另一个功能结构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例如,在Theyarrivedatthesummitonthefifthday转换为Thefifthdaysawthematthesummit中,发生了以下功能转换:onthefifthday由“情景成分”转化为“感知者”;they(them)由“行为者”转化为“现象”。通常,类转移会引起功能转换。

   4)与直白话语语法结构的判定没有矛盾。也就是说,具有低隐喻性的语法结构,如果与直白话语语法结构的认定不产生矛盾,则一般不认定为隐喻式结构。如AsIarrivedlate,Iwasabsentfor thelecture可视为Iarrivedlate.Asaresult,Iwas absentforthelecture的隐喻式。但这种从属性(hypotactic)逻辑语义结构是客观世界逻辑关系的普通现象之一,因此,不必视为隐喻式结构。

   从上可知,在语篇意义建构中,选择隐喻式的动因是在其一致式意义模式的基础上,附加新的意义,可以是概念意义,可以是人际意义,也可以两种意义同时增加。至于是什么意义,处于隐喻式的什么隐喻级别上,需根据情景语境来判定。

   第二,不是任何隐喻式都起源于一致式。在有些语域或体裁中,隐喻式可能是语言的自然表达式( Halliday1994:342),如在大多数科技和学术语篇中。这样,在语言的自然表达方式是一致式的语言变体中,我们需要认识我们为什么要选择隐喻式?是什么促使我们选择隐喻式?在语言的自然表达方式是隐喻式的语言变体中,我们也需要探讨隐喻式起什么作用,因为隐喻式总是伴有(或隐含)它的一致式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探索一致式和隐喻式是什么关系,以及隐喻式附加了什么意义。

3.3 语法隐喻选择的综合模式和选择原则

   话语建构过程是人类交际的过程。首先,人类交际都要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中进行。文化语境决定了在这个文化中社团成员之间如何交际,以及交流的内容。文化语境指整个言语社团的行为潜势和意义潜势,包括这个社团的成员的观念形态,例如,规约、信念、观念,以及这个言语社团的成员能够从事的所有交际活动,以及行动的类型、规则、程序等,即这个言语社团可以选择的体裁。根据 Martin(1984),体裁和社团成员的交际目的密切相关。

   在一定的情景语境中,话语建构者首先要选择合适的体裁类型来实现交际目的,据此,就产生了“建构语篇体裁宏观结构优先原则”,即其后的行动类型及程序的选择,以及意义模式选择都应该是有利于实现语篇的宏观体裁结构模式。然而,实现交际目的只有体裁结构是不够的。它只是为实现交际目的提供了一个宏观框架,还需要由情景语境促动的具体意义成分来把话语建构成为适合即时语境的意义构型。这一原则称为“情景语境支配具体意义选择原则”。它包括发生的事件、涉及的领域、题材等决定经验意义和逻辑意义模式的选择,交际者之间的角色关系、态度、情感等决定对语篇的言语功能、判断、情感等人际意义的选择,以及话语交际方式、渠道和媒介决定对语篇的主题、组织模式和信息分布模式等的选择。

   这样,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共同决定了语篇意义模式的构建,而这个意义模式还需要通过词汇语法来体现。从语法隐喻的角度看,语法结构模式包括一致式和隐喻式,同时,隐喻式是成人语言的特点,即成年人的所有类型的话语都可能包含语法隐喻现象,但包含多少隐喻式、什么类型的隐喻式、其隐喻程度多高则都不同。这似乎对在什么情况下选择一致式,什么情况下选择隐喻式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在以上讨论中,我们发现,一致式是最直白、直接的话语,而隐喻式则总是要在一致式的基础上附加某种新意,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隐喻式选择原则:“隐喻式一语多义原则”,即当语篇构建者需要在一致式意义基础上增加新意时,就需要采用一定的隐喻式。例如,towalk表示走路,但当你要把走路作为一种体育锻炼方式,而且锻炼的次数可以量化时,则可以用隐喻式:takea walk或takewalks。

   隐喻式中最基本的附加意义是在同类意义基础上增加意义,如上例所示,但它也可以是功能的转换,如上面例子中的thefifthday由“时间情景成分”转换为“感知者”一方面使时间成分成为主位,同时还能使表达生动、形象、有趣,另一方面,也可以附加上其他意义,如thefifthday由述位提升为主位,同时由附加语转换为主语。

   隐喻式的附加意义成为选择隐喻式的核心因素,是它使隐喻式具有了被选择的理据,所以,它必须在话语建构中起重要作用。据此,在隐喻式中的附加意义中,必须有至少一种意义是突出的、前景化的,成为语法隐喻选择的动因。这个原则可以称为“附加意义前景化原则”:这个前景化的附加意义可以是与一致式相同的意义类型,也可以是不同的,如thefifthday由及物性结构中的情景成分转换为感知者,但使它前景化的主要意义是它由述位成分转化为主位(见表1)。

               表1.语法隐喻选择原则

   在此,如何在隐喻式结构中析出一致式是需要理清的问题,因为每个隐喻式都必然隐含一定的一致式。而隐喻式中的一致式也是由词汇语法特征体现的。例如,我们把takeawalk视为隐喻式,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发现,walk体现的不仅只是一个事物,还是一个行为,也就是说,它的名词词性中含有动态行动的意义。至于每个具体的隐喻式是通过什么方式来体现一致式的,还需要做更多的具体研究(见图1)。

符号说明:虚框为话语意义构建模式;“[”表示析取关系,即二者或多者选其一;“]”表示析取入列条件,即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进行下一步的选择;“{”表示合取关系,即共选关系;“}”表示合取入列条件;“→”表示“由……体现”

4. 实例分析

4.1 分析过程

   下面笔者以一个书面语篇 3为实例来探讨语篇构建者选择语法隐喻的动因及遵循的原则。该文体裁为研究报告,是研究论文的一种。从文化语境的角度看,当今世界,科技成为国际竞争的第一要素,科研成果的发表和出版成为一种世界文化现象。科研成果的呈现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程序,具有一定的体裁结构潜势,突出创新性。文化语境从规范和模式上确定了科研报告语篇的宏观意义模式。科研论文的体裁结构潜势中的必要成分包括:“摘要∧引言∧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及讨论∧结论”( Martin&Rose2008:207)。本文主要是报告一项研究中的新发现,属于研究报告类,所以把“研究方法”成分转换为“研究问题”成分。本文的情景语境可以描述为:研究者以科研报告的方式向其他专家提供有关新的科研成果的信息。鉴于本研究是“专家向专家推荐新的研究发现”,所以,语篇构建者不是叙述研究过程,而是在完成研究过程的基础上,思考和论证其成果的意义、价值、创新性等。

   语篇的这种由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决定的宏观意义模式决定了本语篇的隐喻式特别突出,因为本文作为研究报告主要是论证科研成果的意义,创新价值和效用等,研究的行动、心理活动、关系、话语等被隐喻式背景化,成为论证成果价值和效用的背景信息。如表2所示,本文共有42个句子,102个小句,包括87个隐喻式,无人际隐喻,隐喻式数量达到句子总数的207%,是小句总数的85%。这87个隐喻式都是通过“动→名”和“形→名”形成的(见表2)。它们都有其所对应的一致式过程模式,例如:literacy→(people)areliterate;convergence→(readingandwriting)converge(with eachother)。

        表2.过程的分布和语法隐喻的选择

   本文旨在报告实验研究成果,因此从语篇中的过程类型来看,首先,语篇发展模式关系化特别突出,关系过程有53个,达到小句总数的52%,包括识别关系过程32个,属性关系过程21个。其次,语篇通过心理认知过程(16个,是过程总数的15.7%)和话语过程(14个,是过程总数的13.7%)论述所报告成果的研究过程、结果、特性和价值,其他为物质过程(16个),主要涉及运用某种观点、手段和材料等。

   本文的隐喻式全部为概念隐喻,涉及将行动、心理活动、状态、话语转化为事物来用于论证、讨论和推理。这些隐喻式的一致式主要涉及四个意义域:研究过程(investigation、analysis、interpretation、study等)、研究行为(anatomies、activation、emission等)、成果状态(convergence、complexity、emphasis、homogeneities等)、成果(话语)呈现(demand、answer、debate等)。它们被隐喻化后,成为以上过程的参与者或情景成分,在研究成果论证推理过程中发挥作用。

   另外,语篇不同阶段的体裁结构成分也有不同的功能,因此,在话语建构的不同阶段,也需要确定是否通过选择隐喻式,以及隐喻性的大小来体现。篇幅所限,不再赘述。

4.2 讨论

从话语建构的角度看,该语篇宏观意义模式来自于文化语境中规约性、模式化的体裁结构意义潜势,涉及科技化运行模式,和如何呈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该语篇聚焦于论证和推理,用事物的性质和关系证明科研成果的效应和价值。这样,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决定的宏观和微观的意义模式决定了隐喻式选择的多寡。在该语篇中,大多数隐喻式用于实现技术化、分类、概括、抽象,或者用于推理和论证( Martin1992; Halliday2004:49-101),主要把动态过程、状态、性质等转化为事物。这样,作者主要是推出一项新的研究成果,聚焦于这项成果的发现、呈现、概括、论证、推理等,而成果的研究过程、实验过程、发现程序、思考过程等则被作为已知信息背景化,成为隐喻式的背景信息。隐喻式所体现的意义成为前景化的主题或新信息。

5.结论

   本文探讨语法隐喻在话语建构中的功能,发现:一致式和隐喻式的界限可以通过语系发生学、个体发生学和语篇发生学三个视角来判定,并可以通过意义和形式的关系来描述一致式的基本标准,确定两者的界线。语法隐喻的基本动因是在一致式基础上附加新意,而且是前景化的意义;在话语建构中对语法隐喻的选择需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本研究将会对不同体裁的口语和写作的意义建构模式研究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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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李泽阳 广州南方学院

本文审核:王峰 山东大学


转自公众号:语言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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