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最后时刻

今天，4月15日，胡耀邦忌日。

网上陆续出现了纪念他的文字。

2005年11月，胡耀邦诞辰90周年之际，一本《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让满妹（李恒）走进了公众的视线。该书以女儿的视角，翔实地记述了父亲最后的日子。作品蕴积多年，和泪而成，饱含真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的无尽思念。

满妹，现用名李恒，1952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市，胡耀邦的小女儿，随母亲李昭姓李。后来，李恒在接受采访时说：“满妹”是婆婆取的。出生时婆婆说，“孙儿、孙女都有了，满足了，也满意了，就起名叫满妹吧。”父母先前曾有戏言，为了体现男女平等，儿子跟父亲姓，女儿跟母亲姓。但其实“李恒”这个名字是我当兵前母亲为我改的。因为我担心自己出身不好，跟父亲姓会被查出来，影响当兵，所以就随了母亲的姓。至于“恒”字的来历，是因为我小时候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喜欢学，外婆说我是“十八瓶子半瓶醋”，意思是什么都会点，什么都不精；所以母亲希望我做事能够持之以恒。

以下内容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

满妹：追忆父亲胡耀邦最后的时刻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进修。

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个晚上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手里拿着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酸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

直到夜幕降临，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父亲的卧室仍保留原来的样子

回到北京，我才搞清父亲从发病到病逝的全过程。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他常常郁郁寡欢地几天都不说什么话，不是闷头看书，就是默默无言地在走廊里散步；每顿饭都只是随便扒上几口。
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讨论和通过《关于发展和改革中国教育的决定》做准备。这篇《决定》，是由国家教育委员会起草的。因为前不久邓小平在接见乌干达总统时谈到“中国的最大失误在教育”，他曾多次谈到过类似的意见。
父亲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卧室，至今还保持着他离去时的样子。他临走前换下来的那件已经洗得褪了色的中山装，随意地搭在床头上；单人木板床上铺的还是那床打着补丁的褥子，摆的还是那只破背心缝成的填满旧棉絮的枕头；曾照亮了他许多个夜晚的青瓷座台灯，依旧独立在床头柜上，碰裂的灯口处还缠着很久以前缠上的胶布；临窗的写字台上，三部电话机旁那只70年代初生产的铁质台历，日期静止在他离家的日子——1989年4月8日；写字台的另一端，是那部他生前读过的最后一本书《周恩来传》，书上压着一副老花眼镜，书边搁着他常用的咖啡瓶替代的茶杯；紧贴东墙的那排书柜里，和各种工具书、传记、回忆录摆放在一起的，是他亲手逐册编号的40多本读书笔记；报纸筐最上面的那一摞报纸，是他参加政治局会议那天清晨看过的单面印刷的《人民日报》清样……直到今天，一走进这间卧室，我仍能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总觉得他没有离去……
在政治局会议上心脏病突发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
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
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
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
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
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此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
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好大一棵树》为他而唱
这一晚，夜气如磐，无声的哀思沉重低回。风雨中不知多少善良的人们噙着泪水，默默地为父亲扎花圈，设灵堂，起草挽联，抒写哀思。诗人公刘在杭州赋诗《哭胡耀邦》：“您爱人民，／把它看做一块玉，摩挲，摩挲，／百分之八十五的平坦或者崎岖，／留下了战栗的温煦……”
这一晚，一位文艺工作者在返京列车上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浮想联翩，写下一首诗：“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后来，《好大一棵树》被谱成曲子到处传唱。但是可能没有人知道，它原本是献给谁的。
父亲病逝当天，家里人刚把40多平方米的会客厅布置成灵堂，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父亲的老战友李昌等第一批吊唁者就来了。此后，吊唁的人们络绎不绝。仅第一天，在签到簿上留下姓名的就达1300多人。这间小小的灵堂，不仅走进了李鹏、乔石、胡启立、李铁映、吴学谦、芮杏文、阎明复等领导同志以及夏衍、张友渔、朱厚泽、平杰三、李锐、于光远、李洪林、红线女等文艺、科技、教育、理论、新闻和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还走进了更多普普通通、素昧平生的老百姓。到父亲去世的第三天，前来家中吊唁致哀的，一天竟达4000多人。
八旬高龄的诗人艾青拄着拐杖走过来鞠了个躬，伤心地说：“耀邦同志当总书记时，把别人从广州带给他的新鲜荔枝，分送给我、丁玲、马海德和艾黎。”
楚辞专家文怀沙对着父亲的遗像说：“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爱您，需要您，您仁慈的心何忍停止搏动？因袭放翁句，书此联以奉灵右。”他悲声颤抖地朗诵道：“民望甚饥渴，公行胡滞留。”
专程从山西赶来的80多岁的种棉能手吴吉昌老人，一进门就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之后才宽慰地对记者说：“我给耀邦磕了头，心里也就踏实了。”
年近九旬的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在孙女的搀扶下，悲不能言地走到灵前，半晌才发出一声呼喊：“你是一个大好人啊！”
一些老知识分子在遗像前放声号啕，哭诉着：耀邦同志啊，没有你，我的冤屈就无法昭雪！

来源：《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著，北京出版社2005年

仕道君注意到，人民网也曾发表过一则与胡耀邦有关的轶事，具体内容如下：

胡耀福进京

事情发生在1985年7月，胡耀邦生病的消息传到家乡，胡耀福老人再也沉不住气了，决定赴京探望弟弟。走之前，他用一个小铁桶装了10斤自己家里榨的茶油，还有5斤红豆，这是弟弟胡耀邦爱吃的家乡土特产。那时候，办身份证还没普及，为了减少旅途麻烦，他临出发前在村委会开了一张介绍信。

在长沙火车站，排了很长时间的队，才购得一张长沙开往北京的火车站票。进入拥挤的过道，天气炎热，他将油桶塞在别人的座位下面，将装红豆的布袋放下坐着，但是坐在过道里妨碍别人过往，人家的脚印，在他身上印了一道道痕迹，没过多久，一身就脏兮兮的了。无奈，他来到厕所门口，倚门而坐，背靠着厕所门，舒坦多了。

可没舒坦多久，又不时被上厕所的旅客叫开。一位女乘务员见他一副乞丐盲流模样坐在厕所门前，便上前冷冷地问道：“你是哪里人，去哪儿？有证明么？”

胡耀福立刻说：“有，有。”便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揉得皱巴巴的材料纸。女乘务员接过去，只见那材料纸上这么写道：“兹有我村村民胡耀福同志前往北京探亲，其弟胡耀邦系党中央总书记。特此证明，浏阳县中和乡苍坊村委会。”

女乘务员看了之后，大吃一惊：“什么，你是胡耀邦的哥哥？！” 女乘务员的叫喊吸引了周围的旅客，众人的目光一齐投向这位一身脏兮兮的老人。这还用证明吗，因为兄弟俩的相貌一模一样！

列车上顿时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旅客们纷纷起身让座，女乘务员一把牵着老人的手，甜甜地笑了：“胡大爷，您跟我来，先洗一洗，然后到卧铺上睡一觉。” 胡耀福摇了摇头，说：“洗一洗可以，这卧铺就不要了，我没有那么多钱。”

旅客纷纷掏钱，女乘务员说：“大爷，您只管放心，不用您掏钱！” 老人闻言，颇有几分惊恐地挣脱女乘务员的手，说道：“啊，那不行不行，如果——” ，他立刻打住，没有说出“如果”的下文，那“下文”是——如果弟弟知道了，又会生气了。

1992年，当了一辈子农民的胡耀福去世。当地的乡亲为他敬献了一幅挽联：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做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是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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