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写作，她编辑，她翻译：一场女性主义图书热的诞生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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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图书是一个近几年才被广泛认知的概念，过去常被归类于“社会科学”图书的分支下，由于近年来市场反响热烈，而单独成了图书销售里的一个门类。一般情况下，由女性作者书写、带有女性主义视角、讲述女性生命经验的书籍都可被称作女性主义图书。
“我感觉这两三年（编辑）报选题，只要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女性，大家都恨不得往女性主题上靠一靠，”于北说，他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中文版的编辑，见证了国内近五年来的这股女性主义图书热，“每个出版社或者品牌在规划新年出版书目的时候，都会专门单列一条女性主义产品线。”
女性从业者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从女性作者女性主题，到女性编辑，女性译者。
比如一位女性译者，她会在翻译中尽量避免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和表述。“这个说法看起来宏大，其实就是对‘他’或者默认为男性的字词格外慎重，”比如按照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在使用“其它”与“其他”时，应优先选择“其他”，但在自己翻译的女性主义图书中，她统一翻译成了“别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探讨女性主义的著作从内核到外延实现了某种“互文”：正是她们在出版链条上前后相继，投入热情也对书中主题自我体认，共同塑造了当下的女性主义图书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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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陆薇薇的本职工作是日语系的高校教师，四年前，她准备译介上野千鹤子的著作到国内。当时陆薇薇“不知道还有抢版权这事儿”，上野千鹤子的著作《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以下简称“《从零开始》”），她晚了两三天就错过，发邮件咨询上野老师时，版权还在，隔了没几天就被买走了，“上野老师还以为是我买走了。”而《从零开始》甫一出版，就登上了当当网社科新书畅销榜榜首。
上野千鹤子的版权，瓜分速度之快、竞争之激烈，编辑欧阳钰芳也有同感。早在2021年下半年，业内就传出了上野千鹤子的《女性的生存之战》在好几轮竞价后，被卖到了几百万日元的消息，她当时很震惊，这个价格意味着出版商有信心至少卖到几十万册，才能覆盖掉版税费。
2022年被戏称为“上野千鹤子年”，总共有7本上野千鹤子的著作出版，其中《始于极限》出版不到一年，“开卷监控”累计销量就接近36万册，位列豆瓣2022年度图书榜榜首，2021年被国内引进的《从零开始》也在一年内卖出了15万册。
女性主义图书是一个近几年才被广泛认知的概念，过去常被归类于“社会科学”图书的分支下，由于近年来市场反响热烈，而单独成了图书销售里的一个门类。一般情况下，由女性作者书写、带有女性主义视角、讲述女性生命经验的书籍都可被称作女性主义图书，往前追溯，2019年，有火爆东亚的《82年生的金智英》，有因上野千鹤子的东京大学开学演讲而翻红的《厌女》；2018年，则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第二性》《洛丽塔》等女性主题作品一直都有，但在这两年成为了一种概念，甚至于一种现象。”磨铁文治图书主编于北见证了国内近五年来的这股女性主义图书热，他是上野千鹤子《身为女性的选择》的图书策划人，也是《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简体中文版的编辑。
那时他才刚入行一年半，并没有女性主义图书的概念，只是某天在问答网站上看到了讨论的帖子，“这是一个关于‘女孩子爱上了诱奸犯’的故事”——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了，这本书一跃成为国内女性主义图书里的标志性作品，它正式出版的2018年也被视为女性主义图书的元年，第一年的销量近20万册，之后3年，每年都以近20万的数字向上攀升，目前累计销量125万册。
“我感觉这两三年（编辑）报选题，只要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女性，大家都恨不得往女性主题上靠一靠，”于北说，“每个出版社或者品牌在规划新年出版书目的时候，都会专门单列一条女性主义产品线。”各家出版社跟风引进国外性别研究学者的书籍，“连朱迪斯·巴特勒（注：美国酷儿理论、性别研究学者）这样第二梯队的作品，我们去联系的时候都说版权被买走了。”
如果说，当下这股热潮，首先符合着商业的逻辑，那么另一点同样不能忽视，出版行业的女性从业者在其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出版业，尤其是编辑群体，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女性，译者里的女性比例也非常之高。”于北说。
编辑欧阳钰芳第一次读到《始于极限》的日文原版时，她觉得这本书有点“邪”。从编辑的角度看，第一章讲“情色资本”，有点猎奇，而且光看目录，两人讨论的话题从恋爱与性、职业规划到单身女性的老后生活，话题过于驳杂，这意味着很难找到一个清晰的卖点。
欧阳钰芳拿不定主意，去问从业十多年的主编，“他觉得这本书很有潜力，目录看上去完成度很高，不仅包含性别议题”，最重要的是，“这毕竟是上野千鹤子”。
《始于极限》是上野千鹤子和前AV女演员铃木凉美的通信集，两人在书里讨论了精英女性的“恐弱症”、独立女性的困境。等看完了译者的译稿，欧阳钰芳的评价已经变成了“这本书真是太好了。”
她自幼“就没瘦过”，习惯了中性打扮，在学习上找存在感，对上野千鹤子提到的“情色资本”同样深恶痛绝；读到“母女”那一章时，她想起因为自己漂泊在外，被抛在身后的母亲，心中翻腾着愧疚、愤恨的情绪，不禁落泪。欧阳钰芳坦承之前对女性主义说不上多敏感，但书中属于女性的共同处境依然打动了她。
她的角色是责任编辑，相当于书的产品经理，不仅要管编校，还要管宣发。在豆瓣上，她在图书简介的第一栏放上的是“上野老师，您何以对男人不感到绝望？”——因为豆瓣是大众阅读的风向标，普遍对女性主义有认知，热衷于讨论性别议题；而小红书和微博人来人往，更像是一个信息广场，她截取了书中主题是“恋爱”和“母女”的片段。
大半年过去，欧阳钰芳又成了另一本女性主义图书《看不见的女性》的负责人。
“《看不见的女性》是从事实数据入手，非常强有力地让人看到父权制的存在，这种厌女症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欧阳钰芳在编辑会上噼里啪啦地吐出自己的想法，快要喘不过气来。“（譬如）这本书不单是说女性在职场上被忽视，它说的是职场本身的设计就没有把女性考虑进去，女性一开始就没有被允许加入这一场游戏。”
在日常生活的不同情景中，欧阳钰芳都能想起《看不见的女性》。
和朋友出行打的，一同坐在车子的后座，她会和朋友说安全带、靠枕和安全气囊的设计如何忽视了女性，到了电影院，她一坐下来也会忍不住和朋友嘀咕，座椅坐起来这么不舒适也是因为设计时没有考虑女性的身高，导致她的脖子始终处于一个前倾的状态。
她还注意到家附近的连锁理发店里，女性理发师非常稀少。“一般来说都是洗头小妹。因为很多女生也是小城镇里长大的，从洗头小妹到理发师要经过长达七八年的学徒期，大部分人到了一定年限就回去嫁人了。”
在国内，女性主义视角和翻译的结合已有20多年的历史。学界普遍将2002年发表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的《重写神话：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作为开端，主张在翻译中多使用女性视角，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对文本借助增补、加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注：去除带有性别歧视的话语，创造新词和新短语）等手段进行女性主义“重写”，这意味着不再用“清高而冷漠的目光避开只有女性主义者会认为重要或有问题的内容”。
比如《应得的权利》一书中，一位女性译者，将“同情他心”译为“同情男性施害者”，把“男性解释”翻译为“男性说教”，英文原文为testimonial injustice，“证言不公”，她在脚注中特别加入了解释：“基于对人的身份偏见，不公平地低估其说话的可信度”。
吕灵芝长欧阳钰芳几岁，是一名职业译者，入行12年，这位以高产著称的译者始终保持着惊人的工作量，每天翻译一万字，一年翻译两百万字，她是《从零开始》的译者。
在《从零开始》的翻译中，吕灵芝尽量避免以男性为中心的叙事和表述。“这个说法看起来宏大，其实就是对‘他’或者默认为男性的字词格外慎重，”比如按照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在使用“其它”与“其他”时，应优先选择“其他”，但在这本女性主义图书中，她统一翻译成了“别的”。
女性主义的翻译方针往往就在这样的细微之处：指代女性数量超过男性的一群人时，用“她们”而非约定俗成的“他们”；日本文学里塑造刻板女性形象时经常使用的咿咿呀呀等语气词，也被她全部砍掉，因为“堂堂大女人”不会这么说话。
想起最近的一次分歧，涉及到女性为主体发起的行为时，她会使用主动语态，“一个女人解散了家庭”，但是审稿人员建议改成“一个女性离开了家庭”，吕灵芝感到很气愤，“说得好像女性没有资格去解散家庭，只能离开一样。”
以一种主动出击的方式，女性译者将翻译与女性视角结合起来。她们的投入与动力，常常来自于自己的生命经验。
多年前，吕灵芝曾经关注过一个豆瓣话题：“生育对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原来女人生完小孩还要生胎盘，而且生产完后会经历短则几个月，长则很多年的尿失禁。这只是生育对女性可能造成的损害的冰山一角，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从没有人告诉她？她去问生产过的长辈和老同学，她们对此都轻描淡写，说痛一下就过去了。
吕灵芝觉得触碰到了“房间里的大象”，一个被刻意隐瞒的信息真空，这就是她的女性主义启蒙。而在阅读女性主义图书的过程中，更多记忆被打捞起来：她是军区大院里长大的小孩，也是家里的长女，奶奶有一次一时兴起给她们三姊弟发红包，她是最大的，红包却是最少的；奶奶年轻时医疗条件不好，她想尽办法从柜子上跳下来堕胎，最终生下来三个男婴。
新星出版社的编辑白华昭经手的一本女性主义图书，译者是一名大学教师，“她后来有了宝宝，高校的科研任务又很繁重，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把白华昭急得焦头烂额，用尽了各种方法才把译稿催过来。但当她在译后记里看到4个字：“女性实苦”，同为女性，她一瞬间理解了这位译者。
陈希颖是女性主义图书的出版人，她创办的出版品牌“明室”，推出了《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应得的权利》《成为母亲的选择》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女性主义图书。
然而，这位出版赛道的女性创业者，并不看好女性主义图书在整体图书市场上的影响力。
“女性主义还是小众”，陈希颖说，所谓女性主义图书的畅销仅局限在知识女性圈层。打开当当图书2022年度销售总榜会发现，排名前20的名单里没有一本书和女性主义相关，超过8成都由男性作者书写。
“说白了很多男性没有类似的体验激发他们去了解女性主义。网络上讨论多是因为容易引起关注，带来流量，男性可能也会去掺和几句，但他不一定会去买书。”
而京东最新发布的《2023线上图书消费观察》显示，女性网购图书的销量占比为53%，比男性还高出6个百分点。事实上，早在2006年，出版业内就诞生了专门针对女性读者的品牌“悦读纪”，旗下出版的多本图书销量超过30万册，但集中在如《步步惊心》《微微一笑很倾城》等言情小说以及传统的家教育儿、时尚美容领域，和女性主义不沾边。
多位图书编辑总结称，女性主义图书热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媒体上的性别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女性主义图书的营销投入多、力度大，但从实际销量来看，女性主义图书和畅销小说不是一个级别。
在女性主义图书走红的这5年，同期出版的新书里，2019年引进的美国励志类回忆录《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上市4个月，加印15次，至今销量超200万；2020年夏天出版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3年卖了300万册；千万级畅销书作家大冰的新作《啊2.0》，一天内销量就过了30万册。而与之相比，到达百万册销量的女性主义图书只有《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一本，其余的均维持在几万到几十万册之间，“销量佳”只是相对于冷门的社会科学图书而言。
“是不是女性主义图书的受众始终是同一批人?”欧阳钰芳也时有疑惑，虽然新读者当然是一直存在的，这也是她们工作的价值所在，但进入两本新书的常规营销阶段后，她感到很吃力，“前段时间是从0做到1，现在要从1到1.5就很难了。”
不止一位编辑察觉到，女性主义图书市场开始显现出疲态。欧阳钰芳发现，豆瓣上此类图书的想读人数往往是读过人数的好几倍，比如《看不见的女性》，有6万多人想读，却只有9千多人读过，“大家会欣然接受这本（女性主义题材的）书，但不会马上去阅读。”近一两年来，不停有发行同事、普通读者向陈希颖反馈，女性主义图书的出版已经太多了，“为什么不做点男性的东西？”
可以说是特点，也可以说是“隐忧”，当下国内的女性主义图书热，以引进国外书籍为主。
有数据统计，如今已有25本上野千鹤子的著作出版简体中文版，其中有18本是2020年以后出版的，类似《从零开始》的通俗对谈读物就有7本。
本土原创的书籍不能说没有，但市场反响较弱，一个显而易见的对比是，五年的版权期到期后，上野千鹤子的《厌女》卖出天价，而中山大学教授丁瑜对珠三角地区“小姐”群体的研究《她身之欲》却绝版了，这意味着市场对这本书没有需求。
“其实国内的女性主义研究，每年都有出版，只是不畅销。”吴小英是中国社科院家庭与性别研究室研究员，她说，除了《她身之欲》，国内还曾经出版过北师大副教授肖索未的“二奶”研究，副标题即是“转型期中国的阶层、性别与亲密关系”，书中有大量的深度访谈和口述故事，虽然在学术圈内颇有影响力，重版了好几次，但是大众读者并不知晓。
吴小英是60年代生人，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妇女研究热潮，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时，她正好在北大读博士。
“（当时）性别研究的空间（很大）、国际性的会议非常火爆，出版界如饥似渴地去引进。”吴小英回忆，在妇联和公益机构的支持下，国内多所大学成立了妇女研究中心，译介和出版了大量的女性主义图书，“不同出版社都出过，有黑皮（灰皮）的、黄皮的，文学、思想、妇女权利方面的，《第二性》就有好几个版本¹ 。”近年来畅销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和《醒来的女性》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出版。
“所以要说女性主义图书热，八九十年代早就热过了。”当时的妇女研究正是为了回应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各类妇女问题而兴起：招生与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女大学生分配难、企业改制中女工下岗停薪现象，以及“妇女回家”的论调。
与当时的不同是，吴小英说，如今的女性主义图书热，更多是迎合女性消费浪潮的市场行为，女性主义思潮成为流行于中产白领中的意识形态，“你会发现上野千鹤子卖得好的那几本书，讨论的都是女性在个人生活中会面对的问题，比如原生家庭、性、恋爱困惑、婚姻生育等等，并没有触及到社会根本性的制度层面。”
但无论如何，一头红发、没有子女、温和亲切的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成为备受中国城市年轻一代追捧的女性主义明星。另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上野千鹤子？
其中一个难题是国内学者的大众认知度。目前国内性别研究著作多为基金或项目资助，印数少，发行量低，如果要打造中国的上野千鹤子，首先需要学者本身具备一定的关注度，比如上过流行综艺节目，或者是千万粉丝的博主，而这恰恰是许多国内学者的短板。
吴小英说，我们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明星人物，至少在学术圈内。回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内的女性主义思潮，李小江教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她在当年是非常火，做研究的没有人不知道她。”
今年年初，上野千鹤子和学者戴锦华的女性主义对谈中提及李小江，称她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中国女性学研究者”。
改革开放初期，逆反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铁娘子”“男女都一样”的宣传，社会上掀起了“做女人”“女人味”“寻找男子汉”的反思运动。李小江提出了“有性的人”的概念，“人是有性征的……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便先天地预示了他（她）的不同生活道路，并因此造成了各不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心态结构”，强调性别自然差异的重要性，因此曾被称为“本质论的女性主义”，在当时都是对时代最前沿的反应。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由李小江牵头出版，从文学、人口学、法学、性学、美学等各个专题切入的“妇女研究丛书”，挖掘和培养了国内几代女性主义学者，戴锦华、孟悦、潘绥铭、杜芳琴都是“妇女研究丛书”的作者，如今为山西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的刘晓丽曾在2007年表示，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她从1987年一直看到现在，是她做妇女史学研究重要的参考书目。
只是如今，时代语境已经发生变化，年轻一代关切的是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自我决定”困境、消费主义驱动下对外表的过度追求，“她们更强调个体的主体性和社会建构，”因此，李小江的著作拿来再版也不一定会畅销，而日本社会发展进程略早于中国，反倒是上野千鹤子30年前对日本社会的分析，更能打动现在的年轻人。
“已经有女性主义的前辈
开卷监测显示，女性主义图书的受众集中在一二线城市等较发达地区。一本名为《基层女性》的书，从书名就能看出业内对其的受众定位，可是读者仍然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整整占据了81.84%的份额。
这也是一位生活在三四线城市女孩的直观感受。关于女性主义，95后莉莉的启蒙读物正是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但在她的好朋友和同学当中，只有她一个人会阅读女性主义类的书籍，她觉得有点孤独。
身边一位朋友向她抱怨和婆婆老公之间的矛盾，展示被家暴的伤口，她买了《从零开始》送给朋友，“当她的痛苦有了名字，就不会那么地迷茫无助。”朋友很快就读完了，激动地表示自己明白了很多事，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对她说，以后不想再看这种书了，看了只会让她更痛苦。
“生活在小城市的女性要面对的鸡零狗碎更多，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追求形而上的东西。”莉莉时常感到无力，“对现实的愤怒促使我坚持看书，但女性主义图书不提供具体的答案，只让我看清楚痛苦从何而来。”
这也是关于女性主义图书的另一个矛盾，读者的期待是“希望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出版人陈希颖说，“但图书并不负责解决实际问题，它只能让你获得一个出口，提供思想上的和解。”
在生活的实处，阅读女性主义图书究竟能带来多大的改变？或许可以参考上野千鹤子在论及“主体”和“结构”时的说法：
80后译者吕灵芝翻译过上野千鹤子三本书，她觉得女性主义图书打开了自己对人生的想象力。在《一个人的老后》中，上野千鹤子指明了所有女性都将“一个人”的人生终局，针对单身女性的理财、居住、人际、照护、遗产和身后事安排等课题提出了过来人的建议。
目前吕灵芝的方案是，她不想要小孩，即使丈夫对血脉相连异常执着。她告诉丈夫，生小孩会对她的身体造成很多损伤，但丈夫不信。她对老后的规划是，提前去医院登记捐赠遗体，死后当大体老师，“已经有女性主义的前辈在前面为我们探路了”，吕灵芝说，只要站在她们的肩膀上再思考一下，就能得到许多新的人生选择。
对编辑欧阳钰芳而言，两本女性主义图书是她职业生涯中“一个巨大的转折点”，它们的成功让她变得自信。她自嘲个性迟钝而温吞，圈内流行一种说法，“每个编辑心中都有一本梦之书”，但从业前3年，欧阳钰芳始终没有遇到自己的那本书，经手的几本社科图书也反响平平，她甚至对自己的编辑身份产生自我怀疑。
而做两本女性主义图书的过程是截然不同的体验，她常常感到“迫不及待想要去工作”，“关于女性处境的各个方面，情绪劳动、家暴、性骚扰、产品设计、医疗，都还没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她觉得女性主义图书不是太多了，而是远远不够。工作的时间一晃就到了深夜，同事调侃她“欧阳老师，钱是挣不完的”，她一边反思自己这样是不是“工贼”，一边忍不住睡觉时脑海里蹦出一个点子，也要特地起床把它记下来。欧阳钰芳引用了《始于极限》中一段话来形容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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