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意味着什么？ | 谷雨
在广东省惠来县览表村，有一所开办了七年的新女子夜校。来这里上课的，是一群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潮汕女性，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是三年级，她们在迈入中年（或者老年）、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后，坐进教室，每晚学习五个简单的生字。而为她们担任老师的，是几位也仅仅读到初中或小学毕业的女性同乡。
女性的道路如此漫长，我待在览表这个小渔村写这个故事时，外部有许多令人沮丧的新闻发生，当我们为女性权利的损害和倒退感到挫败的当下，这个故事也许能带来微小的抚慰。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群没有机会受教育的女性是如何走出了自己的小房间。在一种更为艰难和无望的境遇下，她们中的一些人自认字始，自学写自己的名字始，依然找到了那条看见自己、发现自己、实现自己的生命道路。
林赛竹的微信名是“林春竹”，别人帮她申请的，不小心把“赛”写成了“春”。她不识字，在很长时间里没能意识到这个错误。
当然，这只是她生活里的一件小事，不是多么大的困扰。在广东惠来县览表村，这个潮汕女人有更重要的事需要忙碌，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每天要打两份工，生活没有留给她太多看手机的缝隙。
每天早晚6点，她准时去镇上一家机构做清洁工。其余时间，她在村里一处正在修建的家祠做力工，那是工地上技术含量最低、也最累的工种，她戴着橡胶手套在烈日下搬砖头、和水泥、不断把30多斤重的砂浆桶举过头顶，递给高处的工友……即便对于壮年男性，这都是一份沉重的体力劳动，但53岁的林赛竹看上去习以为常，一次能稳稳拎起两桶砂浆。近10小时的劳作后，她能赚120块钱。
林赛竹在工地上干活 ©张月
过往的十几年里，她辗转于不同的工地，生活几乎日日如此，就像村头大桥下的鳌江，灰色的江水开阔而平静，日复一日穿过这个小渔村，和缓地汇入南海，很少泛起大波澜。
只在每周一、三、五的夜晚，生活会有微小的变化。吃完晚饭、做完家务后，她会仔细洗个澡，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骑着小电驴去览表村的新女子夜校上课。每个夜晚，她学习五个字，有时学了忘，忘了便再学，她已在这里坚持了5年。她曾因为家务太多而迟到，但绝不请假。令夜校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女儿出嫁的前一晚，林赛竹也还是来上课了。
这所已经办了将近七年的夜校隐于一个热闹的杂货市场背后，在一间潮汕老屋的二楼，白墙黑瓦，木门和窗棂都有些斑驳了，二楼外的阳台面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来这里上课的，是十几位潮汕女人。她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部分没有上过一天学，最高学历是三年级（但很少见）。她们和林赛竹一样，在迈入中年（或老年）之后，卸下生育责任，做完繁重的工作和家务之后来到这里，每晚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学习识字。
这是她们沉重日常里极为少见的缝隙。平日，她们是母亲，或是不得不带着孙女一起来上课的祖母。她们当中有人已经60岁了，仍在工地上做苦力。有人每天凌晨三点爬起来，和丈夫去蔬菜批发市场上卖菜。她们当中几乎没有纯然的家庭主妇，即使不打工，也会从村里的内衣厂和零件厂找些零活回家做。晚上来上课时，有人念着课文打起了哈欠 。
很多人来到这里的愿望很简单：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林赛竹记得，早年打工时，大家排队领工资，领完签名，“女的不会签，男的就会签。”她和其他女工都是按手印。还有人想学会辨认厕所，一个50多岁的学员告诉我，儿子有一次带她去广州，她想上公共厕所却不认识“男”和“女”，也不敢问别人，就一直站在厕所外面，等着有女性使用，好跟进去。她不记得自己在外面等了多久，但记住了那种每一秒都很煎熬的感觉，仿佛每个经过的路人都识破了她不识字这令人羞愧的事实。
学员们的手机里通常只有两个App，一个是微信（只会发语音），另一个是短视频。其他App一旦进入到用字的环节就卡住，一位养猪的学员告诉我，每次用通讯录找人，或者在淘宝上买东西，她都需要丈夫或朋友帮忙，“你觉得自己像个猪一样。”
还有一位学员想认字的原因比较特殊，她常常看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发微信，她不识字，丈夫并不避讳她，看上去一派坦然，几次之后，她觉得自己必须开始认字。
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的另一面是，给这些年老而疲惫的女性上课的并非职业教师，而是一群同样早年辍学的潮汕女性。夜校共有4位老师，20岁的林楚玲拥有团队中最高的学历，初三。今年4月加入的黄碧莲读到了初一，21岁的吴瑶儿则在小学六年级辍学，34岁的蓝茂秀读到了初二（后来上中专）。此外还有一位助教刘少玉，44岁的她只读到了五年级。这些老师和学员一样，没有被太多的教育机会眷顾过，只是幸运地往前多走了一小段路。
对于那一小段路，老师们并不自信。吴瑶儿是个笑容腼腆的姑娘，说话很轻柔，她告诉我，自己常收到林赛竹的微信，问某个字怎么写，有时候她也不会，要百度一下才能发给林赛竹。在每次上课之前，她和同事会提前好几个小时检查对方的板书。
6月15日这天，她要教大家歌、挤、夜、牢、稳这五个生字，那五个生字来自于小学课本《日有所诵》中的一首童谣《挤呀挤歌》：“黑夜想挤开树，树牢牢的……黑夜想挤倒屋，屋稳稳的……黑夜因为太用力，把太阳挤出了大地。”课晚上八点开始，下午四点半她就把这首童谣抄到黑板上，然后拍了照片发到群里，很快有同事指出，“牢”字的第二道横太短了，她又赶紧擦掉重写。
不过，老师身上的这种紧张感很难在夜校的创办人吴利珠身上看到，尽管她只读到了三年级，自称是团队里学历最低的人。她是本地人，此前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多年，当她回到家乡，一开始只是想丰富村里女性的生活，请人教她们穿衣打扮，做一些简单的亲子教育，那更像是一种轻松的妇女聚会，被称为“妈妈班”。但也是在聚会的时刻，她发现妈妈们普遍有“不识字”的困扰，这才开始筹办夜校。
2017年3月，夜校正式开班前，吴利珠不想要扫盲班或妈妈班这种“听上去就很一般”的称呼，她召集妈妈们开会，想集思广益给夜校起个特别的名字。那同样是一个夜晚，十来位妈妈把家务做完，稳住孩子，来到平时聚会的图书室，她们赤脚盘腿坐在垫着泡沫板的地上，讨论了一个多小时。吴利珠记得，有人提出了一条意见，“妈妈班”不应局限于“妈妈”，而应该面向所有愿意学习的女性。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表示同意。关于名字，每个人都要发表意见，有人提出了很好笑的名字，讨论的气氛也很热闹，轮到一位40多岁、开五金店的妈妈时，她想了一会儿说：“我们都想识字，是新时代的女子，就叫新女子夜校怎么样？”
吴利珠一开始请来上课的，是当地小学的四位语文老师，张泽双是其中之一。她记得，刚开班时场面非常盛大，有将近50个学员，还要分成两个班。最开始，每周有五节课，每天从晚八点上到九点半。每个学员一个月要交200块的学费，用于支付老师们的讲课费。有一位70多岁的母亲帮40岁的女儿交了学费，说希望弥补早年没让女儿读书的愧疚。还有一位60多岁的老人，带着两个孙子来上课。
第一节课通常是写名字，张泽双发现很多学员连笔都没有握过，有一个学员紧紧用拳头圈住笔来写。她得握住她们的手，一笔一画地教他们，一个学员跟她说：“握一支笔比握锄头还辛苦。”她们在田字格上描名字，刚开始一个字要占四个格，占两格，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才能把字框到一个格子里。
52岁的郭赛吟是从旁边镇上来上课的，她记得，自己整整花了两个星期才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一开始郭字总是忘记右耳刀，有一次实在没辙了，她把右耳刀补在了“吟”的后面，学会了一个字，又忘记了另一个。她家离夜校很远，骑小电驴要骑半个多小时，来的路上连路灯都没有，还会经过几座坟墓，但她并不害怕，她告诉我，来的时候是兴奋的，车也开得快，但回去的时候心情总是惨淡，“就是写不会啊。”
好在她是个能自我开解的人，每次都抱着“再坚持一次看能不能学多一两个字”的心态，最后坚持了一个学期。她最终记住了自己那个复杂的名字，还认识了“大”和“小”，能辨别天气软件上的大雨和小雨，比较得意的是认识了“多”，可以认出手机上的“拼多多”了。
课程设计往往是因实际的困境而来。因为绝大部分学员不会讲普通话，吴利珠希望她们课堂上也尽量用普通话交流。有些学员表示自己不会算账，夜校还开过几节简单的数学课，老师编成《数字歌》教她们。有学员问：“老师，今天学了忘记了怎么办。”老师说：“忘了就对了，你要是都记住了就毕业了。”
课本里有一些简单的童诗，有一次教的是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篱笆那边》。
爬过！
这是狄金森最著名的短诗之一，她一生深居简出，在寂寞和孤独中完成了上千首诗的写作，死后才出版。后世在理解这首诗时，通常将草莓理解为世间令人向往的事物，比如自由的生活、美好的爱情，而篱笆是社会加诸于人的精神或思想上的无形束缚。它最终留下了一个悬念，那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最后爬过那道篱笆了吗？
在夜校，语文老师没有给学员们讲这首诗更深的内涵，它仅仅被用来学习生字。老师念完之后，下面有一个妈妈打趣说：“有草莓吃，我也会爬过去。”大家都笑了。
但夜校欣欣向荣的开局没有维持太久，一年多之后，它撑不下去了。最主要的原因是钱不够了：实践了小半年每月200的学费之后，吴利珠意识到，“有钱来读书的妈妈占少数，许多妈妈们想来读书，但经济比较困难。”她先是改成了一学期200块，后来干脆不再收费，“我们还是希望有意愿来学习的人都能来。”
她也曾想通过募捐来解决老师的讲课费用，但一些学员表达了反对，她们对于自己不识字这件事情有很深的羞耻感，“觉得丢脸了，没面子。”甚至有传言称夜校工作人员借募捐获利，当时的一位老师记得，那段时间来上课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夜校在2018年下半年停课了。
吴利珠并不想关闭夜校，她知道那些需求和困境真实地存在着：经常有村里妇女来打听夜校上课的事情，停课之前还有几位学员找到她，希望自己凑钱请老师继续上课。但那种方式不可持续，吴利珠想要继续做下去，但可能要改变方法了。
也许是来自于她早年极为丰富的打工经验，吴利珠身上有一种很容易被感知的无所畏惧的特质，14岁辍学之后，她几乎跑遍了中国所有的大城市，做过流水线、摆过地摊，在KTV帮人点过歌，在天津给人搓过澡（技术很好），最穷的时候连饭钱都没有，但她始终乐呵呵的，是那种身上有70块钱会花68做足浴的人，这真的发生过。
2009年，她在北京的公益组织打工，带着一群丈夫在外打工、自己在家带孩子的家庭妇女做小手工，成品拿去售卖之后很受欢迎。那几年她努力地汲取知识，跑到各个大学里蹭课，甚至蹭到了一所名校的昂贵的MBA课程。上课的老师本来要赶她出去，她跟老师陈述了自己的工作和志趣，那位老师此后便默许了她的蹭课行为。
“我后来想，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妇女的工作。我之前打了那么多工，我也遭受过冷眼，遭受过各种各样东西，因为你的局限，因为你的知识，所以你会遭受这种东西。”2014年她刚回到村里做活动时，一些村民并不理解，有人当着她的面诛心：“你肯定是无利不起早。”她听不懂“无利不起早”，没太大的反应，朋友后来给她做了解释，她在向我回忆时笑骂：“王八蛋，原来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很希望她们也去学习，我就会很怕她们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停课一年之后，夜校重新开课了，依然不收费。这次最大的变化是，不再请真正的老师了，改由览表图书室（吴利珠在办夜校之前面向乡村孩子阅读的公益尝试）的工作人员上课。
林楚玲和吴瑶儿听到要自己去教课的时候有点震惊。她们原本的工作只是给孩子组织活动，维持图书室日常运转。吴瑶儿记得刚去工作时，没有她的工资预算，吴利珠就把自己的工资发给她。后来有了一些公益基金会的支持，加上热心人士的月捐，工资和图书室的开支才有了着落。
但她们没有读过太多书，怎么就要突然给别人上课了？蓝茂秀回忆，当时吴利珠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她说，我们（上课）能更加近距离的观察到学员的需求，跟她们关系会更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工作人员也可以从中锻炼自己，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
吴利珠告诉那个我最真实的原因：“操，其实就是没钱啊（笑）！”不收学费，也不能募捐，只能靠自己了。
最开始上课，底下的学员们对她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那些此前经历过语文老师上课的阿姨们，用一种极具批判性的目光盯着讲台上的年轻人。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夜校结束，吴瑶儿要陪着上课的同事绕着览表村走两圈，“以缓解压力”。
42岁的黄碧莲至今记得自己今年5月教的第一堂课，因为普通话不标准，她念错了几个音。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一夜都没有睡着。她不想放弃上课这件事情，只得安慰自己，“神仙都会犯错，何况我是个40多岁的大妈。”后来每次备课，她都会花很长的时间念诵课文，也会让同事帮着听，确保没有发音错误。
黄碧莲是个看上去十分干练的女人，在去图书室工作之前，她一直是家庭主妇，生育了4个孩子。丈夫在村里开了一家诊所，她性格要强，总觉得初一辍学的自己在读过中专的丈夫面前矮了一头，“他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一直都是怕老公看不起。”为了帮上忙，她学会了打吊针，有药用光了，丈夫会让她记下来，但很多药的名字她不会写，做梦梦见所有的字都忘记了，她会从梦中吓醒，“那种害怕是真的，就好怕好怕。”
现在因为备课的关系，她也要不断认识新的字，药名基本上都会写了。她在5月的夜校日记里写下了这么两段话：
我觉得我今晚的课上得很好，很仔细，时间也安排得很好。我现在上课越来越有经验了，虽然我回到家有好多家务要干，我还是会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妥当。
……
我感觉自己越来喜欢给妈妈们上课了，不知道为什么给她们上课我心里感到很喜悦，一点也不紧张。玉姐（刘少玉）还调侃我，说我站在讲台上很有老师的范儿，给她这么一说我也信心满满，希望我越教越好。（一个握拳）
吴瑶儿觉得，在上了一段时间课之后，她们的确和学员们建立起了更亲密的联系。上课前，她会和她们唠家常，开玩笑。在批改作业时，也会鼓励她们，学员们的字体朴拙，她会写“好看又对”，然后画一颗心。或者是“写得真好，继续加油哦！”再画一只可爱的小猪。她发现，那些妈妈们有时候像个小姑娘，“你的一个夸赞，她们会高兴好久。”
夜校会给学员准备好水杯，倒上热水，有时候还会准备水果。一位老师告诉我，“她们一日三餐可能都是伺候别人的角色，那来这儿换过来我们照顾一下她们，就希望她们能感觉到自己被看见了。”
每次学期结束的时候，会有一个毕业聚会。吴瑶儿记得，有一个学员在一次聚会上跟她说：“老师，谢谢你们，很认真很温柔地对待我们，我觉得我们来上课真的非常感恩。”
她渐渐喜欢上了给这些比她年长很多的女性们上课，有时候会为这些学员们造的句子而感到惊叹，那些毫无矫饰的句子会闪现她们被密不透风的生活遮蔽的心灵，一位建筑女工曾这样写过：
你说厉不厉害”
吴泉秀去上夜校基于一个非常朴素的原因，是从电视上看来的，“识字才有可能出头，不认字怎么能发财呢？肯定发不了。”
2018年去上夜校时，是她最贫穷的时候。丈夫此前由于吸毒被强制关进戒毒所20个月，她靠养猪抚养家里的五个孩子。为了省钱，她在午饭和晚饭之后去饭店和人家门口收泔水，用这免费的剩菜剩饭喂家里的7头猪。日子久了，对方都认识她，会把泔水倒在一起留给她。
她记得自己当时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戴着口罩和帽子，每天和猪、泔水打交道，身上弥漫着难闻的味道。“我那些朋友看到我都不想跟我打招呼，但我想，只要能挣到钱就行了。”她说。
但是去上夜校的时候，她会很仔仔细细地洗个澡，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去，“不想给人家闻到那些味道”。曾经的老师张泽双记得，吴泉秀通常坐在教室的最后两排，“我怕人家瞧不起我，所以不跟人家聊天。”大部分时间，她专注于写字。识字艰难，但内心平静，“其他事情不想，就很安心地写字，想怎么写、怎么把作业做出来。”除了母猪下小猪崽的时候，她很少缺课。婆婆常有意见，“你老公不在家，你还天天那么晚跑出去。”但她不管，还是要去。
以前上药店给猪买药，她都要带上原先的药盒，仔细比对笔画的走向，分量也需要药店的人帮她标好。上了半年夜校之后，她能一点一点看着说明书给猪配药了，也不用再托别人帮忙打针。
她出生于1984年，是夜校里很少见的80后。更罕见的是，身处教育情况已经好转的80年代，她一天学都没有上过。3岁时，她被亲生父母卖掉，价格是300块。养母希望她待在家里干活，不想送她去读书，养父给她交了上小学的400块钱杂费，转头被养母从学校要了回来。之后，她给人洗了两年碗，在家里做手工，17岁就嫁了人。
嫁人是她自己坚持的。“他（丈夫）去我家，他对我特别好，我在家里特别不好，然后就好像有一个依靠一样，就不管那么多了。当时还不懂事，17岁懂什么（笑）。”她说。
她试图摆脱一种糟糕的境遇，却坠入了更无望的命运。结婚之前，丈夫已经开始吸毒，后来的十多年里，他吸了戒，戒了吸，他们吵得很凶，但那没有什么用。丈夫抵掉了家里的两间小卖铺，和其他值钱的一切。为了多挣一点钱，吴泉秀去给送葬队敲过半年锣，一次能赚几十块钱。最后一次，当丈夫把她兜里仅有的几十块钱也偷走之后，她选择了报警。
吴小倩是吴泉秀的女儿，回忆起父亲，她脑子里会闪现出两个画面。第一个画面里，父亲让她坐在自己的肩膀上玩耍。第二个画面里，她和妈妈抱着那个男人的大腿哭，求他不要走，可他还是甩下她们走了，“又好像对我特别好，又好像完全已经疯魔了。”
后来，丈夫戒毒回来，但吴泉秀的生活并未变好。因为她报警的缘故，丈夫有些恨她，他们的争吵愈发频繁。吴泉秀记得，那时候丈夫变得疑神疑鬼，怀疑她在外面有人，有时候会动手打她。2019年元宵节，她收了送葬队里一位男性朋友的红包，被丈夫看到了，又动了手。他打开煤气，把她衣柜里鲜艳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来烧掉。
那个夜晚，吴泉秀仔细审视自己的人生，想从中搜索出哪怕一点可以挽救此刻崩塌的理由。她从未对命运提出太高的要求，被父母卖了没有关系，有人养活长大就好。丈夫吸毒没有关系，只要不打她就好。贫穷落魄也没有关系，她有手有脚，总不会饿死。但这么活下去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天晚上，她吞下了两包老鼠药。
三年之后的这个夏天，这位漂亮的老板娘坐在自己的汉堡店里，妆容精致，笑着问我：“吃了老鼠药都没死，你说厉不厉害。”
死不了，就要继续活下去。自那之后，她仿佛迸发出无限的决心，要离开这段婚姻。她先是在村里的一家汉堡店找了份店员工作，那时候已经在夜校上了一年课，她能认识几种不同的汉堡名，可以帮人点单。吴利珠帮她请了律师起诉离婚。女儿记得，在和父亲谈判的时候，吴泉秀什么都没有要，但五个孩子都愿意跟着她，她最终带走了孩子和两万块钱，“没有要抚养费。”2019年10月16日，法院判决离婚。
也是那一年，因为工作勤奋，她成为了汉堡店的店长。再往后，她攒了两万多块钱，入股了这家汉堡店。原先的老板不干了，她借了些钱把店面爿了下来。店面重新装修，变成了明亮的原木色，她和店员仔细研究汉堡怎么做更好吃，店里忙的时候，她骑着小电驴到处送外卖。
总而言之，生意和生活都在逐渐好起来。吴小倩能感觉到妈妈的变化，以前常常绝望，现在仿佛决断了什么，她开始穿很多更鲜艳的裙子，每天化妆，涂好看的指甲油，“以前不敢这么明目张胆、这么肆意地去表达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别人提到她，是“那位漂亮的老板娘”。这家汉堡店生意稳定之后，她还想要多开两家店，攒点钱，自己盖房子，不用再带着孩子们租房，“想让他们住得舒服一点”。为此，她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小电驴只够在县里转转，她决定考个驾照。
那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整整考了一年多，对她来说，最难的是科目1和科目4的笔试题，尽管一直在上夜校，但她认识的字还是太少了，吴小倩记得，妈妈那时候经常来问她考题，某个字怎么读，某句话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字都认识，但是组在一起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吴泉秀不记得自己刷了多少题，每隔十几天，她就去考一次，一次不过，两次还不过，她安慰自己：“我不认识字的，能自己考我已经太好了（笑）。”考到第六次的时候，科目1终于过了，后来科目4也考了4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是驾校教练用来鼓励学员的榜样，教练跟其他学员说：“你看那个做汉堡的，她考了6次都考得过，你肯定没问题的。”
©览表村图书室
总而言之，这依然是个以成败论人的功利世界。她记得，刚离婚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劝她：“跟他这么久了，为什么不忍啊。”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这么说，“现在就是觉得，你好厉害，一个人养几个小孩。”她总是笑眯眯的。
我问，夜校这段经历到底给她带来了什么，她想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好像在睡觉，然后一点一点就醒了一样。以前真的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能吃能住就行，后来就不一样了，能认识几个字，觉得多了千金一样，感觉好像不能这样子马马虎虎过。”
客观来说，吴泉秀是夜校里极为特殊的例子，经历了足够密实的痛苦，才有被命运逼到绝境之后的反抗。但是对于那些不曾经历陡峭人生的女性来说，夜校这段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改变了什么？又或者，它真的带来了改变吗？
在夜校停办的那一年里，吴利珠去了几乎所有学员的家里做家访，她想弄清楚，除了经济原因和对募捐的误解，她们到底为什么不来了？
大部分情况是类似的，她们被孩子、丈夫、家务牵绊，最终还是要回到“篱笆这边”。一位跟她关系很好的学员以前言之凿凿：“如果我不来，你一定要拽我来。”但这次吴利珠上门，朋友跟她抱怨家里的琐事，孩子开始叛逆了，和丈夫也闹矛盾了，总之就是没时间去上课了。吴利珠还记得这个学员最开始去上课时的喜悦：“我自从去读了书之后真的好好，我老公和孩子会来教我不认识的字。”
“但她现在又回到了以前那种生活里。”她说。
我在览表的一个菜市场遇到了吴慧霞，她推着三轮车，正在批发蔬菜。我曾在工作人员的夜校日记里看到过她刚来上课时的感觉：“吴慧霞：为了学习识字，我六点赶紧回家煮饭，吃完饭和朋友一起来读夜书。挺开心的，这个年龄还有识字的机会，知识让我学会努力，每天跟时间赛跑的感觉虽然有些累，但内心满足。”
但她今年只来夜校上过三四节课就放弃了。她告诉我，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要煮饭，要做菜，然后就紧紧张张过来上学。”路上有点黑，她有时候会叫女儿一起去，但女儿第二天又要早起上课，她感觉左支右绌，难以为继。
那几节课好像也没有学到什么，这个微微发福的中年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地冲我笑：“我太笨了。”
即使是对上课时间更长的林赛竹来说，夜校也没有给她的现实生活带来太大的变化。她依然每天在外打两份工，在家里当勤劳的妻子和母亲。有一天夜校下课，老师劝她让老公把米饭蒸上，她回去只炒菜也会省力些，林赛竹好脾气地笑笑：“他就是不会啊。”
她们摆脱不了那种坚固的生活。助教刘少玉经常会收到学员的请假，有的要看店，有的要看孩子……请假人数最多的日子是“拜拜”的时候，潮汕人信奉很多神明，妈祖、观音娘、关帝君，览表村里还有一位自己的神明百姓公，人们一年到头要做很多次祭拜。黄碧莲告诉我，“拜拜”是村里主妇们最忙的日子，每次她都要半夜起来做供品，十几碗菜，还有别的糕点，她的女儿还小，哭闹着不让她起床，她只好把女儿背在背上，一边摇晃，一边做菜，“太累了，但没有办法，这是习俗，潮汕女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后来，夜校有了一条默认的规矩，如果上课当天赶上“拜拜”，那就放假。
吴利珠逐渐意识到，妇女的工作其实是比任何工作都要难的，很多人会跟她提起自己的无助感，“她想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她真的没有办法。你说她不改变，她不是不想改变，但是她没有办法。”
因此，识字成为这些女性平凡生活里的壮举。她们需要克服很多很多困难，最终才能坐到这个教室中，并坚持下去。
刘少玉告诉我，有媒体报道过夜校的事情之后，一位出现在镜头中的学员跟她说：“玉姐，我不读了。”她退了群。刘少玉问她原因，她说，报道出来之后，老公觉得有点丢人，“自己没读书，上几天夜校就抛头露面的，网络上都知道了。”读高中的儿子也不太赞成。刘少玉听完以后很生气，一个电话打过去：“你为什么不读啊？你让你老公说几句，你儿子说几句，你就不读了，读书是读给你的老公？还是读给你的儿子？”挂了电话，过了一会儿，那个学员小心翼翼地给刘少玉发微信，“玉姐，你把我拉回去吧。”
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告诉我，家庭的支持在这件事情里尤为重要。她们最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郭赛吟，夜校是儿子郭泽丰帮她报的名。一开始丈夫不太支持，“这个书读起来补得过油费吗？”她自己也很犹豫，从家到夜校要骑半个小时的小电驴，夜黑路远，她想要不算了。但郭泽丰很坚持，说我载你过来。
他一直记得一个场景，前年他带母亲去办银行卡，最后一步需要她自己签名，但那个名字过于复杂，她对着身份证描也描不出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失去了耐心，嘀咕了一句，“比你老的都会写。”郭赛吟坐在那里，很生气也很难堪，但她没有什么办法，最终，她只是冲着儿子笑了笑，说：“算了，走吧。”在郭泽丰印象里，母亲是个很活泼的人，很少因为什么事情而低落，也因此，那个有点难过的笑容一直留在了他的记忆里。吴利珠问过他，你载你妈过来会不会麻烦，他说：“小的时候她供我读书，现在她老了，我载她来读书。”
吴瑶儿记得有一天郭赛吟的“司机”突然换了人，变成了她的丈夫，那个男人在夜校好奇地溜达了一圈之后，跟妻子说，“我去朋友家坐一下，你下课了给我打电话。”自那之后，她的“司机”变成了丈夫。
曾有一个学员跟吴利珠说，本来学到月中就不能继续来上课了，孩子都要外出打工了，她要留在家里看店，但她跟丈夫说：“读书真的很有劲儿，你在家里看店，我去读书。”丈夫一直笑，最后同意了。
如果以一种更乐观的态度来定义改变，也许不会那么令人沮丧。对于学员来说，那也许是一些极其微小的、甚至无人知道的欢喜。
林赛竹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但一直不敢在别人面前写。之前和朋友去打疫苗，都是朋友帮她签，但最近一次朋友有事来不了，没人帮她了，她看了看周围，没有人注意到她，她以一种近乎偷偷摸摸的姿态，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林，赛，梅。她无法描述那个瞬间自己究竟获得了什么，但她为此开心了很久，“觉得很好，很好。”
有时候和工友们聊起上夜校，对方会打趣她：“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去读书啊。”她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羞涩内向的人，但当我们聊到这个时，她展现出了一种少有的坚定和自我肯认。
——“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怎么想？”
——“我想我高兴就好。”
对于很多学员来说，过去，她们大部分社会关系都围绕家庭而展开，但现在，她们有了学校，有了同学。在菜市场卖菜的摇猜，会经常有“同学”去找她买菜，照顾她生意，有时候她不在，只有丈夫在，听说是夜校的同学，还给打了折，送了两根萝卜。
林楚玲记得，他们每年会给学到最后的学员们颁发毕业奖状，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学员哭了，她跟林楚玲说，“这么老了，还可以参加毕业晚会，还有奖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师胡颖华是个热心公益和乡村教育的人，2021年底，她来夜校给学员们上过两节课，试图探索识字这件外在的事情到底如何撼动了她们的内在。
胡颖华是本地人，可以用流利的潮汕语上课，她请学员们挑出最喜欢的一个字，并说说为什么。出乎她预料的是，所有人都讲起了夜校：
选择了“头”的学员说，夜校是我人生第一次上学读书，意味着从头开始，开了好头；
选择了“来”字的学员说，我即使总是读不会，我也坚持每次都来；
选择了“好”的学员说，我到夜校来认识了新朋友，真的很好；
选择了“吴”字的学员说，一个是因为我姓吴，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学很“乖”（潮汕话“吴”与“乖”近似），上课认真，从不看手机；
选择了“芳”字的学员说，我以前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会写了，看到这个字的美好，书写也很简单，很感谢爸妈给我好名字。
胡颖华说，这个结果令她很惊讶，“她们呈现出来的喜欢这个字都跟这个夜校有关，也就是说，这个夜校生活成为了她们生活中的一种光亮。”
“我最喜欢的字” ©览表村图书室
她看着那些学员们写字，有些人的手指粗糙黝黑，那是体力劳动留下的痕迹，平常搬砖的手握住笔，在田字格上一笔一画地写，她觉得那个场景近乎神圣，“如果是小学生，就觉得特别痛苦，很空旷，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对她们来说甘之如饴，你从来没见到一个人那么认真过。”
此前为了让课程更多样，夜校会教大家唱歌。那节课的最后，她们一起复习了《茉莉花》。吴瑶儿带着学员唱，胡颖华也跟着唱，唱着唱着，她和几个工作人员都落了泪。
她看着那些认真唱歌的女人，很多已有老态，头发花白，“只有身处在这个地方的人，你才知道要挣脱这样的篱笼是多么地困难。她们本来就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像今天的孩子一样去唱这首茉莉花，但她们被延缓了，时隔这么多年，在她们的中年之后，她才有机会一字一句地去唱，那么地用心，那么地用力，那么地真心，你就感觉她们在用生命去唱这样的歌曲。”
7月9日，这个学期的夜校结束了，林赛竹再次拿到了全勤奖，获得了一枚小金牌，她说下个学期还要继续来上课，“有办我就去”。吴瑶儿说，林赛竹的工友也想来，一些旁边镇上的女性在打听开课的事情，她在考虑下学期是不是应该扩大一下场地，让更多的人来上课。
但那也许会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去年底，因为女儿上学的原因，吴利珠离开了览表村，和丈夫迁居浙江金华。今年4月，在这里工作了4年的蓝茂秀也离开了这里，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打工。另一位老师林楚玲对未来也有自己的打算，可能要去丈夫的家乡梅州工作。
看到夜校里还是会有带着孙子孙女来上课的学员，助教刘少玉会想，那也将是她的未来，等儿媳妇生完孩子，她也要去帮忙带孙子，那时候就要离开图书室和夜校了，她觉得“自己要为自己活，也要为孩子们活”。
跟随学员一起来的孩子在教室外轻声跟读 ©览表村图书室
但夜校对于她们而言，始终会是人生里意义非凡的一段时光。蓝茂秀在香港有空的时候就去做公益，她还在夜校的工作群里，看其他的同事写夜校的日常，“尽管我出来了，但这个地方还是会给我很大的力量。”
刘少玉想自己也会记得这种上班的心情，在六月的夏夜，她蹲着洗完七八个碗，倒掉垃圾，跟邻居聊几句，然后骑上小电驴，在夏夜的风里穿过村里弯曲而狭窄的巷道，去给学员们烧开水。她身上的帆布包是一次妇女活动时留下的，上面写着：自由而真诚。
览表村女子夜校创作绘本《我需要》 ©览表村图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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