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在津老红军李元兴家的三代“长征”情缘
老红军李元兴的最后一个军礼。
精神解码──
长征精神融入中华民族血脉
百年党史，长征是壮丽史诗，是巍峨丰碑。
红军长征年代，中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境地，社会危机四伏，日寇野蛮侵略，国民党反动派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向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围剿”，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华民族到了危急关头。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
长征路上，红军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坚不可摧。
长征的胜利，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老红军李元兴的勋章证书。
精神寻访──
“戎马生涯中，长征是最深的记忆”
江西于都，于都河河水滔滔，滚滚向前，吟唱着中央红军主力星夜渡河，开启壮丽远征的颂歌；
宁夏西吉，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庄严雄伟，咏诵着红军三个方面军历经艰险胜利会师的史诗。
这是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征途──自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彪炳史册的伟大长征！
红军长征铸就伟大的长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富滋养，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时空转换，精神永恒。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记者在津拜访老红军家人，撷取鲜活长征故事。采访教师、学者、理论研究人员，倾听精神解读。带读者追寻这段震撼世界的红色记忆，以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发奋进新长征路的不竭动力。
每年“八一”，李家都开“故事会”
6个儿女和“儿女的儿女”济济一堂。孩子们叽叽喳喳，总有娃提醒，“别吵吵，姥爷（爷爷）开讲啦！”
“主讲人”，李元兴。他1933年8月参军，1937年1月入党，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戎马生涯中，长征是这位老红军最深的记忆。1982年离休后，老人把全部精力放在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上，不仅在家开“故事会”，还进机关、学校、社区、乡村、工厂等地宣讲。2009年9月，李元兴因病与世长辞。
2009年8月1日，李元兴主持了最后一次“故事会”，留下了最后一个军礼──
他瘦骨嶙峋、站立不稳，“我想穿会儿军装。”
家人领会，他指长征时穿的那种。走完长征，衣服变“褡裢”，哪儿来军装？儿女辗转托人找来一套演出用服装，老人颤颤巍巍穿上，“好，拍张照。”他缓缓抬起右手，举到齐眉处，庄严行起军礼……
“老头儿接着要来毛笔，开始写字：风驰电掣六十年，中华巨变惊世间……他已经握不紧笔了，总写歪，写歪就再写，反复多次。他说自己等不到‘十一’了，可一定要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留下些祝福。”李元兴的妻子李萍含泪回忆。
“故事会”再不见“主讲人”，“故事”已融入李家三代血脉。
这是“蛆虫噬肌，日行六十里”的故事
1935年3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进，掀开了波澜壮阔的长征序幕。
当时李元兴年仅14岁，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军医院文艺宣传队战士，他在渡江前的一次战役中左大腿内侧负伤，尚未痊愈。“军医院想让伤病员留下养伤，可他死也要跟着部队走，人家拿他没办法，就给他雇了担架，后来又找马驮他。”李元兴的小儿子李军武说，父亲不想总给队伍添累，后来就坚持杵棍儿走，“大部队在前头，一名战士扶着他跟在后头，部队宿营两小时后，他俩才赶到，就这样每天走六七十里。过草地时最受罪，总被雨汗沤，再加上没药，父亲的伤口都生了蛆。”
李元兴手写回忆录里记载了这段异常艰难的经历：“伤口腐烂得更加严重，蛆生得越来越多，但因前段时间咬牙坚持，已磨练出来，再由蛆咬腐烂的肌肉，神经已麻木，不觉太疼了。”“每天宿营后，大家帮我烧开盐水晾凉洗洗，用棉花除蛆，再用纱布等塞满碗口大、一寸深的伤口，第二天继续行军。就这样，我坚持走过了草地。”
1935年11月，军医院驻四川芦山县城外接收伤病员，收到先头部队送去的大量医药物资，李元兴得到了妥善治疗，伤口这才痊愈。
“过草地时，身上虱子咬，伤口蛆虫啃，他不吱声不喊疼，仍铁了心跟红军走。我常想，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哪儿来那么大毅力？”李元兴的二女儿李树梅自问。她逐渐从父亲早年经历中找到了答案：李元兴出生在四川旺苍县一个贫苦家庭，父母均很小被抵债卖给别人，一家人终年分文不取给财主扛长活，吃残羹冷炙，时常挨打受骂。“红军来了，土财躲了，劳苦大众当家做主了。红军一招兵，大家踊跃参军，年龄‘不达标’的父亲也‘耍赖’让人家收了他。”李树梅说，参军前，父亲连名字都没有，红军给他取名“元兴”，寓意“开始兴旺”。父亲觉得自己获得新生，相信共产党是穷苦人的大救星，相信跟着红军走有前途，所以誓要跟着党走，跟着红军走。
老红军李元兴为开展革命传统教育而编的草鞋。
这是“党岭山，挡不住我活神仙”的故事──
党岭山，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境内的大雪山，海拔5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不断。当地人称，“党岭山，距天三尺三，谁要想过山，除非是神仙。”
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途中翻越党岭山。
“最后一次党费”的感人故事就发生在党岭山：部队前行中发现很多冻僵的战士遗体。在一处山崖下，一名红军战士冻僵牺牲，身体几乎全被冰雪覆盖，胳膊却直直伸出雪面，他紧握的拳头里放着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中共党员刘志海，1933年2月入党。”将士们瞬时全明白：刘志海同志在生命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
李元兴随队伍翻越的正是这座英雄鲜血染红的山。凌晨3时从半山腰摸黑出发，到天大明时，抬头见皑皑白雪，低头见层层白云，李元兴一时情绪高涨地喊，“同志们，我们腾云驾雾成神仙了。”“党岭山，挡不住我活神仙。”他的话一下子打破沉闷气氛，鼓舞了大家的斗志。但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路越难走。又冻又饿又缺氧，有些人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宣传队里的“王大哥”也牺牲在这儿了。
“王大哥”30多岁，在队里年龄最大，平时教大家唱歌、识谱、拉二胡。在党岭山，“王大哥”严重缺氧，寸步难移，仍舍不得丢掉“宣传武器”二胡。眼见快到雪山口，“王大哥”却瘫倒在地，李元兴和战友们见状拼命拽他。拽起来，走几步，又瘫倒了，再起身，再拽……“王大哥”不忍大伙为救他丧命，他艰难地把二胡交给队友，留下最后一句话：“带上它，我留下……”
拜访李家，这样感人的故事还听到很多，泪水几次打湿采访本，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整理好情绪再记录。长征时，战士们宁愿饿死，也愿把最后一粒粮食让给战友；过草地时，一人误入沼泽，后面人接连去拉，都献出宝贵生命……走过长征，李元兴常给儿女讲的是：“我活着，你们别想沾光，都要自食其力。”李家6个儿女，4个参军，唯一的男孩李军武被带到农村锻炼。可李元兴对外人格外热心，只要有需要，无论谁邀请，他都去给讲长征故事。“在确认肺癌前一天，老头发着高烧还到学校宣讲。”李元兴的妻子李萍说，长征精神刻在爱人骨子里，跟了他一辈子。
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一个个老红军带着他们的长征记忆离去，但他们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永放光芒。
“七一”刚过，一场直抵人心的讲座走进中共津南区委党校，津南区机关干部、党校教职工、企业界代表等倾听了一场关于长征精神的报告。
“请的是历史纪录片导演左力来讲的，他结合自己重走长征路的心路历程讲了大致3个小时，不少人眼含热泪听完。”参加讲座的区委党校副校长郝印来说，那些反映革命先辈风范的大量图片、视频给人强烈的精神震撼。
郝印来表示，“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新长征路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待征服，这都需要我们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奋进合力、发展合力。”
如今，有着14年党龄的“80后”党员程斯宇，正以周周开讲的频率，在校园内外再现这些长征著名战役的历史场景，分享他感受的长征精神。
程斯宇是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去年秋，程斯宇在给本科生上《中国共产党历史》选修课前，耗时近两个小时，将红军长征中的重要事件“四渡赤水”以示意图形式画到黑板上，以备上课时形象地讲给学生听。没想到板书被学生发到网上，一时火遍校园内外。今年4月，天津大学“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讲师团甫一成立，就亮出了这块党史课“金字招牌”。
眼下，程斯宇马不停蹄，受邀走进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宣讲。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人从长征故事中汲取力量。
长征永远在路上，长征精神的明灯，越拨越亮。
同一片历史天空下──
天津：艰苦环境下的抗日救亡
1934年10月前后，中央驻北方代表和河北省委机关陆续从北平迁到天津。此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开始长征。
1935年5月，中央驻北方代表调离北方。临行前，决定由河北省委兼负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中央驻北方代表离津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河北省委与党中央中断联系，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开展工作，并积极设法与党中央联系。随着工作开展，天津市委重新组建，党员重新组织起来，党的基层组织得到恢复，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被号召起来。
这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侵华阴谋，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数千名大中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一二·九”运动爆发。天津学生随即响应，12月18日，天津十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抗日救国示威游行，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决定成立天津市学生联合会，动员全市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指示，12月底，为把平津爱国学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转年1月，平津学联组成南下扩大宣传团。宣传团控诉日军暴行，讲解华北危急形势，促进民众觉醒。随着活动开展，学生们认识到要把运动坚持下去，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不久，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成立。随后，民先队组织迅速在天津大中学校中建立起来。
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刘少奇到达天津后重组北方局。刘少奇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撰写多篇文章、报告及党内通信，系统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详细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恢复和发展了华北党的组织。
同年5月，刘少奇指示天津市委组织全市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增兵华北、增兵天津和屠杀我同胞。这次行动在北方局和天津市委直接领导下，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获得极大成功。
刘少奇还领导北方局积极开展对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任国民政府在北平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其所部第二十九军官兵的争取工作，支援绥远抗战。经过多方努力，1937年初，宋哲元在天津公开声明，要尽军人之职，维护国家主权，保护土地和人民，表达了对日的强硬态度。至此，华北地区初步形成包括各阶级、各阶层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实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记者 刘雅丽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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