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西某中学学生被老师要求弃考”的消息登上热搜。6月18日，南昌教育局发布通报，确认情况属实，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据报道，这位班主任劝初三学生放弃中考，并暗示其不报中考照样给毕业证、参加考试则需要290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事后，家长才得知孩子没有参加中考。早在2010年6月，教育部就发文强调，任何学校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劝说学生放弃中考和中途退学，或要求学生转校，或强迫学生报考某类学校。但这些年，被劝弃考的事件仍时有发生，甚至曾有学校要求“差生”签下《自愿放弃中考申请书》。中考前被劝弃考，高考前被劝走单招，万人嫌的“差生”总是被不断往外推。推去哪儿？不擅长考试、不适应应试教育的“差生”，就能够迅速适应职业教育吗？谁来接住“差生”？如何接住“差生”？新周刊记者采访了实务学堂创始人兼校长欧阳艳琴。这五年里，她通过实务学堂这个面向农民工子女的非学历职业教育公益项目，接触了大量从普通学校出来的孩子，他们当中有被劝弃考的、有在学校待不下去的、有打过工再回到这里学习技能的……这些脱离系统的孩子们，将独自面临挑战，也需要更多关注、包容与机会。
欧阳艳琴：我们学堂也有孩子经历了类似的事。她本来去年中考，老师说你也别来考了，还不如出去打工，然后她就打工去了，去年下半年来了学堂。老师明确劝学生不要参加中考，这样做其实成本还挺高的。孩子处在9年义务教育中，如果不中考，老师和学校要给家长和教育系统怎样的说法？通常，老师这样做的动因，可能是学校内部的竞争压力。学生成绩不好，会影响班级平均成绩或者老师个人的考核分数。有时候各所学校在升学率等指标上的竞争，也会影响老师的决策。除此之外，也可能是因为孩子“难搞”，不学习或者违纪违规影响其他人学习，或者有情绪问题以至于管理风险很大等。具体到这个新闻里的孩子和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我还不知道。 新周刊：据报道，家长说这个孩子的确成绩不好。如何理解这个阶段所谓“差生”的诞生和境遇？ 欧阳艳琴：初中阶段的孩子，他们的心理状况、学业和行为是很值得关注的。我们实务学堂在招生时，经常会有十三四岁孩子的家长来咨询，就说孩子在学校呆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最近几年，大家也经常讨论到，抑郁等心理、精神疾病低龄化的趋势。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挑战很大。首先是学业压力。初一下半年开始学习难度逐渐变大，初二初三更加如此，学习曲线很陡峭，如果不是一个学习能力很好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就会遇到挑战。这个阶段TA要应对各种状况，除了学业压力，还要面临着暴风骤雨般的青春期。TA开始有自我意识了，不再那么“听话”，可能出现所谓的行为偏差，比如抽烟、喝酒、沉迷手机游戏、“早”恋，更极端的还有打架等。另外，大量乡镇孩子寄宿在学校，长期处在高强度管理下，又不能随意离开。孩子内心想要自由的力量，和控制TA、规范TA的力量，总在互相拉扯。但孩子又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也不知道如何寻求支持。久而久之，孩子就有可能在学校待不下去了。所以，他们面临的是综合的问题，有一部分是不擅长学习，有一部分是情绪问题。其实这些孩子自己也困惑，成绩不行，社交不行，也不能离开校园这个环境，只有几个不太熟悉的网友，没有什么真实世界里的朋友。当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待在学校时，老师承担的管理者角色就尤为重要。如果一个学生学业搞不上去，拉低全班的平均成绩，老师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指导、管教。或者孩子情绪状态很差，老师害怕或者没有能力承担风险，可能就会劝孩子离开。
新周刊：孩子放弃中考以后，通常的路径会是怎么样的？他们会被推向哪里？ 欧阳艳琴：除了被劝弃考，也有的学生选择主动辍学或者休学。他们之后的路径我没有具体数据，但是我知道的情况是，有些是在家里面待着。如果不懂青春期的孩子，每天还和他们待在一起，家长也很难保持很好的心态，甚至会崩溃，所以家长还是倾向于把孩子送出去。家庭条件好一些的，会送孩子去一些国际学校，或者创新学校（目前在国内还很少）。也有相当多的，会把送去某种特别的“读经班”，用读经典的方式规训孩子；或者送去“特训学校”，用军事化的方式去管孩子。家庭条件没那么好的，有一些确实就去打工了，或者去中职学校。这几年还有一种“普职融合班”，把学习不那么好的孩子放在一个班，尝试一些不同的教育方法。 新周刊：去了这些学校以后，他们还能回到升学体系吗？ 欧阳艳琴：从现在的制度设计来说是可以的。这些年职校扩招，很多学校也提供了非常多的渠道，让学生升入中职，然后通过高职高考、职校直招等方式，考入高职（包括高职、大专、高技等），再拿大学文凭，甚至还可以专升本、本升硕。现在职业教育都有硕士了。所以，难点不是能不能升学，而是，再回学校能解决问题吗？对于适应应试教育、只是短期内因情绪问题导致成绩波动的孩子来说，解决掉了情绪问题，自己还希望回去参加升学考试，那回学校或许是合适的。第一，你得承认有的孩子不适合走学历教育体系。第二，也有很多孩子没有必要走升学体系。不走这条路，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更好？前提是要确认、接受孩子的不适合，但这对于绝大多数家长来说都太难了。接受之后，家长往往就可以放平心态开始探索了，看看什么样的职业是不看文凭看经验的，试试做厨师、做糕点、做生意之类的。没有这种资源也没关系，可以尝试去找培训班，相信TA最终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个自己的位置，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新周刊：正如你所说，创新学校在国内还是比较少的，上国际学校，又需要良好的家庭条件支持，很多孩子后来还是去了职校。当下我们的职校能很好地接住这些孩子吗？ 欧阳艳琴：实务学堂里去过职校的孩子给我的反馈是，多数情况下待半年就出来了。因为学校环境不好，有学生抽烟、打架，自己也感觉没学到什么东西。不知道最新的情况有没有好转。当下的职业学校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有几个问题。
第一，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一个和普通教育并行且独立的体系。它更像是同一个体系里，被淘汰下来的一个分支。我们只有一座“独木桥”，就是考普通高中和大学，一些上不去普通高中的孩子，就被分流去了职业学校。家长、老师都认为，这些孩子就是不如那些上了普高的，很多家长也只是把职业学校当作孩子的托管机构，这个心态就不对。
第二，很多职业学校并没有办好。要办好职业学校，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比如要跟市场紧密关联，了解市场的动向，能够提供市场需要的培训；要有好老师，老师就泡在真实社会里、职场里，能够提供一线的职场经验。但目前职业学校的老师，大多数也是普通教育出身，大学毕业后就到学校任职，没有职场经验，也不懂职业是什么，更多的还是在教学生考试。
第三，职业学校被家长赋予了托管、升学的意义，上职校就变成一种曲线救国，孩子还是继续走升学这条路，本质上并没有解决走向职场的问题。进到职业学校的孩子，大部分是不太适应书本学习的，你还是用考试升学那一套来教，他就不太可能找到他自己擅长的东西。这一切需要系统的改变。当然，这几年我也听说，有些发达城市的职业学校做得不错，与企业结合紧密。我们还有一个学生，在青海一个僧人发起的职业学校上学并读完了，他对那里评价很高。 新周刊：正如前面说的，一方面职校不够好，另一方面，家长也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不适合应试教育体系。为什么这么难接受？ 欧阳艳琴：不只是所谓“差生”不适合应试教育体系。有的人甚至读到博士了，才发现自己不适合学术。他们不是没有渠道了解相关信息，更多是心理层面不能接受，觉得不持续升学的话，面临的其他压力更恐怖。身边所有人乃至主流价值观都告诉他，只有走升学道路才会幸福。大家的道路还是高度趋同了。所有孩子都期待同一个梦想，做一份坐办公室的稳定工作，不需要付出太多体力劳动，稍微动一动脑就可以完成。但这类岗位，已经承接不了这么多大学生了。结构性失业，也意味着大量制造业、服务业工作没有人做。 新周刊：是不是社会环境对他们还不够包容，也让他们不敢走这条路？如果社会上是一个重学历的氛围，他们可能面临学历歧视等问题。 欧阳艳琴：我们的确希望社会更包容。但包容性是怎么来的？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我们的老师不断告诉学生，只有大学文凭是敲门砖，承诺考上好大学就会有轻松体面的工作；我们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走出大山、去过有尊严的生活，这本不过分，但很多家长不能接受孩子“学而不优”。但我们不能一味抨击却又什么也不敢做，还是去走跟别人一样的路。所以，我通常会对孩子说，抛开社会观念，我们作为个体对自己负责的话，可否去反思一下，那种坐办公室的稳定工作，真的是我想要的吗？稳定是你从小以来的追求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主张，只是那颗种子被藏起来了，被我们以为我想要的东西、大家都想要的、趋同的东西掩盖了。职场不是单一的独木桥上的竞争，它有多元的逻辑，经济越繁荣会越多元。某种情况下，我认为职场是公平的，民营企业老板也非常务实， A企业不招我可以去B企业、C企业。但如果都想考公务员，那的确竞争很大。纪录片《高三》中翻墙的差生，后来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图/《高三》）
新周刊：从父母或者社会层面来说，如何接住被系统甩出来的孩子？ 欧阳艳琴：需要为TA做的事很多。除了技能层面，保证他们的社交生活也很重要，这是孩子离开学校后最困扰他们的事儿。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同伴情感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之间会交流、会互相想办法。我们无数次发现，同伴的帮助比老师的帮助还来得更直接。另一个挑战是，孩子离开学校后，谁能来承担教育责任？或许职业学校、师傅可以教技能，但谁来扮演类似导师的角色，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良好的性格？这件事很难靠父母。到了青春期，孩子就是希望和父母保持距离的，父母参与太多，孩子反而很难成长了。此外，普遍情况下，绝大部分父母好像也只能承担养育的责任，没办法承担教育责任了。像我们这种辅助机构现在越来越多了，大家都来做这方面的事儿。但我们的机构很小，只能接住很少的孩子。 新周刊：就你所知，被劝退的和主动逃离升学体系的孩子，是否不一样？
欧阳艳琴：我们有一些学生，是曾经考上过普通高中甚至大学的，但还是主动选择离开传统教育体系。这些孩子有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和驾驭文字的能力，可以够着比如像新媒体这种工作。相对而言，没考上高中的孩子，纯做文字类或对语言表达要求高的工作会难一些。不同行业对不同技能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但就思维的灵活性和主动性来说，有些成绩好的可能被规训得更厉害。
不管是被劝退的还是主动逃离的，我们都会告诉他们，不管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你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了，开始去进行你的职业探索了，要主动给自己设立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了，我们会陪着你把这个目标实现。
新周刊：以你的经验，离开这个被广泛认可的升学体系后，如何再次建立这些“差生”们的信心、帮他们找到自己的路？
欧阳艳琴：首先，我们不会二元区分“差生”“好生”，孩子们都是“珍贵的普通人”，各有优缺点，但都是值得被爱的。也不是说一来学堂，孩子就变成“好生”了，那是魔法。不过这些孩子确实会有一些既有的心智模式，是很难被打掉的。比如不够主动，什么事情都等别人安排好；比如过去有特别多被否定的记忆，有什么憋着不说、不反抗，只会逃跑或者放弃，这点我还挺心疼的。
行为能力的提升、习惯的改变、心智模式的改变，需要很长时间。光靠说是没有用的，那只是“洗脑”。有种学习方法叫“做中学”，我们会陪着他学习，找到自己的位置，陪着TA走入职场。另外，在学习科学中有一个叫“脚手架”的理论，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类似“脚手架”的支撑，帮TA把问题拆得足够细，让TA能够一点一点往前走、爬上去。
我们的学生会更早地进入职场，一般都是做基础性的工作，然后在工作中发现一些非常细的问题，再在学堂的定期复盘会上沟通这些“小事”，帮他们区分遇到的批评和否定是对事还是对人，分清楚自己的权利和责任，分清楚我在创造什么价值，判断自己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是成正比，从而形成独立的人格。
比如有个孩子最近刚进职场，跟老板说放暑假了，要请两周假回老家。老板说，你能不能少请一点？他回来问我，老板是不是PUA他？我说这是小团队，两个星期太长，职场也没有暑假。他后来就理解了，干脆没有请假了。
至于自信的建立，大多是发生在得到肯定反馈之后。我调研的时候，遇到一个初中读完去学厨师的小孩，他说他觉得工作后自己变聪明了，因为他不会的东西就问，问了就搞会了。而且技能不容易遗忘，学会了就是学会了。以前在学校，他们通常不敢问，生怕老师觉得问题太简单。
我们有一个毕业生，2018年（实务学堂成立之年）秋天来，2019年秋天就开始实习，现在已经在公益教育行业全职工作3年了。
最近我们还有个同事去做月嫂了，这也是有晋升和发展空间的工作，只是跟“大厂”不一样而已。很多工作不需要学历，也未必是纯体力劳动，它更需要爱心、责任心、经验。
也许这样的事足够多的时候，大家就会更有信心了。但这是一个挺长的过程，需要孩子们大量地、实事求是地去做事情，花时间体验真实的事情是怎么做，积累经验和方法。没有一条道路是可以让人轻松地走向成功的。
新周刊：国外职业教育的哪些案例可以借鉴，来帮助培养这些并不擅长书本学习与考试的孩子？
欧阳艳琴：德国是在孩子初中之后就分流，一部分走学术，一部分培养成一些技术工人乃至工程师；美国则是高中以后分流，大部分人都接受到了高中的基础教育。我个人的观察是，一些基础的写作、逻辑能力，在高中其实就能学到了。之后如果没有专业方向，孩子就可以早点出来工作，或者Gap一段时间之后去工作，再回学校。在工作、职场上学的速度，会比在学校快。单纯为了去刷学历的这种学习，没必要。当然，要是想从事法律或者医学这类专业性特别强的工作，还是要上大学。
其实，都不用说国外，我们可以回头看，100年前，陶行知就开始讲生活教育。几十年前，农村的穷孩子想在社会上立足，随便教他个一技之长，他马上就会去干。从我自己来说，我的表兄弟姐妹有很多是初中都没读完的，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成家立业，过上了很好的生活。
归根结底，就是希望家长接纳孩子可以走不同的路，让孩子去承担他自己的责任，也没那么难。同时，做好职业教育非常重要，希望那些关注到育人和技能的职业教育，可以更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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