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过海去冻卵

做过冻卵、成功代孕儿子的蒋佩芳律师，右为本文作者。

纠缠她近一年的焦虑和紧迫迎刃而解——三十四岁的女性，生孩子的事情还有时间慢慢来，希望就在医院的卵子保管库里。

撰文/ 王晨「谷雨特约撰稿人」

编辑/ 秦旭东

张佳觉得美国诊所的医生有点像成功学的演说家，总是热情称赞和鼓励。“放松，时间很短……你太棒了，完美！”注射麻醉剂后，她很快陷入沉睡。再次醒来，是十几分钟后，医生成功地取出了二十颗卵子。

这些卵子被先进的玻璃化冷冻技术急速冷冻，存在医院里。等到她决定好了何时想要宝宝，它们中的约80%会被唤醒，和精子进行体外授精，或移植到她的子宫，或是孕母的子宫。

张佳想好了，以后会要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一个自己生，一个找孕母生。医生的祝贺声让她觉得这仿佛是一个仪式，宣告了纠缠她近一年的焦虑和紧迫迎刃而解——三十四岁的女性，关于生孩子的事情还有时间慢慢来，希望就在医院的卵子保管库里，成本是一年几百美金。

不能失去的选项：孩子和事业

张佳现在依旧不确定，如果早两年做这个手术，她和男友是不是可以更从容地相处，不至于分手。

一年前的一个晚上，在又一次争吵过后，他们分手了。张佳离开了居住了三十多年的城市，连续半年在外旅行，确切地说，是游荡。痛苦如影随形，在数次的不眠夜里，她不断复盘从哪一刻感情开始产生变化。

有一天，她想起了一年多前一个朋友建议她冷冻卵子，理由是：趁年轻，把卵子冻起来，想什么时候生就什么时候生。她当时觉得荒谬，她和男友关系稳定，生活规律，结婚生子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她忽视了男友刚开始和她交往时说的一句话：“如果你着急结婚的话，我不是最合适的人选。”命运给了她一把好牌，貌美，家境好，工作收入丰厚，情感经历中从来都是自己选择。在这个男友之前，她遇见一个条件不错，想要尽快结婚的男人。她下不了决心，总觉得结婚生子的前提是“爱”，而不是认为自己嫁不出去了的惶恐。

这一次，对她却不一样。这个男人是她想要结婚生子的对象。但在他的规划中，结婚却不是一个当下生活的选项。一起生活一年后，面对她鼓起勇气的询问，他迟疑地说：“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但现在我没想好。”

这个足够坦白的答案，让她陷入了一种考试不知何时结束的惶恐，开始不安，两个人主动和被动的角色开始颠倒。日常生活里处处是让她情绪不稳定的炸弹，经常因为一些小事陷入强烈的失落和委屈中。

而他对她的焦虑无法感同身受。一个三十多岁，事业在上升期的男人，结婚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限制。他对两人关系再近一步的犹疑还在于，想享受恋爱的感觉，怕过早地承担家庭责任。

是否结婚这个问题像把利剑悬在那里。在她因为焦虑为某件小事发脾气时，他会恐惧：如果日常生活都有这么多问题，怎么能马上结婚呢？她更加委屈：是因为你不同意结婚，我才会心情不好发脾气啊。

她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四岁了，不知结果地等下去，很可能错过生孩子的时机。分手赶紧找一个人结婚？这更不是她的风格。他们曾分手又复合，但最终还是分开了。

她陷入一种悲观：年轻时有大把时间和对方慢慢相处时，遇不到合适的人，或者那时不足够成熟，也不知道什么人是合适的；年龄大一些知道谁合适自己，但却没有时间，不能自然而然地等到结婚的时刻。

她找了几个已婚的闺蜜，看看她们的婚姻生活。有孩子的在谈论何时要二胎，没有孩子的谈论自己的工作，很少有人谈自己的另一半，谈关于“爱”的感受。她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婚姻生活。她拿出一张纸，写出一个个选项，做减法。她要计算一下如果自己一个人过，失去的是什么，又有什么是不愿失去的。白纸上写写划划，最后只剩下两个选项：孩子和事业。

这一刻，朋友一年前冻卵的建议，像一道闪电出现在她眼前，她马上给一位做过冻卵手术的好友打了电话。

女人不能跨越的障碍

沈曼妮接到张佳的电话时，已经做完冻卵手术两个月了。

沈曼妮现年31岁，像中国城市大多数80后一样，是家中的独生女。她的思想并不传统，一直偏向于做“丁克”一族，甚至和男友交往初期，就申明自己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直到2017年夏天，她从媒体上看到徐静蕾“冻卵”的消息，徐静蕾说的一句话打动了她：“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后悔药。”

沈曼妮在美国完成冻卵后旅行途中的拍照，回国后她加入了一家海外冻卵服务机构。

向来自信果断的沈曼妮忽然对现在的决定有了一点怀疑，她不确定自己到三十五岁或者四十岁时还是不是坚持“丁克”，如果那时后悔了怎么办？

她开始查阅资料，发现自己已进入了生育能力的“下坡路”。每个女人出生以来卵巢有数以百万计的卵子，进入青春期时这些卵泡的数量下降到30万到40万。在每个月经周期，大约20个卵子开始成熟，但只有一个或两个最终适合受精。随着年龄增长，卵子的数量和质量持续下降，受精的机会也会减少。研究发现，30岁出头时，怀孕率开始下降：女性30岁时，不孕率7％；35岁时，上升到11%；40岁，开始达到33%；到了45岁以上，87%的夫妇不能生育。

31岁的年纪，比初出茅庐的新手有更多经验，又没有老态龙钟，在职场上是一个黄金上升期。在样貌上，她觉得现在的自己，甚至比二十出头时更有味道。但是对女性而言，存在着一个无法跨越的障碍：你无法自由选择生育的时机。

她不希望自己处于一个选择越来越少的被动局面，开始寻找冻卵的途径，发现在国内，未婚女性冻卵是不被允许的。

到海外去冻卵，是一个选择。她通过一个代理机构了解情况，算了一下成本，全部过程在十万人民币之内，这是她完全可以负担的。

2016年2月，上海女生YOYO在美国医生的指导下了解详细的治疗原理和方案，中介机构有双语陪同。

起初对沈曼妮的选择保持中立态度的男友，逐渐理解她的选择。在十月一日，国内的黄金周，他陪同她一起登上了飞往洛杉矶的航班。

到美国的第一步是做身体检查，在一家知名的私立医院进行，美国的生殖中心承认这家医院的检查结果。检查一共分两次，每次半小时，一次在月经周期内，一次在月经周期外。检查内容分别是性激素六项、AMH值、B超监测的基础卵泡数。如果这几项指标都合格，就开始进入为期十天的促排卵过程。

YOYO在美国诊所中抽血站完成血液指标监测测，及时的监测可以防止“卵巢过度刺激OHSS”的发生。

促排卵过程，是向体内注射激素，促使有可能发育成熟的卵子停止竞争状态，同时成熟，以便于一次取出多个卵子。这个过程在实际操作中听起来有点恐怖，由自己进行，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每十二小时，用直径0.05毫米的针，在肚脐三寸之内的范围内进行注射。她还记得打第一针的过程，把针扎进自己皮肤里，发现并不疼，一次性成功。此后的十天，每一针都进行的很顺利。

YOYO在美国完成冻卵，图为取卵手术前拍照留念。她是国内中介机构“孕动力”的第一个客户。

事业型女人有了更多的自由

张佳和沈曼妮通完电话后，把飞往泰国的机票取消，改到了洛杉矶。十二月的加州，温度如盛夏，路边的橙子树结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洒落一地。她感觉自己已逐渐脱离“游荡”的状态，进入了一次有目的的旅行。

她开始想要了解更多冻卵的信息，加州的一位朋友给她推荐了曾经做过冻卵、如今已成功代孕了儿子的律师蒋佩芳。已经四十岁的蒋佩芳律师，是台湾华人，在美国生活多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毕业后在纽约的律所从业。她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妆容精致，热情直接。

蒋佩芳律师

蒋佩芳十年前第一次冻卵源于一次偶然，她有一位好友，是放射科医生，正值育龄，得了非常严重的乳腺癌。随后的化疗会损害她的卵巢功能，医生建议她冻卵。当时三十岁的蒋佩芳听到这一消息，自己也兴起了冻卵的念头。

那时的她把所有热情都用在工作上，目标是成为律所合伙人。她不敢快速进入家庭，结婚生子。她回忆那时做决定时的心理：“如果怀孕生子有几个月不能工作，位置就会被别人替代。冻卵会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全心全意为工作奋斗。”那时冻卵的费用一万多美元，蒋佩芳说：“这只是一个名牌包的价格，我少买一点东西，少出去旅行，就多了这么重大的自由，实在太划算了。”

十年前的冻卵技术并不成熟，打促排卵针的时候，她身体出现了过敏，现在的后遗症是“不能吃芒果，吃芒果就会过敏”。十年前美国的社会氛围也不宽松，人们能理解因为肿瘤治疗等不得不冻卵，但是不能理解女性为了工作而推迟怀孕的时间。当时《纽约时报》对蒋佩芳做了一次采访，文章后面有留言对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论调大都是，做为一个女性不想自己生孩子，或者借助生殖技术生孩子，那做女人有什么意义？而这些批评她的人中许多是女性。

后来取卵和冻卵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蒋佩芳做了第二次取卵手术，这一次手术取出的卵子比第一次的时候更多。2014年，玻璃化冷冻已结束临床试验阶段，在诊所大规模推广。作为人体中最大细胞的卵细胞，含水量非常高，以往的技术在冷冻卵子过程中会产生冰晶，这会破坏卵细胞的结构，而玻璃化冷冻技术不会产生冰晶，复苏后的卵细胞受精和妊娠率和新鲜卵细胞的数据相当。

美国的社会氛围也有了明显转变，美国一位生殖中心的医生介绍，2009年，在辅助生殖领域只有5%的比例是女性冻卵，主要是癌症病人。但到了2013年，冻卵成了生殖中心第三大业务，主要是健康女性为了保持自己的生育力而做的选择。

蒋佩芳律师

第二次取卵时的蒋佩芳，已37岁，如她所愿，她成为律所的合伙人，并和一位华人医生结了婚。丈夫是家中独子，他们家庭想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希望赶快有个孩子。

她的工作依旧非常繁忙，因此选择代孕的方式，用自己冷冻的卵子和丈夫的精子进行体外受精。试管婴儿可以选择性别，他们选择了一个儿子。胚胎成功地移植到已有一次成功代孕经验的美国女子的子宫中。孕母生产时，她一直在旁等待，看到自己儿子的一瞬间，她非常感动：“这个小孩很像我，我觉得很奇妙，自己和一个生命产生了联系。”

孩子出生后，蒋佩芳并没有像丈夫期望的那样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她坚持自己的事业。后来他们和平分手，蒋佩芳成了一个独立又快乐的单身妈妈。看着慢慢长大的儿子，她很庆幸自己做的决定。在工作上，她可以像男人一样去奋斗，在生活中，她也没有牺牲自己做母亲的权利。她感谢现代医学，打破自然规律带给女性的限制，给了事业型女性更多的选择。

蒋佩芳说，女人选择代孕，可以给孩子的爱并不会少，就像男人自己不会生孩子，不代表给孩子的爱少了。

这次体验之后，她沉浸于辅助生殖给人们带来的自由选择中，在洛杉矶成立了自己的机构，为代孕人群提供法律服务。

为什么漂洋过海去冻卵

沈曼妮和蒋佩芳一样，自己冻卵之后投入了这个行业。她现在是一家致力于单身女性海外冻卵机构的合伙人。

这家机构的创始人李浥菲2014年还在美国一家500强公司工作，参加夏威夷的辅助生殖大会时了解到“玻璃化冷冻”技术，后来回国创业，主要业务即是和海外医疗机构对接，为有此需求的单身女性服务。

李浥菲前往生殖中心胚胎实验室，学习玻璃化冷冻技术。

在美国生活多年的李浥菲观察发现，美国的女性，很少有生育的压力，她们一般都出生在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父母一辈不会给她们和她们未来的丈夫传宗接代的压力。美国男人也不会因为某个心仪的女子年龄大了，可能无法生育，而拒绝和她交往。如果女方不能生育，而他们又实在想要孩子，领养小孩或者利用捐赠的卵子生一个孩子，都是可能的选择。因此，在美国女性的生活中，是否能生育几乎不会成为一段关系的决定性因素。

但在中国，情况截然不同，80后大多是独生子女，传宗接代的压力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这一代人身上。中国的女孩们大都和男孩一样受到良好教育，她们的事业心，在职场上拼搏的动力远远高于上一辈女性。有一些人不愿因为结婚生子牺牲自己的职业黄金期，可能失去做母亲的机会。

30到35岁的女性是冻卵的最适宜人群。李浥菲说，“这个时候的女性，职场在上升期，已经有一些生育压力。许多女性依旧没有进入婚姻，这时为了做母亲仓促相亲结婚，隐患巨大。这时的卵子质量尚可，在社会心理需求和生理基础上都非常适合做冻卵。”

2015年刚创业的时候，李浥菲的咨询者多数年龄偏大，主要是79年、80年出生的女性，还有一部分77年、78年出生的，年近40岁。2017年以后，咨询的人群越来越年轻化，82年到85年出生的女性群体明显增长。到海外冻卵的客户，已从每年几十例增加到一百多例。

张佳重复了沈曼妮一样的步骤。她再次到洛杉矶时是春天，路边的橙子不见了，桃树上已经开始结果。生命的更迭交替，让她莫名感动。

在洛杉矶的生殖中心里，流程非常简单，医生们没有看她事先准备好的各种证件，仅仅在交费的环节，看了一下信用卡上的名字和她本人的名字是否相符。监测到优质的卵胞后，医生给她注射了破卵针，这一针相当于给那些卵子下了命令，让它们准备排出。36小时后，手术进行。

她确定这将是游荡旅程的最后一站。冻卵花费的十万人民币，是她为期半年的旅行中购买的唯一“奢侈品”。以往的海外之旅，同样数目的钱会变成她柜子里名贵的包和鞋子。

但是对大多数中国女性，海外冻卵依然是付不起的奢侈品。中国的辅助生殖技术完全可以完成“冻卵”，为什么一定要花费重金到海外？

按照卫生部发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等相关规定，女性只在两种情况下才可以到经批准的医院冷冻卵子：一是有不孕病史及助孕指征的夫妇，在取卵日丈夫取精失败并不接受供精；二是希望保留生育能力的癌症患者，在手术和化疗之前可先进行卵子冷冻。其他情况下，即使夫妇双方想推迟生育时间，妻子有结婚证和准生证也不能实施冻卵。而未婚女性更是被禁止进行包括冷冻卵子在内的辅助生殖类手术。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规定制定实施较早，当时冻卵技术还不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

目前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松动，比如普遍放开二胎，但是单身女性即使自然生育生下孩子，要落户也面临重重困难，比如高额的社会抚养费。而户口是和教育等一系列公共资源捆绑的。

目前世界上制定了人工生殖法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20多个中国一样，限定已婚夫妻才能使用人工生殖手段。在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允许单身女性冻卵，但她们即使保有健康的卵子，也无法在结婚之前人工受精成胚胎，孕育子女——这也是含蓄地规定了，孩子必需是婚姻的产物。

在辅助生殖领域，欧美国家对单身女性的选择不加干涉。张佳和沈曼妮不仅仅想要冻卵，她们也有可能未来需要寻找孕母。中国的法律禁止代孕，不过有关地下代孕市场的报道不时见诸新闻。

代孕合法化的地区更为有限。比如英国、荷兰允许代孕，但禁止商业代孕，而瑞士、法国、德国等国明确禁止代孕。而美国的部分州，单身女性冻卵和代孕都是合法的。蒋佩芳居住的加州，是对女性的生育自由最宽容的州，在那里，冻卵后，你不仅可以选择何时，也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拥有自己的孩子。

在手术结束后，张佳看到蒋佩芳的微信朋友圈中里她儿子的照片，两人有着一样的大眼睛和酒窝。她仿佛也看到了自己未来的某种可能性。

文中的张佳为化名

运营编辑/ 章靛 吴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