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丨邵斌、沈瑩：一枚硬币的两面：《鲁拜集》汉译者的著译互启
摘 要：诗人的译诗活动有何特殊性？作为译者的诗人其诗作又有何特点？前人对同一主体的著译作品间关系探讨甚少。本文以《鲁拜集》汉译者闻一多、孙毓棠、黄克孙的诗歌创作和翻译为例，从诗歌叙事手法、形式、主题与意象等方面探讨了著译活动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同一主体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往往存在互动互启的关系，它们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具有“合”而“和”的特点。同一主体的著译活动具备同一的诗歌体验基础，其每一次著译经验都可能激活下一次著译输出，即著译之间存在触发效应。
关键词：著译互启；触发效应；诗歌翻译；诗人译者；《鲁拜集》
翻译，通常被视为创作的对立面。对于这一观点，作为诗人兼翻译家的余光中则不赞同。他认为，翻译也包含创作的成分，翻译和创作在本质上颇为相似（余光中，2002）。他以自身的创作和翻译经验总结道，“一位作家如果兼事翻译，则他的译文体，多多少少会受自己原来创作文体的影响。反之，一位作家如果在某类译文中沉浸日久，则他的文体也不免要接受那种译文体的影响”（同上：35）。事实上，在中外诗歌翻译史上，左手写诗，右手译诗的人绝不在少数，中国有胡适、郭沫若、穆旦，西方有查普曼、蒲柏、庞德。创作和翻译若集于一人之身，两者之间难免相互影响，本文将此种现象称为“著译互启”。
著译互启是诗歌创作和翻译中的重要话题。诗人译诗有何特殊性？创作经验如何影响翻译实践？反之，作为译者的诗人其诗作有何特点？翻译经验又如何影响其创作实践？对同一主体其创作与翻译的关系，前人探讨甚少。本文拟借助心理学上的“触发”（priming）①概念，并通过《鲁拜集》汉译者的著译活动考察著译互启。19世纪的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翻译了11世纪波斯诗人海亚姆（Omar Khayyam）的《鲁拜集》（The Rubaiyat），使之成为了英国文学的经典。由菲译本转译的《鲁拜集》汉译也多姿多彩，自胡适1919年翻译第一首鲁拜并收录《尝试集》之后，《鲁拜集》的汉译可谓贯穿了整个中国诗歌翻译史，迄今已有三十余种全译本，选译者更是数以百计，其中有不少诗人译者，如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孙毓棠、黄克孙、屠岸、木心等。以《鲁拜集》汉译为个案探讨著译互启，自是一个绝佳的视角。
简言之，本文以《鲁拜集》的诗人译者为出发点，借助触发概念论述著译关系的心理动因，并从诗歌文本入手验证著译互启现象，揭示著译互启的规律。
一
诗人译者的著译互启行为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著译集于一身者颇有不少。究其原因，“由于中国现代职业翻译家出现得较晚，人数也极少，现代作家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文学翻译的任务”（穆雷、诗怡，2003：15）。现代诗人是著译关系研究的主要对象，如郭沫若（杨平、谭春林，2007；熊辉，2017）、徐志摩（陈历明、马双，2018）、卞之琳（萧映，2007）等诗人译者。
前人曾对著译互启做过一些阐发。就译对著的影响而言，朱自清指出，“不但意境，它（译诗）还可以给我们新的语感，新的诗体，新的句式，新的隐喻”（朱自清，1984：72）。首先，译对著的影响表现在形式层面，如诗体和格律。郭沫若受到翻译惠特曼《草叶集》的影响，在创作《女神》时也大胆尝试自由体诗。徐志摩在翻译了哈代的《一个星期》后，借鉴其诗体形式与韵律模式创作了《卑微》（陈历明、马双，2018：92）。余光中也坦陈，他译狄金森作品的那一段时间，所写的诗竟也采用起了歌谣体（2002：36）。英国诗人哈里森（Tony Harrison）把翻译的影响比作高空上的“救命稻草”，说他自己通过翻译和模仿才学会了诗歌的格律（Blakesley，2018：165）。可见，他们的创作明显受到了译诗的影响。此外，译诗还影响创作的主题和内容。五四时期的诗人通过翻译西方有关爱情、自由以及人文主义的诗歌，创作自己的诗歌，抒发自己的感情（熊辉，2017：7）。胡适、徐志摩、穆旦等人早期创作的诗歌中时常出现英美诗风的影子，这便是外来力量对创作的巨大作用。艾略特说，绝对原创的诗歌绝对糟糕……真正原创的诗歌只能是发展（Eliot，1948：10）。翻译具有启发诗歌创作的重要功能，让诗歌避免了绝对原创。正如诗人译者霍尼格（Edwin Honig）所言，翻译使诗人译者远远超越了其原来所拥有的风格和特质，……诱使他们创作新颖的诗歌（Honig，1985：57）。
反之，诗人创作对其译诗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诗人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更为深刻，这为其成功译诗奠定了基础。有学者考察了近500位欧洲现代诗人译者，发现绝大多数人的诗歌创作先于诗歌翻译（Blakesley，2018：30）。卡普罗尼（Giorgio Caproni）认为，与其说诗人译者是创造者，倒不如说是发现者。诗人只是把自己的力量投注于翻译，并激发在其身上沉睡了的东西，就像唤醒睡美人（Caproni，2004：33）。诗歌创作还能影响翻译的风格和形式。张健指出，“一般说来，诗人而兼事译诗，往往将别人的诗译成颇具自我格调的东西”（转自余光中，2002：35）。庞德翻译的《神州集》在西方大获成功，其译诗具有鲜明的意象派诗歌特点，这便是创作影响译诗的典型。更早的例子则是蒲柏翻译的荷马。蒲柏擅长写英雄双韵体诗，其翻译的荷马史诗也采用该诗体，在当时获得巨大成功。
由此可见，译诗能够激发创作灵感，革新创作形式，甚至开启新的文学传统。反过来，诗歌创作也会推动诗歌翻译的发展。作为同一个知识生产者所生产的知识，创作与翻译难免相互干预、相互影响。
二
触发效应与著译互启
同一主体的著译关系为何如此普遍且深刻？在心理学领域，学者常用触发效应来阐发刺激之间的相关性。触发效应指的是先前呈现的刺激对后来执行相同或类似刺激加工的促进和易化现象。在语言学上则表现为反复接触产生了累积效应，从而激发新的语言使用的过程。语言层面的触发包括词汇触发（Hoey，2005）、句法触发（Bock，1986；Mahowald，2016）、语义触发（Collins & Loftus，1975）等。以词汇触发为例，研究发现，人们在习得词汇的过程中，也习得了随之出现的语境，所以在使用词汇时潜意识地期待或创造相同的语境（Hoey，2005）。研究表明，触发效应的大小受到词汇、句法结构等概念信息重叠程度的影响（Mahowald，2016：5；Taylor & Francis，2016：345）。根据这一理论，本文所讨论的著译互启也可视作触发机制在同一主体身上的体现。
著译互启是同一经验的不同表现形式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触发的结果。在著译的跨语言环境中发生的是文本触发，它遵循触发的一般规律，如需具备概念重叠、触发物等条件。著译者在创作时充分调用自身经验，并把它用声音（如诗歌韵律）、画面（如诗歌意象）等多种方式储存起来，使之处于长期的“潜伏状态”（Hoey，2005：8）。在翻译时，著译者首先阅读源语文本，接触到了各种重叠要素。这时，处于潜伏状态的创作经验受到触发物（如源语文本中的重叠要素）的刺激，激活了潜伏态，导致相似的内容表现在了译文中。同样，翻译对创作的触发作用也包含经验的生成、存储、触发、复现和交互。这在本质上是因为对同一主体而言，表征不同的文本背后存在着共同的概念信息（Taylor & Francis，2016：348），即著译经验的共通。下文探讨的《闻一多先生的书桌》（以下简称《书桌》）、孙毓棠的跨行诗作、黄克孙诗中的“沧海与浮萍”意象，都是主体者的经验在著或译的刺激下受到触发，而后被加工的产物。
事实上，过去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类似现象。他们将其称为“诗歌吸收的痕迹”（王佐良，1983：30）或“下意识的浮现”（江弱水，2003：78）。熊辉（2010）曾提出“潜翻译”的概念，这是一种在大脑中进行的、尚未形成可感的实体译文的翻译类型，存在于译者大脑中的潜在译本能够影响译者的创作。事实上，“潜翻译”可以看作是尚未形成具体文本的翻译对于创作的触发和启动。著译互启，既是相互启发（inspiration），也是相互启动（activation），涉及到心理层面对经验知识的调动和创造性的改造，具备体验性和创造性。下文主要通过闻一多、孙毓棠、黄克孙的作品，阐述他们著译的诗歌在叙事手法、形式、主题与意象等方面的互启表现。
三
《鲁拜集》汉译中的著译互启：
叙事手法、形式和主题
《鲁拜集》汉译的著译互启涉及诗歌的方方面面，本文仅选取三个较为典型的个案加以阐述。一是闻一多的诗歌创作《书桌》在叙事手法和隐喻方面对《鲁拜集》中“瓮歌集”部分的借鉴，二是孙毓棠译诗中的跨行诗体形式与其创作的《宝马》交相辉映，三是黄克孙诗歌创作的主题和意象与其鲁拜译诗的诸多呼应。
1925年，闻一多发表了《书桌》一诗。全诗共六节，如下所示：
忽然一切的静物都讲话了，
忽然间书桌上怨声腾沸：
墨盒呻吟道“我渴得要死！”
字典喊雨水渍湿了他的背；
信笺忙叫道弯痛了他的腰；
钢笔说烟灰闭塞了他的嘴，
毛笔讲火柴烧秃了他的须，
铅笔抱怨牙刷压了他的腿；
香炉咕喽着“这些野蛮的书
早晚定规要把你挤倒了！”
大钢表叹息快睡锈了骨头；
“风来了！风来了！”稿纸都叫了；
笔洗说他分明是盛水的，
怎么吃得惯臭辣的雪茄灰；
桌子怨一年洗不上两回澡，
墨水壶说“我两天给你洗一回。”
“什么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
一切的静物都同声骂道，
“生活若果是这般的狼狈，
倒还不如没有生活的好！”
主人咬着烟斗咪咪的笑，
“一切的众生应该各安其位。
我何曾有意的糟蹋你们，
秩序不在我的能力之内。”
该诗在叙事上具有鲜明特点。其一是剧本对白式的叙事方式。一个个主体（如墨盒、字典、信笺等）依次上场，开展对话，如同戏剧中的出场、独白、对白与旁白。诗歌还运用了剧本的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对白，如“什么主人？谁是我们的主人”等。其二是使用了静物隐喻。墨盒等物品隐喻人，它们受到“秩序”的控制，无法发挥主观性，只能忍受着生活的苦难。“道”与人，如同主人与静物，构成了一对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笔者认为，闻一多创作该诗的主要源头在于《鲁拜集》，尤其是他对郭译《鲁拜集》的文学批评。
1923年，闻一多发表长篇译诗评论《莪默伽亚谟之绝句》，探讨郭沫若所译《鲁拜集》的得失。闻一多指出，译诗有两个步骤：一是了解原文的意义，二是将该意义在译语中用“诗”的文字表达出来（闻一多，1923/2004：101）。郭沫若之所以在第二个步骤做得较为成功，是因为他自身是一个诗人。值得注意的是，闻一多在评论的同时还翻译了《鲁拜集》中“瓮歌集”的部分诗行，这与他其后创作的《书桌》有诸多契合之处。
“瓮歌集”组诗为《鲁拜集》的第82至90首，自成一组，是最能体现海亚姆哲学的诗篇。这组诗讲述在月夜下，老陶匠铺子里的陶器突然开始对话，抱怨人生的不如意，讨论“人自何处来，要向何处去”的哲学命题。“瓮歌集”的第86和87首见下，以黄杲炘的汉译作为对照（2016：212-215）。
After a momentary silence spake
Some Vessel of a more ungainly Make;
“They sneer at me for leaning all awry:
What! did the Hand then of the Potter shake?”
静下了没多久，换了一个开口，
这个东西的模样就比较丑陋：
“他们笑话我，说是我歪歪扭扭——
怎么？陶匠的双手当时在发抖？”
Whereat some one of the loquacious Lot —
I think a Súfi pipkin — waxing hot —
“All this of Pot and Potter — Tell me, then,
Who is the Potter, pray, and who the Pot?”
听到这么说，有个多嘴的东西——
（我想是个苏非派小罐）生了气；
“什么陶匠陶器的，倒给我说说，
哪个算陶匠，哪个又该是陶器？”
两相对照，不难看出两组诗的关联，著译互启在戏剧叙事和静物隐喻上均有所体现。首先是戏剧叙事。“瓮歌集”由陶器对话组成，闻一多很有可能借鉴“瓮歌集”，尝试用剧本叙事的新手法创作《书桌》，以检验新诗的韧性和活力。其次是静物隐喻的叙事手法。陶器和陶匠（pot and potter）在波斯文化中时常用来映射人与造物主。陶器生命的样貌只在陶匠的一念之间，人的一生也需遵循天地万物运行的秩序。世界的循环变化和人类的生死更替是客观规律。闻一多将“陶匠作坊”的故事移到了“方寸书桌”上，墨盒、字典、信笺是众生缩影，“秩序”是万物运行的规则。两组诗歌都通过丰富的静物隐喻，刻画生命的样貌，表现芸芸众生与造物主之间的关联。
从闻一多的翻译评论和创作可以看出，著和译在本质上都在书写同一经验，即对世界和生命的感受和认知。闻一多创作的诗《忘掉她》与蒂斯黛尔（Sara Teasdale）的 “Let It Be Forgotten”一诗也是形神兼似，这同样是外国诗歌对诗歌创作带来的启发。对著译者来说，翻译给创作带来的影响比单纯阅读带来的影响应当更大，因为翻译诗歌让诗人切实参与到了原诗所处的环境之中，其体验也势必更加深刻。
著译互启也表现在诗歌形式上，孙毓棠所译的《鲁拜集》便体现了形式方面的相互借鉴。孙毓棠以历史学家为人所知，但其早年是一位新月派诗人，在诗歌方面颇有建树。1937年，其创作的近800行的长诗《宝马》发表于《大公报》。该诗被誉为“现代第一叙事长诗”，其诗体格式有一鲜明特点，即跨行连续（enjambment），即把一个完整的短语或句子成分进行分割，作两行或多行，将切割下的词留到下一行。跨行在中国传统诗歌中较为罕见，在西方诗歌中则很常见。例如，对中国现代诗人影响颇深的艾略特，其名作《荒原》的开篇便多处使用了跨行。
新月派诗人熟谙西方文学传统，孙毓棠便试图引入跨行这一诗歌特殊形式来改造中国新诗。《宝马》便可视为是最初的实验，该诗的开头如下（孙毓棠，1937/2013：96）。
西去长安一万里草莽荒沙的路，
在世界的屋脊上耸立着葱岭的
千峦万峰。峰顶冠着太古积留的
白雪，泻成了涩河，滚滚的浊涛
盘崖绕谷，西流过一个丛山环偎的
古国。七十几座城池，户口三十万：
麦花摇时有云雀飞，无数的
牛羊牧遍了山野；中秋葡萄
几百里香，园圃也垂起金黄的果子。
在开头短短九行中，有五行采取了跨行的处理方式。“葱岭的|千峦万峰”，“积留的|白雪”等，都是典型的跨行成分。孙毓棠认为，新诗应当以“自然的说话的节奏为节奏，诗人的工作不过对此加以一种安排、配合、组织、美化的手续而已”（孙毓棠，2013：364）。通过跨行，一些重要的意象被提前到行首，一方面在内容安排上保留了悬念，生发了朦胧的神秘感，另一方面形成断奏，营造出往复回环、环环相扣的节奏美。
跨行创作的倾向可能影响了孙毓棠对《鲁拜集》的翻译。孙译《鲁拜集》刊载于1941年的《西洋文学》，其一大特色就是大量采用跨行进行翻译。为了更好地观察孙译的特点，本文以黄杲炘的译本作为对比②。
孙毓棠选择把一个完整的语言单位拆开以跨行呈现，与他对诗歌节奏的见解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规律整齐固然是诗歌美的要素，但可能导致单调呆板，因此给节奏加一些变化，反而更美（孙毓棠，2013：358）。而且，跨行除了能产生独特的节奏美之外，还能突出个别词语，表现诗歌主题，或制造模糊和神秘（Blakesley，2014：91-92）。孙毓棠以长句入诗，检验了跨行方法在汉语新诗中的可行性和适应性。正如他所言，“欲求新的词藻新的物象的运用自如，非得有新的格式与新的语言不可”（孙毓棠，2013：365）。积极求变、应用跨行，使得新的诗歌创作方法进入中国新诗，也在形式层面激发了译诗的创造力。
著译互启在主题和意象方面的触发则更为常见，下文以黄克孙翻译的《鲁拜集》为例加以说明。黄克孙是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黄译《鲁拜集》为七言绝句，被宋美璍称赞为“文学的轮回再生”（黄克孙，2003：113）。除了翻译《鲁拜集》，黄克孙还创作了不少诗歌，收录在其诗集《沧江集》（2008）中。他的《鲁拜集》翻译和诗歌创作，在主题和意象方面存在明显的互启特点。
首先是诗中对天地宇宙、自然物理的观照。海亚姆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黄克孙是物理学家，虽跨越千年万里，两个数理学者的思想却有共通之处。比如，海亚姆想“破译世界的大谜，寻求命运和创造者的奥秘”（邵斌，2011：32）。黄克孙译的《鲁拜集》第72首，“浑圆天盖碧深沉，月运星移古至今。莫向苍天求解脱，苍天旋转不由心”（黄克孙，2003：72），就反映了海亚姆探索宇宙奥秘时的困惑。黄克孙创作的诗歌也表达了类似的困惑，比如他在《天机》一诗中就谈及其宇宙观，“时空相转化，量子显对称。……何时窥真秘，使我悟生平”（黄克孙，2008：83）。两位数理者心有灵犀，产生了跨越古今的默契。
其次是诗歌中对人世无常、生命渺小的感喟。黄译本中有多处都表现了海亚姆的这一感慨，比如“大地苍天原逆旅，匆匆客岁已无多”（2003：3）、“白驹此去无多路，岁月无情已着鞭”（2003：7）。在黄克孙的创作中，也不乏对韶光易逝的感叹。比如，1950年黄克孙创作的《夜话赠徐宝潭》组诗的第五首以及《鲁拜集》第47首都反映了这一主题。创作和译诗都在1950年前后，应是著译互启的生动体现。
译诗（《鲁拜集》第47首）：
When You and I behind the Veil are past,
Oh, but the long, long while the World shall last,
Which of our Coming and Departure heeds,
As the Sea’s self should heed a pebble-cast.
一入重帏客渺然，无情天地自绵绵。
浮萍几点随波去，不改苍茫海色玄。
（黄克孙，2003：47）
自作诗（《夜话赠徐宝潭》第五首）：
神龟蓍草两冥冥，莫问他生问此生。
毕竟吾侪是何物，茫茫人海一漂萍。
（黄克孙，1950/2008：35）
《鲁拜集》第47首表达了人生在无垠的时空中只是沧海一粟的思想。黄将原诗中的“小小石子”改为中国传统意象“浮萍几点”。浮萍与海洋相比，更显力量渺小，飘忽不定。而在其创作中，黄克孙用神龟和蓍草喻指漫长而不可知的岁月，借此抒发对生命渺小的感慨：时空无垠，生命有限，人不过是茫茫人海的一叶飘萍。两首诗，一首是翻译，一首是创作，其意象皆为沧海与浮萍，以此凸显主题，即宇宙之大与个体之小、天地之永恒与生命之短暂的对比。结构安排也如出一辙：前两句勾画天地之大，后两句感叹个体之小。这种相似绝非偶然，它恰恰反映出该时期黄克孙著译之间的高度互动性。
同为数理学者和诗人，黄克孙在翻译《鲁拜集》时一定感受到了文字背后与海亚姆超越时空的心灵共鸣和精神激荡。仿佛诗人发出的声音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们的”（Honig，1985：8），这就是诗歌经验的共鸣。正如黄克孙自己所说，“我意识到（《鲁拜集》）新颖的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学里没有的一方面，是一个数理学者的观点，信仰，和感情”（黄克孙，2003：vi）。由此可见，创作和翻译都表达了黄克孙作为一个数理学者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此时其著和译已经水乳交融，很难截然分开了。
著译互启作为触发机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双向性、主观能产性和创新性，因而很好地解释了各种文本现象。我们所能观察到的，或许只是著译互启的冰山一角，大量的互启过程事实上湮没在瞬息万变的大脑活动之中。不论如何，著译互启在语言使用、文学生成和个体心理的角度来看都是必然存在的。诗人译诗的成功，与著译的本质密切相关，其背后便是著译互启。同一主体的创作和翻译无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因相生，相辅相成。
四
结语
著译文本、著译者自身、著译互动过程的丰富性使得同一主体的著译关系这个话题常谈常新。本文从《鲁拜集》汉译出发，考察闻一多、孙毓棠、黄克孙三位诗人译者的作品在叙事手法、形式、主题与意象等方面的联系。研究发现，同一主体的诗歌创作与翻译具有互动互启的关系，它们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具有“合”而“和”的特点。著译之所以互启是因为同一主体的著译活动具备统一的诗歌体验基础，其每一次著译经验都可能激活下一次著译输出，即著译之间存在心理触发性。翻译《鲁拜集》的诗人还有很多，整个诗歌翻译史上著译合一的译者更是数量庞大。如果能对其著译互启进行系统的考察和阐释，无疑会更好地把握著和译的规律，从而促进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及参考文献
注释
① 在心理学和语言学文献里，priming有“触发”或“启动”两种译法。
② 在此引用黄杲炘译本，只是为了在跨行形式上做一对照，并不涉及对译本质量的评价。黄杲炘的鲁拜译诗形神兼备，也是上乘译作。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邵斌，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词汇学、语料库语言学、诗歌翻译。
沈瑩，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诗歌翻译、翻译理论与实践。
文献来源：文章原载《中国翻译》2024年第4期，第31-37页。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