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枣和他的甜
一
张枣离世九年了。
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是在珞珈山的广播电台里。那是大学一年级，一个深秋的傍晚，夕阳西下，金黄的银杏叶落满樱花大道，我独自一人，踩着这些秋天的精魂，在一路清脆嘎吱的声响中，听见了一个很甜的名字：张枣。
广播里的女声，正在朗诵他著名的诗作《镜中》：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了下来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面颊温暖，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时至今日，我不能确定，上述场景是否真的发生过。很多事情不曾存在过，只因在脑海中想过多次，便会误以为是事实。这样的经验，我有过多次。因而，我没有把握，这是否就是我与张枣的第一次“相遇”（也许更早或更迟？）。可以确认的是，这场景当中有某种贯穿的意象，紧紧地攫住了我，叫我一直忘不掉，犹如昨日重现。
我愿意把听见《镜中》的这一天，当作是我成长为一个青年诗人的起点。这首短诗如此迷人，完全颠覆了当时的我对于现代诗的认识。在此前，我以为现代诗不过是分行断句的散文，且是不很好的散文，以赵丽华汪国真席慕蓉等为代表，成就甚至不及现代流行歌词。《镜中》以它语言的魔力，蛊惑住了我，以至于当时的我虽不解其意，仍深陷其中，忍不住反复诵读，直至能背诵。
那之后不久，我像那个年纪上下随处可见的年轻诗人一样，在笔记本上模仿张枣写道（回想起来，那真是极拙劣的一行诗）：
将来一想起遗憾之事，水杉就覆盖了珞珈山。
二
张枣身后，只留下薄薄的两册原著：《张枣的诗》和《张枣随笔选》，以及《张枣译诗》《最高虚构笔记》等译作。
我目力所及，我们这一代青年诗人，凡是写得好的，无不（曾）受益于张枣提供的养分。这种养分，正如叶芝之于奥登，庞德之于艾略特，是代代相传的传统的一部分。
《张枣的诗》收录了张枣毕生创作的一百二十九首诗（后补录四首），我翻开过多次，至今舍不得读完。钱德勒说，一次告别，就是死去一点点。我想和中意的书相处也是如此。读书的过程，也是失去本书和作者的过程，读完了，便了无牵挂。
我不愿读完，仿佛这样，张枣和他的诗文就还活着，还缭绕心间，留有一个念想，我还有个由头，再去书中找寻他；似乎书读完了，他的死便确凿无疑了。
不，我至今对张枣的死不肯完全承认。于我而言，那只是一个隐隐约约的概念，并非清楚分明的认识。好像他只是离开了此时此地，置身于一场没有终点的旅行，以某种我不知道的奇妙的方式，存在于一个区别于现世的世界。在我脑海里，那并不是真的死，而是一个未知的、触不可及的地带；他在那里，作为我异常熟悉的故人（虽则素未谋面）。而他曾在《哀歌》的结尾写道：
死，是一件真事情。
诗人故去，诗作流传。在我看来，张枣最好的一批作品，是在“对话”中求得的，与知音对话，尤其是与古典（经典）对话：《何人斯》、《楚王梦雨》、《卡夫卡致菲利丝》、《历史与欲望》、《跟茨维塔耶娃的对话》。他以现代的眼光、知识经验和技巧，成功地改写了世界范围内的古典（经典），化为自己的资源，仿佛卞之琳崇尚的“化欧化古”。
若说庞德《神州集》，是用现代英文改造了古典汉语和意象，因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诗发明者。那么，张枣所做的全部努力，则是以汉文化题材吸纳世界诗歌技巧，并在这个过程中，尝试塑造一种新形态的汉语。就这个层面而言，张枣是一个反向的庞德：立足于汉语的处境，选择内化而非外倾。
张枣和诗人陈东东讨论过，现代汉诗的难题，在于如何写“一泓西湖”——这个置身于伟大的传统阴影下、诗歌内涵和文化意义过载的古老意象，只是现代汉诗如何处理古典问题的缩影。
张枣认为，现代汉诗的出路，在于连接外语，转为己用，在洋气中写出古意，并通过现代诗体裁，重新发明汉语：
（现代汉语诗歌）不能不承接汉族古代帝国诗歌的秘密和精华，而古典汉语的诗意在现代汉语的修复，必须跟外语勾连，必须跟一种所谓洋气勾连在一起……二十世纪严肃的汉语写作者都在这个梦想中写作（鲁迅、闻一多等）……古典汉语的古意性有待发明，而非移植，传统在未来，而不在过去。
这样看来，张枣应该是艾略特欣赏的那类人。艾略特说过，对于任何一个超过二十五岁仍想继续写诗的人来说，（传统包括的）历史意识几乎是绝不可少的。而张枣在二十岁出头，已经自觉地双向寻求中国古文化和西方文学，意识到“真先锋只能在旧中求得，此外别无他途”。
在继承传统与革新的问题上，张枣的确受艾略特的影响很深。他在《一则诗观》中写道：
历史就没有不属于某种传统的人……传统不尽然是那些家喻户晓的东西，一个民族所遗忘了的，或者它至今为之缄默的，很可能是构成一个传统的最优秀的成分……传统从来就不会流传到某人手中。如何进入传统，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这几乎就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翻版：
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这种历史意识迫使一个人写作时不仅对他自己一代了若指掌，而且感觉到从荷马开始的全部欧洲文学，以及在这个大范围中他自己国家的全部文学，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整体，组成一个同时存在的体系。
三
终其一生，张枣都在寻求一种汉语之“甜”。他认为，汉语的“甜”，不是甜蜜、感伤，而是一种土地的“甜”、绿色的“甜”，是一种赞美。在他笔下，汉语犹如血肉之躯，有不同的声、色、触、味。他为汉字词语沉醉入迷，甚至说要亲手称一称某个字的重量，以确定一首诗中字与字的特定搭配，及其产生的轻重缓急之精确度。这是他对汉语的虔诚，一种信徒跪倒在希腊神庙女神像前的虔诚。
他自言是一个虔诚的“文字练功者”。初到德国，很快理解了里尔克和罗丹的师承关系，于是开始了解“看”，练习各种观看，重新学习观察。在黄昏，在秋季，坐在一颗樱桃树下，观看天鹅，一如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尽管看上去“很蠢”。阅读自然之外，也大量阅读书：托马斯·曼、卡夫卡、里尔克……在原文中，了解大师是为什么、如何把这样那样的事物，转化成诗歌和文学。
他的虔诚，还体现在对诗作的不断修改中。据说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出版过一部诗集，每首诗作都配有A、B两个版本和作者自评，客观地分析修改前后的优劣得失。张枣许多诗作也存在不同版本，两相比较，便会发现他对修改的极端重视。
张枣对朋友自白过，“我写东西很慢，仔细得有点病态”，二十年只写了四十三首诗，但“感觉自己天天都在写，忙得很”。也坦承，“我一向胆小，写作如履薄冰”。他苛刻地修改，是因为“写作必须满足自己”，而自己首先是一个难以满足的人，他保持不满，敢于销毁，“有一点怀疑，就毁掉自己的作品”。
这种严肃认真的姿态，比得上世界文学史上的人物：福楼拜一星期只写两页纸，王尔德用一上午时间去掉一个逗号到了下午又把它放回去，克雷洛夫每写一篇寓言总要反复地誊抄、推敲，海明威说所有文章的初稿都是垃圾。
《镜中》手稿里，那句最终被传诵一时的“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还未出现，而是“比如看见一双比雪片更遥远的眼睛”，后来又删减为“比如看见雪片”。必须承认，“雪片”意象本来勉强凑合，但一比起“松木梯子”，真是相形见绌：前者平庸、流俗、随处可见，后者清新、脱俗、点石成金。柏桦曾引用纳博科夫的话“伟大的作家都是魔法师”，来赞美“松木梯子”这一意象：由日常变形为奇幻；既富现代感性，又有古典色泽——这也是张枣诗歌语言的迷人之处。
《镜中》手稿（1984）
另一首诗《刺客之歌》，初版有这样的句子：“你一定会认出他杰出的姿容”、“没有谁例外，亦无哪天不同”。难以想象，张枣竟然会用“杰出的姿容”这样的陈词滥调，也用“没有……亦无……”这种的软绵句式。终于改成：“为铭记一地就得抹杀一地/他周身的鼓乐廓然壮息/那凶器藏到了地图的末端/我遽将热酒一口饮尽”，变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但张枣还是对自己宽大怜惜了，这首诗弃用的句子，后来被他用在了另一首诗《薄暮时分的雪》中，稍微协调了一些，但成色依旧一般。
不管怎么说，张枣修改前后的诗作，的确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说化腐朽为神奇未免夸张，但有些句子确是云泥之别、判若两然。“修改很重要”，这道理很简单，但不是任谁都能做到的，离开天赋和苦力都不行。在这个压榨灵感必须像从石头里压榨出血的过程中，张枣是下了真正的苦功夫的。据说《何人斯》的初稿只花了半小时，但此后修改了三百次。
张枣诗歌生涯三十年，只留下一百来首诗，平均每年产出三四首，真的太少了，但一大半都属于精品。他强调并追求所谓好诗率和代表作，并把这作为衡量诗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叶芝的好诗率是现代诗人中最高的，具体是多少则没有表示（叶芝一生写了四百首诗，还有大量散文和戏剧）。张枣自己的好诗率也很高。而这一评价尺度，也让我想起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后者一生只写了两百多首诗，但几乎首首精妙，是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作品数量最少的一位诗人。
四
就我个人而言，张枣对我的影响，不仅是其诗其文，还有其人其事。他对于一些事物的观点，改变了我的人生。而这种改变，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式的，以至于我往往事后才察觉。
我素来中意一个作者，不会仅凭其作品，也勘察其脾性：他的文字、人生轨迹，透露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甚至在大部分时刻，我更在意这位作者的个人趣味而非行文走笔，是否与我相投——倘若作为朋友，能否合得来——一个人没法在写作中掩饰他的真诚度，一个人的趣味也同样如此。
因为这隐秘的原因，我喜欢上某些众人都厌恶的作家，又厌恶某些众人都喜欢的作家。也因为这原因，我爱看作家的传记。我从中筛选，哪些人可以做我理想中的朋友或老师。
我心目中的文字英雄，无论其文风、品性，都是与我相契合的人，至少我自以为如此。假使他们都还活着，我们可以像王羲之和他的友人一样，再来一次兰亭雅集，饮酒吟诗。
张枣在德国（1986）
若真有这样一场聚会，我一定邀请张枣。我会告诉他，他曾说过的一句话，结结实实地感动到我了：
诗在任何时代都不该是职业；诗人应当混在人群中，内心随意而警醒。
我对许多朋友转述过这句话，以论证我“在中关村写诗”的必要和必然——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我仍会持续这一状态。我是一个诗人，混迹在人群中，写自己的诗，不取悦于任何人。事实上，我恐怕复述了太多次，以至于这几年里，它俨然成了我的“座右铭”。
这句话感动我的地方在于：要做一个普通人，但内心保持清醒。这很好，很难，很有意思。
毕业以来，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堕落，保持清醒。不堕落，是保持对广阔生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生活如水我如鱼，在日复一日的成人世界里，每天清醒地度日，提醒自己生活在水中，别忘了自己是鱼，是很困难的。
写诗，是我用来保持清醒的方式。我写过：
诗是不出声的祈祷，把我置于一片平静，咀嚼日常的美和奇迹，体味感官和欲望的暗涌，让重复的生活变得易于忍受。谁体验过，谁就会明白，写作的内心喜悦，是金玉不换的。想到有机会留下那么几行诗，被若干年后那么几个寥若星辰的读者读到，“亦将有感于斯文”。我便心有戚戚焉，想到这一生，并非毫无意义。
在这一层面上，我和张枣的追求是一致的。他在《云天》中写道：
我想我的好运气
终有一天会来临
我将被我终生想象着的
寥若星辰的
那么几个佼佼者
阅读，并且喜爱。
五
除了对职业和读者的看法，张枣自身的写作历程，也给我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张枣的诗》附录有早期诗六首。这是他十八岁上下的作品，与后来的诗相比，显得过于稚嫩。这些诗，往往笨拙地抓住一个意象后，就不肯往前、往深再进一步了。谋篇布局简单粗暴，情感的抒发流于浮浅，词语的堆砌毫无新意，语句平铺直叙，是典型的新手之作。
比如把枫叶比作大火：“看吧/冬天逼来的路上/大火是怎样地燃烧着”。比如在月光下发现影子：“我愤懑/我纳闷/为什么我同伴的影/在我脚下会/四分五裂/不成形”。比如为自己写的生日诗：“在记忆的港口/流连是一朵失落的白云/离别凄苦的泪哟/最后一次舐润那仰首凝视的石头”。完全不见他日后典雅、精微、甜美、细腻的诗调，简直与三流的朦胧诗无异。这时他已经写诗三年了。
他个人诗歌史上的“奇迹之年”，还要等三年才会真正来临。1984年，二十二岁的张枣相继写出了《早晨的风暴》《苹果树林》《镜中》《何人斯》等作品，第一次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凡是写过东西的人，就都会明白，一个写作者要找到自己的声音是多么困难；能在二十岁出头就找到的人，可以目为天才了。张枣自己也很清楚：
我从来觉得我从开始走的路就是对的，只要能够继续走下去，并且升华它，加深它，它就能满足我……问题是如何做好、做完。
年纪轻轻就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与张枣相似的案例，我只能想到聂鲁达（十九岁完成《二十首情诗与一支绝望的歌》）、特朗斯特罗姆（二十三岁发表《诗十七首》）、保罗·策兰（二十五岁写出《死亡赋格》）、济慈（二十五岁前已完成毕生作品）等少数案例。
张枣的诗歌质地，是如何在短短几年间完成惊人的跃升，破茧成蝶？这真是一个谜。1982年至1984年，他的诗艺突飞猛进，仿佛武侠小说中的打通“任督二脉”。
作家何立伟是张枣诗歌的第一批读者，见证了他诗歌的蜕变。15岁考入湖南师大英语专业后，张枣开始学写诗，这期间他写了大量的诗，经常带给何立伟看。等后来，张枣考取了四川外语学院研究生，再带回诗歌给何立伟看时，何大吃一惊，“我一看，完全不像是以前张枣的诗了，真正产生了质的飞跃。”
何立伟分析张枣“豹变”的几个原因：一是结识了柏桦、欧阳江河、钟鸣、翟永明等一批优秀的诗人，诗人之间密切来往，互相发现，肯定，激发创造；二是张枣自身的天赋和环境相契，犹如好种子落到了好土壤里，得以抽芽开花；三是爱情，他亲眼见到当时的张枣从衣着到气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作为张枣的弟子，颜炼军也解释过张枣早期“飞跃”的可能原因，侧面验证了何立伟的观点：跟柏桦等诗人结下的诗歌友谊，诗歌技艺的相互切磋、砥砺，优秀作品的分享流传、研读，大约是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重要因素。但颜炼军也说，每个人写作的进步，都可能有更加隐蔽的原因，张枣很少就此谈过，甚至他本人也未必十分清楚，外人就更不知情了。
柏桦、张枣、钟鸣和欧阳江河（1988）
其实，关于这个秘密，张枣零零散散地提及过。
1996年，他在与黄灿然对谈时，回顾道：很少人知道，1984年之前，他已有过六年的正式练笔，很刻苦，心高气傲，但有一个好习惯——不着急，不屑于成功，整日忱耽在对完美的妄想里，也培养了不少的自我批评意识。1984年初，他跟友人谈起“调式”，他认为诗歌要辞色美，离不开一种调子（一种组织说话的语态）。某天，在歌乐山散步时，友人背诵起屈原《山鬼》，张枣顿悟，他要找的“调式”就是楚文化的，抒情的：一种传统的先锋性。于是找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声音。
2008年，在跟颜炼军的一席谈中，张枣提到：作为一个成熟的写作者，（自己）反思能力非常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知道自己想做出个什么东西；如果反思能力不强，就会很容易满足，“变得很傻”，对自己已有的作品沾沾自喜。他敬畏写作，认为自己大学期间写出的作品基本废掉了（还属于学习期），只有《镜中》、《何人斯》、《楚王梦雨》、《灯芯绒幸福的舞蹈》这几首有意义。
张枣也一直强调“知音”传统对自己的特殊意义（他认为文学就是寻找知音的活动）：在湖南，他一直很落寞，没有什么知音，基本是“孤军奋战”，虽然可以跟很多人交流，有很多写作练习，但没有诗歌的知音之悦。直到在四川和柏桦相遇，结交了很多朋友。
据说，张枣和柏桦每次见面，都要说上好几吨话，谈论诗艺的机密。但每次会面不敢超过三天，否则“会因交谈而休克、发疯或行凶”。这是他们之间盛大亲密的“谈话节”，是叫人歆羡的“高山流水遇知音”。张枣自述：
我文学活动最重大的事件，是遇到了柏桦……我每时每刻的写作进步，与朋友和知音的激发、及时回馈非常有关系。那时，我们刚写完一首诗，甚至就可以坐火车连夜到另外一个地方确认这首诗的好坏。
不妨总结一下：张枣诗艺的狂飙，是良好的诗歌友谊、细心研究世界/中国诗歌传统、自我反省和批评、长时间耐心投入、厚积薄发的结果。
六
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张枣对于世界诗歌史资源的有效占有：庞德、叶芝、艾略特、策兰、史蒂文斯……他精通英语、德语，学过法语、俄语，也熟悉拉丁语。掌握多种语言资源，让张枣得以自如地穿梭于世界诗歌史的谱系中，和伟大的诗人同时区、无时差，这恐怕构成了他不断的源泉。毕竟，诗歌就是实现对语言、经验、意象和词的不断占有。
张枣承认，多种语言“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写作，“它们在我的内心形成很多种声音，综合在一起就变成了诗意”，如果没有外语，声音就单一了。
对于古典与现代，东方和西方，张枣兼收并蓄、吐纳自如，他将汉语意象和世界诗歌衔接在一起，把古典资源和现代语境完美熔铸。他的气象博大，视野开阔，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世界公民。
他谈及自己年轻时出国的想法，其志向远大，令人钦佩：
我觉得出国我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我需要这种教育。但我还有一个秘密的目的，我特别想让我的诗歌能够容纳许多语言的长处。因为从开始写作起，我就梦想发明一种自己的汉语，一个语言的梦想，一个新的汉语帝国……去德国，我可以学到另一门语言，那时我才二十四岁，我可以完全接受更好的东西，在原文中吸取歌德、里尔克这样的诗人。而且我也需要一种陌生化，当时我的反思意识告诉我，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写作，因为一个诗人是去发明一种母语，这种发明不一定要依赖一个地方性，因为母语不在过去，不在现在，而是在未来。所以它必须包含一种冒险，知道汉语真正的边界在哪里。
这就是张枣给我最大的启发：关于一个青年诗人如何实现自我成长。
其实无外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对于一粒可能的种子而言，肥沃的土壤，外面的雨露阳光，自身的艰苦卓绝，同样重要。悬崖上的花，美则美矣，但要存活，几率比正常环境下小得多。因而，选对环境、自身努力，缺一不可。
凭张枣的天赋，也走了不少弯路，何况常人。文学的弯路，是迟早要走的，重要的是，做到清醒地自我认知，决绝地斩断朽坏的品味，持续地学习伟大的作品，适时地完成自我更新。
在找到自我的声音之前，诗人必须忍受漫长的准备期。这是一种“工作而等待”的状态，如里尔克所说：
他们要开花，开花是灿烂的，可是我们要成熟，这叫做居于幽暗而自己努力。
七
说完经验，再说教训。
我最喜欢张枣的两张照片，一张摄于成都，1984年，他骑在自行车上，自若地笑，一旁是穿红衣的翟永明和黑色西服的欧阳江河。这年他二十二岁，真是意气风发。
翟永明、欧阳江河和张枣（1984）
一张是1988年，张枣戴一副边框眼镜，刘海温顺地斜向两边，忧郁的侧脸对着镜头，下巴有些胡茬，视线停落在照片之外。看上去，仿佛一个理想的诗人形象。
张枣在成都（1988）
我最讨厌张枣的一张照片，是他1999年在德国街头和北岛的合影。这一年，他才三十七岁，已发福得很显老了，戴一副扁的、叫人联想起蛤蟆的眼镜，发际线夸张得朝后退，宽大的前额像石碑凸出来，发型呈一个松垮的“八”字，啤酒肚很明显地鼓起来了，整一副似笑非笑的样子。站在一旁的北岛，五十岁了，看上去比他更年轻。也许是因为北岛有去健身房的习惯，仍刻意保持着年轻时清瘦的形象。相比之下，张枣确实被时间无情地催老了。
张枣和北岛在德国（1999）
诗人朱朱在《隐形人：悼张枣》中提到，第一次见到中年张枣时的诧异：
我第一次见你是在上海。在
逼仄的电梯间里你发胖的身体更显臃肿，
全无传说中美男子踪影，然后，
在酒吧里你卖弄一种纸牌的小魔术，
好像它能够为你赎回形象的神奇。
他还写到张枣入睡后“如渣土机般吵醒着街道的鼾声”，仿佛张枣自己曾说过的诗歌的“坏韵”。自然，这是欲扬先抑的手法。朱朱是想用这种对比，象征张枣回国后“困难的转换”。
但我无法忍受一个俊美少年到发福中年的变化。我以为这是一种“堕落”。一个人如果无法控制自己的体重，那么他对诗艺的控制恐怕也会打些折扣——体重全来自于饮食作息和锻炼频次，这看得出一个人的自制力究竟如何（除非是患病了没办法）——毕竟，诗艺所需要的控制力，比起控制饮食、加强锻炼，更为精妙和幽深。
当然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诗人的生活这时已彻底失衡，控制力内存有限，只能保全一部分。因此，他把全部力量都让给了诗歌艺术，对于人生则选择放弃和放纵。若是这样，我同情张枣，但不认同。
我想，他原本可以控制得更好的，不仅是体重、形象，也包括诗艺、人生。
八
在我看来，张枣的悲剧，尽在于他对生活之甜的态度，中年发福只是一个表征。
柏桦和张枣的诗歌友谊持续了近三十年，大约没有人比他更理解张枣对“生活之甜”的渴求：
张枣一贯是一个很寂寞的人（虽然他表面有一种夸张的笑容可掬，其实是为了更深的掩藏其寂寞），尤其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他在北京或上海，干脆将寂寞的身心完全彻底地投入到生活的甜里……在美酒与美食中流连忘返……他是那样爱生活，爱它的甜，爱它的性感……那颓废之甜是烫的，美食也如花；他甚至对友人说，今夜我们比赛不眠。
陈东东也写过张枣的“嗜吃”，痴迷从大餐到小吃直至零食的每一种美馔。回到长沙，张枣特意找寻小时候吃过的馄饨店，要了两碗，吃着吃着，激动起来，一边对自己讲，“记住啊，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滋味！”出了上海机场，张枣直奔南货店，喜悦地抚摸每一只火腿、每一块腊肉、每一捆香肠，闻一闻，嗅一嗅，打听价格，像“进了天堂或乐园”。钟鸣更直言，张枣是美食家，也是饮食男女的高手、诱惑者。
张枣对味觉的迷恋，随处可见于他诗歌的感官中，俯拾皆是饮食肴馔。比如写炒菜，写得活色生香：“……他把豆腐一分为二，/又切成小寸片，放进鼓掌的油锅，/煎成金黄的双面；/再换成另一个锅，/煎香些许姜末肉泥和红颜的豆瓣……”（《厨师》）也写去国怀乡的离愁：“那溢满又跪下的，那不是酒，/那还不是樱桃核，吐出后比死人多挂一点肉……”甚至写进写父亲的诗里：“……他祖母给他炖了一锅/猪肚萝卜汤，里边还漂着几粒红枣儿……”（《父亲》）
北岛劝过张枣不要回国。他认为，以张枣性格的弱点，声色犬马和国内浮躁气氛会毁了他。他对张枣说，你回国就意味着将放弃诗歌。张枣完全同意，但说自己实在受不了国外的寂寞——北岛说，“适应国外生活的寂寞，是诗人作家必过的关坎”；但张枣过不了，他不爱吃西餐，在德国生活也是吃湖南腊肉，加大把辣椒，去中国餐馆。
回国，也是回归心心念念的饮食，因为在德国那么多年“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陈东东见过张枣回国后“报复性饕餮”，每次餐饮都十分专注投入，“快活得像要飞起来”。
这份对生活之甜的执迷，实际上是对世俗生活的爱。张枣把青椒皮蛋送进嘴前，会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好好记住了这细腻丝滑还有清香，我们再说话，可好？”真是温柔极了。
但与生活之甜相对，是张枣常挂嘴边的“生活没意思”，要么写诗，要么爱情，否则，生活没意思。“人为健康活着也没意思”，因此，张枣从不去体检。他强调生活先于艺术，“首先得生活有趣的生活”：
有趣的生活应该是生活本身唯一的追求。
生活之树常青。先生活，再艺术，这道理没有错。但有伟大抱负的诗人，生活是为了艺术，长久、健康的生活是为了服侍艺术。张枣所说的“生活”，则更多是对世俗的热切，对及时行乐的热衷。于是，这就变成了他的弱点：他的阿喀琉斯之踵。
生活之甜尝得太多了，就不太愿意忍受寂寞，担负写作之苦了，一来二去，身体、时间和精力完全跟不上。而过于追求生活的有趣，就不能和寂寞、枯燥、苦闷友好相处了，从而丧失清醒，变得苟且。
后来，搬回国内，张枣只写作了有限的作品，《父亲》《枯坐》等不到十首诗，诗是好诗，遗憾量少。他原本烟抽得凶，喝酒喝到醉，又深受失眠的折磨，长期靠夜半饮啤酒才能入睡，国内各种饭局和酒局推波助澜，教他几乎丧失了自制力。张枣日后得肺癌晚期，大约和这生活作息有莫大的关系。
这是我对张枣的责备。也许一头扎进了生活之甜后，在美食、美酒中沉沦饕餮时，他已忘掉了最初的雄心壮志——1996年，他初见陈东东，拿出自己精心整理过的打印诗稿，他直说自己是个大诗人，说了不止一次。1998年，他出版《春秋来信》，十五年的作品选集只收录了六十三首诗，他心甘情愿地把更多诗作毁掉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对自己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他把诗集拿给别的诗人看。有人反馈“足够完满”，并要他“保持晚节”。他很不服气，认为自己还能写得更好：
我一定还能写，我一定要去写另一种好诗，不同的，但却同样好的诗……
十二年后，受制于生活和病，他最终没能完成对自己的期待。
九
张枣一生的写作虔诚、克制、精妙，可惜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溺在生活的甜里，不能自拔。
我想，真是遗憾。因为历史和个人际遇，中国诗人有太多“未完成”（也许只有穆旦例外？），甚至连最具天赋的张枣也未能幸免。
这是“谶”吗？
反观国外，重要的诗人往往在生命的尽头前，仍持续不断地创造出大作品。比如：史蒂文斯在花甲之年写下《最高虚构笔记》；庞德的《诗章》从三十二岁写到七十四岁；艾略特五十五岁出版《四个四重奏》后，继续致力于诗剧创作；威廉·卡洛斯·威廉斯六十三岁出版史诗《帕特森》；沃尔科特八十一岁写下封笔作《白鹭》；晚年的叶芝也保持高产，写下《驶向拜占庭》等巅峰之作。
为何外国诗人可以，中国诗人不可以？个中原因，是个大命题。巧合的是，二十五岁的张枣对此已有看法：（中国人）只向往青春期的荣耀，而仅有几个人想到老年的，孔子、老子……因而成了例外。
怎样才算是大诗人？如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序言所说：
一个大诗人，必须满足下列五个条件中的三四个。
一、必须多产。
二、在诗歌题材和处理手法上，有广泛的涉猎。
三、在洞察力和风格上，有明晰可辨的独创性。
四、在诗歌技巧方面，必须是一个行家。
五、大诗人的成熟过程会一直持续到老，次要诗人则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
依照奥登的标准，张枣无疑满足第三点和第四点，而在第五点和第二点上稍逊，第一点则完全不够。因而还不能算是一个大诗人。但各花入各眼，奥登的标准也不一定完全对。倘若把世界范围缩小到中国，毋庸置疑，张枣可以算是顶级诗人了——唐宋以降，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诗人。
无论如何，我痛惜张枣的“未完成”。在晚期，他借酒浇愁，用生活之甜消磨寂寞，辜负了他的天赋。原本他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诗人，重新发明、熔铸锻造他梦想中的汉语。然而，他半途而废了。就这点来说，木心做得比他好。文革期间手稿被尽毁，五十五岁出国定居纽约，重头再来，笔耕不辍近三十年。
若非意外，1962年出生的张枣今年应是五十七岁，正是木心出国的年纪。如是这样，张枣还会继续写么？不得而知。这是难以假设，也不可以假设的。
我暗自猜想，张枣是在与生活和词语的双重搏斗中，穷尽了气力，终于在追逐生活之甜和汉语之甜（两者难以兼得）的旅程中，像伊卡洛斯般坠落。他未竟的事业，只能留待后来的有心人完成。仿佛他在诗作《云》中写道：
在你身上，我继续等着我。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诗人的祭日是必要的。它提醒着普罗大众，再读一遍诗人曾写下的辉煌的诗句。也提醒着同道中人：时间多么地客观而无情，一个诗人的价值，死后不久就能看得出来。遗憾的是，无论是桂冠还是唾沫，诗人自己再看不到了。庆幸的是，而今张枣幸存于时间的裁决，拥有的读者越来越多。
张枣会是不朽的吗？很难说，毕竟我们谁也活不到“不朽”所需要的时间长度，那至少已是我们身后一个世纪的事情了。但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将不会惭愧于张枣作为我们时代诗人的佼佼者，被后来的人们公正地评判。
——图文由作者提供。已获授权。
编辑：尘卷丨排版：烧酒（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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