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在疫情中开放：生活逼近正常，但非放任自流 | 谷雨
这是地球漫游的第四篇，关于一个城市国家如何逐步走向开放，享受阳光和沙滩。微小的变化在新加坡各个角落出现，到4月26日，聚会不再有人数条件，戴口罩与“合力追踪”扫码的要求只在零星场合出现，出入境进一步放开，感染者不需要再填报自己的同住人信息。但是无限逼近正常的生活里，人与病毒之间仍然存在着细丝般的防线。
在地球的每个角落，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抵抗着病毒。作为一个依赖于国际贸易的国家，新加坡最终选择了开放，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而是更像一台精确运行的机器，整个开放的进程，有针对性地实施防疫政策，分批次，分步骤，根据每个阶段的疫情数据，逐步解除封锁，一切都有规则可循。最终，新加坡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告别四月的方式
泳池边的烧烤派对在四月第一个周末持续了两晚，居民或坐或立地聚在白色长条桌旁，音乐豪放至深夜，连马路对面的人，都感到心脏随节奏变成了弹跳的皮球，迸发出一股自由自在的激情。音乐一路窜进了泳池旁的公寓楼，住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雨婷由此对新加坡的四月产生了崭新的印象——以往露天烧烤摊被黄色警戒线封锁，现在却有了噪音，聚会的人群摘掉口罩，空气也变得轻盈。
微小的变化在各个角落出现。在新加坡最大的水库麦里芝蓄水池，徒步爱好者可以在林木葱茏的步道上几人成团，不必再两两一排，一边前进一边更换组合聊天。一家叫做YUNOMORI的温泉店中，顾客泡澡时不再被强制戴上口罩，这让一位熟客感觉自己能在池子里平均多呆上十分钟。在滨海湾的鱼尾狮公园，有人以更高的频率目击到外国旅行团出现。牛车水美食街人头攒动，有人在傍晚来临时组织跳广场舞。在芽笼士乃巴刹和宏茂桥中心，流动集市时隔两年重开，食客蜂拥而来，买一份黄金地瓜球要排队超过一小时。散布在新加坡的200多家食阁和小贩中心大面积地拆除了网格围挡，露出更多的入口，类似于“健康宝”的“合力追踪（Trace Together）”二维码也在一张一张地被撕除。
就像冰化成水然后蒸发，当新加坡的防疫举措再次更新，东南亚这片不到720平方公里，小于北京通州区的土地上，人们生活中因病毒而冻结的部分开始迅速融化，并在此后随着19日和26日的两次继续解封而几乎消失。
四月初，新规则淅淅沥沥地落入实处，一部分化作酒精饮料滑进驳船码头和克拉码头叮咚碰撞的玻璃杯中，浮起满街醉意，在这片新加坡酒吧最密集的区域随便扫视一圈，许多组合都表现出与防疫新政相关的特点：5人以上，10人以下，10点半后还在饮酒。永夏之地的夜里，警察不得不出勤维持道路畅通。全新加坡的餐厅服务生则摆脱了“劝酒”的苦劳，不必在十点一到就起身掐表四处游走，反复念叨着“快点喝”，而后又因客人寥寥提早关门。
在餐吧，夜间现场演出重新开始。一名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书的女孩因此得到了表演的机会，这是她第一次登台打架子鼓，脚边放着一杯颤抖的扎啤。她和另两位搭档一共准备了17首90年代港乐，但乐队表演时，几乎有一半时间都是情绪高昂的观众在点歌。来自智利的调酒师Rodolfo已经三年没回过家，他的纹身从胸口长到下巴，过去的两年，他成日绞尽脑汁地更新酒单、增设吸引客流的happy hour，终于在4月5日这天看到了客单量的明显上升。
停业许久的夜店和KTV老板也开始重整旗鼓，纷纷转发起招聘广告，尽管过去的两年，已经有至少50家夜店和KTV倒闭，至少400家为求生改造成live餐吧，但在2022年4月19日这一天，新加坡的夜生活全面重开，压抑许久的居民打爆了预约电话，一家在新达城的KTV老板时隔两年零三个月重新开业，有一种“忽然就好像冲上云霄的感觉”。
重新开放的还有自2020年3月17日关闭的新马陆路边境。大批滞留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客工得以通过新柔长堤或第二通道归家，重新过上跨国通勤的生活。4月1日零点到来之前，有人提前四个小时来到兀兰关卡排队，在关口打开的一刻，汽车与摩托车倏然向前飞驰，徒步越堤的人群涌入，几只手机高举过头顶，一些人大声合唱马来西亚国歌，很多人已经两年没有见过家人。堤岸长1056米，另一端遥远又熟悉，一个来自柔佛州峇株巴辖的男人在凌晨回到家乡时，走到空荡的岔路边俯身跪下，深深亲吻了家乡的土地。
边境重开的前17个小时有3万3700人通关，前72个小时超过17万人，但这与2019年相比不过是一条小溪流——那时每天通关的人数要超过35万。然而，这条“小溪”仍使兀兰的钱币兑换商在开关第一天就长了五成生意。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消失两年的“加油族”也出现了，他们默默开车过关，唯一的目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加油站趁人不备抓起RON95罐装枪，违规加满一整车的便宜汽油。
东边临海的樟宜机场，检测点、隔离点、亲友等待区全部取消，值机口再次排起长队，候机楼商铺有九成开始运营，航空公司四处招聘，前往各地的机票频繁出现在居民的社交动态里。在三月，81家航空公司已经飞过了46个国家的116座城市，而下降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继续刺激着人们压抑许久的旅行欲望，递签人数暴增，旅行社中介的桌面上，文件堆成雪原，成日清点护照的双手像在洗一副无限循环的牌。政府同样鼓励出行，在新加坡的巴士站台，如果看到一张防弹少年团的海报，靠近可能会发现，那是去韩国的旅行广告。
太阳一日一日升起，边境重开后，客工的离境让食阁和小贩中心人手短缺，为上万个档口服务的清洁人员数量下降，桌上堆积起无人处理的脏碗筷。畅通的航班却让来自菲律宾、印尼和缅甸等地的女佣人数上涨，使得“女佣之家”的佣金定价有所降低。最近的周末，去福康宁公园野餐的女佣挤满了草坪，她们肩并肩躺在树底，间歇性地齐声唱歌。
在地段最贵的市中心，一家金融公司的实习生下楼逛街时感到商场里穿商务便装的人变多了，或许因为匆匆脚步把地板蹭得更亮，今天的CBD看起来比昨天更值钱。在附近做金融工作的本地女孩羽涵也在四月参加了部门的全体聚餐，一群人在金沙酒店附近分食牛排、鸡翅和意大利面，其中不少人相互间在两年内从未谋面。在共同呼吸过一阵河风后，他们终于得以面对面地看清彼此的皮肤细节、讲话口型、喝酒姿态，了解他们家中有几个小孩，有谁即将做父亲，有谁正在筹办一场婚礼。
今年4月26日，新加坡疾病爆发应对系统DORSCON干脆将新冠疫情由橙色调整为黄色。聚会不再有人数条件，戴口罩与“合力追踪”扫码的要求只在零星场合出现，出入境进一步放开，感染者不需要再填报自己的同住人信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Facebook上发文说：这些改变带领我们几乎回到了疫情前的生活。
停摆的时刻
恢复疫情前的生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MTF）是新加坡的抗疫核心。在新凤凰园第20层的会议室中，小组成员每周数次围在一张几乎占据了整个屋子的棕色长桌旁讨论数据和方案。他们谨慎地计划了递进开放的三个阶段：安全重开（Safe Re-opening），安全过渡（Safe Transition），安全国家（Safe Nation）。具体切换时间根据社会和医疗压力而定，实际操作中，它们分别是2020年6月19日和12月28日。如果在开放后有意外情况出现，随时可能重返上一阶段，比如在2021年的5月和7月，感染德尔塔毒株的人数激增，导致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新加坡重返“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
最初，他们也将目标定为感染者清零。在逐步开放之前，新加坡执行了这项名为“断路器”（circuit breaker）的半封城政策，关停所有“非必要”的服务场所，禁止堂食，全面居家上课和工作，建立集中隔离区，封锁边境。
地铁上禁止说话 ©雨婷
从部分国家入境隔离十四天，到全部国家隔离，再到新马陆路边境彻底封闭，徘徊在“花园城市”的游客潮水般消退，被困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客工却无法返回。他们就地寻找住处，房租的价格被激增的需求一路抬高，到2021年底，房租已经涨至近七年最高水平。中国留学生雨婷记得，她去年初来乍到，怀着砍价的愿望去找房东时，被告知房子价高者得，租房变成了“拍卖”。
疫情剥出了“花园城市”的另一面。当时，新加坡共有72万名左右的持证客工，他们平日为新加坡整洁的外表清理垃圾，垒砌高楼，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都是建筑工人，住在43家专用宿舍和工厂工地附近的小型宿舍当中。有些宿舍40平米左右的房间中挤了十余人，一个楼层的卫生间上百人共用，导致病毒在环境内飞速传播。2020年4月伊始，新加坡病例数破千，并且呈现出激增态势。
羽涵就是自那时起开始了居家办公。那段时间她每天有一次外出的机会进行“必要活动”，她会去餐馆打包一份食物回家。有时在超市，她看到借以“必要活动”出门约会的情侣，双双戴着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疫情期间，羽涵的公司人员流动加快，许多人从入职到离职完全没见过面，有次在返岗后她好不容易见到了新同事，结果对方告诉她，当天就要离职。
学校的课堂变成了线上会议室，同学和老师都长在对话框里。一位正在为毕业论文做实验的人工智能博士感受到了招线下实验对象的困难，迟迟收集不到数据，写不成论文。
在那一年的2月中旬，樟宜国际会展中心曾经开办国际航空展览会，这是每两年举办一次的东南亚最大的航展，共有超过45个国家的930家企业参加，来自世界各地的飞机在空中表演，翻腾旋转，喷出彩色的尾迹。但一个多月后，这里清空了房间，搭起高大的白色隔板，摆出近3000张床铺，改造成政府隔离设施。游走在房间里的不再是观众，而是送药机器人。与之命运相似的还有新加坡博览中心和丹戎巴葛集装箱码头等。
供新加坡居民买菜的巴刹开始要求居民凭身份证尾号择日进出，这种“限号”措施降低了菜贩的销量，他们少拿货、提早收档。有时爆出病例，整个巴刹需要全部关闭消杀，再回到原处买菜时，小贩之间总要相互怀疑，猜测是哪一家“中了病毒”。
在巴刹和其它公共场所附近，一群身穿红色polo衫的“安全距离大使”开始徘徊，其中很多是失业的导游。他们领政府的薪资，督促居民在室内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到2021年已经有3000多名。若拒不配合“大使”的工作，居民会收到警戒信、被执法人员处理，乃至被告上法庭。曾有一位屡次顶撞“大使”、不爱戴口罩的妇女在被曝光后成为公敌，被判坐牢16个星期。
客工宿舍的管控被要求与居民社区分开进行，疫情数据也分开公布。客工承受着更严苛的封锁，他们没有“必要活动”的自由，就餐也依靠送饭，即便在后期被允许出行，也被圈定了固定的娱乐场所和活动时间，一旦宿舍中有感染病例，整个宿舍都需要恢复隔离，生活中充斥着反反复复的停工。整日整日闷在宿舍，许多客工产生了心理问题，有人选择了自杀。政府试图通过新建宿舍和派遣心理专家援助的方式缓和客工矛盾，但直到2022年，他们才开始尝试在客工宿舍执行与居民社区划一的标准。
“断路器”执行两个月后，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新加坡决定放开部分封锁。巴士和地铁恢复运营，重新回到车厢的乘客发现广播和告示中都出现了“戴好口罩”和“不要说话”的标语，座位上间隔贴有橙色的“社交距离”贴纸。工作人员在地铁站举一张提倡噤声的硬纸牌，人流穿行而过，车站静悄悄的。在其之上的地面，曾经健谈的出租车司机也变得少言寡语，乘客上车后，有些司机会推荐他们坐在后排斜对角。
地铁标识 ©雨婷
穿越“迷雾”
解除“断路器”的三阶段远不是终点，那只是一个保留着限制措施的过渡状态，以等待疫苗的到来。
然而MTF很快却发现，即便人们注射了疫苗，仍然不可避免地被感染，只是大部分人的患病症状会明显减轻。在2021年5月，德尔塔毒株入侵新加坡，突破性感染的现象更加明显，通过疫苗消灭病毒的影响已不现实，并且在此前的“断路器”影响下，服务业占75%以上的新加坡已经在2020年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萎缩了5.4%，人们已经在和病毒的对峙中疲惫不堪，无法再次承受严苛的封锁。
新加坡财政部长黄循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抗疫的过程中，我们有两个重点：保护生命和保障生计。”在疫苗无法消除病毒，却能够降低重症率的条件下，MTF开始考虑逐渐放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截至2021年5月31日，新加坡累计确诊34884例，死亡23例，那一天，总理李显龙在全国发表广播演讲，提出将把监测重点从患病人数转为重症病例，接种疫苗和快速检测将在此后发挥重要作用。
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主任梁玉心教授对此补充说，策略应该包括：“保持开放的态度，对病毒进行深入追踪和研究；以明确的信息争取大众的支持；根据近期预测，共同制定经风险校准的下一步；在完成每个里程碑后宣告胜利，并在过程中调整我们的步骤。”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的关键任务就是加速提高疫苗接种率。为了督促居民去注射，新加坡的每个公共场合的入口都张贴着“Safe Entry”二维码，需要居民通过“合力追踪”软件扫描，显示已接种疫苗后，门口的执勤人员会在对方身上贴一张彩色贴纸，批准其进入。没有接种疫苗会在新加坡寸步难行，“就像进酒店没带身份证”。
同时，服务于新加坡政府科技局（GovTech）的开放政府产品（OGP）小组在疫苗刚抵达新加坡时迅速开发了接种预约软件，能够根据政策要求筛选接种人群，普及医学知识，安排最合适的接种中心。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提升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新加坡政府在老年人常关注的电视机和收音机中滚动播放疫苗广告，医生会被请去电视广告里做客讲解疫苗功用。参照老年人喜爱的歌台表演形式，政府专门推出了洗脑广告歌《您打疫苗没》，并且为注射疫苗的老人准备了消费券等礼品。除此之外，在老年活动中心等老人常出入的场所，工作人员需要反复督促老人接种疫苗，社区也会成立志愿者小组逐一登门拜访，并且为老人和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上门接种服务预约。由于仍有不少老人担心mRNA疫苗的副作用，新加坡也批准接种科兴疫苗。
2021年8月10日，当完成了总人口72%的足剂疫苗接种后，新加坡宣布正式进入开放的“预备期”，与之前的“断路器”解封思路相似，同样分为递进的阶段，在“预备期”之后，经过“过渡期A”和“过渡期B”，最终成为“具有抗疫韧性的国家”。
恢复开放，并不意味着放手不管。居民的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限制，并且会随着疫情数据的变化反复调整细节上的松紧，比如线下工作的比例、聚餐的人数、保持“安全距离”的场合等。
准备开放的另一个步骤是实行“居家康复计划”（Home Recovery）。由于注射疫苗不能显著降低感染人数，在开放措施和变异病毒带来的病例激增之下，仍可能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新加坡决定不再收治所有感染者，已经完成疫苗接种的12至69岁轻症患者自行居家隔离，若家中有高风险家庭成员或房间不便隔离，可以前往由酒店、度假村和博览中心等地改造的社区护理设施进行康复，若自身有其它疾病需要护理，则可以前往疗养院等地改造成的社区升级护理设施。医院病房和国家传染病中心主要收治重症患者，同时也为自行隔离的患者提供线上咨询。同样，轻症患者也不需要去医院问诊。
实施这个步骤的前提是，新加坡的医疗服务体系排在亚洲首位，同时有着完善的分级诊疗制度。在卫生部的官网上，新加坡共有8家公立医院和近2000家诊所，有近1000家加入了公共卫生预防诊所计划，这是一个在抗击非典时期留下的疫情应对系统，卫生部会对计划内的诊所进行培训、补贴、药物和疫苗支持，居民可以在网站上搜索距离自己比较近的推荐就医地点。
面对开放初期激增的病例数，政府一直在利用现有医院病房扩增ICU成人病床数，并且通过计算权衡来减少非新冠患者专用的ICU床位，以治疗更多的新冠患者。在去年11月，他们决定将新冠患者专用的219张床位扩增至280张。随着疫情缓解，到2022年5月13日，新加坡的301张ICU成人病床中，仅有6张仍被新冠患者使用，有122张闲置。只是除了床位的难题，专业医护的短缺也十分让人头疼。
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和其它大型综合医院的病房会收治情况较重的患者，当ct值（数值越高，病毒浓度越低）达标后可以出院，绝大多数新冠逝者也是在这里离世。在这些病房，死亡的气息几乎等同于老人的气味，大型综合医院的护士肖恩在新冠病房工作时，所要照料的主要人群就是“生活无法自理的阿公阿嬷”。
肖恩本来是骨外科的护士，但在今年二三月份疫情最严重时，他所在的医院将新冠病房从一层扩展到了半栋楼，九层科室中有一半改为接收新冠病人，他将那一个月形容为“最黑暗的一段时间”。进入新冠病房前，肖恩学习了防护服的穿戴、呼吸机的使用、病毒垃圾的处理，还有一种特殊的家属沟通方式和告别流程。因为家属无法来到病房探视，每个病房会有一部共用的手机，用以拨通视频电话，包括在病人去世时，医护人员也通过视频的方式让家属看到亲人的“最后一面”，随后会用两层厚雨衣质感的白色防护材料将遗体密封包裹，直接交由殡仪馆处理，殡葬师同样通过视频和家属联系，最后捧出一盒灰烬。
那一个月，在肖恩的病房里，几乎每天或隔天就有老人去世，有一次夜班，他在休息时间离开了不到一小时，一回来就发现刚才还在对话的老人安静地离开了。去世的老人绝大多数都有基础疾病，不少因为身体原因无法注射疫苗，许多在入院时已经签署了DNR协议（放弃急救同意书），家属在得知亲人去世后，大多也只是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只是平静之下的悲伤同样很难掩藏，肖恩仍然在视频电话里看过止不住的眼泪。就算人们能够接受死亡，不代表所有的痛苦都会消失。
这些举措最终使新加坡成为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新加坡日增病例最多的情况发生在今年春节之后的二三月，最多时，单日新增确诊超过了2.6万例。截至2022年5月13日，新加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23万，死亡1362人，死亡率0.11%，其中有93%为60岁以上的老人。
如今，新加坡的医疗系统基本运作正常，不过也是极为忙碌中的正常，就像在护士米娟所工作的康复病房中，偶尔钻出一个突然复阳的患者，她需要迅速联系新冠隔离病房来拉人。转移完成后，米娟要将整个病房中的30多个病床推到走廊里，然后给病房消毒、换窗帘，再把病床推回原位，这些工作穿插在原本就繁忙的护理工作中，她在整个夜班都无法停止奔跑。
直到2022年4月，抵抗过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侵袭后，新加坡的病例从峰值回落，医院系统压力放缓，疫苗接种率达到总人口的92%，完成加强针的比例为73%，已确诊病例超过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群体免疫力提升明显。于是，在此时，政府终于放开大部分限制，让居民的生活几乎回到了疫情前的样子。
在日常生活之间
人们对于新冠的恐惧随着时间逐渐消散。在大众传媒中，政府官员和专家不断出现，推广普及关于新冠的知识，让病毒不再因陌生而可怖，也使整个社会能够有秩序地运转。
“你要了解，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没有太多资源，在全球经济里面的定位是一个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我们非常依赖开放，”本地女孩羽涵和我解释说，“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必须要在最快的速度开放。”她没有在周围听到什么反对的声音，或许是“因为地方太小了，教育又很趋同，所以大家思维可能蛮像的，真的从小就是实用型的思维方式。”
刚开始的时候，羽涵也产生了被感染的恐惧，只是时间一长，看到“很多人都得了，康复回来活蹦乱跳”，恐惧也就日渐消散。
竹脚妇幼医院工作的护士柳美强烈地体会过这种心情。在政策刚放开时，感染人数反扑，她所在的儿科病房不时就冒出一个突然阳性的患者，可她所在的普通病房中，医护人员只需要佩戴N95，没有防护服，有的科室半数以上都被感染，以至于柳美整天提心吊胆，第一批冲去打了三针疫苗，唯一的想法就是“今天一定要活着”。但在她去看望一位因为新冠失去味觉的同事时，却发现对方因为新冠获得了一个接近年假的假期，而且不到一周就康复了，和柳美见面的时候，同事穿着小裙子告诉柳美：“我在直播呢。”柳美反观自己，在人手减少的病房里忙成陀螺，一下子觉得“如果新冠真的光临，那刚好可以休息一下”。
被泰拳搭档传染的志惠则是在就医的过程中被抚平了恐惧。在志惠家附近1公里的范围内有两家卫生部推荐的诊所，她自己打车去了其中之一，的士司机对阳性患者见怪不怪，一路上开着窗户通风，没和她讲话。到了诊所，护士听说她自测阳性，叫她稍等，拿出一副橡胶手套戴好，接过证件，随后再次给她用ART抗原快速测试确认结果，而医生所做的唯一检查就是拿出听诊器听肺，并开了扑热息痛和止咳糖浆等基础药物，让她回家补充营养。看病的时间全程不到半个小时，志惠在回家的路上慢慢放松下来。
七天后，志惠退烧转阴，大概一个月后，生病带来的疲乏感完全消失。志惠回到泰拳馆，和同样已经恢复的搭档相视笑笑，继续练习起来。
志惠的邻居记得，此前志惠还经常帮忙遛家里的柴犬，发烧的前一天也牵着狗出了门。志惠生病那阵子，柴犬有些打蔫，不知是否与病毒有关，不过没人在意，它很快又变回了一只活泼好动的小狗。听说志惠康复以后，邻居继续拜托她帮忙遛狗。
无限逼近正常的生活里，人与病毒之间仍然存在着细丝般的防线，无法消灭的病毒成为了新秩序的一部分。在肖恩的医院恢复病房的正常安排后，依然为新冠患者保留了一部专用电梯，上面贴有英文、中文、马来语、泰米尔语写的标签，从电梯向外延伸，地面上也画有新冠病人专用路线。
为了确保新冠病毒和其它病症的治疗同步进行，医院也重新分配了医疗资源。在医院负一层，四个CT扫描室中有一个为新冠病人专用，分不出专门为新冠病人使用的仪器会划以5点钟为界线，分时段使用，或者每小时轮流使用。医院的洗肾医护人员也成立了服务新冠病人的特别小组，样本检测中心所收到的新冠病人样本标有特殊的记号，在一些医院里，新冠病人的样本外部会套一个红色塑料袋。社区诊所也有各自的新秩序，有些会区分新冠病人和其它病人的问诊楼层或时间，一位当地女孩告诉我，有次她去私人诊所看肠胃，赶上了新冠病人的问诊时间，等待了接近一个小时。
2021年，新加坡的医护人员出现了大规模辞职，仅是上半年就有1500人，以往全年也不过2000人，以至于仍在岗位上的医护人员负荷加大，新加坡政府为此在年底发放了抗疫英雄奖，最多可以拿到四万元。
在新加坡的大学里，教务不会通报感染的人数的和行动轨迹，也没人监督感染者必须上报或是隔离，但是会严格要求学生在学期初填写疫苗接种情况，迟交的人要被严重警告。在图书馆和宿舍楼的角落，学校安装了抗原自测盒的自助贩卖机，每个便利店的收银台也会摆放着不同品牌的自测盒，最近有些小店已经做起了促销。封校是从始至终没有过的，因为没有校门。如果在集体生活中不幸被感染，就需要自己独处一段时间。
上个月，中国留学生早早去上课时被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新冠的教授传染，她和教务联络，对方让她待在宿舍隔离，三天转阴即可出门，七天之后无论阴阳都可以出门，期间情况严重的话要去就医。早早自己待在房间里，流鼻水、盗汗，“嗓子到气管像刀割一样痛”，室友被调到其他宿舍楼，同层的学生此前有人感染过，给她送来体温计和维生素C，朋友帮她带饭放在门口。同一层两个洗漱间，早早与其他人分开用，每次要穿越走廊时，要提前在群里发：“去”“回”“去”“回”……几乎是在睡眠中度过了三天后，她转阴了。和她相似的患者在宿舍楼里不算罕见，课业也不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于是转阴后的第三天，早早通宵赶了小组作业。
在生活几乎恢复正常的这个四月，新冠病毒仍未完全消失在新加坡居民的视线里。它常以物件的形式做出提醒。比如健身房的器材旁边仍然摆放着酒精消毒液，地铁和巴士上面还未撤下已经有划痕的噤声提示标志，有些电影院和快餐店仍然布置有隔位就座的警戒线。
小贩中心的外墙和巴士站台上堆满人们随手留下的Safe Entry彩色贴纸，像是病毒留下的淤青。新加坡国家美术馆的纪念品商店还售卖着记录抗疫过程的漫画书，最后一章的标题还是The Fight Continues。
有时，病毒保留在人们的言语和行为当中。比如雨婷和刚刚康复朋友相聚时，会坐在一起“盘一盘”可能的感染原因，上一次的结论是“种睫毛”。即便已经允许不戴口罩，街上的大多数人仍然保留着佩戴的习惯，一位已经拿到国内春招offer的中国留学生则是每日佩戴N95出门，以期能够不被感染，顺利回国，不过她最近的烦恼还添上了反复熔断的航班。
在环行线179号巴士上，有一名黄色短发的中年女士偶遇了年纪相仿的朋友，朋友穿着绿色荧光上衣要出门春游，她笑着调侃：“Covid-19你不怕？”
“我不怕啦。”朋友笑着答。
但在大多数人已经“不怕”的当下，人们似乎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彻底恢复，直到人们习惯于不戴口罩出门，习惯于进商场时不用自觉地掏出手机，直到在已经取消“社交距离”的队伍里，当任何玩手机的人抬起头来，发现自己和他人之间真的不再有一米的距离。
◦ 文中雨婷、羽涵、肖恩、米娟、柳美、志惠、早早为化名。头图来源于胡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