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正红清楚地记得，那天在顺德的公园里，女儿戴上人工耳蜗，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鸟叫声。她抬头问妈妈：“是-鸟-在-叫-吗？”周围环境扰攘，陶正红忙于同人沟通，经女儿提醒，她仔细听了听，发现女儿真的第一次听到了鸟叫。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告诉她：“是-两-只-鸟-在-叫。”在这一天，晓婷还清楚地听到了脚步声。
那声音很难让人感到舒适。想象一下，黄沙漫天，一个长途跋涉的中年男人停下脚步，把一只劣质麦克风举到嘴边，同样廉价的扩音器发出粗重急促的喘息声。砂砾剐蹭过麦克风的外壳，擦出密集的摩擦音。远处有些同样使人烦躁的小东西，顽固地遵循着某种规律，持续发出散漫又尖锐的窸窣。中国南方，桂林。张家镇老鸦村的中央，村委会竖起的旗杆上，红旗高高飘扬。老鸦小学年代久远，宋晓婷的父亲和母亲就在这里相识。面朝南方，沿着左侧曲折的小路，穿过众多三层小楼连成的屏障，你能看到村口那架写着“出入平安”的牌坊。牌坊外，连通江西瑞金和云南临沧的323国道从这里经过。假期，往来粤桂两地的小汽车比往常多了许多。村子深处，一切都还是那么安静。除了风的声音，鸟的声音，乡邻用竹竿打落桂花的声音，人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远处，喀斯特的峰丛像一支长卷那样徐缓展开，拥揽着稻田、桂树和村落。晓婷这个长假就待在其间一幢三层小楼里，三楼的窗子开着，鸟叫声经由她右耳后黑色的、质地坚硬的装置钻进大脑。一家科技公司提供的模拟技术会向你展示，钻进那个黑色装置后，鸟叫就变成粗重的喘息声、密集的砂砾摩擦音，叠加远处传来的尖锐窸窣声。同样的技术还会告诉你，经由这个装置——人工耳蜗，普通人听来悦耳的大提琴、小提琴，几乎就是一场大型噪音灾难。但对晓婷来说，这些声音已来之不易。她两岁时被确诊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在无声世界里生活了13年。2018年，人工耳蜗被广东省纳入医保，这个祖籍桂林平乐县、居住在广东顺德的打工家庭才为女儿戴上了人工耳蜗。2020年秋天，晓婷考进了广州市启智学校高中部的A班，作为广东省启智学校系统内最好学校的最好班级，A班只招收了3名非广州本地生源，晓婷是其中之一。
启智学校的老师告诉晓婷，郑州舞蹈学院招收像她一样的听障学生，只要她肯努力，可以在那里读大学，继续跳舞。对陶正红来说，女儿如果能考上郑州舞蹈学院，像跳《千手观音》的舞蹈家那样继续跳舞，就已是莫大的安慰。但晓婷并不满足于这条对听障人士来说已较为成熟的路，她的梦想是考上北京联合大学。她知道，顺德启智学校曾有一名优秀的师姐考到了那里，她希望能像师姐一样，与同龄人一起，平等地学习知识。
“很少有人想到这个孩子能走这么远。”陶正红感到幸运，一直以来，她只希望女儿能有一个正常、快乐的生活，不必像自己一样，吃尽打零工与流水线工人的辛苦。
两年前，陶正红一度忧虑这项能使女儿听到声音的医疗技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手术会在耳后切开一个口子，植入电极。她听说，医生会削去晓婷面部的一小块骨头，那可能导致晓婷面部的神经受损，最坏的情况，术后，女儿会嘴巴歪斜，面部变形。
这是陶正红万不能接受的。晓婷多漂亮啊，她想。艰困的生活摧毁了陶正红的皮肤，使它看上去暗沉黝黑。但那丝毫没有影响到晓婷。当阳光从窗外洒进这幢陈设简陋的小楼，笼住那张白皙的脸，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将美丽的女孩比作出水芙蓉。只要望向别人，即便是不说话，她的小小的嘴巴也总是笑成一弯小小的月牙。2020年9月13日，戴上耳蜗的晓婷在学校过15岁生日
万幸的是，陶正红的担心没有成真。技术进步使得植埋电极再也不必大动干戈地削骨。“做手术会痛，你怕不怕？”她看着晓婷，自然地放慢语速。陶正红有两种语速。正如陶正红要处理两个世界。对别人，语速总在变化。对女儿，却能永远保持一种精确的均匀、缓慢。面对女儿，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的母亲就有一种超能力。她能在一瞬间就把一切复杂的问题转换成一句最精炼的表达，用我们所知的那种语速，搭配特意校准过的嘴型，完整地“翻译”给女儿。陶正红已经做好了把女儿托向有声世界的准备，晓婷的信心和意愿是通往那里的唯一变量。“我-不-怕。”说话的时候，晓婷看着妈妈的眼睛，用她的方式——那种经过语言训练的先天性失聪的孩子的方式—— 一字一顿地告诉她，“因-为-我-想-听-到-声-音。”那是间小小的诊室，门开着，陶正红记得很清楚。手术一个月后，有声世界在那里向女儿打开大门。女儿坐着，她和丈夫紧张地站着。门外还有候诊的病人，但医生用电脑为女儿播放测试声音的时候，外面嘈杂的世界好像不存在了。她记得，女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每听到一个新的声音，乌黑的眼珠就滴溜溜地转。等经历完这一切，女儿总会露出一弯笑，疑惑地看向她。一切就绪，陶正红自然地叫出女儿的名字：“宋、晓、婷？”然后，她告诉女儿：“你的名字是宋、晓、婷。”背对着她的女儿没有立刻转过身来，而是转动着脑袋搜寻着声音的来源。在有声世界里，13岁的宋晓婷就像一个婴儿。一个婴儿降世之初，与一整个世界彼此敞开，但世界用声音向他发出的一切邀约都还没有意义。她还不知道这是天、那是地，这是我、那是你。晓婷试图理解自己所听到的声音的真正含义。直到她看见妈妈，妈妈的口型，那里在重复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宋、晓、婷，你的名字是宋、晓、婷。”事后，每当遇到对那一天好奇的人，晓婷都会告诉他们：“我-记-住-了-妈-妈-的-音-调，我-听-到-那-个-音-调-就-知-道，那-是-我-的-名-字。”说完，她还是露出那一弯小月牙般的甜甜的笑。
15年前的秋天，平乐县人民医院，在妈妈肚子里刚刚待了8个月的晓婷提早来到世上。 “孩子好漂亮！”晓婷刚露头，医生就这么喊。他们做了简单的检查，什么毛病都没有，她只是不足月，小，怕冷。他们用几层被子裹住这个只有4斤多的婴儿，抱她去了儿科。孩子没进保温箱，只是那么包裹着，放在儿科的床上。她有长长软软的头发，像个洋娃娃一样可爱。多年后，回想起那个瞬间，陶正红仍会挂着一个心满意足的、大大的笑脸，身体因为兴奋快速抖动。晓婷出生第10天，陶正红就与丈夫一同回到顺德。丈夫在佛山的不锈钢厂上班，陶正红独自把孩子带到1岁，就送她去了托儿所，找了家工厂做活。父母在顺德做环卫工人，有稳定住处，陶正红一家三口则租住一套小房子，日子平平常常地过。只是，临到两岁，晓婷仍没有开口说话。“她走路也晚。”陶正红想，兴许是早产的缘故，什么都比别家的孩子慢些。亲朋好友也总拿身边那些两岁才咿呀学语的小朋友的例子来安慰她：“有些小孩子就是这样，要么一个字都不说，一说就说一整串。”直到她进入顺德第一人民医院运送部，做起协助医生日常运送化验标本的工作，一次与功能科的医生闲聊，她聊起女儿仍不开口。“那你抱她来检查看看。”医生随口提醒。陶正红当天下午就把女儿抱去了医院。检查做到一半，医生就走出来：“你必须赶紧带她去专业的医院。”在广州市儿童医院，仅花了半个小时，晓婷就被确诊为耳聋。医生给了更明确的就诊指引：去中山医院找耳鼻喉科的教授。陶正红明白，这意味着女儿的疾病绝不普通。事后，丈夫告诉陶正红，在儿童医院听到诊断结果时，“腿都软了”。但抱着女儿，陶正红顾不得多想。“我一分钟难受的时间都没有。”她要解决问题。中山医院医生建议为晓婷佩戴人工耳蜗，但十多万的费用对这个打工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们只用得起助听器。助听器分好坏，贵的一只一万多，便宜的只要一千块。“外婆想都没想，就要了1万多的。”医生提醒他们，孩子未必能适应，不如先各买一只。一周后，外婆又陪着一家三口去了广州，退掉那只便宜的助听器，也换成了贵的。陶正红买了一只小鼓，时时在晓婷身后敲打，留意她的反应。戴上助听器后，晓婷有时会循着声音回头看。但这样的时间不会持续太久，陶正红知道，随着年龄增长，晓婷的听力会快速减弱。医生建议他们抓住时间窗口，送晓婷接受语言训练。家里的稳定收入只有陶正红税前1200元的工资。但即便是在阳江的低价语训，一个月也要1400元。陶正红决定自己试试看。那几乎是陶正红最煎熬的一个月。只要有空，她就教女儿喊妈妈。她试了太多方法，比如，在晓婷面前举起一颗糖，她告诉女儿，只要说“糖”就给她吃。但晓婷只是看着妈妈笑。她知道那是好吃的，但拿不到手，她不哭也不抢。她总是这样，对一切难以企及又不那么紧要的东西，早早地就懂得放下。陶正红无可奈何，只能咬咬牙，送女儿去佛山市听觉语言康复中心，那里每个月的费用是2800元。她要竭尽所能给女儿好的条件。不出意外的话，她和丈夫的收入，刚够承担一家人最基本的生活开支和晓婷的学费。那所一对一教学的语训学校是寄宿制，每个月回家一次。第一周过去，陶正红借着送生活物品见到晓婷。那一天，女儿开口说了第一个词语：“妈妈。”她乐疯了。晓婷在一点点进步。当然，那种远超同龄人的沉着也更多地显现。比如，每次被老师牵着走向父母时，她都只是微笑着，等走到父母面前，到了老师正式把她移交给父母的时刻，她才会不紧不慢地走到父母那一边去。陶正红也从不觉得自己的女儿“不正常”。她始终认为，普通人生活里的一切，没什么是女儿不该得到的。因为总是遇上善良的好人，她甚至觉得女儿的人生比许多普通孩子还要顺利。唯一一次，陶正红担心晓婷的人生，是刚离开语训学校那一年，她6岁，因为偷商店的饼干，被老板跟着找上门来。“她不仅拿了一次，因为尝到甜头，还带着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拿。”陶正红说。语训学校与世隔绝，听力的缺失又使得先天失聪的小朋友无法完整地接受外部信息，也无法完整理解外部世界的规则。虽然所在医院的医生早就提醒过陶正红，但只有在那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她才意识到，原来这一切真的会发生在女儿身上。那天晚上，陶正红缩在房间里，看着丈夫把晓婷推向漆黑的门外。小小的晓婷用手扒住大门的栏杆，被丈夫用竹竿狠狠地打在手上。她听到女儿在屋外急得呜嚎，就拼命忍耐。她明白，丈夫有自己的管教方式，而女儿的情况，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才能使她理解。即便是经历了那样难熬的时刻，陶正红也从不认为女儿“不正常”。直到晓婷7岁，到了该读小学的年纪，陶正红自然地带她去了普通的公立小学报名。到了面试环节，面试官发现晓婷没有听力，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转而建议陶正红送女儿去佛山市顺德启智学校就读。陶正红一家的户口都在广西。“我们不收外地的。”等她找到启智学校，保安直接告诉她。她不甘心，自己跑回桂林寻找特殊学校。她找到了，但站在校园里，她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人开口说话，就连老师也不例外。“不管能不能在佛山找到学校，我都不会送她回去。”她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女儿真的无学可上，她就自己教。幸运的是，在陶正红的再三争取下，顺德的学校最终同意收下晓婷。
2018年到来前的那几天，晓婷离开佛山，和12名同学一起，到了冬天的北京。在中央电视台少儿春晚的录制现场，陶正红又像过去看女儿的每一场演出那样，四处寻找最好的拍照位置。台上，在身穿绿色演出服的同学的簇拥下，晓婷和另一个小女孩儿穿着红色的衣裙站在中央。这支叫《桑榆》的舞蹈全靠顺德启智学校的两名老师在场边指挥引导完成。但你能从现场视频里看到，晓婷的脸上没有不安，只有全然的自信。
跳舞是从启智学校舞蹈队开始的。在授课老师罗青的印象中，晓婷很早就显露出超出同龄人的天赋。她专注，有目标感。每次休息过后，让小朋友重新收束注意力总是有些困难，但晓婷是个例外。
每带一批学生，她引导他们通过肢体动作理解和表达情绪。“聋儿的一个特点是可以理解具体的、实在的东西，但你试图告诉他一个抽象的事物，比如悲伤，他就无法理解。”罗青把与舞蹈有关的一切场景都视作学生理解世界和表达自己的一条通道。陶正红记得，罗青老师几次告诉她，女儿的天赋很好，希望晓婷有机会去专门的舞蹈班接受培训。半年3000块的舞蹈学费，因为经济困难，陶正红拖了两年，直到老师又一次表达遗憾。晓婷的弟弟已经开始读一年级，家里刚好省去一笔弟弟上幼儿园的学费，陶正红想用这些钱送女儿学习。不论是轻松还是烦难，陶正红习惯把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告诉晓婷外婆，那时她和妈妈一起在一家酒店做保洁。在酒店地下停车场，老人正在角落里整理捡来的瓶子，女儿说起这件事，正做活计的妈妈连头也顾不上抬，“学舞蹈好，可是你没有钱呀。”没等陶正红说话，妈妈接着说：“没关系，我给你。”陶正红的母亲像是憋着一口气。晓婷去北京参加央视少儿春晚的录制，也是她给了陶正红5000块钱，让她陪着外孙女一起去北京，再给晓婷买件御寒的羽绒服。事后她告诉陶正红，曾有许多人劝他们放弃晓婷，再生一个孩子，把所有精力都用在培养一个健全孩子身上，甚至有人劝他们弃养。但如今，晓婷已经成为学校里最优秀的孩子，还有机会站上北京的舞台，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让人欣慰？“跳-舞-让-我-有-成-就-感。”每当人们问起晓婷为什么喜欢跳舞，她总是这么回答。也是去北京那次，陶正红看到，和女儿同班的男孩子一路陪着女儿。女儿彩排结束，陶正红去卫生间，顺手把背包交给女儿，被男孩看到，他又急又气，“不要让她背包了，她跳了一天，已经很累了。”陶正红暗笑，她知道，他和自己一样关心晓婷。那一次，晓婷的注意力没有再放在妈妈身上，陶正红既欣慰，又伤感。她知道，女儿真的长大了。2019年3月，陶正红自作主张，给女儿报名参加顺德第八届特殊马拉松，晓婷知道后，很是不高兴，怪妈妈没有提前和自己商量。“你不去也可以，那就让老师骂妈妈咯。”晓婷不想让妈妈为难，硬着头皮跑了5公里，意外拿到了第八名。“原-来-我-真-的-可-以！”看到成绩，晓婷兴奋地告诉妈妈。这次经历，给了女儿很大的信心，让她相信，只要敢于尝试，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一家人如今的目标，已变成希望晓婷能考上大学，真正改变自己的命运。陶正红注意到，开环卫车的丈夫工作更拼命了，他知道女儿的未来有希望，他需要更努力地赚钱。
戴上人工耳蜗后，晓婷的进步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她开始习惯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唤妈妈。而陶正红在厨房做饭时，叫女儿一声，她也能听见。她也不用担心忘带钥匙了，现在，女儿能听到敲门声，能像其他孩子一样，给忘带钥匙的妈妈开门了。女儿甚至开始纠正爸爸并不标准的普通话，打趣他总把“肉”念成“柚”。更使陶正红诧异的是，因为接受过严格的语言训练，女儿甚至可以反馈人工耳蜗的声音是怎么走形的，她告诉妈妈，看着妈妈的嘴巴说出“陶正红”3个字时，人工耳蜗传递给她的声音是“陶正恭”。她一再向所有人强调，现在，困扰她的问题是：“我-听-得-到，但-我-听-不-懂。”终于能更清楚地理解女儿的局限后，这个坚韧乐观的母亲罕见地拧紧了眉头。女儿的能力越是接近普通人，听力上的困扰就越是成为陶正红的心病。2020年9月中旬，腾讯多媒体实验室向国内人工耳蜗厂商免费开放了可以适用于人工耳蜗的降噪技术，这项原本应用于腾讯会议的、容易被普通人忽略的技术，却像给听障人士推开了一扇更清晰的世界的大门。通过引入包括AI在内的全新技术和声音处理思路，新版本的人工耳蜗能够针对具体场景进行更好的声音收集和降噪处理，让人工耳蜗向真实人类听力水平再次迈进了一大步。腾讯多媒体实验室高级总监商世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解释新旧技术上的不同：传统人工耳蜗就像一个普通工人，但他往往要应对不同的工作，很多时候只能凑合完成。在引入AI技术之后，这个“工人”一下子就变智能了，不仅能够根据有限的信息分辨出工作，同时还能把单个工作任务做到最好。在具体产品上，这个过程的展现也很直接：通过捕捉到的环境声音，与人工耳蜗配套使用的APP能够借助手机的AI运算能力，快速判断出环境的种类，反馈到人工耳蜗，再由人工耳蜗直接应用对应场景最优的降噪策略和算法。
晓婷试用了人工耳蜗厂商基于这项技术开发的试用产品。陶正红清楚地记得，试用的那一天，在顺德的公园里，女儿戴上人工耳蜗后，第一次听到真正的鸟叫声。她抬头问妈妈：“是-鸟-在-叫-吗？”周围环境扰攘，陶正红忙于同人沟通，经女儿提醒，她仔细听了听，发现女儿真的第一次听到了鸟叫。又过了一会儿，女儿告诉她：“是-两-只-鸟-在-叫。”在这一天，晓婷还清楚地听到了脚步声。
据中国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需要人工耳蜗帮助的听障人士数量保守估计就有150万以上。对于这些人而言，晓婷所经历的全新听觉体验，也将成为他们的新希望。
陶正红开始更拼命地工作，她知道，女儿对那个色彩斑斓的、更接近真实的有声世界的向往更强了，无论如何，她都希望女儿能早日用上这项技术。毕竟，女儿总是对所有人说：“我-想-听-到-更-丰-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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