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安妮·卡森和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作家工作坊初次见面，而且自那以后我们一直会阅读彼此的作品。以下采访融合了我们的日常谈话和讨论，其聚焦卡森作品的许多主题——神秘、古典、迷恋、欲望。卡森于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多伦多，是玛格丽特和罗伯特·卡森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卡森的母亲是一位家庭主妇，她父亲就职于多伦多道明银行。在她童年时，父亲被调任至不同的银行工作，所以一家人经常在安大略湖的许多小镇(比如斯托尼克里克，霍普港，蒂明斯)搬来搬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卡森就读于多伦多大学古典学专业，之后在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师从知名古典学学者肯尼思•多佛，学习古希腊语。一九八一年，她回到多伦多大学写研究萨福的博士论文，这便是后来的《厄洛斯，苦甜》——一篇简明而难懂的论文。如今，她住在安阿伯市，在密歇根大学教授古典学和比较文学。虽然她总不愿称自己是诗人，但她倾其一生一直书写某种离经叛道的诗歌形式。她的创作持续不断且具开拓性，这是多年来未引起关注的文类与风格的融合。在八十年代后期，美国一些文学杂志开始发表她的作品。她的作品也没在加拿大出版社大受欢迎，直到卡森四十二岁时，加拿大一家小型出版社布里克图书（Brick Books）出版了她的第一部诗集《短言随谈》（Short Talks）。九十年代中期，卡森不再试图找出版社；相反，出版社一直争相找她。立刻有三本诗歌和散文合集出版——《平淡的水：随笔与诗集》（Plainwater: Essays and Poetry，1995）；《玻璃、反语和神》（Glass, Irony and God, 1995）；《闲暇时光里的男人们》（Men in the Off Hours, 2000）——以及一本诗体小说：《红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Red, 1998），此书无缝交融希腊神话、同性之爱和安大略的小镇生活。之后出版了两本具有学术性的书：《未遗失的朴素》(Economy of the Unlost)和她翻译的萨福诗集《如果不，冬日》(If Not, Winter)，它们都出版于二〇〇二年。
奖项和荣誉滚滚而来：古根海姆学者奖（1995）；莱南奖（1996）；普什卡特奖（1997）；麦克·阿瑟奖（2000）；以及格里芬诗歌奖（2001）。2002年，卡森因《丈夫之美：一篇二十九个探戈舞的随笔》（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A Fictional Essay in 29 Tangos）获得英国T.S.艾略特诗歌奖，她是获得该奖的首位女性。过去几年，卡森一直在写一个口语化的歌剧，关于三个神秘主义女性——阿弗洛狄忒、十四世纪法国异教徒玛格丽特·波蕾特和西蒙娜·薇依。明年，兰登书屋将会出版《解构创作》——同名歌剧——以及一些新诗与随笔。二〇〇二年圣诞节后，我们开始了以下访谈。因为季节的欢愉让她疲惫，她躺在一张橘色棉绒沙发上舒展身体，之后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期间喝了许多乌龙茶提神）。 埃特金：我想从你的诗《诗节，两性，诱惑》开始。阅读时，我因为诗中间一句停下来：“我个人的诗是一种失败。”我好奇两件事：你所谓你个人的诗是什么？以及你真觉得这是一种失败或感觉只有诗中人物才会谈论吗？卡森：这个，我觉得诗不同，它的个性渐变会有差异。有些似乎疏离了我，而有些渐渐亲密起来，总而言之，那些逐渐亲密的诗无法表达我想通过它们表现的东西。诗中的个性是真实的，且如我一般，我也是真实的。埃特金：比如，当你回首《玻璃随笔》时，你觉得它是个人的诗吗？你会把它当作一种失败吗？卡森：我把它当作一种在高层周围的混乱事物，我想在深层方面理解这些。我确实觉得它能够记录感官与情感事实——构筑一种令人信服（物质生活与情感生活）的外观。但当我写《玻璃随笔》时，我也想做些事，即我会称这种领悟为生活的感受，而我觉得我做不到。我也不明白那样做会如何，但如果你读弗吉尼亚·伍尔夫或乔治·艾略特的作品，会有一种你无法领悟的芳香——你脑海中，与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共鸣的味道。当我思考我的创作时，我感觉不到它。埃特金：所以这仍是你持续不断的个人经验的一部分吗？卡森：嗯，有可能。但人们如何评价那些事呢？埃特金：或者对你而言，它也许是一种失败，但对获得它的其他人而言，它会是一种成功吗？卡森：我想是的，对他人而言，这种捕捉情感事实的外观是有用的，因为这会唤醒他们思考，唤醒他们对自己行为的理解。可我仍觉得自己无法终止这种思考。埃特金：《诗节，两性，诱惑》中另一句：“我应该无法忍受”——这句诗让我一下子想到你身为作家所表现出来的严谨和意味深长。卡森：我记得这句诗犹如冰川在黑暗中刺激我。我感觉一艘船驶向南极，之后突然出现冰川，它缩小了黑暗，我就写下了这句诗。我想我必须做和我决定的事对人的影响会有准确性。我根本不知道那件事的缘由。
埃特金：那么这本书是源于一首古典挽歌，对吗？卡森：它源于古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写于公元前一世纪的一首诗，当卡图卢斯住在意大利时，他的兄弟死于特洛伊。卡图卢斯去小亚细亚的特洛伊旅行，然后埋葬了他，并写了这首关于他兄弟的诗，其诗中有首副歌，即《别离与辞别》（ave atque vale ，goodbye and farewell）。我在书中打印了这首诗歌的文本，然后拆分了它。我读过一篇文章，里面引用了T.S.艾略特的一句话“诗歌即标点符号”。它承继了雅克·拉康的引文：“我们读诗的理由，不因为其智慧，而在于分解智慧。”我觉得这简直太酷了，因此在这本书中我分解了卡图卢斯的诗，每页一个词，而且我把拉丁词汇和其词典定义放在左边，右边是对我哥哥生命记忆的残篇，右边与左边相联系。词条并不相关，我替换了它。因为我偷用了些不真实的东西，但它使左右两边更加连贯，整个作品都在诉说诗歌转化的故事，也分解了我对我哥哥生活的记忆。埃特金：你过去也用家庭相片——但几乎只作为背景。为什么？卡森：我觉得我家大部分家庭照虽然前面看起来平淡乏味，但背景令人讨厌，恐惧，又充满内容。所以我剪掉了背景，尤其是那些人们前面的阴影，以神秘的方式落入背后的部分。背景是真实的。我也在文本中用了迈克尔的一些书信，是书信中的真实片段，我母亲给他的一些回信，绘画，塑料，订书钉和其它装饰物，这些都置于书的右侧。我也尽力让书的左侧有时代的光泽，因为它是一首古罗马诗歌——用茶浸泡纸张，增加了一种神秘的深褐色暗示。埃特金：我一直好奇你对破旧事物的偏爱。卡森：从表面上看，完美让人觉得不那么有趣。比起一张有一首诗的纸，一张有一首诗又沾有茶渍的纸更具吸引力，因为茶渍增加了点儿历史感。这是一种历史风格。毕竟，对我们而言，古希腊文本都是残骸，我钦佩那种当你看到公元前三世纪造出来的纸莎草片，然后被复制，接着包裹木乃伊达几百年，继而被发现，之后被放进博物馆，又被九个不同的人一起修补，被放回博物馆，等其再次出版时会被拍照放入书中，所有这些茶渍增添了越来越多的生活经历，你可以在你自己的生活里推测它，好像衣服上的茶渍。埃特金：做书有助于你了解你的哥哥吗？卡森：没有，我觉得无论怎样我的理解都没有受其影响。我猜，这是另一种个人的失败。我最终断定，理解并不是关于悲伤是什么，或者挽歌是什么。它们仅仅在于，当某个人去世后，你与所留下的一些令人生厌的混乱东西在一起，使其变得出色。你想让它出色。但对我而言，让它变得出色，意味着要把它放到一种看起来令人激动又美丽的物品（object）之中。埃特金：你说的“物品”非常有趣。因为与诗相比，你的诗更具有物品的感觉。它们像是被建构起来的，犹如一幅画。卡森：是的，你会游弋其中。我觉得那应该是诗之所以为诗的样子，而且我认为它就是古希腊人认为的那种模仿。当我们谈及诗，其实是对读者而言，他们会把模仿当作诗应有的行动。有些人觉得那意味着诗人必须捕捉一件事的瞬间，然后在纸上完美地记录。但我觉得那不对，当写成一首诗后，它是被捕获在纸上的思想的行动；读者参与其中，就必须进入那种行动之中。他的思想重复那种动作，然后在整个动作中再次游弋，但这只是一种你自己在整个思想中，在这整个思考活动中的运动。因此，比起你在初始阶段，只有等你到达终点，你才会变得与众不同。你会感觉很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