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道推送的这篇文章，为何阅读量会突破85万？

仕道按语

10月2日，仕道公众号推送了《102岁前政治局常委现身国庆大典 | 仕道人物》一文，引起强烈反响。截至目前，该文阅读量突破85万，创仕道创办以来最高阅读量。

300多条留言，传递着天南海北的人们对这位老革命家的无限敬仰、真诚赞颂、殷殷祝福，读来令人动容。

仕道君注意到，宋平曾长期在“苦甲天下”的甘肃工作。从1972年7月到1981年元月的八年多时间，他先后担任甘肃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省军区第一政委。在甘肃工作期间，宋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公正无私、清正廉洁、深入群众、平易近人，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衷心爱戴。宋平对甘肃也最有感情，他曾多次表示，我虽然离开甘肃很多年了，但总是忘不了那片土地，忘不了那里的人民，注意着那里的变化。他曾经对家里人讲，如果将来死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把骨灰撤到华家岭上，哪怕是养肥一把草，也是对人民有好处的。

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曾出版《宋平在甘肃》（作者：牛颖、彭效忠）一书，记述宋平在甘肃的不凡经历和动人故事。今天，“仕道”特选载书中部门内容，再次表达对这位百岁革命老人的崇高敬意。

“清正廉洁，以身作则”，这是一位曾与宋平共事多年的老领导由衷评价宋平时说的一句话。

在甘肃，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是何种身份或者与宋平相识与否，一谈起宋平的作风时，无不称颂。就连在“文革”期间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人，提到宋平的作风时也深表敬佩。

人格的魅力是无穷的。宋平就是以他勤政廉洁平易近人、公正无私和勤奋求实的人格魅力，影响着、感染着他周围的人，从而赢得了甘肃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

宋平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伊始，就制定了《关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几项规定》。他说，要取信于民，就必须先抓党的作风

十年浩劫，使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和作风到严重破坏。甘肃是深受林彪、“四人帮”危害的重灾区，对党的优良作风遭到破坏所导致的恶果，不可低估。

宋平经常下基层、下农村，对于少数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问题有所知情，而且深恶痛绝。因此，他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伊始，就立即提出端正干部作风的问题。

在1977年8月的一次省委常委会上，宋平就专门提出了端正干部作风的问题。他指出:“四人帮严重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现在有些地方干部作风很坏，要坚决改。干部下基层大吃大喝，要吃多少只鸡、多少只羊，这和党的优良作风格格不入。作风是种无形的力量，要重新取信于民，就要抓作风转变，要树立一种正气。我认为省委应该搞个文件，规定几条，大家都认真执行。”

不几天，经宋平亲自修改并签发的《关于发扬党优良传统的几项规定》，就下发到全省各级党委，并在《甘肃日报》公布，让群众监督。

文件规定：在党内一律恢复同志称呼；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以宣传人民群众活动为主，对各级领导的活动要尽量压缩;各级干部下去工作，到地区、企业的伙食标准不能超过四菜一汤，到县上不能超过一荤一素，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当地干部农民吃什么就吃什么，不得另行招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基层，不搞迎来送往，不得接受赠送的土特产品或各类名目的试用、试尝、试看产品。

由于宋平和省委其他领导都能带头执行有关规定，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扬。

宋平经常对干部们说，甘肃是个穷地方，人民生活还很苦，人家安排的好饭菜，你能吃得下去吗?还是要严格要求，不要让群众背后骂娘。

宋平在甘肃工作期间，经常下乡、下厂，深入田间地头、车间班组。凡是接待过宋平的干部和群众，以及跟随他下过基层的各级干部，无不钦佩他严格要求、艰苦朴素的作风。

1972年9月，宋平到甘肃省委任职后的第一次下乡，是到临洮县中孚公社。那时，正是甘肃遭遇大旱的年月。宋平访问了几户农民，又察看了牛头沟小学。他看到农民生活十分困难，学校办学条件着实很差，心情很不好受。中午，临洮县革委会负责人安排杀鸡招待。饭菜上桌，宋平一看很不高兴。他说“遭了这么大的旱灾，群众生活这么苦，你们还杀鸡招待！”县上的负责人一面检讨，一面劝说宋平，既然做下了总得吃点。饭后，宋平拿出50元钱，替大家交了伙食费。那位负责干部十分感动地对宋平的随行人员说:“这顿饭值不了50块钱。像宋书记这样严格要求的领导，我还没有见过！”

1973年6月下旬，宋平陪同农林部副部长罗玉川一行到通渭县了解灾情。6月26日，在灾情严重的李店公社走村串户，看到社员们多是野菜充饥。在一户社员家里，宋平和罗玉川都亲口尝了用谷衣和野菜烙的饼子，确实难以下咽，宋平难过地流下眼泪。中午到了公社，安排的是洋芋面条，用大盆盛来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每人一只碗，自己舀着吃。宋平说，“如果社员也能吃上这样的饭，我们就心安了。”

第二天，宋平、罗玉川一行到另一个公社察看灾情。这个公社派人从县上买来大肉、鸡蛋招待。宋平对他们说:“通渭大旱，社员很苦，你们的饭我吃不下去!”谢绝了招待。

据宋平的秘书和警卫员讲，1973、1974两年，宋平曾多次下乡察看灾情，吃饭从来都是十分简单。他们看到宋平工作劳累，但饮食如此简单，心里都很难过。

1978年5月，张掖地区规划修建黑河上游的鹰梨联合水利枢纽工程。14目，宋平、李登瀛一行去祁连山北麓的鹰落峡察看水库坝址，要先乘车五十多公里，再步行十多公里，翻越大阪山才能到达现场。早上出发时，宋平就招呼地委负责人说，自带干粮，不准扰民。中午1时，看完坝址，大家席地围坐在一块草地上，吃的是饼子、黄瓜，喝的是凉开水。陪同的张掖地委书记谢占儒对宋平的随行人员说:“以前地委干部到这里来，肃南裕固族群众都是全羊待客，今天连个羊毛也没见着。宋书记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佩服。以后地委干部下来也要这样。”

1979年8月，漳县遭灾。宋平一行来这里察看灾情。17日，他们来到马泉公社，看到刚刚被冰雹打过的庄稼东倒西歪，一团乱麻，看样子不会有啥收成；有好几个社员蹲在地边，抱头痛哭。宋平一行又到马莲滩大队看了几户，社员吃的饭是大锅青菜汤。宋平心情十分沉重。中午到公社听汇报，宋平喝开水时察觉到有一股羊肉味道，便让随行人员去伙房看看。随行人员回来说已杀了一只羊。宋平对漳县县委书记说:“社员们喝的青菜汤，你却杀羊招待我们，能吃得下去吗？”这顿饭，宋平一行硬是没吃。大伙饿着肚子又赶到四族公社察看灾情。晚上7点，赶到县上。深受感动的县委书记对晚餐再不敢搞高标准，只安排了一锅面，凉拌蕨菜。宋平吃得很高兴，边吃边说:“这就对了。我们常说共产党人要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我们还做得很不够啊！”

宋平下基层，不管到何处，一律不准在招待所设烟酒糖茶、土特产品招待。他不抽烟、不喝酒，对一块下去抽烟的人员规定，只能抽自带烟。吃饭从来不准上酒，不准抽招待烟。一些干部打趣地说，跟宋书记下乡，公家的一分钱便宜都沾不上。

由于宋平严格要求自己，与民同甘共苦，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因而他在甘肃的八年多岁月中，基层干部都感到很轻松，又深受教育。一位当过地委、县委书记多年的老领导给我们说:“我当地县领导时，不知接待过多少上级领导，像宋平书记这样的领导，说实话不是很多。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像宋书记样严格要求自己，何愁干群关系紧张，何愁我们的事业不兴！”

宋平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他们随宋平下基层，在饮食起居上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每到一地，要给当地接待的人员打招呼，饭菜要简单，万万不可铺张；二是按规定交纳伙食。

宋平一贯反对送礼、收礼。他不仅常讲常说，而且身体力行。在甘肃工作期间，没有人敢给宋平送礼。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礼尚往来”的传统。亲朋好友逢年过节携礼相探，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送礼作为升官发财、打通关节、拉拢感情、营私舞弊的手段；把收礼当作聚敛财富、贪图享乐的途径，不仅有悖于“礼尚往来”之本意，而且为党纪国法所不许。在当时，这种请客送礼的现象已有蔓延之势。反对这种腐化行为，已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

宋平一贯坚决反对请客送礼。他不仅在多次会议、多种场合痛斥这类腐败现象，而且身体力行。因此，宋平在甘肃任职八年多的时间里，很少有人敢给他送礼。

据宋平的警卫员郑成涛讲，他跟随宋平多年，只碰到过两次给宋平送礼的事情。一次是宋平到一个县卫生香厂调査，厂方送给宋平一挂卫生香，宋平当即退回。一次是省委一位领导从家乡拿来一些苹果，给宋平送了一箱，宋平原封退还。

1983年7月，一位曾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过多年、时任武都地委的领导人，托人带给已调中央工作的宋平、吴俊扬每人1斤木耳。半个月后，这位领导收到了宋平委托吴俊扬写来的一封信和20元钱。信中说“你托人捎来的信和木耳都已收到。给宋平同志的我已送去，他托我给你写封信，并寄去买木耳的钱。在此，一并向你和同志们表示感谢。我想木耳是农民劳动的成果，何况那个地方的经济也不宽裕，所以，不能无代价地接受你们的东西。最后希望你们牢记武都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扎扎实实带领武都人民走上富裕的道路。”这封信，使所有武都地委的领导都深受教育。

宋平在甘肃工作期间，也曾收过“礼”。但这样的收“礼”，却被干部群众传为佳话。

1979年12月，甘肃省会宁县四房吴公社红嘴山村的农民郭富山，作为甘肃省人大代表到兰州参加省人大五届一次会议。他满怀深情地给宋平带来了几个红嘴山上生产的苹果。郭富山说:“宋书记，听说你从来都不收礼，但这几个苹果你得收下。一来感谢你对我一个农民的支持；二来说明只要下功夫，干旱有治。”宋平也激动地说:“老郭，你送的苹果我收了，这不是一般的礼品，是你心血和汗水的结晶。”宋平为了表示支持郭富山的工作，回赠了两把崭新的铁锨。

宋平另一次收礼发生在他离开甘肃之前。1981年春节过后，宋平即将离兰赴京。一位曾在省委办公厅工作过的干部知道宋平什么礼物都不会接受，就拌了一碗陇南山区产的蕨菜，表达对宋平的敬意。宋平看了很高兴，说：“什么礼我都不收，但这份礼我收了。它会使我永远记着甘肃的老百姓！”

宋平下基层，一般情况下总是轻车简从，反对迎来送往，反对前呼后拥。他对“走后门”尤其反感。

宋平下乡下厂，一般都是轻车简从。他一贯反对迎来送往，前呼后拥。一次，宋平去秦安县调查，秦安县委书记早早来到与通渭交界的边界迎候。宋平对他们说:“省上规定不准迎来送往，以后不要这样。”从此，宋平下基层，再没有人敢在边界迎送。

宋平下基层，经常绕过地、县事先安排的点，直接和群众见面。他说，这样可以更多地了解实情。

1978年夏天，他去临洮县调査农民负担问题，沿途边走边停，向路边的农民群众、外地来的养蜂人了解到许多强加在农民身上的不合理负担。当他在临洮县干部大会上讲了这些情况后，干部和群众都感到惊奇，说:“宋书记就像生活在农民中间，他什么都知道！”

1973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正在白银公司铜矿值班的矿党委书记王槐青，看到矿口上来了一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正是宋平和司机二人。王槐青要给公司和矿上的领导打电话，宋平阻拦说:“不用惊动他们，我只是随便来看看。”他向王槐青了解了矿上的生产情况，又下到矿井察看。上井后，只喝了杯开水便返回兰州。

20世纪70年代，正是中国经济发生困难的时期，各类物资和商品的需求远远大于供给，政府不得不采取凭票证供应的办法。特别是像自行车、缝纫机一类物资，商业部门采取给单位下指标分配供应。单位拿到少得可怜的指标后，个人申报、集体评议、领导决定才能兑现。因此，在那个年代购买商品“走后门”、找关系的现象较为普遍。

宋平反对“走后门”，更反对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享受特殊照顾。

1974年，宋平家的保姆对警卫员郑成涛说，她年老眼花，宋平和陈舜瑶的衣服又要经常缝补，能否买一台缝纫机回来？小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便找商业厅长说明情况，并请他批了个指标，很快便买回一台缝纫机。谁知宋平知道后十分恼火，把小郑狠批评了一顿，要小郑立即退回，并给商业厅有关领导作出检査。为了办理退货手续，小郑专门到街上刻了一枚私人印章。小郑说:“这枚印章至今我还保留着。看到它，就想起了宋书记廉洁奉公、不谋私利既严厉又慈祥的崇高形象。”

宋平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时时处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关心他人甚于自己。

宋平生活俭朴，在省委大院是出了名的。他不仅仅是下乡下厂吃住要求简单，就是平时在家里的吃喝也很一般。有一次，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翟焕三到他家里，看到午餐是饼子、白菜汤，就对他说:“你年纪这么大了，还吃得这么简单，营养跟不上，怎么行呢?”宋平着说:“这就很好了。你到农村看一看，许许多多农民群众还吃不上这样的饭菜呢。”

宋平穿着也很朴素。平常，他身穿已洗得褪了色的灰色中山装，脚蹬一双平底布鞋，一副平民打扮。

天冷了，外套是一件已穿了十几年的皮夹克。这件夹克的边角已被磨得破损了，有人劝他换一件新的。他满不在乎地说:“边角磨损一点没什么，只要保暖就行，这还能再穿几年哩。”

宋平对待客人，尤其是对他熟悉的客人，接待也很节俭实在，严格按有关规定办事。1979年夏天董必武副主席的夫人何莲芝来甘肃，生了病，请中医诊断，开的处方中有人参。按国家规定，人参属于自费的药品。宋平知道后，没让何老知道，也没让国家报销，他给付了钱。

对于宋平的艰苦朴素，《甘肃日报》总编辑刘爱芝说：“他的俭朴真到了‘出家人’的程度，从不讲究吃穿，别人送什么东西也不要，这样的领导，我见得很少。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都像宋书记那样，党风就会大大好转!”

甘肃省人民医院心血管专家洪惠民回忆说：我在60、70年代一直负责省委领导的保健工作，接触过许多省上领导，宋平书记平易近人、宽厚待人的高尚品德，对我教育很大。我在负责省上领导保健工作时，经常去领导家里巡诊。宋平老是对我说:“我的病不要紧，你要多去年龄大、身体状况差的王世泰、王国瑞、朱培屏等老领导家里看看。”并叮咛我千万不要把他们的病耽误了。1994年10月，他来甘肃视察工作时，我去看望他，他还询问那些老领导的身体状况如何，嘱咐我要多关心他们，多去看看。当他得知曾给他开过车的史兰水师傅已患上喉癌时，宋书记担心地说：“老史的病不轻你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办法治疗？”后来，史师傅在北京住院治疗，宋平亲自探望。

宋平对于身边的工作人员，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心。1978年，甘肃省委决定从机关抽调一批干部充实基层。决定发出后，宋平首先召集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开会。他说:“省委已作出决定，我希望你们能带个头。”大家都报了名，最后决定担任秘书工作的张学忠下去。张学忠克服了家庭实际困难，去武威县法放公社当了书记，一干就是几年。

1978年春天，宋平听说警卫员郑成涛的老家古浪县大靖公社因受到严重灾害，家里生活发生了困难，当即拿出500元钱，让郑成涛给家里买些粮食帮助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

1979年8月19日，宋平在陇西县柯寨公社刘家掌队调研时，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衣衫破烂，半躺在路边一个窑洞口晒太阳。他询问得知，这个老人名叫陈生荣，解放前是一个地下党员，由于身患骨髓炎，不仅行走困难，连最基本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已是穷困潦倒。宋平当即拿出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给他，吩咐尽快治病。并叮嘱县社负责人说，要精心照料这位老党员，尽量安排好他的晚年生活。

2000年7月，宋平到甘肃定西视察，专门看望了定西县青岚公社大坪村农民冉桂英。早在20世纪70—80年代，担任大坪生产队队长的冉桂英，带领社员大修梯田，与干早抗争，使贫穷的大坪面貌大变，曾是甘肃农村的一面旗帜，冉桂英因此被评为甘肃省劳动模范，并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当宋平听说冉桂英生活上还有些困难时，当即拿出1000元给予周济。他说:“你为甘肃人民做出过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我只是聊表心意！”

宋平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之后，曾五次来甘肃。他说，总是忘不了那片土地，忘不了那里的人民，注意着那里的变化。

1981年2月，宋平奉调进京。在告别讲话中，宋平深情地说：“我在甘肃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确实对这个地方，对这个地方的人民，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们，有很深的感情。我们省是个比较困难的省，有29个县很困难，直到现在人民生活还很穷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长期在这里工作，人民生活是这个样子，心里感到有愧。就是今后离开这里，在心里头也会是念念不忘的，决不会忘记这里的人民。在甘肃工作，自己是有长期打算的。我曾经对家里人讲，如果将来死在这个地方的话，就把骨灰撤到华家岭上，哪怕是养肥一把草，也是对人民有好处的。”

 1981年2月7日（农历正月初三），正是春节放假期间，宋平原想悄悄离开兰州，免得大家送行。但临走那天，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干部，还是到火车站为他送行。那依依惜别的情景，令他很感动。火车开动后，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八年陇原三段分，处乱治穷费尽神，是非功过应与析，党心民心与良心。”

从1981年元月至今（2003年），宋平离开甘肃已有22年。款款深情，浓浓厚谊。22年来，不管是在中央领导岗位，还是在离职之后，宋平都时时惦念着甘肃人民。他曾对许多前来拜望的甘肃的同志说过:“我虽然离开甘肃很多年了，但总是忘不了那片土地，忘不了那里的人民，注意着那里的变化。”

1984年10月17日，宋平在给他的农民朋友、甘肃省劳动模范郭富山的一封信中写道：“现在虽然不在甘肃工作，但我仍然怀念那里的人民和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并且习惯 地每天要看那里的气象预报和月度报表。”

宋平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之后，曾五次来甘肃。他关心着甘肃的发展，关注着甘肃的变化，多次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为了探索一条发展之路，他和钱学森院士共同推动了沙产业理论在甘肃的实践，积极捐款开展扶贫助学、“集雨水窖”等工程。他看到这里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过起来，感到十分欣慰。

宋平同志简历

宋平，男，汉族，1917年4月生，山东省莒县人。1937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参加革命工作，大学学历。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4年至1937年，在北平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学习；

1938 年至1947年，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干事，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并任组织科科长、教育处处长；任中共中央党务研究室秘书，中共中央南方局学习秘书；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部资料室主任、秘书处主任、编辑部秘书长，新华社重庆、南京总分社负责人，在此期间还担任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秘书；

1947年至1952年，任中共哈尔滨市顾乡屯区委副书记、警备大队政治委员，哈尔滨总工会公营企业部部长，东北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副主席；

1952年至1957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工资计划局局长兼劳动部副部长；

1957年6月7日至1962年12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962年12月至1970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西北局计划委员会主任、西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至1972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国防工办副主任；

1972年7月至1977年6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6月至1979年1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79年12月至1981年1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

1977年6月至1981年1月，兼任甘肃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7年6月至1982年12月，兼任兰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1981年1月至1983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1983年6月20日至1987年6月，任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87年6月至11月，任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7年11月至1988年4月12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8年4月12日至1989年6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年6月至12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89年12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0年兼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会长）。

中共第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四中全会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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