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场上的“劳伦斯先生”，人生不能过早缴械投降丨谷雨
《冰场上的“劳伦斯先生”》
现在，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每次参加比赛都要戴假牙。这几年肖雨红看着他在冰场上，腿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内心有些胆战心惊。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去年的比赛，他忘记了动作，下场的时候很沮丧，妹妹和她的孩子都来了，给他扔了小猫小狗的布偶。他有些难过地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了我最糟糕的一次表演。”
他总是记得自己最成功的一次表演，那是在三年前，他戴着红领巾成功地跳完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谢幕时楼上一片欢呼声，一群俄罗斯的小孩也给他鼓掌。他像个小孩儿一样高兴，因为俄罗斯领队跟他说：“你滑得挺好。”
国贸冰场最受欢迎的选手
姬凯峰的速度有些缓慢，滑行时双手会配合着一些花手和云手的舞蹈动作，称不上优美，甚至显得有些笨拙和不协调。偶尔小跳，他的身体会晃荡一下才能站稳。但他看上去沉醉其中，头上那副旧旧的白色耳机帮他遮蔽了周围所有的声音，在一个只有自己能听到的音乐和节奏中，那个枯瘦的身影反复练习几个单一的动作，如果成功完成，他会露出弧度很大的笑容。
从专业角度来看，他的花样滑冰没有太多欣赏性，但如果你了解这些难度动作是由一位75岁的老人做出来的，评价可能会全然不同。姬凯峰是国贸溜冰场上一个特殊的存在，溜冰场已经开了21年，他在这里也滑了整整21年。用工作人员的话来说，他每天像打卡上班一样，冰场上午十点开门，他拎着一个蓝色挎包准时出现，包里是他穿了十来年的黑色冰鞋和一条擦拭冰刃的毛巾。十二点多回家吃个饭、睡两个小时午觉，下午继续来“上班”，滑到四五点钟“下班”回家。
国贸溜冰场在国贸商城的地下二层，顶上是一个明亮而巨大的圆弧状玻璃罩。CBD汇聚了北京最顶级的写字楼和40多万繁忙的上班族。一层通往地铁，常有下了班的人立在楼上，静静地看一会儿姬凯峰和其他的溜冰者来回穿梭，然后再坐地铁回家。
几周前，有人拍了一段姬凯峰滑冰的视频发到了微博上，背景音乐是冰场当时正在放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坂本龙一为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作的主题曲，因此拍摄者给这段视频起名叫“国贸的劳伦斯先生”。画面上姬凯峰舒缓的动作和着那首略带悲伤的曲子，像是一个电影里的慢镜头。这条只有7秒的视频获得了7400多次的点赞。有人在下面留言：“我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国贸滑冰了，现在21岁了，几乎每次回冰场都能碰到他。”
在这里，姬凯峰有很多冰友，他乐于指导一些初学者，从冰场走过，他要停下来好几次和不同的客人打招呼。冰场每年都举办北京亚洲邀请赛，请一些自己的学员和东南亚的业余选手来比赛，姬凯峰昂着头告诉我，在65岁以上的年龄组，“我每年都拿第一。”然后补充一句，“我们组就我一个，没人和我竞争。”
比赛时有个惯例，一些选手和观众会站在二楼观看，自己喜欢的选手比赛结束之后，他们会往下扔一些小布偶娃娃。他是最受欢迎的选手。“其他运动员可能只有半筐娃娃，姬大爷的娃娃特别多，得有两筐吧，我们上去了捡了两三次，才把那个娃娃捡完。”工作人员说。
肖雨红是国贸溜冰场的主教练，曾经是专业的花样滑冰运动员，退役之后在这里工作了20年，在她印象中，姬凯峰是一位体面的老先生，衣着总是朴素而整洁，有时会穿着一身黑色西装，戴着白色耳机滑冰。肖雨红见多了来这里滑冰的客人，有些熟客会做一些“工作人员不好意思说但实际上不太合适”的事情：为了多蹭点时间，有人会先换好冰鞋，再去刷计时卡。还有人因为超时几分钟需要补费而跟工作人员吵架。“但姫大爷他从来不钻我们冰场的空子，他是一板一眼地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的那种，不会说有一点的那种投机取巧或者倚老卖老。”
他在冰场唯一的特权是，能踩着冰鞋穿过员工通道跑到肖雨红的办公室，站在办公桌前跟她聊半天花样滑冰的动作，只要手里没有特别紧急的工作，肖雨红都会陪他聊聊天。
姬凯峰最近在学的一个动作是后内刃转三，需要使用冰刀内刃倒滑出阿拉伯数字“3”的形状。他用刃不太准确，重心也找得不对，练了三个月，依然没什么进展，肖雨红能感觉到他的着急，经过冰场的时候看他立在那儿琢磨，尝试，却“还是不能完成”。他经常穿着冰鞋噔噔噔进来，一遍又一遍地问她这个动作到底要怎么才能完成，肖雨红觉得，那种执着和痴迷有时甚至近乎神经质，仿佛那是生活里唯一重要的事情，他反复跟她说：“我这个动作要是能成，可就太幸福了。”
姬凯峰年轻时是个摄影师，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他喜欢优美的动作，发现别人在做好看动作时，总是凑上去请教人家，有时候陌生人嫌他唠叨，不怎么理他，他更愿意去找肖雨红。有时某一个动作做成功了，他像一个老顽童一样高兴得手舞足蹈，拉肖雨红上冰来看，“你看我滑一段。”他喜欢在人多时滑冰，只要逮到机会，就给其他冰友展示“滑一段”。
和我在冰场交流的时候，他提到自己现在一共掌握了七个舞蹈动作，我问哪七个，他索性站起来在平地上把它们都展示了一遍，他身形枯瘦，衬得宽大的裤管空空荡荡。旁边人来人往，有人用奇怪的目光扫他，但他全然不顾。
“他那个状态都让你感觉到很开心，他喜欢别人欣赏他，喜欢别人看他滑冰。”肖雨红说。
老头也有顽固的时候，他常常劝肖雨红多上冰，她滑得那么好，不滑可惜了，但肖负责整个冰场的管理工作，挪不出太多时间，有一次他终于忍不住了，气冲冲找到她办公室：“我跟你说，我自从认识你你就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坐了20年了还坐在那儿，你就坐那儿吧！”说完觉得还不够解气，又补了一句，“我说这话啥意思，你好好想想吧！”然后掉头噔噔噔走了，肖雨红愣了一会儿，哑然失笑。
忘记生活的重量
姬凯峰痴迷在冰上的感觉，前进、后退或旋转，让他感到自由，风从耳边吹过，他张开双臂，有飞翔的感觉。戴上耳机就是自己的世界，音乐是他喜欢的苏联歌曲，最近常听的是《水兵圆舞曲》，跟着音乐滑起来之后，“什么事儿就都不想了。”
青年作家远子曾在国贸的一家书店工作，溜冰场是他常去的地方，他在《十七个远方》里描述过这种感觉，“也许是那些溜冰的人轻盈的姿态让我们暂时忘记了生活的沉重，我们就静静坐在溜冰场外围的凳子上，不说一句话，我们看着那些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在冰面上滑过来滑过去，就好像看着鱼缸里的鱼儿游来游去。”
对于姬凯峰来说，在漫长的时间里，溜冰也是这样的存在，可以让他忘记生活的重量。他当了将近三十年的摄影师，先后在故宫研究院、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和外经贸部工作过，他拍过古老的文物，1990年拍过首枚长征二号E火箭的发射过程，再后来，拍的最多的是大型国企管理者的签字仪式。但那不是一份他喜欢的工作，总体来说，“没啥意思”，每天忙活一天，总是很疲惫，“但是为了吃饭，为了谋生，为了生活，我必须得搞这一项工作。”
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北京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室内溜冰场，位于首都体育馆。那时候姬凯峰三十出头，刚结婚没多久，儿子刚出生，他在体制内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但无论白天工作有多累，晚上都会去首体滑两个小时的冰，那时候他还年轻，身体机能好，玩的是速滑，速度一起来，“就跟小鸟飞似的，特别舒服，心情特别愉快，happy and lucky（笑）。”
白天上班，晚上滑冰，生活里一直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他和妻子收入都不错，儿子也一天天长大，和姬凯峰一样，那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但不幸遗传了母亲的心脏病。儿子15岁的时候，姬凯峰和妻子上班，儿子一人留在家里，晚上夫妻两人下班回家，看见孩子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送去医院抢救无效，夭折。
姬凯峰做了十年的梦，梦里是相同的内容，儿子住在别人家里，姬凯峰想看他，但不知道怎么的，就是看不见他。
姬凯峰没有哭过，他心中难受，但想着如果自己不去跳楼自杀，还是得往开了想。那时他和妻子已经将近50岁，无法再要第二个孩子，考虑过收养，后来阴差阳错，还是算了。儿子葬在了老家河北定州，他们在家里从此再也没有提起孩子的话题。
最难受的时候他去冰场去得更凶，滑得更猛也更快，“一想起这事我就难受，难受我就滑冰，我一滑冰就忘了这些事，不高兴的事。”
开心的时候，痛苦的时候，他总是在冰上。去年老伴也去世了，他说：“家里现在就我一个人，没人了。”他从北京南边搬到了距离冰场只有10分钟的小区。他以前一天来一次，现在变成了一天来两次。李岩是国贸溜冰场的教练，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年，也经常教姬凯峰动作，在他看来，姬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他其实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除了回家，在冰场待的时间是最多的。”
姬凯峰没有手机，我问要怎么联系他时，他说：“你给冰场打电话就行，我就在这儿。”如果不在这儿，冰场会给他家里的座机打电话。事实上，家里那台座机响起的次数很少，每周只有一次，是他妹妹打电话来问候他。
疫情期间，冰场关闭了三个月，他觉得心里空得慌，只能在小区里跳绳，或者拿又大又厚的速写本画画，画小区里骑自行车的小朋友，画树，画喷泉。后来他还花大价钱买了双排轮，发现完全不一样，只好放弃了。今年五月，妹妹在国贸吃完饭，去地下车库取车路上，看到冰场开了，打电话通知他。挂了电话，他捞上冰鞋就来了。
疫情期间都需要扫健康码，不使用手机的姬凯峰没法进来，肖雨红记得，为了让他进来，冰场专门开了一个小会，讨论了半天，如何既不违反规定又能让姬凯峰方便。
考虑到他没有离京的可能，最终还是给了他一些额外的照顾，每次测完体温，在小纸条上登记一下个人信息就可以进入。“你会觉得他是我们冰场的一部分，好像跟冰场共存了似的。”肖雨红说。
他又回到了熟悉而舒服的环境， 这里的冰用热水浇过，脚感更柔软，厕所里有热水，他畏寒，用不了冷水。更重要的是，所有熟悉的人也在这儿。和我聊天那天，他给一位熟识的冰友带了一幅自己的水粉画，是夕阳下的一叶小舟，底下还用俄文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姬凯峰画的水彩画
“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到今年，国贸溜冰场已经21岁了，一波又一波学滑冰的小朋友长大又离开，冰场的工作人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周围的店铺名字换了好几轮，但在肖雨红记忆里，冰场的模样一直不曾变过，冰面宽阔，围着冰面的栏杆还是20年前刚开业的样子。
姬凯峰也好像一直不曾变过，他总是按时出现在雪白的冰面上，他和冰场一起，成为了这个快速变化的财富地标中一个缓慢而恒定的存在。
姬凯峰近乎顽固地对抗着时间对肉体的侵蚀，多吃豆腐、鸡蛋、蔬菜和水果，绝不吃油炸和烧烤。夏天再热也不开车里的冷风，因为他认为“氟有毒”。他看不上那些过早缴械投降的人，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拉着小推车，装个两斤菜，他不想与其为伍， 也许是常年运动的关系，他依然有一把好力气， 去超市买东西，左手十斤米，右手十斤面，“跟玩似的我就拎回家了。”
然而时间还是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冰场一面墙上贴着他2006年参加比赛的照片，他穿着白色的衬衫和西装背心，黑色的裤子，打着紫色的领结，两手张开，笑着感谢观众，有意气风发之态。现在，他的牙齿已经掉光了，参加比赛每次都要戴假牙。这几年肖雨红看着他在冰场上，腿哆嗦得越来越厉害，内心有些胆战心惊。
他的记忆力也在下降，在交流的过程中，他问了我三次，到底是小张还是小杨。去年的比赛，他忘记了动作，下场的时候很沮丧，妹妹和她的孩子都来了，给他扔了小猫小狗的布偶。他有些难过地跟他们说：“你们来看了我最糟糕的一次表演。”
2006年亚洲花样滑冰邀请赛上的姬凯峰 图丨张月
但他总是记得自己最成功的一次表演，那是在三年前，他戴着红领巾成功地跳完了《让我们荡起双桨》，谢幕时楼上一片欢呼声，一群俄罗斯的小孩也给他鼓掌。他像个小孩儿一样高兴，因为俄罗斯领队跟他说：“你滑得挺好。”
他觉得自己也许滑不了几年了，常挂在嘴边的话是，一身病的人没准比活蹦乱跳的人活得还长，现在看上去一切都好，“没准来个暴病，一下就完了。”
有时候姬凯峰家中有事，一段时间不来，李岩和其他教练会有些不习惯，但又不敢打电话去问，“人到这个岁数了，生老病死其实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但是我们还是不想往那个方向去想。”过了几天，姬凯峰又出现了，李岩不会表现出来什么，但心里会暗暗松一口气。
姬凯峰不存钱，每个月的养老金和退休工资一到账就从银行提出来。每个月各种花销有一万块，他把妻子留下的存款都交给了妹妹，妹妹比他年轻，刚刚60出头，为了相互照应，和他的住址只隔着一条街，“我以后有什么事，让她料理我一下就完了，我不费那脑子。”
他想把脑力和体力留给滑冰。直到现在，他还想做一些难度动作。李岩记得，姬凯峰一直想要完成一周跳，但被他劝住了。还有后内刃转3，他自己知道不理智，但还是想要尝试，“我都75了，我还追求这么高难度的动作，我追求太厉害了，有点过头了。”他看着我，缓慢地说：“我有可能就死在冰上了。”
但那大概是个小概率事件，如果让他选择，他理想中的结局是能回到老家定州市西城村，那是他六岁以前待过的地方，死后可以和儿子葬在一起。
聊完天之后，外面开始下雨，他开着一辆红色的小车送我回家，我的手机已经没电了，全凭他的方向感向前开，他说，自己到底还是做了喜欢做的事情，过了"happy and lucky的一辈子"。
“我这辈子没什么正经的，也没啥能耐，给国家也没做什么贡献，我也有点狼狈，遇到些难事儿，你看我这辈子就是玩了一辈子，我还挺高兴的，什么也难不住我。”他把happy和lucky两个单词翻译成了俄文念给我听，想了想，又在前面加上了“非常”这个副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