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退休副镇长当律师,66岁詹肇成缘何身陷伪证罪?

2018-01-19 魏蜀 谷雨实验室


詹肇成律师以来拍过三张证件照片,不过都是在60岁以后。


从退伍兵到木匠,再到自考大专生、退休副镇长,将近60岁才当上律师,爱较真的老詹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撰文/ 魏蜀「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秦旭东


2017年12月18日,上午9点多,詹肇成和女儿詹燕出发去成都双流机场。这一天是他67岁的生日,他没有给自己庆生,却马不停蹄地赶往河南许昌,准备旁听第二天的一起刑事案庭审。


他是30多天前才恢复自由身的。因为被控“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俗称“律师伪证罪”),此前詹肇成一直被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在身陷囹圄之前,他只是一个寂寂无名的老律师,从来没想到,在2017年的这个夏天,他会成为著名的“李庄案”之后,又一起“律师伪证罪”的当事人。


刑事辩护律师被普遍认为是与公检法等政法机关“对抗”的职业,“律师伪证罪”是中国律师执业环境的晴雨表,多年来呼吁废除这一罪名的呼声此起彼伏。


作为一名60多岁才入行的老律师,詹肇成身上并没有什么特殊标签,缘何遭此罪责?


退休副镇长当上律师助理


四川蒲江县,位于成都市西南与眉山市、雅安市交汇处,是四川“进藏入滇”的咽喉要道。人口只有26.6万,也是成都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城。


1950年冬,詹肇成出生在蒲江西南成佳镇的一户农家。家里兄弟三个,妹妹两个,他排行老二。儿时家里生活负担重,经常吃不饱。1966年“文革”开始,刚上初一的他连书也没得读,只能回家参加农业劳动。


到20岁那年,詹肇成参了军。部队驻扎在山西洪洞、霍县(现霍州市)一带。他勤学肯干,“表现好”,是部队里的积极分子。


当兵五年多,1976年3月,25岁的詹肇成退役回到农村。文革结束后,不正常的国家和社会秩序逐步好转,詹在乡里当了一名木匠学徒,后来成了木匠詹师傅。周边的人说,他是一位好木匠,打桌子椅子柜子有一把好手艺,还带出了八位木匠徒弟。


但詹师傅并不安心做一辈子木匠。1986年,已经35岁的詹肇成参加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那时候,高考虽已恢复数年,但上大学的机会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然稀罕。在詹肇成开始报考的时候,自考的专业寥寥可数。他最初报考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后来听人说法律专业更好,就改了专业。他邮购了法律专业的自考教材和辅导资料,“对社会主义法制,觉得很有希望。”


他连初一都没读完,又是农民身份,要自考大专当然是很困难的,但好在他在部队时就爱看书看报,还搞过连队宣传,积累了一些知识。在做木匠活之余,他大量地啃书。1990年,他取得了专科文凭,成为蒲江县的第一批5名自考大专生之一。


詹木匠就这样进入了法律行业。他当上了当地法庭的人民陪审员,还领工资,被人尊称为“詹法官”。也是在那一年,蒲江县党政系统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公务人员,限定报名年龄为41周岁以下。


詹肇成时年不惑,正好符合条件。他成功考取了老家成佳镇上的公务员,也是全镇干部中唯一有大专文凭的人。之后,他当过司法所职员、镇政府办公室主任,干到副镇长和镇人大副主席,于2002年52周岁时办了提前退休。


一个木匠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老詹的经历也算是当地一个励志故事了。但到了此时,他真正的人生传奇才刚刚开始。


蜀中麻将之风颇盛,退休老头老太多以打麻将消磨闲暇时光,詹肇成却闲不下来,他去县里一家律所当律师助理,并且买来全套司法考试资格用书苦读,准备考律师资格。


考了12次,当上不赚钱的律师


其实,不知满足的詹肇成在镇政府工作的第二年就参加了律考,但没考过。他向别人解释,年龄大了,记忆力差,是自己没有成功的原因。第二年他又继续考。后来,律考改为司法考试,他这个专科文凭不能考了,才停下来。再后来,司法部出台了对部分欠发达地区实施照顾的“C证”政策,放宽了这些地方的报名条件,他又重新参加司考。


自1991年始,詹肇成为实现“律师梦”总共考了12次之多。别的老头老太都笑话他说,你考了那么多年都没考过,这么老了还考啥子考,还不如在家打牌。他并不与他们争辩,自己接着考。


2008年,57岁的詹肇成与二女儿、本科学历的詹燕一起走进司法考试的考场。这一次,父女二人双双通过,父亲还比女儿多考了两分。


此后,父女二人一同进入蒲江县当地一家仅有六七名律师的小律所——四川广定律师事务所实习。这是一家开在住宅区院子里的律师事务所,条件简陋。实习期间,詹肇成就办了一起命案——镇上的一名男子,抢劫杀害女雇主后躲藏到山林里,被警方通缉。经他劝说后陪同投案自首,后被成都中院一审判处死刑;他参与了二审辩护,做了很多工作,还亲自给死者家人写道歉信请求谅解。最终,四川省高院改判被告人为死缓,被告人保住了命。这件事,还让老詹上了当地的报纸。


2010年4月10日,还差不到一年就60岁了的詹肇成,拿到了律师执业证书。他和女儿一道,成了广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父女成了同事。


詹律师至今仍对司法部的“C证”政策极为感谢,因为正是这个政策,才使他本已破灭的“律师梦”得以起死回生。律师证来之不易,他热情洋溢地投入到了工作中。


一起医疗事故案件,因为涉及当地的维稳对象,又收不到多少钱,当地没有律师愿意接手。但当事人求到詹律师,他却不忍心拒绝,费劲心思,最终促成了双方达成和解。


执业几年,詹律师接了不少费力不讨好的业务。他办理最多的是法律援助案件,有近百件之多,这些案件,大多只能收到司法局拨付的数百元。


女儿詹燕也是律师事务所的内勤,她最了解父亲的收入。她说,父亲做律师,根本不赚钱,甚至赔钱,因为来找他的,都是别人不愿意接的案子,他却乐此不疲,幸好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詹肇成的妻子也说,从不记得他往家里拿过钱。


有一年冬天,詹律师接了一个当地农民工在东北工伤死亡的案子。他从四川到吉林,不辞辛劳,终于帮助家属要回了死亡赔偿款。但是,原本双方说好的数万元律师费,此时家属却反悔了,只给了6000元。从东北回四川,要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对方只给他买了张硬座票,让60多岁的老律师坐回来。


在詹燕眼里,父亲常常“一根筋”,接受了委托就不遗余力地帮别人,却又不时遭当事人“算计”。不过,让他伤透心的,还是后来遭遇的“律师伪证罪”。


因律师伪证罪成了被告人


2016年8月18日,詹律师又上了报纸。只是这次,他是作为“律师伪证罪”的当事人被报道的。这篇题为《涉嫌引诱他人作伪证成都两律师上法庭》的报道,震惊了中国律师界。


此时,詹律师和他的一位同事——34岁的刘勋律师已被关押了7个多月。报道发出的前两天,他和刘律师已被押上法庭,接受审理。案由是两人因两年前的一次调查取证,被指控为“辩护人妨害作证罪”。此时就等着案子择期宣判了。


在成都青羊区法院的法庭上,詹、刘两位律师坚决否认有妨害作证的行为,陈武等四名当地的辩护律师,也为他们做了无罪辩护。


中国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俗称“律师伪证罪”,被称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多年来一直引起巨大非议。


法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中国的刑事司法中,公权力强势而辩护方权利保障不足,作为制衡公权的律师,一方面职业权益难以保障,比如业界总结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旧三难”,以及申请调取证据难、法庭质证难、正确意见采纳难的“新三难”。


另一方面,刑辩律师还面临着巨大的执业风险,律师伪证罪常常成为职业报复的武器,多年来屡试不爽,很多律师因此身陷囹圄,业界一片哀怨。


2012年的刑诉法修订,对律师伪证罪的追诉,增加了原办案机关回避的规定,看似有所进步。之后,对律师行业的严管以全方位之势推进,但直接以“律师伪证罪”来起诉律师的案件已少见了。


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詹、刘两位律师的受审,令律师界震惊。消息爆出当日,全国三百多名律师即发出了联署声明,关注此案。这份名为《关于两名四川律师被控妨害作证案的声明》认为:“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极为重要的权利,也是辩护律师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的职责所在……对律师以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名抓捕、指控,将颠覆《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证据制度、辩护制度,也将破坏整个律师制度”。


庭审结束后数日,上海斯伟江律师、北京周泽律师迅速换下当地律师,接任詹的辩护人(刘勋的家人也聘请了北京的金宏伟律师担任刘勋辩护人,但很快被法院通知“刘勋不同意聘请北京律师了,继续委托四川本地律师”),已走完庭审程序的案件,在两位著名律师的积极介入下,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提刑讯逼供得罪了警方


导致詹肇成、刘勋身陷囹圄的前案,发生于2013到2014年期间。


根据蒲江县检察院的指控,该县大塘镇的农机经营者何恒,钻国家“对农民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的空子,找到没有购买需求的35家农户,用他们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办理购买了拖拉机、油菜籽收获机等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35台,后倒卖他人,骗取国家补贴共计129.62万元;且向县农发局农机科科长行贿5万元。


2014年9月25日,詹肇成受何恒之妻王霞委托,担任何恒的辩护人。


詹肇成去县看守所会见当事人。何恒承认自己购买农机具骗取国家补贴,但说自己实际只套取了12台,起诉书指控的其余23台,是他受不了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乱讲乱认的。


查清这23台农机具是不是何恒套取的,这成为何恒案辩护的核心。詹肇成首先把何恒关于刑讯逼供的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审判阶段,检察院要求延期审理,退回补充侦查。后来公安机关出证明,办案警员也出了庭,以证明何恒案侦查期间“没有受到过刑讯逼供”。但詹肇成要求看侦查阶段的同步录像,则始终没有看到。


詹肇成认为,涉案农机具的购买和倒卖问题,有农机具的补贴申请,有补贴银行账目往来,有农机户,完全可以查清。起诉书指控何恒购买的农机具除2台外,“其余均被何恒倒卖”,但是究竟何时所卖,何地所卖,卖往何处,卖了多少钱,公诉方并没有查清楚,也没证据可以证实。


詹律师决定自己去向当事农户调查取证。他先把何恒认可的和不认可的分开列出名单,然后通过何恒的妻子王霞联系当事农户以调查取证,同所的青年律师刘勋,协助他进行取证。


取证进行得很顺利。2014年11月4日一天,他们从早到晚,在农机店里、村民院坝里,共取到10份证词。10个证人都说是自己买的农机具,补贴款自己取得并使用,农机具已卖掉,并非是何恒骗取政府补贴。但是,第二天再去,一名已经作证的证人把证言要了回去,当着他们面烧掉了。这让詹律师对证言有些怀疑。他决定不再继续取证,但已经取得的词证,还是交给了法庭,还特别说明:并不确认真假,希望法庭核实真伪。这些,法庭也记录在案了。


公安此前也曾询问过这9名证人,说法与对詹律师说的截然不同。此时,公安机关又把这些证人传唤来重新做了一遍笔录。这些笔录全部推翻了詹、刘律师调查笔录的内容,有人说律师笔录是何恒的妻子和婶婶教他们如此讲的,以帮助何恒减轻罪责。


当年12月,何恒被一审判决有期徒刑十年零八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四千元。何恒上诉,坚称遭刑讯逼供,有23台不是自己套取购买的。二审仍然聘请了詹律师为辩护人。2015年3月,成都中院维持原判。


此时,案子算是有了结果,虽然这个结果让詹律师很不满意。他认为对何恒是否遭受刑讯逼供并没有查清楚。但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却成了公安局要抓的对象。


2015年10月27日,成都市检察院给成都市公安局发出一份《关于移送案件线索的函》,称“该案中辩护人詹肇成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王霞(何恒妻子)涉嫌妨害作证罪”。2016年1月12日和13日,詹肇成、刘勋两位律师先后被青羊公安分局西御河派出所警员抓走。


詹肇成被关进了成都市看守所,王霞却并没有被采取强制措施。警方称“王霞妨害作证情节轻微,家庭困难,配合态度好”。而且,她后来成了指控詹肇成犯罪的“污点证人”,不再是“妨害作证罪”犯罪嫌疑人。


也因为如此,在二审开庭时,周泽律师在法庭上指出,此案打击报复律师的痕迹很明显。


关押近两年,判了构罪但免刑


2016年8月16日,在青羊区法院开庭受审后,詹肇成的案子一拖就是几个月。2017年1月底(春节前),刘勋律师被取保候审,而年迈多病的詹律师,则不予取保。


66岁的詹肇成被关押在40多人的监室中。他最初还能吃得消,后来身体越来越差,先后有四五次晕倒在地,还受到胃溃疡和高血压的折磨。2017年10月因胸痛去公安医院住院一周。回到监室以后,又出现双脚浮肿症状。


案子不断地延期,女儿詹燕心急如焚,先后向四川省及中央有关部门寄信,控告当地公检机关对其父进行打击报复,“明显无罪的案子,已被羁押近2年,尚未作出一审判决,实在太冤枉!”


2017年7月18日,终于等到第二次开庭。国内多位著名刑辩律师从全国各地赶到成都旁听庭审。


第一辩护人斯伟江律师写出了2.4万字的辩护词,详细论述詹律师为何无罪。第二辩护人周泽律师更是写出了多达4.7万字的辩护词,逐一分析9位证人的问题,认为9人的证词无一可以采信。


案子终于在2017年11月14日宣判了。詹燕害怕父亲被“实报实销”(关押多久,刑期就判多久),她虽然来到法院,但不敢走进法庭,害怕面对父亲成为罪犯的那一刻。


宣读22页的判决书花了约40分钟。青羊区法院采纳了两名辩护人的大部分意见,对公诉方9项指控中的8项不予认定,但仍然留下了一个“尾巴”:认定詹律师对一名证人实施了言语引诱,致其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已构罪,但鉴于蒲江县法院并未采信该份笔录,对国家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妨害程度较轻,属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判决其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对另一被告人刘勋,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由宣告其无罪。


詹、刘两位律师当庭表示不上诉。


在看守所办完释放手续,坐在回蒲江的车上,詹肇成告诉妻子和两个女儿,法官来了看守所三四趟,探他口风,问他对本案的看法。“法官还问我,要是判缓刑,或者判实刑保外就医,我有什么意见;如果免予刑事处罚,我又是什么意见。我说只要是判我有罪,就坚决斗争到底。”为了说服他别上诉,法官一遍一遍让他写书面保证。他每次都答应了,可就是没写。


恢复自由几天的詹律师在家倒腾手机。进看守所前用的手机内存太小,登陆微信都会卡,但他舍不得换。


不上诉了,但还要当律师


詹家有不少在当地党政机关工作的子女和亲友。他们觉得现在的结果已是最好不过,要他别再上诉。在10天的上诉期里,他们多次跟他谈心,让他熬到上诉期满,一审判决书生效。


詹肇成主要担心两件事:一个是退休金。他被逮捕以后,退休金就停发了。如果被判坐牢,就不会再有退休金。二是律师证。他会不会被吊销证件,影响到未来执业。詹肇成说,不上诉并不代表他承认自己有罪,但身体不好,在里面实在坚持不下去了。


詹燕其实跟父亲很相似,都是倔脾气。经历了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她觉得父亲再做律师太危险,现在年纪又大了,应该安度晚年,不同意他再办案。


不过詹燕的想法很快又变了。2017年12月19日,她陪父亲一起,在河南许昌中院听了民生证券原副总裁王培荣涉嫌职务侵占案审理。这个案子有两位代理律师,其中一位就是为詹律师代理案件的周泽。


12月27日,詹燕因父亲的执业问题,在微博账号上发文怼了蒲江县司法局的局长。青羊公安近期已经归还了詹肇成的律师执业证,但是司法局却通知,他能否执业,需要市上开专门会议讨论后决定。


詹燕最终理解并支持父亲去做想做的事。她说,律师执业证就是律师执业的有效法定凭证,不需要谁再发文书承认恢复或同意凭证执业。为了父亲,她的文章艾特了“蒲江司法”、“四川司法”和“司法部”等主管部门的微博账号。


曾经为詹肇成辩护的斯伟江律师,表示很敬佩詹律师对职业的认真态度,但在如今的司法环境下,他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律师伍雷说,何恒诈骗案中的刑讯逼供问题,如果换做当地其他律师,基本不敢提或者只会不痛不痒地提一下,但是,詹肇成提了,丝毫不留情面,所以才给自己带来了后面的麻烦。


走出看守所的詹肇成,如今已年满67岁了。他还要办案吗?“当然,我还要回到律所去。”这位倔强的老律师如是说。


运营编辑/ 章靛 吴曙良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