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女工们的晚年，幸福是偶然的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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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关于作者所见的几位“老年女工”的生活。她们既是老人，也是女性，两重身份的叠加之下，她们的老后生活总有许多艰难困苦：被欺骗、被疾病折磨、又或者被困于家庭之中不得安歇。对于她们，生活就像投来的一个个石头，每一个都能稳准狠地砸中她们。
她们的弱势处境，有着社会性的根源：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老年男性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劳动收入（占比为28.78%）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占比为36.71%），女性这两方面逊色得多，分别为15.62%和32.77%。需要倚仗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个比例是男性23.29%，女性41.39%。
出现这种状况，绝不是女性好吃懒做，一方面女性退休金较低，另外就是老年女性的劳动，比如做家务带娃都无法获得收益，注定她们会更多地受制于人。
一个贫穷而衰老的女人，生活得幸福是偶然的。
前几天返乡，陪我妈去医院看她的老同事小霞阿姨。七十二岁的小霞阿姨不堪抑郁症困扰，服药自尽，家人及时发现，送进icu抢救了几天，刚转到普通病房。
看到我妈，小霞阿姨的眼泪流下来。我妈拉着她的手，勉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两人便默然相对，没有别的话说。
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无论是小霞阿姨，还是我妈，都明白，劫后余生并不是重头再来，而是磨难的延续。
小霞阿姨和我妈同年，十八岁时，她们从乡间被招进针织厂，分到倒纱车间。针织厂曾是我们那座十八线小城最大的工厂，机器日夜轰鸣，隔两条街也能听到。厂里有医院、幼儿园，宿舍区比厂区更广袤。
车间里的纺纱女工 ©视觉中国
车间里温度高，工作累，但总是个铁饭碗，在当时也为多数人羡慕。我家相册里有一张照片，五六个女孩子站在工厂门口，眼光打进年轻的眼睛里，是傻呵呵的风华正茂。小霞阿姨尤为突出，她身材高挑，站姿挺拔，不服输的心气，呼之欲出。
她嫁的是本地土著，不算多富裕，但没有后顾之忧。儿女争气，分别是老师和医生。在我妈那些工友里，过得算是不错的。
崩塌发生小霞阿姨六十五岁那年，有人带她去买玉，说是买了还有利息拿，四个月本金翻倍，玉还是你的。她投入十几万，自然是血本无归，她觉得对不住家人，日夜躺在床上抹泪。有天下楼时，她一脚没踩稳，摔断了股骨头，从此以轮椅代步。
抑郁症缠上她，发病时人像是掉进一个洞里，看不到一丝亮光，觉得自己只剩死路一条。身上忽冷忽热，心里难受，看人模糊不清，必须吃药，吃了会好过一点，然后绝望地等下一次到来。
©视觉中国
小霞阿姨跟我妈说过，谁也救不了她。寻死，也许是她于无限痛苦中唯一的自救之道，说起来很荒谬，却是残酷的现实。
回来路上，我妈说：“年纪大了，我们那些老姐妹都过得不好。”她的话让我难过，如果磨难是一种偶然，还能让人存些逃脱的侥幸。但我妈口气淡淡地做了定论，仿佛年龄到了，人人在劫难逃。
某著名主持人曾说，他渴望老去。也许在他的想象中，老去可以让生活变得更简洁也更高级。我也在各种媒体上看到那种old lady的照片，白发胜雪，神采依旧。对他们来说，老去，就是终于能坐下来，在自己辛苦营建的花园里喝一杯茶。
©视觉中国
他们的儿子小辉那年三十五岁，性格随父母，斯斯文文的，大学毕业后在企业当网管。热心人给他介绍对象，他也去，但淡淡的，不怎么主动。
嫁过去才知道老头的房产已经转到他女儿名下，工资卡也攥在他女儿手里，日常开销要等“拨款”，家里来人多烧两个荤菜都算大宗开支。
她只能继续在老头家和儿子家之间奔波。
当然，不是所有的晚年都风高浪急，以前住在我家楼上的陈姨的生活，相对比较平静。但平静也有平静的烦难，细细碎碎地消磨着，堆积成难以承载的负荷。
陈姨身体好，两个女儿懂事，不要她贴补也不用她带孩子，她的生活相对而言要清净利索很多。直到，她丈夫张叔突发脑梗，摔倒在地。
在急救室，医生说这种情况要做溶栓治疗，但溶栓有一定风险。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会导致病人颅内压增高，严重时可能致死。此时张叔神志还算清醒，听得心惊胆战，表示不愿意。医生尊重他的选择，采取保守治疗。
后来张叔无数次后悔这个决定，陈姨则不知道怎样才对，她只知道保守治疗效果一般，错过最佳溶栓治疗时间后，严重偏瘫的张叔可能再也没有站起来的希望，而这个现实，让张叔性格大变。
张叔本来是著名的模范丈夫加女儿奴，洗衣做饭无所不精，连馒头都比别人蒸得漂亮。他对自己很抠，对老婆孩子大方，夏天常见他穿着磨得可用“褴褛”形容的背心在家中忙碌，他笑说破衣服穿着才舒服，但他两个女儿脚上穿的都是粉红色的“奇安特”运动鞋，一双五十块，那时他一个月工资七十。
他日常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自行车，见到熟人便满脸笑意，眼角皱褶飞扬，好脾气之外，是对生活不能更满意的愉悦。
而现在，这个知足常乐的张叔消失了。他大半身子不能动，连给自己拉下被角的力气都没有。人是这样的，越是不能做什么，就越想做什么，他每天躺在那里，一声声地央唤陈姨给他拉上被子，拉下被子，倒水，扶他上厕所，给他拿眼镜……喂饭洗澡当然也是必须做的。
陈姨再无一刻安宁，张叔一晚上能喊她十多次。睡不着的人，一会儿想大便，一会儿要小便，一刻不能忍，扶进卫生间就便意全无。他自己焦虑困顿地待在里面，陈姨在外面等着，长夜漫漫，不知道要等多久。
她原本是倒头就睡的人，现在被喊醒后再难睡着，睡着了也像醒着，要留一只耳朵留心对门。
女儿们一开始也来值过班，值了两晚就扛不住，加上她们自己家也是一堆事，要上班要接送孩子还要看作业。陈姨心疼女儿，只说自己没问题，叫她们晚上不要再来了。
请过护工，五六十岁的男护工，来了没几天就受不了张叔一夜不停歇的央唤，张叔也烦人家嗓门大，有口臭。
陈姨一方面亲力亲为惯了，使唤不好人，一听张叔喊，还是会急慌慌地跑过去；另一方面，她想到护工工资每天两百块，就深感肉痛，就算女儿们出一半，她心里也难受；再有家里突然多了个人，她起居坐卧都不自在。护工没干一星期就要辞职时，她不无轻松地答应了。
邻居推荐了一个医养结合的疗养院。女儿们犹豫着，带张叔去参观，到那儿张叔表示喜欢，他看中医护人员所言的每天都会带他做护理，他始终抱着再次站起来的希望。
办了居住手续，陈姨和女儿们离开，路上陈姨跟女儿说：“信不信，你们的爹，最多明天早上就会打电话要回家？”
事实是，这个预估还是保守了，当天夜里，张叔就打电话吵着要回家。让他一刻都不能忍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像陈姨猜的，疗养院的医护虽然承诺召之即来，但张叔的呼叫太频繁，医护人员不能立即赶到，一度让张叔尿了裤子。
再就是，傍晚张叔去食堂吃饭时，发现其他人状况比他糟糕得多，一个个坐在轮椅上，昏昏欲睡，似乎都在完全不抵抗地等死。
张叔觉得自己没到这一步，他还想站起来，想做很多很多事，要是继续在这里待下去，过不了多久，他就要和他们一样。他越想越不对，立即要回家。
深夜十一点，陈姨一个人来到疗养院。工作人员不太开心地帮她办了手续，陈姨把张叔推到门口，出租车在那等着。她尝试着把张叔抱到车上，张叔太重了，她抱不动，还是司机看不过去，伸手帮了她一下。
至此陈姨只能陪着张叔一起熬，好在她只管这一件事，勉强扛得住。不能再多一点事了，再多一点，她就吃不消。
去年年底，疫情真正出现在陈姨周围。小外孙相继在幼儿园感染，传给女儿女婿。陈姨不再带张叔出门锻炼，她怕张叔被感染，更怕自己被感染。
但社区叫她去打第三针，她去了，回来当晚就发烧。她想着也许是疫苗的副作用，撑一撑就过去了。第二天撑不住了，上吐下泻，喝口水都吐，眼皮都抬不起来。那边张叔还在一声声地喊，喊她倒水，喊着要上厕所。
她咬牙一次次爬起来，白天黑夜，无休无止。天明时女儿来了，她想跟她们交代后事，又怕吓着她们。另外就是她没有财产，只有负累。她怎么跟她们说呢？要是她就这么撂了挑子，她们怎么办。
一个老母亲，是没有随便死去的权利的。
我打小住在工厂宿舍区，我妈和她的工友们宛如姐妹，曾经在我眼里她们个个都是美人。她们脱下沾了毛絮的工作服，穿上当时最流行的款式和面料，朱丽纹衬衫，马海毛外套，大摆裙，丝袜在小城时兴起来时，她们人腿一双，踩着高跟皮鞋，高高兴兴地到其中某一位家里聚会。因为我外婆热情，我家是经常被选中的点。
她们大着嗓门说话，眼睛里的笑意总有三分讽嘲，话题生冷不忌，青春期的我，在隔壁听得皱眉头，觉得俗。待我再长大一点，我知道那就是生命力啊，长年累月三班倒，做着那么辛苦的体力活，还能那样兴高采烈地说荤段子，这种兴致多么难得。
后来，她们老了，怎么形容那种老呢？像是被一个细细密密又薄如蝉翼的网罩住了，能看见她们脸上线条走向变了，眉眼的弧度变了，但目睹过她们的芳华的我，仍然能隔着网，看到永远年轻的她们。老，对于她们，似乎只是一种氛围感。
直到这几年，我看到她们结结实实地老了，生活丢过来一个个石头，每一个都能稳准狠地砸中她们。因为她们脚步慢了，眼神晃了，躲不开了。她们只能用血肉之躯接着，像一棵落尽叶子的树，对风霜不再做任何抵挡。
噩运在她们身上如此普遍，不是一种偶然。
很多次在医院，我看到一个老人将另一个老人颤巍巍扶下出租车，同时手忙脚乱拿行李，还要面对保安的不耐烦，得不到任何帮助。孤独无助，也很容易让他们成为被欺凌诈骗的对象。
女性一直被赋予更多要求。比如说，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子女，尤其是儿子不结婚，在别人眼里就是母亲的失职；子女结婚后她们依然不得消停，在小区里遛娃的，老年女性远多过老年男性，看上去温馨的画面背后，是老母亲对于轻松闲暇的主动放弃，有时候可能还要背井离乡；
当然，如果有比较优裕的退休金，她们多少可以赎买一部分自己，但我笼统的印象，因受教育机会以及分工所限，起码上一代女性普遍比男性穷。
这个印象得到数据支撑。第七次人口普查统计，老年男性生活来源更多地依靠劳动收入（占比为28.78%）和离退休金/养老金（占比为36.71%），女性这两方面逊色得多，分别为15.62%和32.77%。需要倚仗家庭其他成员供养，这个比例是男性23.29%，女性41.39%。
但凡有点常识就知道，出现这种状况，绝不是女性好吃懒做，一方面女性退休金较低，另外就是老年女性的劳动，比如做家务带娃都无法获得收益，注定她们会更多地受制于人。
一个贫穷而衰老的女人，生活得幸福是偶然的，“过得不好”是必然的。这不只是我妈和她的工友的命运，在乡村，你会遇到更多或被动或主动将自己压榨到极限的老年妇女。在各种序列中，她们总是被排到最后，无所防范，步履艰难。
相对那些“优雅老去”的范例，这些“过得不好”的女性，才是生活的底，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的明天。就算当下你是掌控力较强的中产，但明天呢？谁能说得准。而你为了孩子倾己所有的样子，跟自己的老母亲，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她们”也是“我们”，是当下的“我们”的堆积。
不管是为了帮助“她们”，还是为了自救，也许都应该想想，艰难晚景中的女性，到底需要什么。
她们需要被看见。社会应当看到老年女性的真实处境，而不只是广场舞，红袖箍，短视频里多管闲事为世界操碎心……她们应该被当成一个人而不是一个“他者”去注视。
她们需要得到帮助。老去之后，很平常的事，都变得很难，要付出更多生活成本。明明是最辛苦付出最多的一个群体，她们却总有无休止的抱歉，抱歉自己没有给儿女更多，抱歉自己拖累家庭，内疚是普遍的心结。如果社区有一套更加细致成体系的救助服务，也许能够降低生活成本，遇到变故不会雪上加霜。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们需要获得勇气，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不要总是感到抱歉。
生而为女人，不需要抱歉。周作人曾写他路遇一位老妪，她背着很多东西，忽然，她对他们这些学生说：“我背的东西太多了，你们帮帮我啊”。这话让他大吃一惊，因为她的求助那么坦然，而他过去见到的老年女性，总是懦于开口。他思考，到底什么才是应该的态度。
他想得没错，坦然求助才是应该是老年女性应该的态度，而这，是需要全社会鼓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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