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洁若：93岁，独自老去｜谷雨
缓慢的含义
文洁若老师93岁了。她每天六点起床，八点开始工作。书桌在客厅的窗边一角，上有稿纸、剪刀、胶水、放大镜，两张台灯，以及十来支一摞放在纸盒里的笔。桌上铺了两层柔软的白毡子，对于老人来说，能减少一点冰冷和硌手感总是好的。文洁若背弯成了弓形，整个身子都呈现塌缩之势。她近视又固执地不戴眼镜，有一只眼睛甚至超过1000度，当她朝书桌俯身时，这个衰老的妇人就给人一种奋不顾身之感，仿佛要朝着书桌跳水。
她已经握不住笔了，可能是因为衰老，可能是因为超过70年的攥笔后，食指已经变形弯曲，如今她将笔扣在右手虎口，用拇指根抵住，在方格稿纸上一格格拖出字来，写下的字就呈现笨拙的偏斜，和年轻时的笔迹大相径庭。但驾轻就熟后这些都不是问题，早上八点开始工作，天黑了扭亮台灯，文洁若一直工作到晚上八点。
她在做翻译。到底自己翻译过多少日文书？她也记不清了，大名鼎鼎的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当然翻译过，并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三浦绫子、佐多稻子之类的作者，还能排出一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四十年，她在红色年代翻译日本左翼作家，在新时代翻译信仰人本主义，又或者基督教的作者，如今，离退休又过去了三十年，她的翻译从未停止。现在，她已经成为中国翻译日本文学最多的人。
文洁若不会用电脑，她还保留着最古老的写作方式——要修改时，用剪刀剪下指甲盖大小的白纸，用胶水工整地贴在原处。可以想象，这让她的翻译变得愈发缓慢，年轻时文洁若有过6天翻译3万字的纪录，如今却像一颗颗数豌豆，比如12月23日，平安夜前一天，她在日历本上记下了当天完成的工作量，“一页，400字”。
如果以稿费来计算的话，作为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她的稿费是千字80元，这一天8小时的翻译，一共收入32块。
“算钱就没意思了。”老人说。
埋头翻译时，文洁若的嘴里会哼出轻快的曲调，你问她唱的什么，有时候她会说自己什么都没唱，有时候她又会将歌词唱给你听。
どうしてそんなにのろいのか！（你为什么这么慢！）
这是一首创作于1901年的日本童谣。文洁若的父亲在民国时期曾经当过二十年的驻日外交官，她上过四年日本小学，日语和童谣都是那时学会的。儿歌的主题是龟兔赛跑，寓意要勤奋不懈怠。对于文洁若这个年纪的老人，也有另一层意思：年轻时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永远是迅捷的兔子，只有到了老年，才能体会缓慢的含义。
以缓慢的速度，2020年的文洁若在翻译太宰治。出版社对原有的译本不满意，请她重翻。年初在翻译《人间失格》，年中是《美男子和香烟》《丑角的花》，年末又成了《惜别》。她匍匐在书桌前一日又一日，稿纸就积了厚厚一叠。
不过她不喜欢太宰治，“尽想自杀。”她撇撇嘴，老人家不喜欢颓废的男人。而总要拉着女人一起死，更让她觉得没有勇气。
她喜欢的是日本女作家三浦绫子，身患多种绝症，被称为“疾病博览会”，躺在病床上，靠口述写作。作为一个就要活够一个世纪的老人，她欣赏顽强的生命力。于是在太宰治之外，即使没有出版社接手，她又开始独自整理女作家的《绿色荆刺》，在93岁这一年，她先后翻译着五本书。
她对《惜别》观感不错，这是以鲁迅为原型的小说，而她的丈夫，曾经位列鲁迅先生的16位抬棺人之一。
文洁若是已故作家、记者萧乾先生的妻子。1983年，作为“文革”后政府退赔的住房，他们搬入了位于复兴门外，这栋简易塔楼里的二室一厅。1990年代初，龙应台曾经来拜访他们，离开北京前，作家告诉友人，在北京期间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看到两位老人不得不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晚年。那时萧乾80岁，文洁若63。按照萧乾“文革”后重定的级别，他们其实可以搬去隔街相望的“部长楼”，但萧乾不愿意，文洁若也就随他了。十年后，萧乾去世，文洁若在这套房子里又住了二十年。
萧乾还在世的时候，家里的访客总是络绎不绝，文化名人、青年学者、传记作家，都是来找丈夫的。与丈夫和他的同辈友人相比，她才是那个带来青春气息的人。那是一段快乐而热闹的时光。一位电视记者记下了来访的情景：
萧先生对文先生说，“洁若，穿上你的漂亮衣裳！”文先生立刻跑回卧室，换上了一件色彩鲜艳、且有流苏装饰的上衣，还擦了口红。
萧乾去世后，曾经络绎不绝的访客少了许多，房子冷清下来。她以一种毫不拖泥带水的态度向丈夫的“身外之物”告别。萧乾的手稿、信和照片交给了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建了一座萧乾文学馆，她就邀请他们来家里挑选可资纪念之物，后者来北京用卡车拖走了一车，宛如搬家，包括萧乾从英国带回来的自行车。她甚至捐掉了这个房间里除自己以外的一切声音：萧乾的收音机、唱片机，乃至电视机。
她一个人住在里面，以翻译和书为伴。房子老了，她也老了。四维寂静，只有笔头作响，漫长的一生中，这大概是唯一一整天都可能没有人和她说上一句话的二十年，丈夫去世了，亲人也大都作古，子女远在国外，她一个人生活。年轻时的老友，101岁的《呼啸山庄》译者杨苡先生生活在南京，她告诉晚辈，自己最担心的就是文洁若，“因为她不会做饭。”
她把所有精力都贡献给了工作，前来拜访的人总会震惊于房间里的杂乱，到处都是书，地上也是，常常给人无处下脚之感。她有三台旧冰箱，只有一台能用，另外两台，分别购置于1980和1990年代，冻库里也放着她的书和稿纸。她在书与书的包围中曲折穿行，碎步无声，就像一只上了年纪，依然能不失优雅的猫。
“我一个人过得挺好。”文洁若说，“还有翻译要做。”
事情起了变化，是在2020年的8月，那一天她下楼取报纸，回家的时候，钥匙已经插进锁孔，自己却突然摔倒了，右手骨裂。她忍了一天，第二天不得不去医院，荒废了一天的工作，在日历本上，她用左手歪歪斜斜写下当日的请假事由：去医院。
日历本
她一个人继续工作，继续追赶太阳
保姆郭阿姨有过十几年看护老人的经验，文老太太这样的也是第一次遇见。手上还打着石膏，就要让她帮忙翻字典。看她手不方便，想着是不是要喂饭，老人第一个抗议，“你把筷子给我啊。”她举着石膏，担心成了废物。
郭阿姨觉得老太太是一个骄傲的人，她上一个看护的也是独居老人，子女来给老人送东西，让她下楼取没有上楼，等她回去，老人就要闹自杀。但老太太不是这样，总是轻声细语不着恼，但也不肯给任何人看轻的机会。郭阿姨听说街道会给高龄老人发福利，只要证明腿脚不便，一个月就有五百块，她向老太太建议，用轮椅推她去一趟，拿钱。
“我说我就推着你去亮个相。”郭阿姨说得笑起来，“她坚决不干。”
对于老太太每天的伏案，郭阿姨更愿意说成“写作业”。每天伏在那，扭个台灯，还有电话来问进度，不就像学生写作业吗？
现在，连郭阿姨都知道了，“有两个稿，出版社着急要，这都赶完了。”
在93岁这一年，文洁若终于接受了现实，拥有了一个保姆。手好后，她继续翻译，郭阿姨就坐在客厅的旧沙发上，刷手机。写累了，她们就聊天。文洁若对家长里短的话题不感兴趣，对热闹时事也弄不明白，偶一追问还像犯傻，能把握的都成了“过去”。为了让聊天更为顺畅，她还把萧乾的传记拿给郭阿姨看，后者睡觉前翻一翻，倒是翻翻就睡着了。
“我的英文名是Maggie，我就叫萧乾Tom，因为有一个小说，乔治桑写的，里面有一对兄妹叫这个名字，我们也这么相称。”在一个冬日的下午，老人开始翻检回忆，仿佛从旧时光的口袋里掏出糖果。
她很少聊到自己，总是聊到丈夫。一方面是习惯使然，即使丈夫去世后，来家的人多是为了听她说说萧乾的故事，人们对丈夫比对她更感兴趣，她早已心知肚明。
另一方面，她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的人生无话可说，“我没什么了不起的事，萧乾那才叫有意思。钱钟书说他有才华，关于我他可一句话都没说，见没见过都不记得呢。”这么说的时候，你不会从她的语气里感到一丁点不满。丈夫有天分，她比不上，他是主角，自己是配角，但这不妨碍她像歌里的“小乌龟”一样，有着不把工作当苦工的自得其乐。
客厅里的照片
客厅的正墙上，是一幅翻拍的萧乾先生的黑白照片，不过不是老年的样子，而是1942年32岁的萧乾在剑桥大学的留影。那是一个文洁若自己都没见过的青年时代的丈夫，在英格兰的艳阳下，歪着头露出顽皮的笑容。照片正对书桌，她也就日复一日在丈夫的微笑中努力工作。
丈夫比她大十七岁。与她结婚前，早已年少成名。他是写出《红星照耀中国》的埃德加斯诺的学生，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和巴金是挚友，冰心叫他小名“饼干”，钱钟书赞他有才华。他出版过小说，翻译过小说，在复旦大学当过老师，还是二战中西欧战场上唯一一名中国记者，在巴黎偶遇海明威。时人对他的印象是，“左手挎着洋太太的胳膊，右手牵洋狗，西装革履，满嘴洋文。”
1949年，剑桥大学三次来人恳促萧乾去英国。“当时就是福斯特（E·M·福斯特，英国作家）出力让萧乾去英国。‘文革’后有人告诉我们，在剑桥萧乾的档案里，有一句‘萧乾处在危险中’（Hsiao Chien is in danger）。”文洁若说，福斯特把友谊看得高过一切，他对萧乾说过，“假如在友谊和祖国间做抉择，我会选友谊。”但丈夫是另一类，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为“土改”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报道《土地回老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也可看成一个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自我革命”。
后来，当然是二十多年的疾风骤雨，蹉跎半生。对于文洁若，这是命运莫测的证明：若非如此，她和萧乾也不会相遇。
他们是通过翻译结缘的。1950年代初，她梳着双马尾，是刚入职的小编辑，向萧乾请教一个翻译难题，后者给了她妥帖的解答。她写信夸对方造诣不凡，不留神“造诣”写成了“造脂”，萧乾看了就笑，呦，我可够胖了，再“造脂”还得了。
他们结婚的1954年，已经有了山雨欲来之势。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积极分子在文洁若身边气喘吁吁地自言自语：“疲劳轰炸！疲劳轰炸！”
文洁若不知道是在斗谁，又为了什么，她双耳不闻窗外事，是一个“书呆子”加“工作狂”。新婚之夜，新娘还在灯下看校样。萧乾对妻子说，你好像到这世间就是来搞翻译的。
可连翻译也搞不成啦，“反右”“文革”接踵而至，改造、下放、牛棚、大字报，与萧乾结婚的头三十年，仿佛掉进苦海里，等到两个人一身狼狈爬上岸，他们都老了。
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劫后余生，巴金曾经写信给他们，信里是止不住的哀愁：
我已是一个废人。要是我能够写，每天写两千字，那有多好啊。
巴金和文洁若 ©新华网
文洁若说，这些年有时会梦见丈夫，但不是客厅照片里青春正好的萧乾，而是那个满头白发她最熟悉的老头。
“他就在书桌这坐着，没说话，好像在等你赶紧说完他好继续工作。”文洁若说得笑起来，“反正在我的梦里，他都活着。还在工作。”
在人生半被无意义的消磨后，他们不甘心。决定翻译有“天书”之称的《尤利西斯》的时候，萧乾80岁，文洁若一个月前刚退休。出版社最早属意的译者是钱钟书，后者回信说，“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一开始萧乾也不想，要“自讨苦吃”的是文洁若。
“我想翻，主要也是替他考虑，他当时写了生活回忆录，文学回忆录，又要写感情回忆录，我一想，无非就是他又和Sylvia好了，不敢和前一个离婚，怕她要跳河，没多大意思。我说你重复自己不如翻译个大东西。”一直到老，文洁若也保持着直率的脾气。
而萧乾在文章里说，他同意，是因为文洁若，怕她一个人翻译，累死了让人笑话。
于是有五年的时间，一对老夫妻，每天五点起床工作，文洁若主译，每翻一章交给丈夫修改，规定每天不翻完一页原文不睡觉。许多个早晨，萧乾想多睡会儿，文洁若就站在床边数“1、2、3”。他们从古英语中找注释，从《金瓶梅》里找灵感，过程艰苦如让脑细胞排队自杀，但后来他们说，那是两个人在一起最快乐的五年。
一对老人拼尽全力，想要追赶时间，就像和太阳赛跑。直到其中一人先到了命定的终点。
“萧乾想写到最后一天。”如今回忆往事，93岁的文洁若语气温柔，“他昏迷前还拿着笔，算是做到了。”
以后的二十年，便剩她一个人继续工作，继续追赶太阳。
新婚的文洁若和萧乾 ©新华网
超人
图书编辑李若鸿感到文老师真的老了，是在她90岁生日后的第二天。那天他上门拜访，伏在书案前的文洁若抬头问他，“‘真’字里面是三横还是两横？”她忘了。
过去，文洁若总是自己下楼，小区外就是邮局和银行，她一个人去取信取退休金，现在，她走到楼外就紧张，有时候李若鸿陪她去，老人紧紧揪着他的袖子。
“她以前不会这样的。”李若鸿说，特别是手摔伤后，“我就感到，她可能慢慢在衰老了。”
当然，从生理的角度，文洁若已经老了三十年。但过去，即使门锁坏了，她一个人意外困锁家中，也游刃有余应付过，周围的人不觉得她老了，或者还没有真的“老”。毕竟，我们所说的“老”，不光指年齿的增长，还指的一种状态，一种由心而生的“无力感”，无力应付自己的生活，无力抵挡外在的侵扰，无力保护自己，那是一种生理和心理双重的“虚弱”。
这几年，在她身上，一共有两个文洁若并行不悖：一个是睿智、努力的文洁若，她有着超常的精力，渊博的学识，翻译时连“万分之一”的错误都不能容忍；另一个是不那么睿智，还有些迟钝的文洁若，她善良、轻信，于是总是被骗。
有以她丈夫为名的骗局，来人告诉她，因为萧乾参加过二战，可以奖一块勋章，她兴冲冲跟人走，勋章没拿着，稀里糊涂变成给她看病，让她买药，那药要三万二，她没钱，骗子就跟着她回家，她在家里翻来覆去地找，找着一千块，给了人家，当然药也没拿着。还有最简单的骗局，骗子找上门，说可以给她的座机交话费，她就不用跑去营业厅啦。她交给对方三百块，留了个心眼，让对方签名留收据，但等人走了，她瞪着1000度的近视眼再看，人家只是在白纸上画了两个圈。最惊险的一次，来人敲开门就说，她远在美国的孙子被绑架了，赎金三十万。那是她一辈子的积蓄。她上了骗子的车，去银行取钱，银行不相信，不让她取，骗子又带她去另一家，另一家也不相信，还要报警，等她无功而返，走出银行大门，骗子见事不可为，已经开车走了，还顺走了她留在车上的假发。
你无法不对她的单纯目瞪口呆，被骗了那么多次，她学到的经验是——当又有两个骗子联袂登门，还没说出骗局，她就抢先说，我身上就三十块，你们一人十五吧！
你也无法不惊讶于世界对老人的恶意。骗子不仅知道她是一个独居老人，还知道她是萧乾的妻子，他们了解她，所以来骗她。
但这些都不是让文洁若最难过的事。那些以拜访为名而来的人，有时就顺手拿走她的书。她是有给来客送书的习惯（她给骗子也送过书），人家来看她，她觉得这是礼貌，但有些书，没送也不见了。不见的，常常是那些80、90年代出版的书，关于萧乾的，或者她早年的翻译作品，早已不再版了。有时候人家说是借，借去看看，然后就不还了。
“有一本佐多稻子的《树影》，我翻译的，就一本，有一个人说借去帮我复印，就没还了。”文洁若想了想，说，“我老是做梦她给拿回来了，醒了又没有。”
作为一个93岁的老人，她已经没有体力去书店，也没有上网买书的能力，那些书，说不上多珍贵，但她没了就是没了。作为一个不知道翻译了多少书的译者，自己翻译的书自己却没剩下几本。
而这么做的，大都是旧相识。比如有一位当年丈夫支持过的文学青年。萧乾住院的时候，还拿着鲜花去看他。前两年他来了，从老太太这拿走了100本书，直接回了外地老家。
杳无音信，直到又接到他的电话，这次说要采访她。
“你把那100本书还我。”文洁若说，“我就接受你的采访。”
话没说完，对方就挂了电话。
放在冻库里的书
人们说要尊敬老人，但似乎又不是真的在乎。有一段时间，老有人上门找她写毛笔字，“写一句萧乾先生说过的话”，她写了，然后人家又来，这次要写几十份。她不堪其扰，在大门上贴张纸条，“文洁若不写毛笔字！”但后来，纸条好像被人撕了。秋天，中秋节的时候，保姆郭阿姨已经在了，有人来看她，还给她送月饼，当然是好事。但等客人走了（自然带走了文洁若送的书），郭阿姨打开月饼盒，里面的月饼已经臭了。
有时候，你无法将眼前这个已经无力保护自己的老人，和萧乾笔下那个倔强、无畏，以一己之力保护他的妻子联系在一起。
萧乾被打成“右派”后，文洁若的翻译，成为支撑整个家的收入来源，将近10年的时间，她不是住在家里，而是住在办公室：上班时翻译，下了班还要翻译，翻累了，八张椅子一拼就是床。当萧乾从劳改农场回来，惊讶地发现，妻子竟然用翻译挣到的钱，给女儿买了架钢琴。
单位通知，所有对萧乾的斗争会，文洁若必须参加。她本可以从单位去会场，以示和丈夫划清界限，但她一定坚持先回家，陪他一道走过去。那一年，她怀着他们的第三个孩子，面不改色经历了所有对丈夫的斗争会，连萧乾都以为妻子镇定有方，只是后来，腹中的孩子一出生就夭折了。
他们被下放到湖北的五七干校，围湖造田，萧乾年满六十，既有肾病又有冠心病，但看守的人却要他下田挑泥，一担泥少说五十斤，那是特壮劳力才能干的活。文洁若说，高低要让他活着回去，她说自己年轻、身体棒，于是替换了丈夫，自己去挑泥，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活。
当萧乾被反剪着双手，押到单位时，他看见妻子戴了高尖纸帽，站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周围是振臂高呼的同事。那天，他的岳母，文洁若的母亲，在女儿被用铜头皮带殴打的时候，自缢而死。他想，完了，全完了。吞下了一整瓶安眠药。被抢救过来的时候，是他的妻子文洁若，在耳边悄声对他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都长。）
洁若在我心目中是个超人。
但现在，超人也老了。
活下去
似乎只要活得足够长，就会与遥远的往事不期而遇。当文洁若一个人守在老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久未谋面的外甥女来找她，手里拿着一叠泛黄的信纸。那是在一间旧阁楼里发现的，阁楼的主人早已过世，打扫的人发现了一整叠八十年前写给阁楼主人的情书。写信的人，是她的二姐。
在文洁若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一幅幼年的全家福。那时她的父亲还是驻日外交官，他们一家生活在日本。照片里有父母、大姐、三姐、四姐，两个幼弟和自己。但没有二姐。因为在文洁若7岁的时候，19岁的二姐和阁楼的主人，她的老师私奔。父亲一怒之下登报与二女儿解除了父女关系，举家迁往日本。是在日本的时候，收到了二姐的死讯，在死前，二姐诞下了一个女婴。
那叠旧信里，二姐问情郎：
你说我活得了几十岁呢？我可不愿意像老太太似的，越老一定怪没意思的。也不知道我若是三十岁、四十岁了是什么样。
文洁若将这叠情书交给了一位相熟的编辑，托他出版成书。于是在新世纪，当年的“五妹”已经成了老太太的时候，永远年轻的二姐成为了一本书的作者。
外甥女，也就是当年的女婴，匆匆来质问她，“你怎么不经过我同意就出版了？”阁楼的主人从未与二姐结婚，他后来再婚，贵为北大中文系的老主任。
“我和你说了，你会同意吗？”文洁若说，“我相信你父亲把这些信藏在阁楼，不是想让你一把火烧了。”
文洁若告诉编辑，她不要稿费，只让他给自己两百本二姐的书。从这之后，每一个来访的客人，她都送他们一本，两百本送完了，她又买了两千本。
儿子萧桐画：萧乾躺在床上，文洁若在独自翻译，脑海中是她的幼年全家福
文洁若1927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的进士，在北平买下了一整套四合院。她和四个姐姐，一到冬天，就在院子里泼上水，自己滑冰。在旧时代，文家的女儿们接受了最好的教育，除了高中没念完就离世的二姐，四姐妹都读了大学。
如今，垂垂老矣的文洁若喜欢以夸耀的语气回忆几个姐姐。大姐是文家女儿中唯一会写小说的，小说发表在《国闻周报》上，后来才知道当时的编辑就是丈夫萧乾；二姐学法文，自然是最浪漫最有勇气，她为了爱情不惜与家庭决裂；三姐最潇洒，她骑自行车上学，戴一顶贝雷帽，因为成绩优异被辅仁大学免试录取；四姐和自己长得最像，但四姐是天才，会五国外语，还会拉丁文，能弹钢琴会作曲。
但后来，曾经的五姐妹都离散了，大姐只身去了异国他乡，再没有写小说；二姐早亡，一张相片也没有留下来；四姐因为二姐的去世对人生充满幻灭，年纪轻轻就入了修道院，二十二岁就死了；三姐在十九岁的时候摔伤了腿，在床上一躺十七年，能站起来的时候，青春都消散了。
三姐死后，文洁若才知道，三姐像二姐一样，也有过一个恋人。但父亲知道后把家里闹得天翻地覆，两个人断绝了联系，再然后，三姐腿坏了，心上人投笔从戎，人生再无交集。两个人再见面，已经是半个世纪后的同学会，心上人儿孙满堂，而三姐一辈子没有结婚，唯一做过的正式工作，是“文革”时被罚去扫马路。
“我是家里最笨那一个。”文洁若说，这不是谦虚。如果说她有着比姐姐们更多的成绩，那只是因为她一直活着，还可以继续努力，这就是她的幸运。“活下去”是反抗、是希望，“活下去了”是运气，也意味着就有全力以赴的义务。
萧乾自杀醒来后，她说，“We must outlive them all.”她是真这么想，只要没死就好。既像一颗小草一样活下去，也像孩子贪食蜜罐般甘之如饴，她以之身体力行，这也是一种尊严。活得越长久，人生就充满告别，也是无法可想的事。丈夫走了，五姐妹只剩下她一人。她用自己的方式怀念他们，她给萧乾编全集，给二姐出书，将自己的译本以三姐的名字发表，给孙女取名Sophie，那也是姐姐的名字。
而最佳的怀念方式，自然是继续工作。
较量
文洁若的手摔伤后，出版社老干部处的工作人员跑了来，问她要不要找一个养老院，保证优中选优，后者坚定地拒绝了。
“我不去。”文洁若说，“我问都在里面干嘛，说弹钢琴，唱歌跳舞，健身操，就干这个，都是玩儿不干活。那怎么行，我要工作。”
而且，老人还有另一层顾虑，“里面的人跑来找我要书怎么办？我也不能把他们全得罪了。”
于是就有了郭阿姨的上门。来的第一天，碰见同一栋楼的邻居，邻居对她说，你待不了三天就得走。因为老太太过得太清苦，家里连台电视都没有。文洁若知道后不服气，她对郭阿姨说，干嘛三天，你好好陪我三十年。
“哈哈，再活三十年可能也不现实。”文洁若说得自己笑起来，“但二十年可以的。”
许多拜访过她的人，都听老太太说过要活够113岁的目标，她已经计划好了，翻译到100岁，然后估计脑子不够用了，再开始写回忆录。旁人委婉地提醒她，现在动笔也可以，她从不为所动。
作为一个93岁的老人，文洁若的身体堪称优秀。编辑李若鸿每年会陪她去体检，除了眼睛，一点问题没有。直到现在，她也能颤巍巍蹲下来，在她的冰箱冻库里扒书。
这是她信心的来源，至于为什么有一种非活到不可的架势，李若鸿分析，可能也是当年的心结，“‘文革’时候，可能有些人做的太过分了。她老叨唠一定要活过那些人。”
“其实已经活过了，那些人都不在了。”
这二十年，文洁若说她从不感到孤独。她不像一般的老人，愈到晚年愈渴望家人的陪伴。萧乾去世后，她原本答应去儿女身处的美国，但那年发生了“911”，这就让她有了不去的借口，她告诉儿子，说她乘的飞机准得掉下来。
但一点孤独都没有吗？李若鸿说，大概还是有的，她只是不表露出来。比如有人要采访她，她就高兴，至少有人陪她说话了。虽然她不主动给儿女电话，但接到他们的电话，她也开心。这一年，她每天看报纸关心美国疫情。她不是不想他们，只是不想离开这间旧屋子，离开她的工作。
“她不信能在海外做她在国内做的事儿。我猜她更怕失去各种联系，语言环境，变成无关紧要的‘普通人’。至今一笔一划地手写每一个蝇头小字，错了用橡皮擦涂改液抹或用剪刀剪掉再用胶水重新粘起来，跟半个世纪前如出一辙，想教她打字拒绝学。我们没法反对她的选择，话说尽了都没用。”在采访的后期，我联系上了文洁若的儿子萧桐先生，八十年代他就赴美，如今是美国奥古斯坦福大学艺术系的教授。
萧桐先生在邮件里写到，“那种老人的常情即使母亲有也很少说出口。她好像不在乎自己有了孙儿女，并不肯让子女或第三代占用她的时间。除了对自己的健康长寿有不科学的自信外，她不夸口。别人得病甚至去世于她好像是泄气，是失败。那一天绝对轮不到她，她会比所有高寿的人活得更长，独创工作到老的记录。她好像默默跟人——活着的和已故的都包括——在较量，向老辈和早夭的姐姐们证明她这排行‘小五’的价值。”
萧桐说，母亲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她曾经将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丈夫、家庭，如今她想献给自己的工作，“我相信母亲说她不感到孤独是真的。母亲是儒家和天主教在‘愚婆’身上合一。”
于是，没有什么能阻止文洁若继续努力工作。旧一年的日历本已经写满了，2021年的日历上她又在开始新的工作记录。她全身心投入其中，既得宁静又得幸福。
在她最满意的翻译作品，日本小说《五重塔》里，她曾经用优美的语言道出过作者的感叹：
人之一生莫不与草木同朽，一切因缘巧合都不过浮光掠影一般，纵然惋惜留恋，到头来终究是惜春春仍去，淹留徒伤神。
那该怎么办呢？
既不回顾自己的过去，也不去想自己的未来……在这鸡犬之声相闻，东家道喜，西家报丧的尘世上，竟能丝毫也不分心，只是拼死拼活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