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防火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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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在同火灾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我们的先人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是《周易》里的一句话，是先人对火灾防治经验的最早概括。受此理念的科学影响，东汉史学家荀悦在《申鉴.杂言》中进一步明确提出：“防为上，救次之，诫为下”，这就是现在所说的“防患于未然“的思想源头，也是今天“预防为主、防消结合”这一工作方针的雏形。
当御灾防患成为社会共识的时候，精英和皇帝们很上心，各级地方长官也没闲着。他们为保一方平安，大力推行“火政”。比如，汉代成都太守廉范、唐代岭南节度使杜预、永州司马柳宗元、宋代的户县知县陈希亮、明代徽州知府何歆（xīn）等，因大力推行“火政”，造福人民，“民感之”，史家为他们立传，人民为他们建祠立碑，有的古迹至今尚存。
大家可别小瞧了这个徽州知府何歆（xīn），封火墙、即现在的马头墙，那可是人家的发明。假如没有这个发明，明代以来还不知道要多死多少人、多烧掉多少家产呢！
在管理体制上，中国古代的消防作为社会治安的一个方面，没有独立出来设置专门的机构。从汉代中央管理机构的“二千石曹尚书”和京城的“执金吾”开始，均“主水火盗贼”，或“司非常水炎”、“擒讨奸猾”。消防同治安始终在一起，也就是水火盗贼不分。这种始终一体的治安消防管理体制一直延续到了社会分工已相当精细化的今天。即使现在的应急管理把消防从公安里拿了出来，但在社会单位与民众的日常安防那里，消防与治安依然是密不可分的。
古人知道，火灾总是要发生的，所以他们非常重视消防力量的建设。
西汉长安城每街设一亭，共设有16个街亭。东汉洛阳城有24街，共设有24个街亭。唐代京师长安，虽然没建街亭，但却建有“武候铺”分布在各个街坊。这种“武候铺”，大城门100人，大坊30人；小城门20人，小坊5人，在全城也就形成了一个坚实的治安消防网络管理系统。
“每坊三百步有军巡铺一所，铺兵五人”，这是关于北宋开封的记载，它显然沿袭了唐代的“武候铺”制度。元代的正史中没有关于“军巡铺“的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却有与军巡铺功能完全相同的“遮荫哨所”一说。到了明朝，皇城内外则设有“红铺”112处，每铺官军10人。这些机构虽然称呼各异，但它们都是城市基层的治安消防力量，相当于今天的公安派出所、或是路边的警亭、或是社区的小型或微型消防站。
世界上第一支由国家建立的城市消防队诞生在宋朝。这支队伍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职能本质，与我们今天的消防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支队伍创建于北宋开封，完善于南宋临安，到淳佑十二年即1252年，临安已有消防队20隅，7队，总计5100人，配有望火楼10座。
今天，国人认为 “消防”一词是从日本传来的，这种认识主要源于对可查史料的考证。据考证，在江户时代开始出现消防一词。1724年武州新仓郡的《王人帐前书》中写到，有“发生火灾时，村中的‘消防’就赶到”。到了明治初期，也就是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消防”一词在我国开始广泛应用。但在禅茶诗书看来，日本的文字是从中国的汉字演变而来的。早在西晋太康五年、即284年，汉字就开始传入日本。今天日语里的“消防”一词不仅字形与汉字相同，字义也毫无差异。如此说来，说“消防”的根在中国其实是更恰当的。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站在新时代的历史起点，我们一方面以古鉴今，另一方面也要与时俱进。从人本的观点来看，做好火灾防范工作归根结底要从提高整个民族乃至每个公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与素质入手。因此，消防连着你我他，消防安全靠大家，绝不是一句口号。禅茶诗书现在所做的事，就是帮助大家提高意识、提升素质、规避火险、谋求安全。
那么，建国后的中国消防都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第一”呢？这些“第一”又给我们留下哪些深刻的教训和令人警醒的启示呢？在接下来的几期，我们就将从历史回到现实中来探讨这些问题。
好了，本期就讲到这，下期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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