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趟差后，我发现自己无处安放肉身｜谷雨
一
我是在离家还不到5公里时接到电话的。当时我出差回京，正在出租车上，被车窗外飘进来的杨絮整得双眼迷离。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问我是不是某某某，我说是。她问，您是今天到北京吗？我说是。她又说，外地返京要隔离14天。我说我知道。
然后她告诉我，由于我居住的胡同房没有独立卫生间，只有公厕，不具备居家隔离的条件，所以我不能回家。
我问她，那我怎么办？
她说，您去别的有居家隔离条件的地方隔离吧。
她跟我解释，原先政策并没有这么严格，是最近才收紧的。我表示理解，并跟她商量，能否回去拿一趟行李——因为出差只有四天，我并没有携带多少东西。
她说，您还是不要回来了，可以让别人来帮您取，如果我们发现您回来，是会把您的出入证收回的。
事已至此，也没啥好说的了。她嘱咐我，找到住处，一定要打电话向她报告。是那种在北京办事时能听到的既表示尊重又原则分明的口吻。
我挂掉电话，离家还有两公里，跟司机说，您别开了，就在路边把我放下吧。
北京街头 图｜视觉中国
那是4月18日中午，我是从长沙飞回来的。长沙已连续59天无新增确诊病例，街道早已恢复往日的繁华。我居住的酒店在五一广场。每天天还没黑，就有人架上麦克风在广场上口水四溅地激情高歌，能从下午6点一直唱到半夜12点。长沙人真是又快乐又有安全感啊，我从23层高的客房窗户往下望，时常这样想。
那一天，北京也无新增新增确诊病例。政策的收紧或许跟距离北京1500多公里的绥芬河有关。截至4月17日24时，那里累计报告入境确诊病例371人。此前，绥芬河一直零确诊。好不容易控制住的疫情，又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我是那种对危机过度谨慎的人。别说一千多公里外的绥芬河，每天，光看国外疫情的发展就足以令我焦虑不已。因此，从一个并无新增确诊病例的城市回到另一个无新增确诊病例的城市，还需要隔离再14天，这我完全接受。可是，临近家门，突被告知回不了家，还是让人心慌意乱。
我背着双肩包，穿着雨衣，戴着帽子、手套和N95口罩从出租车里钻出来，好像刚从宇宙飞船回到地球的人类，双腿发软，不知何去何从。
那天北京温度适宜，清风拂面，满目翠绿。我被春光吸引，蹲在路边欣赏了一会儿，想起自己还无处可去，开始联络各方人士。
我先通知之前帮我去家里喂猫和龟的姗姗，麻烦她继续帮我养两周。然后给上司打了个电话，又将情况告诉几位朋友。上司说，实在不行，你来我家住。想了想不对，我住她那儿，她就得跟着我隔离。而且社区要求报备，万一出点啥事，我俩可能得双双担责。
朋友们也纷纷邀请我去家里住。想到可能给他们带来的麻烦，我让他们还是向各自的社区问清楚。得到的回复很一致——这些社区此时都不允许任何非原住户入住。
我仅剩一个去处——酒店。但从4月12日起，入住北京酒店需要核酸检测证明，我没这东西。上司当时正在拍摄节目，她说你别急，先来找我，总有地方让你住的。我背着重重的双肩包到达拍摄现场，她见我一身装束很是夸张，露出“你这个小怂包”的表情。我说，你看，就我这样惜命的防疫达人，竟然不被允许进入家门。
我那双洗到脱皮的手就是我注重防护的铁证。在长沙出差的第一晚，我买了瓶100毫升的酒精，4天后它已经被我喷完了。每天回到酒店房间，我都会拿着它猛喷门把手、洗手台、外套、包包、外卖包装、鞋子。另外，我还带了包80片的酒精湿巾，基本也全被我用光，我用它擦房卡、手机、电脑、桌子、椅子……还有我自己的手。
有天工作时，访谈对象指着窗外某个方向说，你看，那里着火了。我一瞅，那不就是酒店所在的方向吗？我忧心忡忡地说，不会是我酒精用量过度导致酒店失火吧——当然不是，但我真有过这样的担忧。
访谈进行了三天，每天，我都全天戴着口罩。有些地方很闷，人很多，大家时不时会摘下口罩透透气或者往嘴里塞颗槟榔。一看到他们或者闻到槟榔的气味，我就很紧张。还有一次，有个人戴一层薄薄的口罩跟我说话，我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口水透过口罩喷溅出来，分别落在我的左手臂和左眼跟口罩的间隙。那一刻，我简直要窒息了。
最后一天，我跟这位颇具知名度的访谈对象在户外沟通。我们绕着湖边散步边说。走到桥上，他说，我们合个影吧。我说我不跟访谈对象合影。他说，我话都说到这儿了，你快把手机拿出来。我说，你这样让我不知如何是好。他说，哎呀，快拍吧。
我拿出手机，打开前置摄像头。他摘下口罩，我戴着口罩，拍了张照片。拍完后，我问，我戴口罩合影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他说，你觉得呢，反正我是把口罩摘了。
我说，没事，就这样吧，万一我在飞机上感染了病毒，可别传染给你。——我是真这么想的，我之所以小心翼翼，很多时候是为了避免麻烦别人。
我们在湖边散了两个多小时步。道别时，他跟我握手，说，虽然我知道你转身就会马上洗手，又说，下次见到你希望可以看看你长什么样。
他保持了一贯的风趣幽默，而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出差回京会给别人添这么多麻烦。
二
上司替我想了解决方案——当晚先去天津过渡一晚，第二天去做核酸检测，拿到结果再入住北京的酒店。
我们开始打听入住天津酒店需满足的条件——健康码，我有。我们又查了核酸检测出结果最快的机构，北京有一家，可当天出，但当天检测时间已过。
于是，我从包里将出差时的脏衣服掏出来给上司，让她帮我拿回家洗，再次背着双肩包去了北京南站。
车站的人比往日少。可脱下口罩过人脸识别系统时，我还是紧张地憋了口气。这一场景在上午的机场刚出现过。每次，工作人员一示意可以重新将口罩佩戴好，我都因手忙脚乱碰到口罩外层，或者不小心将口罩边缘刮过眼睛而在内心呐喊：“我完蛋了！”
动车上，列车员给每位乘客测体温。我旁边的男孩温度过高，工作人员安慰他说，可能是他穿太多了。她没走，站在走廊等男孩的体温降下来。这同样让我想起几天前在飞机上的经历，飞往长沙时，旁边的男士一直在擤鼻涕，后座的男士则不时咳嗽。每当他俩有动静，我无法抑制地紧张到身体一抽。旁边的男士似乎察觉到我的紧张，后来，他鼻涕都不擤出声了，直接用手扯着口罩外层擦。
于是，当我筋疲力尽地在动车上和列车员一同等待身边男孩体温下降时，我绝望地想，我要是健健康康地回来了，结果这么折腾几天感染了病毒，那我岂不是太冤了。
天津的傍晚 图｜视觉中国
疫情的确对各行各业造成重创，天津酒店给我安排的房间很大，大到足够邀请20个人来开party。
换作平常，我可能一到房间就会打开音乐蹦迪。可是当晚，我一点蹦迪的心情都没有。一天过去，我还没吃过一顿正经饭。
朋友帮我点了外卖，我打算冲个澡再吃。冲完澡我才想起，我已经没有干净衣服穿了。我把酒店的浴袍裹在身上——像我这样惜命的人，按理应该用酒精喷雾横喷一遍浴袍再穿，但我手头已无酒精，且饿到焦虑又暴躁，我想，爱谁谁吧，那一刻，我只想赶紧吃口饭。
当晚，我累到不行，却睡得很浅。人在半梦半醒间常会陷入恐慌，一旦清醒稍占上风，我就彻底睡不着了。我想可能是房间太大加剧了我的孤独感，就用四个枕头将自己包裹住。但我还是慌，觉得“包裹”这个场景很像在坟墓里，我忍不住盯着天花板哭了一小会儿。那种恐惧当然有对病毒的害怕，但更可怕的是，我意识到，人这样独自面对苦涩世界的状态可能持续一生。这比任何琐碎之事都更能击垮我。
不过，天一亮，我就必须思考如何解决接下来的问题。上司提醒我，要跟社区问清楚14天后如何回去居住。她顺便跟我分享了从我所在片区的其他住户那儿打听来的八卦。说是一位女士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连夜在自家屋里挖了个厕所，开始居家隔离。
厕所是怎么挖的呢？我很好奇。
就挖了个坑。上司说。
那咋冲呢？
不冲，用土填。
那不是跟猫砂一样嘛。
半个月，忍着点，也拉不了太多。
我给社区打了电话，很想把这件事情分享给他们。这次，是一位杨姓警官接的。杨警官告诉我，必须有一张在某个社区或某家酒店入住满14天的证明，才能换出入证。
他又问我，您有出入证吗？我说我有。他说，那没用了，您回来了要换成带照片实名的。您在哪儿呢？
我说我在天津呢。
杨警官说，现在京津冀互通。
我说我知道，但我昨天是从长沙回来的。
他说，哟，那不行，您这可够折腾的。
我听到他跟他身边的同事说我的事，说来电话的是那个某某某，她昨天都去天津住了。
我又问杨警官，14天之后，我带证明去社区找谁呀？
他说，您来了就说您是某某某，这里所有人都知道您。
挂掉杨警官电话，我又开始琢磨动物们的事。家里一共三只猫一只乌龟。一只猫是我的，剩下两只猫和一只乌龟是朋友的，他是摄影师，疫情期间去武汉拍摄，把动物都寄养在我这儿。
留在家里的三只猫
我问姗姗，能不能去家里帮我把动物全部转移走。姗姗说行，但这会儿在房山呢，得晚上。我想，晚上的确更符合秘密转移的调性，就开始寻找可以接手动物的人。
摄影师朋友找到一位朋友接收两只猫和一只龟，我找到另一位朋友接收我的猫。我的猫用闪送送走即可。他的猫和龟不行，他的猫太重，况且，要把乌龟送走，还要带上龟粮、水缸、加热棒和日照灯——是的，在家时，每天我都要模仿太阳起落为龟点亮灯火。
于是，我又让摄影师朋友找人开车来接小动物们。我详细告诉了姗姗用什么样的工具装载动物，将三只猫的不同习性、乌龟的喂养方法告诉不同的接收人。我一边张罗这些事，一边走去天津站买票回北京。
三
到达北京，我立刻打车去大兴做核酸检测。我一边用消毒纸巾猛烈擦手，一边跟司机扯闲篇儿。他听了我的经历，说，哎哟，这两天的确又紧张起来了。事情跟首城国际小区的境外输入关联病例有关。4月15日，北京新增3例，是4月14日确诊病例家庭的密切接触者。
司机拿出社区前一天给他新换的出入证给我看。两面，一面是出入证，还有一面是身份证复印件，一证一人，实名的。
到达检测地点，检测在户外进行。过程很简单，一根棉签在喉咙深处搅一搅，当翻着白眼，快要呕吐时，检测也就结束了。
我打车回市区，前排与后排隔着塑料膜——这很常见，但这辆车的塑料膜上接着一根粗粗的管子。我问司机，这烟囱干嘛用的？司机说，这不是烟囱，这是空调，接着副驾座上的出风口。我内心啧啧称奇，疫情路漫漫，炎夏恐将至，智慧在民间啊。
疫情期间，出租车上的“空调”
我在咖啡店里吃了一份朴素的沙拉。然后，主动给杨警官打电话，告诉他我现在的情况，再次问他我到底需要一张什么样的证明。杨警官说，王哥更懂政策，我让王哥跟您说。
王哥说，必须得是带公章的，上面要写明我从几月几日到几月几日居住在某某酒店，体温正常。
不过一张证明嘛，这很简单，我想，但还是提前向酒店问清楚为妙。于是，我先看公司的协议酒店，电话一一打过去，结果，所有酒店都告诉我不能开这样的“隔离证明”。
我又给杨警官打电话：“猜猜我是谁？”
杨警官说，你是那个某某某。我跟他抱怨了一下我的处境，他也不知咋办，又让更懂政策的王哥跟我说。
我问王哥，人问我要住几天，我一说14天，人就知道我是要隔离的，开不了证明，我提供带公章的水单行不行？
王哥说不行。王哥又问，您都问了哪些酒店啊？
我说我问了很多酒店。
王哥说了两家快捷酒店的名字，信誓旦旦地表示，这两家都可以开。前两天有个大爷从河南回来，就是拉去那其中一家的。
可我实在不想在那两家酒店住14天。上司亦不忍让我住得太差。后来，她帮我找到一家还不错的酒店，这家酒店推出了14天套餐——一问，果然可开证明。
杨警官又打来电话：哎呀，是我，老杨，怎么样，您找到酒店了吗？
找到了找到了，我说。我把地址报给杨警官。杨警官又一次感叹，哎呀，您这一顿可真够折腾的。
作者最终在一家酒店入住
跟杨警官交代完行踪，我才稍稍放下心来，盯着时钟，等待8点半的核酸检测结果。
上司问我，你不会真觉得自己有被感染的风险吧？
我说，是啊，你知道嘛，在长沙的时候，我每天要接触好几百人，好多人都不好好戴口罩的。
她说，你看，我就说早就没事了，真的就只有你们社区这样。
我没敢告诉上司，我想要表达的其实是，好多人都不戴口罩，所以我有风险啊！
不到8点半，我拿到了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我松了一口气，拎着上司给我打包好的甜点和饮料、洗好的衣服打车去酒店。
这时，家里动物们的运送大业也开始了。它们各自去了不同铲屎官的家，我也凭借健康宝和检测结果顺利入住酒店。
按社区指示，我把“京心相助”上的社区信息改成了酒店所在的社区——如果迟迟未在社区“报到”，那我的14天将永无止境地延长下去，而我显然无法回本社区报到。
与此同时，我发现一个问题，带核酸检测结果入住酒店的政策针对的是进京出差人员，他们无需隔离，行动并不受阻。
四
4月19日晚上，我终于睡了个好觉。酒店的床很大，我试着进行了360度旋转。行了，够舒适，好好待着，在酒店安心工作吧。
谁能想到，第二天一早，酒店停电了。不是全停，是只有我那一层停。与此同时，我的电脑无法连上酒店Wi-Fi。我用热点跟公司的技术人员远程掰扯了两小时，最后，对方告诉我，这是酒店网络设置的问题哦。
行吧，我也不可能让酒店为了我一个人更改网络设置。与此同时，我发现，酒店所在的朝阳区成了北京唯一的高风险区域。其实我入住当天已经是了，社交媒体上，人们都在热烈讨论，只是当时我没太当回事。
高风险区的标准是，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例，且14天内有聚集性疫情发生。正是那起境外输入性病例，成了这临门一脚。与此同时，备受关注的黑龙江哈尔滨市部分区、绥芬河市，以及广州越秀区、白云区已是中风险区。朝阳区成了全国唯一高风险地区。
朝阳区疾控中心针对这一情况做了些解答。有人问，朝阳区属于高风险地区，回河北还得在河北隔离14天吗？得到的答案是，对，避开朝阳区。
一位朋友告诉我，她的朋友从朝阳区去其他城市出差，立刻被拉去隔离。为了5月顺利出差，她在跟我讲述此事时，正从朝阳区紧急将自己转移到燕郊的朋友家。
我不禁两眼一黑。我寻思，我从新增零确诊的低风险区城市回来都要隔离，那我从高风险区回去岂不是更有隔离的必要？那我是不是得再去低风险区隔离14天才能回家？但我已经不想给杨警官打电话问这些事了，当时，我想换去中低风险区已不可能，不知为何，我的健康宝出现了异常，它不再是绿色的，哪儿都不会接收我。
我再度陷入绝望，觉得自己像一颗煮得半熟落在地上的鸡蛋，蛋壳早就因高空坠落破裂了，我在地上滚来滚去，蛋清变得浑浊，蛋黄黏糊糊地粘在地上。我如同一团烂泥。
事情还没完。4月20日当天，因朋友对猫毛过敏，我不得不叫闪送，将猫运到另一位朋友家。不到2小时，后面这位朋友告诉我，我的猫在她家倒是非常自在，可她的猫吓尿了，字面意义的，出现了很多应激反应。
我不得不再次给猫找下家。我找到一位同事，又把猫闪送过去。于是，一只害怕出门的猫，一天之内换了三个家，不断在闪送小哥的电动车上奔波，想想都心疼。
作者和猫等待再回家中
果然猫人同命。命运多舛。
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到底哪天才能回家，也不知道小猫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这倒也不重要，它开心就好。
前几天北京刮大风，每天窗外的树都摇得令人心慌。我楼下的客房有个小阳台，阳台上插着一排假竹子。风一吹，那些竹子也跟着晃，晃得假模假式的。有几天我常盯着那些假竹子发呆，想盯到它不好意思，散发出一丝生命的羞赧来。
我觉得自己眼下的生活也“假假”的。有几天我几乎没见过人，眼前的植被还是假的。一天，我凌晨4点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有那么一瞬，我怀疑这世上只剩我一个人还活着。
我像个AI，从床头柜上取下手机，解锁，寻找同类存在的证据。但同类被压制成一串串字符，在屏幕上发光。我被隔离在小房间里，也被简化为一串带着风险的数据。我越加怀疑自己是个AI——虽然我知道那只是我在黑暗中不可抑制地胡思乱想，一会儿太阳就会照常升起。
是的，太阳终于升起了，写下这些时，我的健康宝终于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