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精神病院，我逃离了世界的疯狂 | 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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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护士打开一扇生锈的铁门，通向花园。包括我在内，病人们挤在门口的柜子前，抢里面的羽绒服和雪地靴，然后穿着不合身的衣服排好队，护士数清人数，大家就往外走。
在圣彼得堡中心区的精神科医院，这是我第一次出门散步。当时是四月，圣彼得堡依然下着雪，大片的雪花飘落整天整夜，白桦树的枝条被雪覆盖。我第一次看清病区外面是什么样，从正面看，这是一座幽深的老旧建筑，树木遮住了许多窗子，而露出来的地方，墙面斑驳，黄色和红色相互交杂，看不出最初是什么颜色，有的地方还露出了砖块。整体而言，它让人想起中世纪的建筑。唯一显示出精神病院特质的，是窗子里面装着白色的铁栏杆，栏杆上挂着一把锁。
精神病院旁边是粉色的修道院外墙，修道院边上是一片墓地，陀思妥耶夫斯基、柴可夫斯基、画家希施金的墓都在那里。
一走进花园，护士掏出打火机，大家纷纷凑上去点烟。坐在外面抽烟肯定比在厕所抽烟更为快活。这是一个方形的院子，四面墙上满是病人的粉笔画，其中一面上画了许多窗户。院子中间应该是一个圆形的花圃，但现在只有积雪，和一个雪人。我坐在亭子里，看着人们绕着花圃一圈一圈地走着，一个角落里有人在荡秋千。我的病友卡佳，一位曾经的演员，邀请我一起散步，我摔得连滚带爬，她们哈哈笑我，说你像一只熊猫。
去年秋天，我的双相情感障碍发作了。确诊这个病已经有十年，我在北京住过院，做过电休克治疗，十年没有断过药，但生活依然是在勉强维持和崩塌之间反复。三年前，我决定彻底抛弃过去的生活，换一个新的国家，远离过去的阴影，于是我来到了俄罗斯读书。但环境可以换，我的大脑却还是那个大脑，仅仅维持了一年，我又突然陷入了黑洞。
圣彼得堡的冬天是漫长的黑夜，下午天刚亮起来，过两个小时就又黑了，我昏睡了整个冬天，窗帘从来没有拉开过。生活里感受不到一丝快乐，我开始无缘无故地哭。当时，战争已经进行了半年，征兵动员开始后，同学好友纷纷逃往国外，班上没剩几个人，和导师的关系也因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同而变得尴尬，毕业作品的截止日期又在接近，给我带来更大压力。三月的一天，我到了崩溃的临界点，突然倒在地上开始尖叫、痉挛。发作过后，我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脑子里另一个声音告诉自己：应该有人监护。傍晚，我打了急救电话。
从救护车上下来两个男人，看过我的护照、居住登记和病历，对我说：“跟我们走吧，去医院住上一两个星期。”于是我坐上了救护车，来到了这里。
住了一个星期，我的情绪相对稳定了下来，我被调入了一个普通病房，如同契诃夫的小说的名字——第六病室。
在第六病室，生活自在了很多。可以去走廊的书架里拿书看，书架里几乎都是苏联时期出版的老书，社会主义建设和战争，但也有契诃夫、布尔加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佳把我想看而没有找到的《白痴》放在了我的床头。
在这里，每天每人发五根烟，厕所里烟雾缭绕。每周末，还要检查大家的头上有没有虱子。
我比较着这里和我曾经住过的北京安定医院的不同。首先，无论治病还是吃住，这里全部免费，即使我是个外国人。其次，这里的管理相对宽松，在安定医院，每个人的裤兜都被剪掉了，以备装东西进病区，而这里，可以往袍子口袋里偷偷塞饼干、面包、水果等吃的。国内的病人要排着队去做电休克治疗，而这里的医生对如此普遍使用电击疗法感到不可思议。
病区里的餐厅
当我开始熟悉第六病室的生活时，一个来探望的朋友带来一个消息：学校旁边的咖啡馆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当时一个鼓吹战争，鼓吹杀戮的军事博主正在发言，一个女孩送上去一个藏着爆炸物的雕像，他被当场炸死了。
“你还记得战争一周年那天发生的枪击防暴警察案吗？还有市中心商场里的紧急疏散？”朋友说，“我都想来精神病院躲一躲了，精神病院现在真是最安全的地方。”
有一天我在走廊游荡，看到摆着圣象画的祭坛旁，粘贴上了一张宗教杂志的内页。上面每张圣徒画像下面有一段话，标题是：“战争何时是神圣的？”“战争何时受到上帝的祝福？”……我把它撕了下来，翻到另一面。那是某个主教的采访，记者问：“战争是杀人的罪孽。《圣经》里有一条戒律是‘不可杀人’，如何看待东正教信徒参加战争？” 主教回答：“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没有禁止战争。戒律‘不可杀人’不可以那么简单地理解。在基督徒中也存在战士……”
病房里的姑娘们很快容纳了我，一个俄语都说不好的中国人。我们的病房成了一个艺术的世界。这里几乎全都是年轻女孩。作为演员的卡佳，最为活跃，经常唱歌或模仿别人；克秀莎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她带来了作业，将画架架在了桌前，临摹一幅古典人像，晚上，她教大家画画，她还开诗歌朗诵会，给大家读她在医院里写的诗；娜佳是和我同校的心理系的学生，餐厅门口有一架钢琴，我们围在那里，听娜佳谈涅槃乐队的歌；波琳娜编着一头黑白相间的辫子，是个美发师；索菲亚以前做过程序员……后来卡佳开始在每天晚上给大家读一本叫做《房子里》的书，关于一个残疾人寄宿学校里种种神秘和离奇的故事，她一个人扮演其中的所有角色，生动得像个广播剧，大家坐在床上、地板上，安静地听她读书，即使我听不懂多少，也觉得大家在一起很幸福。
在医院缝纫课上学做的布偶
大家在厕所抽烟时，会一起唱维克多·崔的歌。“我的太阳，看着我，我的手掌紧握成拳，如果有火药，给我火……”卡佳站在人群的中央，张开双臂快乐地仰起头，而一个刚来时被束缚带绑在床上的姑娘，也在打着拍子大声地唱。收音机里放的是迪斯科舞曲，每天晚饭后，姑娘们就像在酒吧的舞池里一样，挥舞着手臂，摆动着身体，聚集在收音机前跳舞。
我听了每一个女孩的故事，这些故事里只有女人，简直是一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俄罗斯女性的悲情史——苏联解体后，经济凋敝，社会动荡，黑帮横行，与此同时战争接连不断，从两次车臣战争到出兵叙利亚，这一切加重了俄罗斯男性的酗酒和家庭暴力——女性成为受害者，在家庭中，显性的是女性的歇斯底里，和下一代的精神创伤。
卡佳两岁的时候，父亲在监狱中去世，或许是自杀，或许是被杀，或许是过量注射毒品。父亲的入狱和去世给卡佳的母亲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卡佳从年幼起就成了母亲的发泄对象，被无故地殴打和辱骂。
四岁的夏天，她和母亲在乡村别墅消夏，一个邻居男人把她带回了自己家，抚摸了她的身体。直到十二岁时，她才意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产生了创伤反应，开始接受心理治疗。
她度过的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外婆的别墅。但某一天，她发现外婆喘不过气来，脸发青。她喊叫，摇晃，泼水，都没有用，手机没有信号，她跑到最近的电话站打了急救。医生走进屋里，不到一分钟就出来了，问她和死者什么关系。“她是我的外婆”卡佳说。医生说：“你以后没有外婆了。”她坐在外婆的床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觉得外婆正在一朵云上飞翔。
十六岁时她有了继父，一个来俄罗斯出差的瑞典男人，母亲去了瑞典，留她一个人生活。后来母亲偶尔回到俄罗斯看她，然而带给她的只有痛苦。“她首先表现得很可爱，唤起你的脆弱，勾起你对爱的匮乏和渴望，然后一刀刺向你。”我想起有一天她的朋友来看她，因为带着口罩，护士以为是卡佳的母亲。卡佳从病房里走出来，听到护士喊“你的妈妈”，立刻捂着脸哭着跑回了病房。
她挽起了袖子让我看，胳膊上满是刀子划出的伤痕。
战争开始后，她的状况恶化了，每天蜷缩在冰箱和墙中间的角落里边读新闻边哭。痛苦无法忍受时她就用刀子割自己。那天她像往常一样去诊所见医生和取药，她对医生说：“我看不到生活里有什么自杀的阻碍了。”她被捆住双手，送进医院绑在了床上。
波琳娜从小就没有感受过父亲的爱，十九岁时，她才知道自己不是父亲亲生的。母亲因为忍受不了父亲酗酒，一个人去欧洲旅游时，跟别的男人怀上了她，她甚至不知道亲生父亲是哪国人。
波琳娜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和父亲没有任何往来，和母亲偶尔见面。“她只会给我钱，从来不会给我爱。”她和女孩交往，她为第一个女友割过腕，为第二个女友也割过腕。一天下班后她发现女友出了轨。她吞了许多药，用刀割了手腕，然后爬上屋顶要跳下去。女友叫了警察和救护车，她先被送去洗了胃，然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第一次看到克秀莎哭，是某天晚上她奔回房间，伏进卡佳的怀里，哭着说：“我把药咽进去了，她们今天看得太严了。”原来她一直都在把药偷偷吐掉，她说：“我没有生病，生病的是我的妈妈。”
克秀莎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因为家庭暴力和父亲离婚了。在车站见了最后一面后，父亲就再也没有了音信。克秀莎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工作室，妈妈偶尔来看她，先是谈学习，谈工作，然后开始骂她，打她，撕掉她的写生本。最后一次，妈妈揪住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她没有像往常一样忍耐，而是推开了妈妈，还了手。第二天，克秀莎去上学，妈妈来了学校，她们一起喝了咖啡。走到街上，克秀莎看到路边停了警车。警察从车上下来，妈妈把她交给了警察，他们把她绑到了医院。妈妈拿出了各种文件，证明克秀莎需要住院。同样的事情去年夏天就发生过一次。
出院前一天，整个餐厅都安静着，只听到她一个人的哭喊着打电话。她喊着：“妈妈，把钥匙给我，我不要你一戈比，我去工作，你只要把我房间门的钥匙给我！”挂掉电话，克秀莎用袍子抹着眼泪，对我们说：“婊子！她不想让我出院，说我在医院里更好。”
然后是索菲亚，她小的时候父亲出了车祸，落下了残疾，她的母亲既要照顾丈夫，又要承受来自丈夫的出轨和暴力，他们无法分离又相互憎恨。索菲亚和哥哥从小就因为各种琐事被父母殴打。她一开始自己哭，尖叫，歇斯底里，后来开始和别人打架，她发现对外攻击比自我攻击更好。长大后哥哥成了瘾君子，告诉她，痛苦了就吃迷幻蘑菇，但她不愿意用毒品麻醉自己。她在生活中经常爆发极端的攻击性，亦或打人，亦或自残，清醒过来却什么都不记得，直到她看到丈夫身上的淤青和伤口时，才决定去医院解决问题。她被诊断为边缘型人格障碍。可是她在我们身边时，从来不曾表现出任何的侵略性，无比温柔和平静。她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好的伙伴在身边，而且不用为任何事情烦恼。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出院了，病房里没有了画笔，没有了读故事的人，只剩下我一个人坐在床上似懂非懂地读着俄语书。同病房里，住着两个割腕未遂的姑娘，和一个仿佛在自己的世界迷了路，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反应的姑娘。隔壁病房有一个姑娘总是无法控制地抬头看着上方，别人搀着她去吃饭、吃药，像是拽着一只要飞走的风筝。还有一个姑娘，嘴唇由于药物副作用一直颤抖着一张一合，像一条鱼。她揣着一张带日历的小卡片，每天计算着自己已经住进来多少天。我也计算着，两个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每次跟医生问起什么时候出院，医生都只是说：“很快”。
有一天一个老人向我走来，缓慢地、礼貌地说：“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
“怎么到外面去？”
“您是说出去散步吗？”
老人把耳朵凑近我，又问了一遍：“怎么到外边去？”
“等您出院的时候，”我说。
“明白了，”她转身走了。
过了不久，她又站在了我的面前，礼貌地说：“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这儿有出口吗？”
我指了指大门的方向：“在那边。”
“那您为什么不到外面去？”她问。
“门是锁着的！”我说。
“那您是怎么进来的？”
“救护车！”
“明白了，”她又失望地走开了。
所有人都认识了这位老人，她每天在走廊里徘徊，问每一个遇到的人：“出口在哪儿？”一开始有人耐心地对她解释，后来人们开始随便指指门，或者对她说：“没有出口。”但老人没有记忆，执着地一遍又一遍问：“出口在哪儿？”
能来看望我的人都来过了，我在走廊里等待，直到探视者们都已经离开，大门重新锁上，还是没有人叫到我的名字。我想，住院两个星期会有人来看你，一直住下去，人们就会将你遗忘。探视时间结束，我总是会哭起来，这时候，遇到哭得满脸通红的丽萨，她边走边说着：“没有人来看我！”
丽萨挺着一个凸起的大肚子，奇怪的是她的身体四肢十分细瘦，连她也不知道自己怀没怀孕，不过做过B超后医生说她只是吃太多。刚住院的时候，她第一个过来跟我说话，给我水和藏在兜里的饼干。谁绑在床上，她就去喂吃的和水。丽萨常常哭得满脸通红。
晚上，丽萨来我的房间，把脑门靠在我的脑门上，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哭吗？我姐姐要把我儿子从公寓里赶到街上去，那是登记在我名下的公寓……我从八岁开始被父亲强奸，八岁就感染了艾滋……我和一个男人同居，我感染了他，他住进了医院……我去看他，他已经死了……我杀死了他……我不想活着，多少次走在桥上想要跳下去……但是我怀着孩子，我要为孩子活下去……我的一生都是为孩子活的……我有四个孩子，最小的还在托儿所……我出院要把他领回来，他该上小学了……”
五月九日，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节日“胜利日”，这是俄罗斯一年里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要在红场上进行阅兵。一大早，电视就开着。电视前的椅子都坐满了，还搬了两排长椅过来。走廊的天花板上挂满了一串串小红旗，墙上贴着红色的海报，上面写着：“胜利日快乐！”下面还有两排字：“没有人会遗忘，什么都不可以遗忘。”普京在红场上讲话：“今天，我们的文明再次处于决定性的转折点，一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已爆发。……西方的精英仍在坚持他们的排他性，挑拨离间，分裂社会，挑起血腥的冲突与动荡，播种仇恨……”
接下来是阅兵仪式，不同颜色的方阵昂扬地迈着正步，旁白介绍着每一个军种的强大。“乌拉！”身后突然传来欢呼声。我回过头去，发现根本没有人在意军队的强大，人们正挤在门边抢外套，姑娘们在喊：“散步啦！”排好队伍，大家伴着军乐声向外走去。
院子里的树已经长出了叶子，丁香花在盛开，地上的草也繁茂起来，夹杂着野花。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人们绕着花圃一圈又一圈地走着。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喜欢散步，她们只能绕着圈子走，这让我想起圈里的羔羊。这就是问题所在，在这里，可以享受安稳，但是没有自由；在外面，人们则要面对世界的疯狂。这就是里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的区别——一个经典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命题。但是最终，我们还是不能忍受前者。我想，我该出院了。
在我的坚持下，医生答应了我出院的要求，将我转到了精神神经科诊所。我要每天上午去那里向医生汇报情况，参加团体治疗，领免费的药。入院第五十五天的早上，我拿到了自己的书包、衣服、手机。中午十二点，我走向门口，人们正好散步回来，我在人群中看到丽萨，和她拥抱，说：“感谢你帮助的一切。”
穿着冬天的大衣和棉靴，我走进了夏日温暖的阳光里。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街上人来人往，像是电影里的场景，然而这是真实的世界，也是我将迎接的疯狂的世界。
◦ 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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