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游客消失后 | 谷雨

2021年已经到了末尾，疫情时有反复，依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回望两年前的冬天，大概谁都难想象，“疫情”不仅将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还将成为旧时代的终结，新历史的开端。我们的新栏目名为“地球漫游”，但事实是，“漫游”难以发生，“世界”也显得比过去更加遥远。

在我们的当下，充斥着的是“封国”“隔离”“航班消减”的消息。因为时灭时起的病毒，世界被迫分隔，带来的结果是，我们不再了解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什么，而疫情之下焦头烂额，甚至连对此的好奇都消退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定讲述更多地球另一端的故事，比如京都、柏林，又或者一座热带海岛——身不能至，就让故事带着我们漫游。疫情分隔了世界，也将成为我们的共同语言。

“你的关心，关系世界”，我们依然要去看、去关心，让远方、世界、你我，相关相联。

撰文 摄影丨库索

编辑丨张瑞

 插画丨六十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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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毒蔓延的不安时代

在我去了五年的花道教室里，盐野老师突然说：你应该去花道社打打工。那是日本最古老的花道流派“池坊”在京都经营的一间专门贩卖花道器具的商店。“你会中文，他们一定很需要你。”我没有时间去打工，但对盐野老师的话产生了兴趣。

“疫情期间，还有中国客人来吗？”

前两年的花道教室里，盐野老师曾介绍两位中国留学生去花道社打工，她们在去年日本疫情即将爆发时匆匆归国，再没回来京都。

“当然没有，所以这两年花道社生意惨淡，大家束手无策”，盐野老师的语气中带着怀念，“但在疫情之前，中国的研修团体每年都来，来了就爆买，日本人根本没法比。”

哦，爆买，很久没有听到这个词了。难怪我最近去花道社，看到它开通了扫码支付，想必在疫情之前就已经着手，却赶上了坏时机。也是这些年，京都的连锁便利店和商场里，能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场合越来越多，而一贯现金为王的日本人，竟然也对此表现出空前的热情：传染病蔓延的时代，移动支付最安全——真是绝佳的广告语。

终于，在这间花道教室里，每个月装在信封里虔诚附上的“月谢”，也变成了拿着手机扫码转账，保守的京都人也沦陷了，教了二十年学生的盐野老师，竟然也想制作一个二维码放在桌上，“东京那边的花道教室，早就这样做了！”她说。

延续了500多年的日本传统的花道流派，在疫情中发生的变化不止如此。盐野老师原本在京都市内几间大学担任讲师，作为日本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环，教授外国留学生花道文化——一年多来，留学生不能进入日本，这些课程也全都取消了。过去的花道教室里，常有盐野老师的留学生来体验插花，中国人占了多数，零星有几个韩国人和欧洲人，甚至还来过两个巴勒斯坦人，如今又全都变成了日本人——这正像是京都街头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京都市内的外国游客达到886万人，创造了3318亿日元的消费，而在2020年3月之后，这两个数字“几乎为零”。

2020年2月，疫情刚爆发时，街头的新闻报纸一角

同样是“零”这个数字，带来的喜与忧却是截然相反的。2021年10月19日，京都市政府发表了“新增感染者为零”的数据，这是时隔一年零四个月以来首次无新增的一天，很多东西又似乎可以开始恢复正常了。5天后，池坊的全国巡回讲座在京都举办，我上一次参加这个讲座是在2019年，讲座上，过去总是强调传统的花道教授，破天荒讲起了“如何用手机拍一张规范的作品照”，这很离谱，不符合我对传统文化的印象。

“这也是疫情带来的副作用，凡事过度依赖网络，上传到网上的照片若是角度稍微不对，被外人看到了，恐怕有损池坊的形象”，隔周的教室里，盐野老师告诉我，她望着我手上取景框中的作品，叮嘱道：“注意露出水际，老师们在instagram上盯着，别被抓住了。”

12月里，又是“新增为零”的一天，盐野老师为京都市的女性公务员高层上了一堂插花培训课，我替她做了助手。这一天的京都，除了人们仍然戴着口罩以外，看起来一切恢复了正常，大街上熙熙攘攘，四条河原町一带又开始堵车，巴士久违地恢复了晚点的传统。

最近一波紧急事态宣言结束后，在下鸭神社举办的手作集市

活动的组织者，一位市政府的工作人员，在发言中说：让我们通过插花，治愈被疫情搞得一团乱的内心吧！很熟悉的一句话。去年，日本政府第一次发布紧急事态宣言的时候，周围的日本人抱怨说：“只能宅在家里哪里都不能去的日子，花道教室是唯一寻求治愈的地方，连花也不能插，那就太难熬了。”

日本人对于“日常”有一种奇怪的执念，只要不受到强制，就要尽可能地保持日常的状态，后来又陆续发布过几次紧急事态宣言，政府虽然呼吁大家控制“不必要不紧急的外出和移动”，但用的是“自肃”一词，即“自我控制”，不做强制要求，花道教室也就按照“日常”每周一次地延续下来了。

花道教室似乎成为封闭的生活中一个难得的出口，这个国家在疫情中无意中流出来的一些国民性，很多我都是在这里了解到的。例如打疫苗。日本在2021年5月正式启动冠新疫苗的大规模接种中心，但不是人人都可以打，需要凭借邮寄到家里的接种券进行预约，邮寄的顺序有先后：最早是65岁以上的高龄者，然后是60岁至64岁之间的年龄层以及基础疾病患者，此后是保育园和学校的教职员，最后才是49岁以下的人群。

午后的鸭川三角洲

等到花道教室里的人们开始打疫苗，已经是七月了。最早打疫苗的是在京都市政府工作的岩井，我继她之后两天也打了疫苗，我没收到接种券，一位在京都上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微博上私信告诉我，市内某家医院开放了少量疫苗接种名额，市民可以在网上进行预约。我到了现场才知道，每天都有少量老年人放弃打疫苗的资格，剩下来的疫苗，便提供给大众了。

那段时间，电视上每天都会出现关于疫苗的各种新闻，某地年轻的市长并不符合年龄，就已经打了疫苗，被曝光后出来谢罪，说用的是高龄者剩下来的疫苗，但对公务员一向严格的日本大众并不买帐，说有什么依据判断剩下的疫苗应该归你打呢？这还是享受特权。

谢罪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或是某地的疫苗忘记冷冻，全部作废，于是医院出来谢罪；或是某地医生不慎，误给同一个人连续注射两针疫苗，还是医院出来谢罪……此外最多就是疫苗副作用的新闻，某个注射会场有人死亡，某人打完疫苗后心脏不适被送进医院，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某天我坐在美容室里，向发型师抱怨最近头发掉得厉害，他愣了片刻，盯着我：“你最近打疫苗了吗？”我一愣，意识到他一定是早上看了和我看的同样一条新闻，怀疑大量掉发是疫苗的副作用之一。

日本人过去是一个对疫苗保持谨慎怀疑态度的民族，历史上无论是麻疹、风疹还是宫颈癌疫苗，在这个国家的接种率都出奇的低，还发生过有人因为宫颈癌疫苗带来的副作用将制药公司告上法庭的事情，令政府更加不敢强制各种疫苗接种。早在年初，日本各大媒体对公众的疫苗态度进行调查的时候，表示“想要立刻接种”的人数仅有1/5，有日本媒体称，日本人拥有一种“疫苗避讳体质”。

但有“疫苗避讳体质”的日本人，却从7月开始实现了每天接种超过100万回的目标，到了12月，完成两次疫苗接种的人已经占据总人口比例的77.3%，80岁以上人群的接种率更是达到95%，日本成为世界上疫苗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日本人为什么突然又愿意打疫苗了？”我问岩井。

“还不是因为当初每天新闻上都是日本疫苗数量不够的新闻，大家的心情突然从害怕副作用变成了害怕打不上”，岩井推测说，“而且日本人最喜欢观望，政府每天如实在新闻中公开副作用的情况其实是很好的做法，大家因此知道，虽然有副作用，但比率很低，应该不会轮到自己头上来，反而感到安心了。” 

岩井是京都府厅的公务员，她是我在花道教室交到的很好的朋友，她用我的书学习中文，说想去书中写的居酒屋，但不敢在这个时期去，她对我说，“如果不小心感染了，以我的身体素质来说肯定很快会痊愈，麻烦的是要公开活动路径，如果被曝光是在居酒屋感染的，肯定会被纳税人骂。”

我确实在新闻里看到了类似的事情：某某市役所几个公务员同时被确定为阳性，原来是在非常时期外出聚餐，还喝了酒，不免又被一顿批判。日本人的舆论监督，在疫情期间变得更加严格，我相识的几个文化机构的朋友，也都没有饭局了，说“现在聚餐的发票不给报销”。我在花道教室里的另一个朋友，在《京都新闻》工作的北岛，进入9月不见踪影，问起来，盐野老师才说，“他最近在忙选举，没时间来上课了”，又发表了两句对选举的见解，“这次绝对要换人了，民众对政府这次的疫情处理太多怨言了，搞得乱七八糟。”过了一个月，日本首相果然换人了。

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是花道教室里的谈资，是每天新闻里一喜一忧的数字，它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我的茶道老师，仍然不变地在家里继续每周一次的茶道课，哪怕只剩下两个学生，他说也许这样的时期才能体现茶道真正的本质，这原本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乱世中，人们抱着“见了这次也许下次就见不到了”的心情喝的茶，在病毒蔓延的不安时代何尝不是同样的心情呢？

面临破产的京都

在已经超过100岁的京都市立动物园里，我听到一个很新鲜的消息：园内的一部分动物饲料，是由民间捐赠的。疫情令京都的财政困难加剧，财政局要求动物园削减运营费，园方决定从每年预算6000万日元的饲料费着手，先是将一些高价的枝叶换成了便宜的牧草，仍然不够，于是从2020年4月起，正式启动了面向民间的饲料募捐。

京都动物园里的长颈鹿

在动物园的官网上，每个季度都会向大众公开具体收到的饲料情况，内容五花八门：橡树和栗树修剪下来的树枝，是由市内几家造园业者捐赠的；小松菜、黄瓜和茄子，是由京都市农协捐赠的；萝卜叶和白菜叶，来自京都腌菜协会；红薯、胡萝卜、花生、卷心菜和蚕豆、李子等等，是京都一间学校的校餐剩余食材；酿造啤酒的公司送来了麦芽渣，和果子专门店送来许多煎豆子……

连动物园都穷到要靠民间募捐了，在这样的议论声背后，是被破产悬念困扰着的京都市。

2021年6月，京都市长门川大作在为期五年的“行财政改革计划”新闻发布会上说，京都市如今负债达到1兆6000亿日元，如果不进行行政改革，可能将在十年内破产。

在当时，一个城市的破产，还是一个抽象概念，但等到这份改革计划正式实施，京都人就切身体会到了它带来的影响：对高龄者进行减免的“敬老乘车证”的使用年龄，从70岁提高到了75岁；“巴士一日乘车券”价格也从600日元提高到了700日元。这两个还只是细小的变化，受到影响最大的是保育园，由于政府降低了补助金，将导致保育费上升，人们对未来表示悲观，认为“京都将不再是一个适合育儿的城市”。 

“第三波”疫情来临时，街头的学生饮食支援海报

从表面上看，京都市的破产危机是由来以久的问题。泡沫经济时期建造的地铁东西线高达1000亿日元的赤字是最大根源；其次是特殊的城市人口构成，高龄者和学生人口多，具有纳税义务的个人比例仅占43.1%（2019年数据），是日本政令指定都市中最低的；加上京都的“古都”属性，禁止建造高层建筑，又拥有大量不需要缴纳固定资产税的神社寺院。但另一个事实却是，在日本“观光立国”国策下作为第一观光都市的京都，2021年巴士和地铁的平均乘客每天减少了超过5万人。

过去的京都人其实很不喜欢“观光立国”这个说法。2014年之后，由于访日外国游客大量增加，直接导致了京都的地价上涨、交通堵塞、观光地拥挤，再加上“追着祇园的艺伎拍照”“随便闯入私人领地”之类的礼仪问题层出不穷，一些京都人认为自己的生活环境收到了侵害，他们自己发明了一个新词：观光公害。我就听到花道教室里的京都人们聚在一起聊过这个问题，毫不留情地指责说：“我们又不做生意，游客越来越多，没有一点好处。”又特意对我强调：“从前的京都可不是这样！” 

从前的京都是什么样？这成了困扰我很久的一个谜题。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我恐怕永远不会知道答案。今年秋天，东京的朋友来京都出差，晚饭后，我与她一同前往京都车站的顶楼散步，那里是屈指可数的几个可以俯瞰京都夜景的地标，朋友在一家中日文化交流机构工作，过去每每带着国内的交流人员来京都观光，她总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

“京都的夜景以前就这样吗？还是疫情期间在省电？”望着脚下黯淡的夜景，朋友对自己的记忆产生了怀疑，惊讶地向我求证，她也一年多没有来过京都了。

从前的京都可能就是这个样子，我说，晚上九点之后的鸭川沿岸，一半店家的灯光都熄灭了，行人失去了踪影：失去了游客的京都，本质就是一座冷清的小城。

冷清的祇园小巷

不卖酒不符合

我的居酒屋美学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一共发布过四次紧急事态宣言。第一次是2020年4月至5月，剩下的频繁发生在2021年：1月到3月，4月到5月，7月到9月。后几次紧急事态宣言，基本上不要求人们停工停课，主要是大型商业设施停业，各种文化设施暂时关闭，受到最大影响的是餐饮业，这期间须在晚上8点结束营业，一些地区还禁止提供酒精饮料。对于居酒屋和酒吧这样全靠酒水赚钱的业种，紧急事态宣言就意味着关门，门口几乎都贴着一张“响应政府号召，临时休业，再开未定”的告示，大多数就在“断断续续，开开停停”的夹缝中生存着。 

四富会馆是京都人之间的“深度酒场”，在一栋破旧大楼的底层，挤着近十家狭窄的居酒屋，每家都只能容纳7、8人，坐下来，人贴着人。临近深处的一间清水食堂，我在四月里去过一次，店长纯平响应第三次紧急宣言号召，将晚上的营业时间改到下午3点至晚上8点，几天后京都市要求饮食店禁止提供酒水，他关上了门，我下一次再坐在这间居酒屋，已经是十月底了。 

一家居酒屋的店员，在政府发放的布口罩上写上了“安倍的口罩”几个大字，这种棉口罩因为到货太慢、尺寸太小，遭到了日本人的吐槽

“休业期间在干嘛？”我问纯平。

“在家苦心研究中国料理”，他拿出一罐进口的中国豆瓣酱在我眼前晃，我才注意到写着菜单的小黑板上，悄然多了一道：麻婆豆腐。

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发布时，日本政府就迅速推出了一系列针对个人经营者和中小型企业的补助政策，让小规模经营者不至于一下子就遭遇灭顶之灾。但补助金毕竟有限，用纯平的话来说，可以帮助店主缴纳店铺房租，他领到的工资是个低保水平，大约就是龟缩着活下去。因此一些人不愿意这么做，为了赚钱，快速转变了业务，我认识的一家酒吧，不能卖酒的日子转型成了食堂，还推出了咖啡和下午茶套餐，也有一些居酒屋，白天打开了大门，在午餐时段贩卖海鲜饭便当。

“鸭川边的那家居酒屋，是不是一直没有关门？”纯平问我。那是我俩都很喜欢的一家开了80年、深受当地人喜爱的老铺居酒屋。“去年一直开着，紧急事态宣言中每天只有10来人，也照旧开着”，今年我也在疫情中“自肃”，很久没去了，不知道近况如何。 

此时正值红叶季，距离最近的一次紧急事态解除已经过去一个多月，日本各地前来观赏红叶的游客似乎让这个城市恢复了往昔的盛景，大型商场顶楼所有的餐厅门口都有人在等位，打电话去一家城中居酒屋预约，一连三周都是满座。尽管各地仍持续每天出现新增感染者，但并没有人在意，疲惫的日本人似乎找到了和独特的和疫情共处之道：紧急事态宣言一旦结束，立刻疯狂报复，仿佛病毒已经消失——病毒存在或是不存在，并不取决于有没有新增，而由行政命令决定。 

我决定去看一看鸭川边那家老铺居酒屋的情况。开店时间是下午5点，我在工作日的5点05分赶到，能容纳三四十人的店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座位。我坐在角落里，企图从周围人们的谈话中，听一听他们对疫情的看法，半个小时过去了，颗粒无收，人们或是在闲话家常，或是在抱怨工作——完全恢复了疫情前的居酒屋景象，站在吧台里的店主伊藤，这天甚至没有戴口罩。 

老铺居酒屋里的熟客们

“一天也没休业吗？”半个小时之后，我才和伊藤说上第一句话，他忙个不停，根本没空搭理我。 

“一天也没有”，他迅速回答了一句，又转身煮酒去了。去年春天可不是这样。第一次紧急事态宣言发布时，我和伊藤可以整整一小时都在聊天，吧台前仅有的几人都是熟客，最后全都加入到聊天中来。

“不能卖酒的日子呢？”

“不卖酒不符合我的居酒屋美学”，伊藤说，“政府有政府的规定，我也有我的原则。”旁边两位熟客闻言频频点头，要过一个杯子，请他喝了一杯啤酒。 

原来也有人不听政府的话。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但在日本这样一个人人都很听话的国家，这样叛逆的人是珍稀的，会成为老铺里浓墨重彩的一笔。去年的伊藤还很听话，缩短了营业时间，领着政府的补助金，对我忧虑地表示“领了补助金依然在亏本，这样再撑几个月就完蛋了”，为了让过去的熟客们始终有一个去处，伊藤家的居酒屋坚持开着门，但即便开着店也不可能生意兴隆，必须要缩减成本，那时店内辞退了几个打工的，只留下一个帮手。在妥协与不妥协之间挣扎的伊藤，似乎已经撑过来了，打工的年轻人又回来了，五六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抱歉地对每一个客人说：“让你久等了！”

也有一些在疫情中开业的居酒屋。佛光寺对面有一家小小的割烹居酒屋，店主植野是在北京的日本料理店工作了十几年的京都人，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几年前回到京都筹备开店，在菜单中加入了许多中国人喜欢的食材，结合日式烹饪法，指向很明确，瞄准的就是那些涌入京都的中国游客。红叶季我坐在植野的店里，邻桌是两位日本人，对眼前的一道烤排骨蘸梅子酱感到新奇。“最近客人稍微回来一些了吗？”我问植野。他无奈地笑道，“怎么说‘回来’呢？从来也就没有过啊。”自从他去年开店之后，一直处在漫长的禁止外国游客入境的冷清之中。

红叶季过后，南禅寺附近的京都街道上人烟稀少

“那今年红叶季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吗？” 

“去年Go To的时候，还要更热闹些。” 

为了振兴大受打击的观光行业，2020年夏天，日本政府推出了“Go To”的优惠政策，主要是“Go To Travel ”和“Go To Eat”两个方面，鼓励日本人外出旅行和外出就餐，交通、酒店和餐饮能够享受到最大50%的优惠。我在冲绳旅行时认识了一位离岛上的牙医，疫情前每年要进行两次海外旅游，过去的一年里，转而周游日本各地，他便是活用各种优惠券，享受到了3000日元的豪华酒店住宿，附加高级和牛套餐。 

“要去某地，就趁没有外国游客的现在！”“过去住不起的高级酒店，就趁半价的现在！”另一个从“Go To”中抓到了救命稻草的是酒店旅馆业，尤其在京都，几乎所有的酒店、旅馆和民宿都是为游客服务的，失去了海外游客和修学旅行的学生，就断掉了生命线。 

我的中国朋友ocean在京都运营着许多中国人投资的旅馆，他告诉我，“Go To”提高了入住率，同时也令在京都生活了十年的他，对日本人有了意想不到的新认识。“以前大家都觉得外国游客不讲规矩，但在疫情期间，前所未有的打折价格，令日本人有一种心态爆发了：要赶紧去享受一下平时没钱去享受的高级酒店！结果做出了许多令人大跌眼镜的举动。”他说，在实施“Go To”的那三个月里，他的几栋旅馆中超过99%的住客都是日本人，收到的邻居的投诉量远超从前，常常有一大群年轻人挤在同一栋旅馆里，整夜楼上楼下跑，搞得动静极大。“你能想象吗？甚至有人在浴缸里拉屎！” 

等待游客归来的日子

还有一种转型，发生在中国人开的语言学校，失去了留学生生源，今年不得不考虑裁员或关门，我认识其中一位思维灵活的，转型做了物流——世界封闭的时期，物流又重新成为了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失去了游客，京都应该怎么办？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人们如此渴望海外旅游，也没有任何时刻的京都人像今天的京都人，渴望着海外游客的归来。最近认识了一位姓“伊藤”的咖啡馆店主，是在中国台湾推广阿里山咖啡的名人，两年前回到京都来开店，开店的第一个月，听说过他的外国游客蜂拥而至，店内常常充斥着英语交织着中文的热闹景象，当他正欢喜于“在京都开咖啡馆，拥有和全世界的人们相遇和交谈的可能性”的时候，疫情来了，外国游客彻底从京都消失了踪影，店里也变得冷冷清清。伊藤说，如今只能忍耐，忍到游客回来那一天，就是赢了。 

空无一人的咖啡馆

京都人开始意识到，失去了“对他们没有一点好处”的外国游客，对他们才是没有一点好处。在最大的观光地岚山，再也看不到人们排着队的景象，也不会再有人为了争抢一个拍照位而发生口角，SNS上曾经流传过一组“空闲的岚山”主题海报，是岚山的商店主们联合制作的诱客海报，一张上面写着：“猴子比人还多”。

岚山的店主之间的恐慌是真实的，虽然在五月黄金周和十一月红叶季，曾经因为日本游客的归来，恢复过短暂的热闹，效果却是微乎其微，街上不少饮食店和土特产店仍然暂时关着门，一些店主在疫情前疯狂扩张、开了数家分店，如今多数只剩一家还勉强开着。最依赖游客经济的地区，在疫情中受到了最大的打击，祇园的情况大同小异，单从花街上的舞伎艺伎这一群体来说，过去的一年多中减少了20人，背后的原因是收入激减，据说只能达到从前的1/10，客人本来就少，紧急事态宣言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等待游客归来的日子里，京都人在也开始思考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太依赖游客了？应该如何实现游客和本地人的平衡？ 

在鸭川岸上喘口气的京都人

咖啡馆是反映京都“观光性”与“生活性”两种矛盾的一个有趣样本。国际咖啡连锁品牌蓝瓶咖啡（Blue Bottle Coffee）于2018年进驻京都，总是排着长队，连开三间店，在失去了海外游客的日子，每一家都生意不佳。这不是一个孤例，人们冲着招牌光顾的外资咖啡连锁店，失去游客就失去了一切。

而那些开在住宅区里、和地域紧密相连的小规模个人咖啡馆，却几乎丝毫未受到疫情冲击，只要继续营业，街区里的近邻们依然每天都来，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里和店主聊聊近况，坐在店里吃午餐，购买日常用的咖啡豆，维系着小城的人情关系也维系着这些咖啡馆的运转。

在我这两年接触的京都各行各业中，疫情中新开的咖啡馆是数量最多的。有一家开在了清水寺附近的一念坂上，京都观光地的正中心，开店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客人，店主表示在意料之中，“等到游客回来再着手开店，那就来不及了，就是要在疫情中抢个先手，做好准备”，他说，还有一个重要背景：如果不是疫情，根本不可能拿到这样位于观光地心脏地带的店铺，也不可能拿到这样的优惠的价格。但能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他开在住宅区里十几年的本店，已经在当地成了名店，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2021年9月30日，日本政府宣布解除紧急事态宣言，人们猜测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紧急事态了：八月疫情最高峰的日均新增2万感染者数，如今维持在100左右，京都在难得的几次归零之外，也都维持在个位数。但因为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毒株的扩散，日本政府在11月29日宣布封国，全面停止外国人的新规入境，至今京都人也还没有对其严重性有任何实感，我身边的人大多认为，这是新的内阁的一种自保手段，吸取了上一届在疫情中凡事反应太慢的失败经验，凡事要迅速做出决策，为的还是提升支持率。

身边的人们都在寻找喘息的机会，北岛渐渐沉迷于钓鱼，制作了许多复杂的鱼料理，甚至专门去考了一个河豚处理资格。他有时也在鸭川钓鱼，岸上经常有人搭着帐篷，这是从前没有的风景：不能出门旅行，京都人就把河边当成露营地，不能过夜，就是在下午晒晒太阳。

钓鱼、露营、晒太阳……移动“自肃”的日子，鸭川生态反倒更丰富了

京都人也做好了准备在等待下一次封闭，传说中不知何时会到来的“第六波疫情”。为此，今年年末和去年大为相反，人们又在积极筹办各种聚会活动了。上周我和岩井坐在去赏红叶的公交车上，她说，圣诞Party、忘年会和同窗会挤满了她的日程表，一直延续到新年。说话间，她瞄了一眼苹果手表，“今年的年度汉字公布了，是‘金’字！”

“为什么是‘金’？”

“因为奥运会啊！日本有金牌执念，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但凡举办奥运会，就是‘金’字”，岩井解答了我的疑惑，“除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一年是‘变’字，全球金融危机对人们生活影响实在太大了。”

“‘金’字太多了，已经感到疲劳了。”岩井苦笑，疫情改变了很多东西，甚至连日本首相也换了两个，只有奥运，没有一个京都人跟我提起它，仿佛它从未到来过。 （来源：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