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首先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她们还想做一个负责的妻子，称职的妈妈，孝顺的女儿。每一个社会角色，她们都想要做好。她们想要完美。这是一个关于安全感的故事。选择冻卵的女性，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其中有一半来自金融圈，另一大人群是名人和网红。我们访问了几个上海的高知女士，她们“果敢坚决”，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了做自己的主人，攥紧自己人生的掌控权。
冻卵，是她们能用金钱和科技，换取自由的唯一机会。
撰文丨袁琳
编辑丨金赫
出品丨工作室
初老带来的恐慌
去美国冻卵的想法是从被催婚开始的，母亲会不动声色地把男人塞给她——有时是以谈业务的名义。7月的一天，贝拉为此跟母亲吵了一架。那天，母亲说有个合作伙伴，让她去对接一下。贝拉郑重其事地加了对方微信：“期待一起合作。”对方一头雾水，向她坦陈：自己是被告知来相亲的。贝拉很生气，她不排斥相亲，但她排斥的是“饥不择食”。还在美国留学时，催婚就开始了。母亲每周跟她通话都旁敲侧击，暗示“今天去参加×××婚礼了”，“最近心情好累啊，看到别人家都有小孩，可好玩了”，甚至开始在电话里委屈地掉泪。她担心女儿生育能力下降，“孤单什么的倒不是问题”。被催急了，她就告诉母亲：不就是想要个孩子吗，这个问题我可以解决，我去把卵子冻上。母亲听后反问：不如直接做个试管，培育个龙凤胎？——先找个人把婚结了，感情嘛，可以培养的。贝拉回击说：要不我去买个外国人的精子，改善一下我们家的基因？事情聊崩了，两人冷战了好几天。直到她开始感到身体上衰老的痕迹，尽管她才27岁。一天清晨，贝拉起床照镜子，惊恐地发现，自己脸上长了人生的第一颗痘。她自小皮肤好，白里透红，读书时用水洗一下就出门，从没长过痘。这颗痘像一枚隐藏在身体里的炸弹，一下在她脑子里炸开：衰老开始了。类似的症状像烟花一样，在她生活里噼里啪啦地同时炸裂，提醒着她身体的种种变化。她的皮肤开始变差；偶尔熬夜到两三点，第二天起床身体会很累，脾气暴躁，想骂人；工作太累，有时会偏头痛，记性也不如从前；从来例假没感觉的她，现在也开始感到难受了。贝拉很长时间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恐慌从四面八方涌来，她开始担心成为“剩女”——她对男女感情向来冷感谨慎，朋友有时开玩笑会说她孤独终老。这个问题，现在开始露出了一点点尖锐的锋芒。母亲的话：再不结婚，以后生孩子会有困难的。贝拉举了个例子来描述自己的心态：我从小是不怕虫子的，但爸妈一直告诉我，虫子是咬人的，从此我害怕虫子，但我其实连虫子都没摸过。他们一直告诉我，你到30岁就是剩女了，就贬值了，我知道这个观念挺傻的，但身边全是这样的信息，万一真是这样呢？记录生理期的APP，充斥着年轻人不孕不育的帖子——这会让她胆战心惊。生活中时不时也发生这样的事，她知道朋友里最年轻发现问题的，才23岁。反观一下自己：常年熬夜，常年吃外卖。也许就是下一个中招的人。所有这些恐慌的叠加，都比不过贝拉对于独立的渴望和焦虑。过早的婚姻对她来说意味着枷锁。贝拉家庭宽裕，起点颇高，即使不用太大力气，她也能轻松地过完一生。但这种先天条件，反而给她带来压力，她不想靠家里，希望自己早日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证明自我价值的意愿十分强烈。她一边帮家里做一些商务工作，一边筹划自己的创业项目。同龄的朋友很多已经工作四五年，走上人生正轨，贝拉留学回来后，不愿落人后，觉得压力很大，无暇顾及其他。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大城市，最不缺的就是优秀的人。竞争和对比无处不在，她们见识过光鲜亮丽的人生样本，反向压迫到自己身上。她们害怕，害怕衰老，害怕孤独，害怕一事无成。冻卵的想法一直潜伏在她意识里，如今，她觉得不得不做了。生育在婚姻中意味着什么？徐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在一次相亲上。那时她35岁。对方是个45岁的医生，离过婚，见面时聊到之前的相亲对象，医生用一种鄙夷的口吻说：“她都38岁了，一个生不出小孩的人。”徐丽吃了一惊，在相亲的角力中，她的条件不差：上海本地人，在沪有两套房，股票玩家，一家大型外企的业务主管，刚读完MBA。但她从未想过男人可以这样评价女人：再过两三年她也38岁了，到时就是男人眼里的烂叶子。从那以后，对生育的焦虑渐渐追紧徐丽。她总会想起那个医生说的话，一边厌恶，一边恐慌。“我想千万不能到那个年纪，真的就是已经判死刑了。”这让她开始感到恐慌。我与她见面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她挑的地方。她走路慢慢地，说话也慢慢地，偶尔夹杂一些英语词汇，语气很温柔，口音是上海人独有的软糯，言谈举止还散发着少女感。她几乎每周末都相亲，断断续续很多年。但35岁是一个明显的节点。在那之前，她还觉得自己拥有挑选的权利，在那之后，周围的一切都快速发生变化。生育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件具有挑战性的事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她发现父母已经不再催婚，似乎放弃她了。今年年初，跨入4开头的年纪，徐丽用“hopeless”形容自己的心态。她感到压力前所未有地膨胀，时间太过紧迫，必须做点什么。焦虑之下，她突然想起七八年前听过的一个跟徐静蕾有关的词——“冻卵”。那时她30出头，在八卦新闻里偶然掠过这件事，觉得跟自己无关，没有太在意，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她赶紧上网查阅资料，恰巧看到一期《与卡戴珊一家同行》中，39岁的卡戴珊透露自己已经冷冻了卵子，为以后还能再要孩子做准备。冷冻卵子，是从女性卵巢里取出健康的卵子冷冻，想要生育时再取出解冻。女性每个月只能自然产生一颗成熟卵子，卵子质量最高的年龄段在25岁到30之间，冻卵通过药物促使卵巢一次性催熟多颗卵子，取出冷冻，阻止卵子随人体衰老。成功率与卵子质量密切相关。目前的数据表明，25岁到35岁的女性冻卵成功率最高，超过35岁，即使在促排手段下，卵子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大打折扣。但这并不是绝对的，身体素质好的女性，即使年龄偏大，也有可能促排出数量和质量都不错的卵子。像抓住唯一的救命稻草，徐丽立刻意识到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她筛选出一家国内可以做冻卵的公司，恰好碰见国外医生到上海参加答疑会（国内冻卵不合法，所有冻卵手术须在国外进行）。4月28日，徐丽参加线下答疑会后，立马做了决定，5月她开始吃药保养身体，下旬打针促排卵子。一切进行得很快。今年6月6日，她顺利躺在了美国洛杉矶某生育医疗中心的手术台上。
在冻卵的人群里，贝拉的年纪垫底。如果不是特殊原因，二十几岁的女性不会冻卵，不是对身体有害，而是没有必要，“二十六七你单身，冻了卵，也许过一两年就结婚了。”但这是冻卵的最佳年纪。对这个领域有多年接触和研究的邓絮阳给过一个数据：选择冻卵的女性，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他是一家跨境辅助生殖机构的创始人。在中国，近五年他接触过500例冻卵案例，从去年开始有显著上升趋势，其中有一半女性来自金融圈，另一大人群是名人和网红。但贝拉很坚持，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要用这项技术，换几年自由的时间。回国后的竞争压力让贝拉紧张。在美国工作，她的生活规律，甚至有些清闲。现在，她每天加班到10点以后，经常12点才能回家。因为一些职场小白的处事方式，贝拉常常怨恨自己。生意场上，她总是声称自己是应届毕业生，这样错误好像就可以得到原谅。她恨不得一天之内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女强人。高中毕业那年，贝拉给自己的人生做下规划：读书，创业，然后才是家庭。必须如此。她起初喜欢建筑，本科学了建筑相关专业，后来发现自己更擅长商务谈判，研究生转修管理。上学时跟朋友搞过一个创业项目，失败了。要有自己的事业，必须如此。这是贝拉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小时候，妈妈给她找过好几个人算命，每个人都说，这孩子以后是亿万富翁的命。贝拉知道是个虚话，但暗地里把它当成目标，“至少是独立强大的女性吧。”她属于这样一类人：对自己要求很高，有时到了严苛的地步。负责的妻子、称职的妈妈、孝顺的女儿。每一个社会角色，她们都想要做好。贝拉说，她很羡慕身边的一个朋友，她事业有成，家庭也很幸福：“成年人不做选择，我真的都想要。”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她愿意先做好第一步。贝拉很早以前就确定，自己一定是30岁后才会结婚的人，不管其他人怎么说。了解到冻卵之前，她回避这个问题。找到这个办法后，冻卵成为一个必须项，是人生规划顺利进行的前提。徐丽在贝拉的年纪，也是属于事业和奋斗的。她是一个自律的人，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工作、学习。领导赏识她，她卖力干活，30岁之前就靠自己的能力在上海买了房，然后是第二套。空下来，她学习经济知识，炒股赚钱，一年出国旅行一次。得知有朋友很年轻就患病，她开始有规律地健身，每天跑五公里，吃水果，喝柠檬水。她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在婚姻面前妥协。她觉得女人一定要有自己赚钱的能力，“如果没有钱，也许我很快就嫁了。”之后的一段感情断断续续维持七年，对方是个有钱的老板，但是脾气不太好，有一次在朋友面前当众指责她，虽然多年来一直想结婚，但还是分手了。37岁那年，徐丽差点就走进了婚姻。她交往了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男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当时徐丽正准备读MBA，对方希望她放弃。“他一直给我讲这个好浪费时间，影响生活。”徐丽说，她不理解为什么结婚一定要她放弃自己的规划：为什么要自己来做那个回家烧饭的人？她不顾男友意见读了MBA，两个人渐渐疏远了。“当时我确实很想结婚生子，但我父母从小教育我，应该独立自主啊，要工作出色啊，对吗，这个时候我就对婚姻有很多问号。”徐丽说，“毕竟在这个年代，在上海这个城市，要想完全依赖别人，还是不太可能幸福的。”杨雪发现自己不信任男人，是大学毕业那一年。她原本有一个稳定的男友，对她非常好，她一度考虑过跟他结婚。但那时杨雪的母亲突然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半年不到就去世了。“如果她没走我可能早就结婚了。”杨雪说，当时母亲已经认可这个男友，希望她按照多数人的轨迹去生活。但母亲的去世给杨雪冲击很大，改变了她的价值观：母亲30岁那年，因为父亲出轨，两人离婚，杨雪和哥哥由母亲抚养。杨雪一直觉得母亲深爱着父亲，此后几十年没再结婚。让杨雪感触最深的事发生在母亲患病期间，检查出癌症晚期后，母亲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要让他们爸出现。她当然早已原谅他了，“我猜，她是不想让他看到她柔弱的一面。”杨雪说。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母亲彻底倒下了，送到医院去，父亲终于得以去看她，母亲见到他的一瞬间就哭了，彻底失控。在杨雪的印象中，母亲几十年来独自抚养他们，一直表现得很坚强。杨雪曾经怨恨过父亲，替母亲感到不值。母亲去世后，她仔细考虑了自己和男友之间的关系，发现自己始终不能全身心投入到感情中，过去每一段感情经历都是如此。她不想太早结婚，想顺着自己的心走，就选择了分手。后来遇见一个北京的女孩，两个人在一起，她说第一次体会到投入的强烈感情。“跟女生在一起我比较舒服，”杨雪说，父亲早年出轨，哥哥是花花公子的性格，带给她的影响很大，导致她对男人天然地怀疑。“我害怕失控，害怕爱上他后会受伤。”但从两年前开始，她突然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她跟当时的女朋友郑重地提起这个问题，“我们生个孩子吧。”她对女友说。杨雪很渴望家庭，她渴望稳定的关系，她想要用自己的卵子，买精受孕，再用女友的肚子生下来，这样孩子跟两个人都有关系，是她们共同的结晶。女友敷衍地回答了她的请求：“没有这个必要吧，太麻烦了。”她至今没有跟家里人坦陈她的性取向，女友也是。一个孩子，意味着更多的解释成本。女友的反应让她很失望，她觉得她们的关系到达一个瓶颈，需要新的元素来激活，但显然女友并没有太长远的计划。后来她们分手了。杨雪还是希望有一个孩子。她今年34岁了，突然变得恐慌，觉得自己已经进入中年，生活和事业都理应到达一个高度。去年她离职，和朋友创立属于自己的公司，工作繁忙劳累，对于稳定家庭的渴望更强烈。她一个人住在上海100多平的房子里，有时觉得有些无聊。技术给了杨雪拥有自己孩子的机会。她选择先把卵子取出来，等有了合适的伴侣再生。徐丽对婚姻关系也有很多疑惑，很多恐惧，始终找不到答案。她也不太相信男人，更愿意相信自己。朋友的婚姻经历让她胆战心惊。徐丽的一名大学同学，立志在30岁时一定要完成婚姻大事，她身体不好，老公在经济上帮不上忙，怀孕期间只得拼命工作，她告诉徐丽：“我能不工作吗，生出来谁养？”孩子生下来，她又和老公打了三年离婚官司，为了摆脱对方，最终带着小孩净身出户。这件事让徐丽感到害怕。“我朋友衰老得特别快，因为太累了，现在外形就跟我妈妈一样。”徐丽感慨。她觉得自己还做不到为了婚姻放弃自我，见了很多相亲对象，始终没有人能给她继续走下去的勇气。30岁那年，大学同学聚会，同学们大多结婚有小孩了，徐丽观察她们每个人的状态，没有一个让她觉得是幸福的。有的抱怨痛苦的生娃经历，有的为孩子学区房头疼，有的事业很成功，但为了照顾孩子，出差必须当天飞当天返，过得十分辛苦。徐丽对比一下自己的生活，“觉得活得挺轻松的，一点也不羡慕她们的人生”。冻卵能带来什么？多少人会真正使用那些卵子，受孕的机会有多大，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对于多数选择冻卵的女人，最重要的意义是安全感。贝拉坦言自己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人。她寻找过问题的原因，记忆一直追溯到小学时代。父母生意很忙，经常出差，她经常被寄存到别人家里，这里住两天，那里住两天。寄人篱下的生活让贝拉养成小心翼翼、患得患失的性格。她担心主人不开心，不自觉地看脸色行事，洗过澡后，一定要把花洒和水龙头掰回原来的位置，“我尽量让自己像隐形人一样存在在这个空间里。”她在生活的很多细节上寻找安全感。周末在家，她可以花一整天时间做一顿精致的饭，再心情愉悦地独自吃掉，或者戴着耳机听城市导航，在上海弄堂里寻找有意思的小店。我们聊天时，她一直怀里抱着一个抱枕，后来换了坐的位置，她特意把那个抱枕也带过去。她喜欢去同一家餐厅吃饭，坐在同样的位置，吃同样的食物。固定的生活模式让她感到安全。她对感情十分谨慎，需要经过反复确认，才会付出真心。“我给自己堆了很厚的壳。”她说。2019年6月6日上午10点半，徐丽躺在了洛杉矶的手术台上。她心里很开心，准备这么久的一件事终于要结束了。她选择的是中美组合冻卵的方式，中国促排，美国手术。去美国之前，她在国内完成了促排注射工作——头两天护士上门帮忙注射，之后自己动手，注射位置是肚脐周围，必须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持续两周左右。飞机上，徐丽独自在摇晃的卫生间里完成了最后一次自我的药物注射。提前检查的结果是，她的卵子大概有13颗（一般20颗以上比较有保障）。医生最终给徐丽取出了15颗卵子：全部可用，超出预期。这意味着，徐丽不用做第二次取卵手术。她相当高兴，十分感谢给自己手术的医生，也感谢自己多年来的健身和饮食——同年龄的人，一般只有几颗卵子。结束后，她唯一的担忧也消失了，她不再担心在男性面前处于劣势地位。现在，他们彻底平起平坐了。手术后，她感到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被自信充盈着。在美国乘电梯时，她多次被外国人夸赞“beautiful”，多年来，她头一次被确认自己仍有魅力：年轻并不是美丽的代名词。徐丽在美国游玩了一周，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海湾地区很美，大人们在海里游泳，孩子们在海滩上玩耍，海鸥喜欢跟人互动，旁边球场有人在打高尔夫球。徐丽心情非常好，觉得人生充满希望。6月18号，在美国的最后一天，她去参观了洛杉矶的大学。在加州大学，她碰见了一名中国留学生，攀谈了一会儿。她觉得一切很美好，学校很漂亮，学生们有活力。她仔细地打听了美国留学的费用、录取条件和几率。打算以后让孩子也来这里念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